我們必須開放國家的前途討論，放開權力分享和個人發展的廣闊空間，釋放民族的智力，提升民族的心智，中國才可能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動心忍性，認真面對，理性思考，求得解決。而孤芳自賞，是極端有害的，是對民族不負責任的表現。

    受訪嘉賓：任劍濤，知名政治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已確認擔任首屆大梅沙中國創新論壇“政治體制改革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分論壇的牽頭人。

    採訪：袁訓會、邵思思

    解放思想對於推動深水區改革十分重要

    共識網：在目前形勢下，召開大梅沙論壇並請您來做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分論壇的牽頭人，您很爽快的答應了，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任劍濤：第一，我覺得大梅沙論壇有它自身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未來究竟怎麼辦，成為一個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也都強調，改革走到了深水區，改革必須要有壯士斷臂的決心。但是，走到深水區的改革會遭遇一些什麼問題，需要研究。壯士斷臂，究竟如何斷臂，在哪個位置斷臂，也需要研究。正在這個當口，共識網跟各方面聯手，舉辦一個高層次的論壇，集聚國內的改革力量，深入會商，多方思考，理性籌劃，推進中國改革向深水區進一步拓展，從而摸索未來中國改革的新路子，這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中國的改革，一方面是走到了深水區，要壯士斷臂，另一方面是前路不明，需要鼓舞信心。這個時候，究竟人們對改革還有多少認同感，還有多少想法，還能不能夠以解放思想來作為先導，開闢出一個改革的新局面，也需要有一個檢閱的平台。讓那些主張改革、推進改革，對改革有主動性、有熱情、有理性的人士坐在一起，鼓動改革的熱情，重新興起改革的氛圍。論壇這個平台，對集聚改革的力量將會發揮很大的作用。

    第三，對今天中國的改革來講，怎樣以理論為先導來啟發實踐，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以理論研究開拓實踐思路，思維碰撞的方法，已變得非常重要。誰都知道，改革的觀念束縛二十多年，成為中國改革很難向深水區推進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人人都意識到，再次解放思想，對改革開放是否能夠推進到新的階段非常重要。這次論壇，也可以看作是能不能解放思想、能不能推進改革的一次機會。

    至於共識網和主辦方邀請我來主持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分論壇，當然我很榮幸。一方面，邀請我主持這一分論壇，可能考慮到我是做政治學研究的，應該站在專業立場上說話。另外一方面，我自己是受益於改革開放的一代，1978年我進入大學，一直到今天，我號稱擁有了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觀察者和研究者三重身份。對我的專業和職業來講，對我們受益於這個時代來講，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與各位專家和論壇組織方一起，深入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對整個改革的功能、作用、意義，以及它對開闢改革的新狀態有何價值和意義。所以，共識網邀請我，當然也是看重我了，我自己是欣然答應，不可推辭。

    分利集團對政治體制改革造成了空前困難

    共識網：總體來講，目前大梅沙論壇邀請了各方的人士，官產學這三方都有一些代表。但是也如您所說，目前改革走到深水區，不少人對改革充滿着困惑，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就我個人的觀察，應該是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官方的文件提到這一點，至少從官方講話里都沒有特別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東西，您認為這是什麼原因?

    任劍濤：對，各方都會注意到“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從中共十八大前的高頻率詞彙，變成一個低頻率詞彙。尤其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提法上有一個逆轉，出現一個替代。所謂的逆轉，就是籌劃改革時，不再提由政治體制改革來推進深水區的進一步改革。這一逆轉出現以後，替代就相應出現了，即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替代了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的現代化。當然這樣一個逆轉和替代，有兩可的解讀，有人認為是捂蓋子：由於我們政治體制改革太艱難了，涉及到執政黨本身的前途、命運以及在改革的處境問題，太艱難了，我們乾脆把蓋子給它蓋起來，乾脆不提，找一個低端的改革的替代品來替代。在這個替代品之下，大家依然可以熱鬧的議論改革，但是不觸及到非常敏感的問題。

    另一種解讀是，把政治體制改革在表述上做一個優化，儘量讓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不至於觸碰極左、極右兩個極端的主張，不去撕裂社會，讓改革能夠有一個寬鬆的環境，所以我們只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當然，很多評論者也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要現代化，治理背後的基礎結構要不要先優化?如果結構不優化，怎麼可能有功能的優化呢?政治體制不優化，怎麼可能有行政體制或治理體制的優化或現代化呢?

    在我看來，這兩種評價都各有根據，需要觀察，需要分析。我自己也要審慎的觀察、深入的分析。可能對於主政者來講，之所以覺得政治體制改革比較難以推進，主要是二十五年左右形成的利益集團的阻力太大。利益集團，不僅使胡、溫在任時期遭遇到了非常大的改革阻力，其實也對習總書記力圖推進的改革造成了很大阻力。從目前形勢來看，習總書記已經是非常強勢的總書記了，但是他也嚴厲批評利益集團。這足以證明利益集團阻擾改革的能量之大。

    分利集團對整個國家發展的阻礙，在經濟理論和政治理論上的分析已經是非常深入的了。奧爾森在研究現代國家興衰的時候，就特別強調，一個國家的分利集團，對這個國家的發展會產生極大的阻礙。在中國，近二十五年左右的分利過程，確實使得利益集團對政治體制改革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困難。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是就因此不推進呢?那肯定是不行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而言，政治體制改革都是一個奠基性的工程。所以，任何討論改革的人，不能夠因為我們現在提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迴避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問題。我想，這也許是論壇組織方之所以慧心一片，專門設政治體制改革分論壇的緣由。主辦方的意圖，自然是希望人們對改革大局有一個理性認識。

    如何集聚理性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力量，避免左右兩個極端，凝聚中左中右以及沉默的大多數的改革共識，服務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大目標，避免走向政治體制的自我欣賞、甚至孤芳自賞，以至於重新走上封閉，對目前中國來說，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治任務。如果這個現實任務完不成，大家掩耳盜鈴的去謀取所謂深水區改革的成就，那可以說是完全不得其法。在這個意義上，政治體制改革，確實需要人們重聚起來、深入討論。討論政治，當然有一定風險：有人會指責，你們討論政治體制改革，是不是跟中央重視治理問題的大政方針相左?是不是忽略討論中國治理的具體問題，而有一種隱性的意識形態狂熱?是不是迴避解決現實問題而着意在制度上拼命糾纏?我想，這些疑慮，可以通過我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理性商討，一一加以化解。因為，只要願意重聚在改革的旗幟下，在中國就是與人為善的，就是值得理性期待的。多年前，已經有人嚴肅的指出，改革終結、革命當立。一切不願意談論革命的人，就是對現實抱有強烈期待的，就是國家與社會各方應當積極接納並予以支持的政治態度。而極左、極右對革命的呼喚，尤其是極左對革命呼喚，可能對整個政治體制具有顛覆作用。事實上，在政治體制改革的申論中，無論在執政者還是普通公眾當中，一些人對革命的狂風暴雨還抱有某種偏好。他們沒有意識到，一切極左的偏好對當前中國社會具有的極端危險性。因此，集聚理性的力量，討論政治體制改革與中國改革的總體結構和狀態，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政治體制改革對“官產學”人士事關重大

    共識網：您剛才也說了，我們要集聚一批理性的改革的力量，您作為政治體制改革分論壇的具體的牽頭人，從我們商討的議題和我們邀請的人選上來講，是怎樣體現您剛才所說的“集聚一批具有理性力量改革的人士”的?

    任劍濤：討論政治體制改革，因為它的極端敏感性，以及所有的發言有可能導致的左右多方的誤解性認讀，因此我們這個論壇經過多方會商，邀請的人選，必須要多元的，有可能是左的、有可能是右的，有可能是新權威主義、有可能是民族主義，有可能是對現實抱有極大的好感以至於不願堅忍前行的、也有可能是認定現實已經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同時認為往前邁進還顯得更為重要的人士……各種主張的人，論壇都應該容納進來。正是由這些多種主張的人，才足以達成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與此同時，受邀者的職業分布也需要重視，不同職業的人士，對政治體制改革會有不同的想法。因此，參加論壇的人士，官、產、學領域都有，政治體制改革對他們的工作、發展、未來，都有重要影響。對官，自不用說了，處在什麼樣的政治體制下，他們如何作為，政治體制對之的影響，毋庸多言。而政治體制狀況，對中國反對庸官、反對貪腐，官員升降任免，都有非常現實的影響。

    對學者來說，情況也是如此。中國的學術，長期是政治化學術。處在這種情景中，那些一心埋頭學問的人，心中所想，是怎樣遠離政治生活，還一片學術的淨土，讓其自由的從事學術研究。這對於有學術偏好的人來說，是一個夢想。但對有思想偏好的人來講，他們能不能自由的思想、適中的表達，既維護言論自由的憲法權利，又能夠從容的用現代語言表達自己的主張，很顯然是一個與國家政治狀況緊密聯繫的問題。不過，總的說來，學術界不可能遠離政治。你不談政治，政治就糾纏你。因此，一個清明的政治局面，是符合學術界的期望的。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分論壇邀請官產學各方人士參與，是一個適宜的舉措。

    在具體人選的選拔上，由於論壇本身是一個非常有限的時空條件下的產物，組織者不可能把方方面面的人都請到，就算是請到了方方面面的人，也不可能充分展開自己的觀點、主張、看法和意見。因此，只能努力做到在有限時間內，有參與的相關認知儘量展開思想碰撞。基本上，在官方面，參與政治體制改革論壇的，有前部級領導;在產業方面，有各方關注產業發展的人士，也有有關部門、企業研究方面的負責人士;在學方面，有從中央黨校到各個高校的重量級學者。大家坐在一起，基本上都是相互了解的，對話能夠相對深入。有這些對改革開放懷抱極大熱情的官、產、學人士，相信能夠在政治體制改革分論壇的思想碰撞中，激發出有利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火花。

    “三個替代”不利於理性探討政治體制改革

    共識網：再就是，目前來講，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詞語，不單官方提得少了，民間好像也沒有把它當做一個特別重視的話題來討論，好像大家就覺得就這樣吧，不談政治體制改革也無所謂，對此您怎麼看?

    任劍濤：這當然應該說是一個改革危機的表現。改革的危機處境，已經不是今天才開始談論的話題。但是，今天的改革的危機，對中國的改革尤其緊迫。在我看來，原因在於，最近三兩年期間出現的“三個替代”，不利於人們去理性的探討政治體制改革。

    第一，隨着儒學或傳統文化的復興，導致人們以文明問題替代政治問題。大家都津津樂道中國的文明處境、文明的歷史、文明的輝煌、文明曾經對西方所處的優先地位。因此，中國今天的任務，就是復興中華文明。需要指出，文明復興，不等於文化復興;文明復興，不等於遺漏掉政治文明的、局部文明的復興。現代文明的核心組成部分是政治文明。對中國來說，建成現代政治文明，還有相當的距離。假如我們把政治問題無限放大成一般文明問題，只從文化-文明的角度來談論政治問題，那中國的現代政治文明建設問題，就永遠也得不到解決。因此，必須拒斥用文明問題掩蓋政治問題。

    第二，用治理問題來替代政治問題。需要指出，治理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個次級的問題，何謂次級的問題呢?就是在國家基本制度安排已經解決的情況下，統治不再成為難題，成為人民同意的統治，這個時候，人民就有熱情跟官方、跟社會其他人士積極互動，展開國家的治理過程。治理的核心，強調國家權力是划槳而不是掌舵;統治的核心理念，恰恰是掌舵而從不划槳。大家齊心協力，促使國家這艘航船，在大家拼命的划槳中，健康的向前行進。可見，不是國家基本制度為治理奠基，治理根本浮不上檯面;不是治理的善治狀態，一個國家的統治便會出現問題甚至是危機。治理問題不應該取代政治問題。相反，治理問題是個台階，讓人們更好的去看它背後、它之上、它內在所包含的政治問題。因此，用治理問題來取代政治問題也是一個不能成立的取向。中共十八屆三中強調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目標，當然值得大談特談。不過需要注意，這個改革目標，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也就是到2020年的階段性目標，並不是中國改革的長期目標。不要用階段性目標掩蓋了長期目標。這不符合深化改革的戰略布局目標要求。

    第三個替代，就是用社會問題替代政治問題。自80年代後期一直到今天，中國社會問題一直處於一個幾何級數的累積狀態。近年採取的高壓維穩政策，使社會公眾的不滿情緒日漸增長，幾乎已經達到一個沸點。在社情民意比較沸騰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關心個別人士或少數團體對社會的暴力反抗，也更容易關注群體暴力維權造成的公共危機事件。這樣就遮蔽了人們關注政治體制改革的視野。但問題在於，社會問題是不是可以完全掩蓋政治問題，這點是必須要澄清的。社會問題，確確實實在社會層面上比較突出，涉及到諸如權錢交易的問題、分配不公的問題、階層對壘的問題、或者階層分裂的問題。很多人把階層解讀為“階級”，我認為，“階級”這個概念過於強勢，但是階層之間的分裂和互不理解、相互對峙，我們還是要承認的，但是它沒有達到普遍的階級鬥爭的狀況。

    社會領域的問題背後所涉及到的解決之道，究竟是存在於社會領域裡、還是存在於政治領域裡?在我看來，存在於政治領域裡。社會領域的問題當然非常嚴重，但權錢勾結、階層對立、分配不公，最後的導因，都與國家制度的作用狀態相關。國家權力的蠻橫作用，不願意細緻、深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去解決問題，而用一套非常粗糙的、自以為有效的大舉動去處置問題，結果社會問題得不到有效緩解。說到底，政治體制的問題與社會領域的問題緊密相連，政治體制問題是社會問題的深層次導因。因此，必須杜絕以社會問題代替政治問題。

    在政治體制改革的理念上，一定要回答中國“摸着石頭過河”，要過的是一條什麼河?以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推進依法治國為先導，現代的民主法治、依憲執政，是不是我們要過的河?如果我們吼了三十五年的“摸着石頭過河”，連河是條什麼河，我們都不知道的話，那改革豈不喪失了基本目標?此外，像孫立平教授所說的那樣，中國的改革處於一種大家只摸石頭不過河的尷尬狀態，改革就只能處在一種河邊、河灘摸石頭的窘境中，過河便成為一種既不可望、更不可及的幻象中。所以，在這一點上，政治體制改革絕對具有不可替代的話題性和問題性。

    以意識形態判斷的基本要領來衡量中國改革是不得當

    共識網：您剛才提到，現在不少人討論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容易把相應議題意識形態化。我們官方的表述也有“不走老路、不走邪路”這樣的說法，我們發現，這個話題越是深入討論，到最後，到底哪些東西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範圍反倒變得越模糊。我們的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是有沒有一些基本的參考標準?也就是說，到底要改成什麼樣，哪些是我們想要改的東西，哪些又不是，有沒有這樣一個標準在那兒?

    意識形態的兩個最大特點是，第一，承諾一攬子解決所有社會政治問題;第二，秉持一種完美主義的立場。意識形態之爭，爭的就是你的意識形態能夠一攬子完美地解決問題呢，還是我的意識形態能夠一攬子完美地解決問題?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變成話題之後，意識形態的巨大張力就會浮現出來。這個時候，意識形態的張力就會吞噬我們面對問題的能力，人們不再就單個問題的解決究竟有必要還是沒必要展開思考，而是尋求一攬子、完美地解決社會政治問題，這種思路的對峙性是顯而易見的。以至於人們一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就將問題轉換為究竟是維護黨的領導還是顛覆黨的領導。這一話題的政治危險性不言而喻。

    在危機重重的情況下，話題的區隔愈來愈明顯，涉及話題的設限越多，話題的話題性反而減少，最後話題變得越來越乾癟，人們變得對之無話可說了。這是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種嚴重誤導。因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性導向是非常明確的。對中國今天來說，產權的問題，強勢的朱鎔基總理都沒辦法解決，後來人們乾脆根本就不提這個問題了;姓社姓資、姓私姓公的問題，人們碰都不敢碰了，這些話題被隔絕在一個政治真空中。但是不是說這樣就解決了問題呢?只要看看那麼多千萬富翁要移民和已經移民，就知道產權問題遠未解決;只要看那麼多的貪官前赴後繼，就知道產權-激勵問題遠未解決。在模糊和朦朧的公有制下，官員們因為產權不明晰而產生困惑，激勵機制難以發揮作用，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工作，因此，權力的變現就成為工作期待，否則就沒有工作的動力，畸形的激勵機制就此建立起來。同樣，其他所有領域的工作人員都會遭遇一個工作激勵問題，各個領域工作人員的工作倫理、工作取向、是否追求卓越，都受產權問題的影響。但為什麼產權問題現在我們提都不敢提呢?就是因為我們把它意識形態化，把區隔起來了。

    最近二十幾年，我們的意識形態熱情逐漸高漲。我們今天要想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要降低意識形態的溫度，讓人們的意識形態高燒能夠退下去。無論是極右的意識形態、還是極左的意識形態，以一套意識形態判斷的基本要領來衡量中國的改革，都是不得當的。

    “特色”不能掩蓋現代政治體制的基本輪廓和要領

    任劍濤：就現代國家政治體制改革而言，普遍性與特殊性需要兼顧。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當然具有中國特色。但無論是中國特色、還是西方特色，抑或是現代特色、傳統特色，我們給特色進行多少細分，都不能改變現代政治體制的一些基本輪廓和基本要領。這些基本要領，我們不要去窮究它的歷史來源，那會陷於要西方還是要東方，認傳統還是認現代的對峙性思維陷阱。把這樣的對峙性思維放到政黨-國家意識形態的天平上，人們就會陷入要馬列主義還是要自由主義的對壘。這樣一下子就墮入意識形態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對立的政治思維，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長期得不到有效解決的觀念導因。

    對現代政治體制來說，人們不可能以萬丈熱情談論一攬子地規範現代政治體制。現代政治體制需要在改革中合理並完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零星的逼近過程。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道路，毫無疑問地是有中國特色的。但除開中國的國家特色以外，其基本的現代輪廓是確定的，它的幾個基本特徵早就呈現在人們面前：第一，現代政治體制必須解決“權力屬於誰”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必須解決，就是因為，無論一個人傾向與西方還是東方，認同傳統還是現代，主張馬列還是其他，只要涉及政治體制問題，都無法迴避“權力屬於誰”的提問。不回答權力屬於誰的問題，政治體制根本就無從設計。誰掌權的問題就更是無從解決。權力的有效運行，也就完全溢出人們的視野。這與所有制、與意識形態，沒有太大關係，是一切政體都必須回答的提問。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人民如何行使權力呢?自然是民主地行使權力。但正如習總書記所講，“民主不是擺設，是用來解決問題的”。民主用來解決什麼問題?首要的就是要解決國家權力如何真正變成人民手中的民主權力。你讓人民如何行使權力呢?一個最簡單的認證就是，全國人大作為代表人民行使日常立法權力的機構，代表的來源有多少人民性?眾所周知，全國人大的黨政官員占代表最大比例。加之人大的運行是一種議行合一機制，自己定規矩，自己執行規矩，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這合適嗎?在這個意義上，習總書記在慶祝人大制度建立六十周年講話的時候，所特別強調的人大需要進行大力度的改革，其改革的宗旨，就是要落實權力從“民意”上歸屬於人民到“實際”上歸屬於人民。

    第二，解決了國家的權力屬於人民，人民授權公職人員行使國家權力，那麼黨政機構及其從業人員也就是我們的黨政官員，怎麼行使權力就變成了關鍵的問題。古代社會，無論東、西，基本上都是高度集權。訂立規矩，行使規矩，判斷規矩行使的狀態，都歸屬於一個人。在現代社會，一切國家權力可能歸屬於一個人、或一個集團。這種權力歸屬條件下行使權力的方法，顯然是不會太合理的。原因在於，在權力沒有分割制衡的情況下，其很容易自大。權力的自大，其危險遠遠超過權力的自肥。由於普通居民發財的渴望太強了，所以對權力的自肥更為憤慨。但權力為何能夠自肥呢?那是因為權力的自大。如果一個人或一個組織，能夠掌控一個獨大的權力，憑什麼跟其他人或組織分享權力?而權力帶來的利益，就更不會跟人分享了。這就權力腐敗最重要的導因。

    在這個意義上，一定要對權力加以分割制衡。中國明確反對三權分立，那麼孫中山先生的五權分立可不可以坐實呢?或者採取兩權分立可不可以呢?譬如，黨是要控制司法的，但是在非政治性司法裡，司法可不可以相對獨立呢?這個相對獨立，我們姑且不把它算作獨立的權力，而只算作獨立運行的權力行不行呢?從權力分離制衡的機制上講，立法和行政要不要分離?是不是一定要堅持議行合一的體制，這都是中國可以探討的獨特問題。人們完全可以說權力分離不利於國家統一，權力分離不利於國家權力的高度整合，權力分離不利於國家權力與社會的有效互動，這類主張，哪怕是極左的主張，都有它的客觀依據。但是，要不要解決糾纏在一起的權力造成的低績效、高腐敗等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就是以權力的自大來庇護權力的自肥，就是以不加限制的權力來為腐敗辯護，而且是極其不負責任的辯護。這是一些左派、尤其是極左派朋友們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第三，對現代政治來講，政治體制改革要解決的問題核心是什麼呢?應該是人民享有國家主權，以權力委託的方式，讓立法、行政、司法機關及其從業人員去行使這種權力。這樣的劃分，並不是一種區隔政府與人民的做法。我們不能說劃分權力與權利，就是挑動社會跟政府對立、人民跟黨對立，促使他們之間的利益不一致，這樣的體制安排完全是西方的一套，而高度混一的權力似乎才是中國特色。這就把黨權、國權、政權與法權混為一談，完全無法建構起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制並提高國家治理能力。這種的主張，降低了執政黨的政治智商。

    其實，中國的執政黨是非常明智的，是承諾了公私兩個不同領域的運行邏輯的：人民有其私人生活的領域，在其生命、財產、自由權利方面，國家力求保持一種尊重的態度。這正像溫家寶總理所說的，要讓人民生活得“安心、舒心、放心”。換言之，中國必須鮮明的突出一個不可侵犯的私人領域，要克制住中國古典傳統里“窺私癖”這樣一種狂熱的衝動。要嚴格的區分個人的公共主張和他的隱私生活，認定這是兩重世界。這不是說我們自覺地分裂人格，而是說在個人的隱私生活天地，我的私隱不讓你窺視，他人、社會和國家都不應該以暴露我的隱私並視為“嘉年華”。簡單講，所謂私人領域，就是以家庭和家庭氛圍為主的領域;公共領域，就是關繫到你、我、他共同事務的領域。一個人，可能在私人領域裡違背公共道德甚至違法，但只要不犯罪，國家都必須保持一種克制的態度，儘量不去武斷地干預私人生活。一個國家，能不能有效克制窺私癖，是能不能保證公共權力公共運作的最重要前提。

    面對公權，我們的私隱生活，是不是就應該拒斥人們去面對公權，就應該將之徹底私密化了呢?換言之，一個人是不是只關心自己的衣食住行，關心其個人私利的滿足就行了。對於公權，完全採取一种放縱的態度，公權想幹嗎就幹嗎，隨心所欲，恣意妄為呢?當然不是。對任意一個公民來講，私人生活、私人領域的成立，意味着他只是在生命、財產、自由等有限權利領域中捍衛自己手中保留的那份契約權力。相對於一個私權領域來講，對公共領域，他干預的熱情不應該是更低而是更高。因為，一個人把自己手中的權力讓渡給公職人員去行使，他行使得怎麼樣，我能不關心嗎?人們的公共欲望一旦被刺激起來，就會明確意識到捍衛私權與規範公權的同等重要性。就此而言，中國人就不會老是有一種“搭便車”的心理，總是想指使別人出去干預公共事務，人家給自己出頭，槍打出頭鳥，出頭鳥一旦遭殃，大家還反過來指責你活該。這種搭便車的心理，造成了大眾對公共問題的普遍冷漠。在現代政治里，特別強調政治生活中所謂“沉默的大多數”。似乎“沉默的大多數”之存在，是政治參與之癌。這是錯誤的看法。因為，對政治生活來說，從來就是大多數人保持沉默，只有那些行使言論自由、表達自由且有表達能力、參與能力、組織能力的人，他們代表社會公共力量，向公共權力表達自己的公共意志、人民主權。“沉默的大多數”這一命題，假設了一個人人都參與政治的前提，似乎每一個公民都高亢得像文革時期的群眾那樣，變成一個不可遏制的政治狂，才是一種正常的參與狀態，才避免了所謂政治冷漠。這是必須要矯正的看法。

    公私生活，應該有一個很好的平衡性。“私”的時候，我願意躲進我的私人天地里，想幹什麼幹什麼，我的生活非常放鬆。當我們干預公共生活的時候，可以根據公平、正義這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去推動人們參與公共生活，追求公平正義。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強調人人崇尚法律，訴諸法治手段解決問題。其實，這就是要塑造一個公私生活的平衡狀態。如果公私領域有一個健康互動，權力就不至於濫用。權力一濫用，就有千萬雙警惕的眼睛盯着你。如此，就能真正做到習近平總書記和王岐山紀委書記所強調的，掌握公權的人從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即是說，公職人員不再尋求以手中的公權滿足自己的私慾。對於私人生活來說，由於芸芸眾生不是上帝，他們總會有自己惡劣的情慾和權勢欲，但正所謂 “一切惡劣的情慾和權勢欲，恰恰是歷史進步的動力”。國家權力不要站在一個道德的制高點上，強行拔高公眾境界，將他們從安居樂業的私人生活領域驅趕到陽光普照的公共領域。一個社會，如果用公權的道德高度去干預和遏制公民的私慾權，這個社會是極不正常的。

    圍繞這三點，我們可以看到，各個國家在尋求現代政治發展時，一定是各有國家特色的。但現代國家的基本輪廓，即所謂政治體制應該是怎麼樣的，則有一個大致相同的輪廓。在這個大致相同的基礎上，一個國家有什麼具體的觀念，制度怎麼樣去建構，舉措怎麼樣去採取，舉措之間如何去推進，那就是國家特色及其漸進發展的具體問題了。

    孤芳自賞是在降低全民族的智力水平

    共識網：由於這三十多年來取得的改革成就，很多國人產生這樣一個感受，那就是他們會覺得中國現在已經很好了，這種聲音不單單出現在執政者那兒，不少學者也持這種觀點。他們認為，雖然現在我們出現了諸如腐敗這樣的問題，但是，只要在我們現在的體制範圍內都能解決，小修小補就可以了。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任劍濤：小滿即止，這是中國從傳統到現代一個最大的、文化基因上的缺陷。衡諸歷史與現實，國人有一個小小的滿足，大都止步不前，而且孤芳自賞。這樣的心態，可以說屬於井底之蛙的心態，完全顯現不出一個追求卓越的民族雄心和國家雄心。

    對於我們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來講，占到世界1/6的人口，有五千年輝煌的歷史，也有三十五年改革開放的偉大躍進，當然足以讓人興奮，讓人狂喜，甚至讓人狂躁而不知所謂。但對一個清醒的民族和理性的國家來講，作為這麼一個歷史悠久和地域廣袤、人口眾多的國家，你不能採取一個向下類比的取向，你要有向上攀登的勇氣。否則，這個民族何以證明其歷史悠久且文化輝煌呢?何以證明三十年有着偉大的躍遷而不是偶爾的碰巧呢?

    我們知道，中國民間智慧有一個說法叫“瞎貓撞到死老鼠”。中國的發展，如果止步不前，就很可能被人認為是瞎貓撞到死老鼠。中國的崛起，確立也有歷史機運的因素。但在歷史機運之外，執政黨的領導與國人堅忍不拔的努力，才是中國人把握機運，促使國家迅速崛起的真正動力。眾所周知，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初，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狠鬥了將近半個世紀，難分高下，因而整個世界進入了一個較長期的緩和過程。恰當此時，我們中國適時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策，願意與蘇聯和美國同時修好，願意放棄吃不飽飯、穿不暖衣這樣的、貧困社會主義的毛氏遺產。所以，我們營造了一個發展經濟的、內外有利的環境。鄧小平等領導人設計的改革開放藍圖，所採取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在三十五年間促使中國的GDP躍升為世界第二。到今年，按購買力計算，中國甚至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是令世界稱羨的發展成就。

    但對我們這樣的國家來說，這樣的成就足不足夠呢?我們必須狠心一問，才能夠透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假如我們很膚淺的認為，這樣的成就已經足以讓我們誇耀於世，那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只有承認自己民族的理性精神不足，自我反省能力太低，國家發展的立意不高，所以才對一個單一指標呈現的國家實力，如此滿足，止步不前。

    如果稍稍對我們這個國家的人類使命有所領悟，對我們這個國家的雄心有所表達，對我們這個國家的發展狀態有一個更高的預期，我們就應該繼續努力，頑強上進，真正促使國家成為世界強國，並且對人類有所貢獻。需要指出的是，在經濟領域，雖然我們的GDP世界已經是第二，以購買力計算甚至是世界第一，但是，我們的人均GDP還很低，排位在世界一百位左右，就此而言，我們還是一個較為貧困的民族。而且，在財富的分配上，中國面臨兩極寫照的尷尬，一極寫照是國富民窮，國家所占的改革開放的好處過多，民眾的分享好處過少。經濟學家告訴我們，國家在GDP總量里所占據的分配比例，已經明顯超過了文革時期。這個數據，一般公眾不太了解，也是一般誇誇其談中國改革成就的膚淺者不願意正視的，但這正是國家發展不充分的顯著體現。另一極寫照，是貧富的嚴重分化。體現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官方承認是0.47，民間說已經達到了0.63。無論是0.47還是0.63，都是在危險和極端危險之間徘徊。這證明，在經濟領域裡，中國要解決的問題，從創造財富到分配財富，還非常之多、非常嚴峻。

    放眼經濟領域，生產成本高企而績效低下，環境破壞而所獲有限，這些問題怎麼來的呢?其實這就是跟我們經濟領域相關的行政領域的問題所導致的。政府獨大，政府控制社會，在政府、社會、市場三者之間，政府可以無所不為。從江澤民總書記到胡錦濤總書記、再到習近平總書記，從朱鎔基總理到溫家寶總理，再到李克強總理，三任總書記和三任總理，都力圖在任期內解決大政府的問題，但問題依然十分嚴峻。足以規範政府作為的法規，需要花大力氣在有望實施：大憲法的嚴格執行，構成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推進依法治國的主題;小憲法《預算法》的修改與執行，還需要堅韌的努力才能付諸有效實施。國人所謂規劃是“紙上畫畫，牆上掛掛”的依法治國問題，需要從根本上加以改觀。

    在邊際關係受限的情況下，中國各級政府的有限權力如何實施?也是一大問題。一方面，政府權力要不要去限制呢?要不要做小政府呢?是個大問題。中國現有七百多萬公務員，加上僱傭的准公務員共計九百來萬人，另外有四千幾百萬事業單位的人員，也是吃財政飯的。總的來說，中國吃財政飯的人接近甚至超過五千萬，一些左派朋友或者誇誇其談者還在說，中國的公務員人數不算多，應該仿造美國那樣的公務員比例，提高人口的公務員比例。在中國，公務員問題豈是一個人口比的問題。對國家權力的規範運轉來說，首要的問題就是權力有沒有受到限制的問題。政府隨意支配公共財政，加上公職人員的普遍貪污，這是多麼驚人的、一個龐大的權力體系!一個不可控制的國家權力，需不需要以依法治國的方式去加以解決?答案是肯定的。

    更為關鍵的問題是，整個國家發展到今天，我們在分享了基本保證全民族生存的物質財富的情況下，如何去進一步解決人的發展權問題，已經凸顯地擺在國人的面前。中國必須超越早期人權報告所說的人權就是生存權的階段。中國必須進入一個現代人權的發展階段。現代人權強調的是發展權。發展權就是向社會領域裡延伸的人的尊嚴、人的能力的權力形態。公民要參與、要行使權力。不能說權力當然屬於國家，公民只是權力作用的對象。人民作為國家的主權者，他既監督權力，同時也要分享權力。但是，在中國分享權力，不僅社會領域裡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即使在黨內，分享權力的契機也不公平。這正是中共幾屆總書記大力提倡黨內民主最重要的原因。要免除一個分享權力的幕布機制，讓分享權力能夠透光、全面公開，既讓當政者知道自己何以被選拔出來，也讓沒當政者知道自己何以失落，權力的依法運作才有可能，才能有效杜絕腐敗。

    面對這麼多問題，我們有什麼理由孤芳自賞?現在一批讓我們孤芳自賞的人，是在降低全民族的智力水平。本來，我們這個民族長時期受到皇權專制的統治。六十五年前，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人民從此要自己行使權力。但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歷來讀書的人、讀書的機會、讀書的習慣都受到限制，按照日本著名的比較管理學專家大前研一的讀書指數說法，全國居民年均讀書不足一本的中國，還是個低智商社會。我們必須開放國家的前途討論，放開權力分享和個人發展的廣闊空間，釋放民族的智力，提升民族的心智，中國才可能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動心忍性，認真面對，理性思考，求得解決。而孤芳自賞，是極端有害的，是對民族不負責任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