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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中國人的宿命和孽債，生前曾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命運，改變了近代中國原有的歷史走向，把整個國家推入一場共產主義烏托邦試驗場。儘管他已經死去多年，但幽靈仍在纏繞着中國，牽制着未來中國社會的走向。而文革則是毛留給中國最大的政治遺產，一直蟄伏在朝野人心之中，時隱時現，揮之不去，左右着當今中共最高執政者的思維方式、執政模式、話語風格和路徑選擇。

毛澤東發動文革，並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他政治生涯中一場最大的賭博，乃至一生的歸宿。文革傾注了毛一生的心血，濃縮了他全部的政治理念，是他對中共建政後黨內分歧、歷史恩怨所做的一次總的清算。他自以為可以指點江山，再造歷史，變共產黨的黨天下為毛氏的家天下，最後卻被歷史所捉弄，敗於黨內官僚集團。死後不到一個月，江青就被囚禁，精心安排的由文革派接班的布局灰飛煙滅。毛晚年背誦《枯樹賦》的悲涼心境，正是對這種結局的預感。

毛的文革遺產與中共官方的意識形態是一對孿生兄弟，前者是後者的極端形式，後者是前者的常態表現，兩者同源，互為依存，剪不斷理還亂。官方意識形態一直就存在着“文革基因”，其核心是敵對思維和鬥爭哲學，製造仇恨，崇尚暴力。毛的文革遺產當年經過文革秀才的包裝後，具有相當完備的理論形態，即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概括出性質、矛盾、對象、動力、途徑等六個方面的要點。本來，這只是文革秀才為毛髮動文革尋找說辭的理論包裝和欺騙愚弄民眾的政治宣傳，後來卻成為中共官方為毛遮羞的依據，用所謂的“理想主義”來掩蓋毛的文革罪責。在討論毛的文革遺產時，應該特別小心，不要落入官方的這種話語陷阱之中。

鄧扼殺批毛勢頭歷史責任不比六四鎮壓小

文革浩劫後，人們痛定思痛，本來可以趁勢一舉徹底清算毛的罪責，從起草官方歷史問題決議前召開的四千人討論會上群起批毛的氣氛，就可以看出當時黨內外的人心向背。記得當時聽傳達，萬里在書記處會議上講，現在是最後一次再提“毛澤東思想”。但是，鄧小平扼殺了這一批毛的勢頭，強調毛功大於過，必須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否則，決議寧可不寫！

按照鄧定下的調子，當時理論權威胡喬木煞費苦心，試圖把毛的晚年錯誤即文革遺產從官方的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中剝離出來，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毛晚年思想不屬於毛澤東思想。這樣一來，毛被高高掛起，讓林彪、江青背文革的黑鍋，中共官方提出的“徹底否定文革”轟轟烈烈地走了過場，成了爛尾工程，貽害深遠。

鄧小平刻意維護毛，從私心來說，是不想當中國的赫魯曉夫，但從政治上來說則是為了保住黨天下，不想觸動文革產生的制度根源。鄧採取實用主義的做法，只在某種程度上與毛劃清界限，以此為基礎推動改革開放，開創自己的時代。在這一點上，鄧小平缺少政治膽識和歷史眼光來開創國家真正的長治久安。

其實，鄧心裡很清楚，對毛的評價禁不住歷史的檢驗。九十年代初，鄧向中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等人承認，當年決議“部分歷史是不實的”，對毛的評價是“違心的”，可以在他們這一代走後，再作全面評價。但是，已經坐失清算毛的歷史時機，以致造成今天毛文革遺產死灰復燃，困擾中國的局面。應該說，鄧對此起了關鍵作用，應負的歷史責任一點不比六四鎮壓小。

鄧與毛的歷史淵源左右其改革取向

在鄧小平時代，中共官方對毛文革錯誤的定性，是按照《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的口徑，指毛犯有全局性的左傾嚴重錯誤，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並推向極端，但沒有認真加以清理，而是強調“宜粗不宜細”，文革歷史的真相被刻意掩蓋起來。“魔鬼存在於細節之中”，離開了歷史細節，一般民眾無從了解毛髮動文革的真相和罪責。再加上毛的文革遺產與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同質性，掰扯不清，結果八十年代官方的否定文革做成一鍋抽象否定、具體含混的夾生飯。

另一方面，鄧小平主政後實行的跛腳鴨式的改革，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社會不公和民怨，這成為毛的文革遺產復活、興風作浪的社會土壤。不錯，鄧主導的改革開放把中國民眾從毛時代的貧窮飢餓中解救出來，開始過上小康生活，但其目的主要不是為了民眾的福祉，而是為了挽救共產黨的一黨天下。這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步履蹣跚，一波三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不能容忍胡耀邦、趙紫陽，接連罷黜兩任總書記的原因所在。與胡、趙兩人相比，鄧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改革派，充其量只是個半吊子的改革派。更深一步說，鄧的改革取向，與毛對他有知遇之恩有密切關係，這種情結左右着他的政治判斷。

在中共第二代領導人中，鄧小平與毛的關係最深。早在中央蘇區毛挨整時，鄧就是毛派的頭子而受到株連，由此得到毛的青睞，刻意扶植，作為接班人來培養，鋒頭甚至超過林彪。如在淮海戰役中，讓鄧統領二野、三野兩大野戰軍；在中共八大時，又先林彪一步進入中央常委。中共建政後，鄧一度也是積極貫徹毛的左傾路線的得力幹將，在許多事情上，鄧都難脫干係，如在反右運動中擔任前台總指揮；在中蘇論戰中，鄧直接領導反修文件起草小組，參加這個寫作班子的康生、王力等後來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

正是由於這種歷史淵源，毛雖然對鄧小平跟着劉少奇跑不滿，在文革中想整他一下，但始終留有餘地，強調“鄧是內部問題，劉、鄧應有區別”，並給予特別關照，允許鄧可以給他寫信，指定汪東興負責照顧鄧的生活。所以鄧在文革中的境遇，與劉少奇、彭德懷那種生不如死的境遇有完全不同。即便是鄧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後，毛仍保留他的黨籍，並滿足鄧的請求，允許他和家人在一起，可謂做到“仁至義盡”。

“ 中國模式”：鄧思想和毛體制雜交怪胎

鄧、毛之間這種關係，使鄧小平對發動文革的歷史罪人毛澤東格外寬容，高高掛起，輕輕放過。在維護毛的問題上，他甚至超過黨內保守派大老陳雲，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鄧才是中共黨內最大的保守派。這種對毛的曖昧態度，對一黨體制的格外看重，決定了鄧在政治上的搖擺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雙重角色，只求經濟發展，拒絕政治改革。這種跛腳鴨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國模式”的權貴資本主義。

這種半管制、半市場的權力經濟——通過權力尋租，通過市場兌現，是中共官場乃至整個社會深陷腐敗、道德淪喪的原因。鄧小平是始作俑者。鄧是一個站在新舊時代交替的歷史門檻上半新半舊的人物，他一手催生了改革的胎兒，一手又掐死了改革的生機。缺少了政治改革的制衡，一黨體制下的經濟改革所釋放出來的人和資本的貪婪，必然像當年毛煽動文革狂熱一樣席捲肆虐整個社會。

六四鎮壓後，當鄧小平在耄耋之年，終於把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寫入中共十四大黨章的那一刻，就為權貴資本主義大行其道打開大門。此後，所謂“改革”已經成為權貴集團的專利，造成利益分配格局嚴重失衡，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廣大底層民眾淪為改革的犧牲品。

於是，人們開始懷念毛時代的“公平清廉”，把毛看作是反抗社會不公和權貴集團貪腐的旗幟，是人民的保護神。毛的文革遺產更是成為中共黨內原教旨派批判鄧式改革的利器，社會被嚴重撕裂，毛左和鄧右兩種勢力水火不相容。這種局面是生前刻意維護毛歷史地位的鄧小平始料不及的。毛的文革和鄧的片面改革，一左一右，共同釋放出來的人性惡，摧毀了中國社會的生態環境和道德倫理底線，而這正是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今天必須面對的局面。（未完待續）

搞個人崇拜走火入魔

習近平一旦為毛招魂，自詡是毛的傳人，事情就會按照自身的邏輯發展，被毛的幽靈牽着鼻子走，惹禍上身，陷入毛式文革陷阱而不能自拔，搞個人崇拜就是他上台後遭遇的第一個重大挫折。習上台伊始，他的團隊就利用人們對他反腐產生的好感，開動整個宣傳機器為他造勢包裝，鋪天蓋地，越吹越神乎，儼然毛再世。國內媒體頭條新聞幾乎就是習一人唱獨角戲，“習大大”之聲不絕於耳，習的畫像、宣傳畫隨處可見，春晚成了歌頌習一個人的晚會，最後連《全民偶像習大大》、《東方又紅》、《要嫁就嫁習大大那樣的人》這樣肉麻歌曲都出來了。不僅如此，彭麗媛也不甘寂寞，擔任歌劇電影《白毛女》的藝術指導，中央黨政軍部門還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各地組織觀看，這讓人聯想起文革旗手江青。

習近平搞個人崇拜走火入魔，有制度和個人兩方面的因素。個人崇拜是專制體制的內在需要，源於“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極權本質。在這樣的體制下，黨魁為了獨斷乾綱，必須證明自己是“英明領袖”、“偉光正”，否則無法服眾。習近平浸潤中共官場多年，很懂這一點，一上台就精心策劃用現代傳媒的各種手段為自己造勢。開始時，他或許只是出於政治上集權的需要，但一旦走上個人崇拜這條路，就越陷越深，難以自拔，因為人的天性就是喜歡被人阿諛逢迎。同時，這暴露出習自身明顯的弱點——缺少自知之明，完全不知道這是在玩火，而是欣然接受，聽之任之，沉浸在“頌歌盈耳神仙樂”的虛幻之中。而且集權和諂媚是一塊銅板的兩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以至鬧到這樣荒唐的地步，還昏昏然沒有察覺。
習近平上台之初，人們普遍對他抱有希望，期待他能像其父習仲勛那樣開明，解決江澤民、胡錦濤兩代積累的各種社會問題，帶領中國完成憲政轉型。但是，習的所作所為讓人們大失所望，上台後全面左轉，舉毛旗，開倒車，可以說是集權有術，治國無方。更有甚者，習近平還處處仿效毛，搞個人崇拜，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為文革解咒，以至官媒年初鋪天蓋地對任志強搞文革式大批判，雖無其名卻有其實，被稱為“十日文革”，習也落得“毛二世”的罵名。習近平為什麼會這樣走火入魔，重蹈文革老路？下面，試圖對此作一分析評述。

習近平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機緣巧合的結果，幾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首先，得益於鄧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當年，鄧確定江澤民作為中共第三代領導人，但對他並不放心，又指定胡錦濤作為第四代領導人。這是鄧對中共接班機制的一大創新，以防止他身後出現毛式的個人獨裁。在這種格局下，江澤民成了“夾心餅乾”——上有鄧小平，下有胡錦濤，直到鄧死後，這種局面才改變。其次，江派和團派相爭，習成了最大獲益者。江不願讓團派人馬李克強接胡錦濤的班，遂如法炮製隔代指定的做法，以鄧小平之道還治胡錦濤之身，力推習近平取而代之。第三，其父習仲勛形象開明，在黨內口碑很好。第四，習本人善於隱忍藏拙，表面恭順，與人無爭。後面這兩個因素，是習近平勝出黨內強勁對手薄熙來的原因所在。

中共高層危機共識

應該說，習近平很清楚他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多年積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已經逼近全面爆發的臨界點——官場腐敗已經使共產黨喪失人心，薄熙來事件更讓人們看到中共高層內鬥的黑幕和醜惡；更令人頭疼的是，多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已經好景不在，這本來是六四鎮壓後支撐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來源，現在由於經濟形勢全面惡化，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危及共產黨的執政。習痛感“亡黨”的危機，他不想當亡黨之君，紅二代的“紅色江山情結”也不允許共產黨亡在他的手裡。他必須有所作為，尋找挽救之道，如果還像胡錦濤時代那樣“抱着定時炸彈擊鼓傳花”，那將是死路一條。

這種危機感並非習近平所獨有，而是薄熙來事件後中共高層的共識。人們普遍對中共高層聽任習上台後大力集權感到迷惑不解，其實正是由於這種共同的危機感，使得黨內高層容忍了習近平集權的做法，同意改變胡錦濤時代“九龍治水”的局面，以應付即將到來的危機。而習近平則充分利用這一點，通過反腐抓權，擺脫老人束縛，樹立個人威權。他在十八大前曾“神隱”半個月，以退為進，要求中央授予他全權應對危機，否則就撂挑子不干，中共高層不得不表示同意。

如前所述，文革結束後，鄧小平把毛澤東輕輕放過，開展的所謂“徹底否定文革”只是“貓蓋屎”，並沒有真正觸及要害問題，清算毛的歷史罪責。毛仍然是中共神壇上供奉的偶像，毛思想仍是中共執政的指導思想，不容任何挑戰，是維護一黨天下的鎮國之器。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執政者為了獲得“合法性”，就必須舉毛旗，即使政治強人鄧小平也只能是偷梁換柱，打着毛旗搞改革開放。在鄧時代，中國的政治模式是“鄧頭毛身”的二元結構——鄧思想在官方意識形態中占主導地位，而政治架構則仍是毛建立的一黨專權體制。“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就是鄧思想和毛體制兩者雜交的畸形怪胎。這種體製成了權力尋租的天堂，造成官場貪腐猖獗，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越來越多的底層民眾並沒有享受到多少改革的好處，反而成為犧牲品，他們為官方宣傳毛時代“清廉公平”的假象所矇騙，把毛視為他們利益的保護神和反抗社會不公的旗幟。這就是習近平上台時所面臨的制度環境和社會土壤。

毛是紅二代的精神教父

以習近平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為標誌，中國進入了紅二代治國的時代。紅二代普遍對江澤民、胡錦濤兩代治下的社會現狀不滿。習上台之初，紅二代曾舉行規模空前的聚會，為其吶喊造勢。在討論毛的文革遺產對習近平執政環境、治國思路和模式的影響之前，不妨先來看一下紅二代群體的構成、成長環境、政治取向等，這會有助於理解習近平上台後的所作所為。

紅二代是近幾年躥紅的詞彙，與官二代、富二代相對應，取代了以往的太子黨、高乾子弟一類的說法。首先，從構成上看，指的是父輩曾投身中共革命，參與創建紅色江山；其次，從年齡看，大體是40後到60後，以文革前的老三屆為主體。可以說，紅二代是“紅旗下的蛋”，或者說“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當然，這只是一個大略的劃分，實際的情況可能有所出入。

紅二代內部等級森嚴

紅二代內部等級森嚴，分三六九等，呈金字塔形，各有各的圈子。最上面的是中共開國元勛、被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其次是中共建政時，父輩職務是地方省部級以上或軍隊受銜時少將以上的子女——這兩類是響噹噹的紅二代，屢出風頭的將軍後代合唱團就是這些人，他們是紅二代的核心圈子和頭面人物；再往下是中共官場中屬於高幹級別（行政十三級以上）的子女；底層是中共建政前參加革命的子女。後面這兩部分占紅二代的絕大多數，其中分得改革紅利一杯羹的不多，多數只是小康之家，與普通民眾無異。

中共建政後，革命開始吞噬自己的兒女，文革中大批共產黨幹部更是在劫難逃，紅二代中一部分人的命運由此發生重大改變，淪為政治賤民，由紅色貴族變成“黑幫子女”和“狗崽子”。習近平就是文革前家庭遭遇變故的紅二代。這裡，需要注意文革前後的區別，這對理解習的性格為人很重要。由於文革前政治運動的波及面相對小一些，挨整的人及其家庭處境孤立，更容易被人歧視，同時這些子女年齡相對較小，正是性格形成的時候。習近平在其父落難時，只有九歲，嚴酷的環境直接影響到性格的形成，更善於隱忍韜晦，深藏不露，這是他與薄熙來的張狂跋扈不一樣的地方。原因在於薄一波在文革中倒台的時候，薄熙來是高中生，性格已經定型，雖然他當狗崽子時也要靠隱忍生存，但一旦環境改變，以往張狂的性格就會舊態復萌。
毛的文革遺產反文明反傳統反人性

毛的文革遺產究竟是什麼，應如何界定？目前學術界有各種說法，從不同的立場和角度做出解讀，五花八門，見仁見智。我不想介入各種觀點的爭論，因為這對整體把握毛文革遺產的實質並沒有多少幫助，更不想陷入中共官方的話語陷阱。這裡，只想從宏觀上加以界定：毛的文革遺產是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極端表現形式，其理論形態是所謂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學說；文革的真實目標是奪權和清洗，換上忠於毛路線的人，最終建立毛氏家天下；文革理論和實踐是反文明、反傳統、反人性的。

毛澤東是近代中國社會土壤中生長出來的人物，是列寧式極權體制、中國皇權專制傳統、中國底層流氓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改變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原有的走向。中共官方史學用“革命史範式”解釋中國近代歷史，把它說成是“兩個過程”——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中共領導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的過程。但是，從一個更宏觀的視野里來看，這種說法只是一種表象之談。

近代中國的百年激盪史，實際上是世界全球化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被動捲入其中，目前這一過程仍未結束，還在繼續擴張深化。從這個角度可以說，毛是中國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民族集體無意識的失落、牴觸、掙扎、反抗、一再挫敗，最後選擇激進變革，以俄為師，走上共產極權道路的人格化符號。毛把整個國家拖入一場共產主義烏托邦的試驗，開啟了一個狂熱和恐怖的年代。

毛髮動文革與“理想主義”無關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路歷程，一直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之初，肇端是急於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狂想。斯大林死後，觸發了毛爭當世界革命領袖的欲望，改變了原有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間表，大幅加快對各行各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他與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約定“超英趕美”後，發動大躍進，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刮“共產風”，結果造成全國性的大饑荒，餓死三千萬人。

闖下大禍後，毛拒絕認錯，在廬山會議上整肅直言諫諍的彭德懷，從此心魔纏身，自覺在黨內日益孤立，大權旁落，更擔心自己身後被人清算，落得斯大林一樣被人鞭屍的下場。他認定劉少奇就是準備在他身後做秘密報告的人。於是，“中國的赫魯曉夫”的魔咒驅使着毛像唐·吉訶德一樣大戰風車，把中國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之路。由於劉少奇在黨內的勢力已經坐大，聲望日高，通過正常途徑已經難以剷除，只有採取非常手段才能達到目的。發動文革，就是毛孤注一擲而採取的非常之舉。

這裡之所以概述文革的歷史成因，就是不想在討論毛的文革遺產時，墮入中共官方史學的話語陷阱，把毛髮動文革的動機說成是出於“理想主義”的目的，是為了“反修防修”，“追求公平完美的社會主義”，“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等，用“理想主義”的錦被掩蓋毛的真實動機。

文革：毛個人意志與極權體制結合的怪胎

毛一生嗜權如命，文革十年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權力鬥爭史，貫穿始終的主題就是確保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要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這是掌握在毛及其親信手裡的委婉說法。事實上，毛髮動文革非但與“理想主義”無關，反而是出於“寧可天下人負我”的極端自私——先是急於想當世界革命領袖，發動大躍進，闖下大禍後，又怕被人清算，於是先發制人，發動文革，把整個國家拖入歷時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

順便一提的是，學術界有觀點認為，極權體制是產生文革的根本原因。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這是把主次顛倒了。不錯，一黨極權體制是毛髮動文革的制度平台，但與毛的個人意志相比，是次要因素。試問，同是在中國的一黨體制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會發動文革嗎？同樣，前蘇聯東歐也是一黨極權國家，他們那裡發生過歷時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嗎？所以更確切地說，文革帶有毛強烈的個人印記，是毛的個人意志與中國一黨極權體制結合而產生的怪胎。

毛“人民情結”的背後是要做“千古一帝”

在清理毛的文革遺產時，除了所謂“理想主義”的問題外，毛還有另一個迷惑人之處——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也有必要加以分析。這種說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實際上非常虛偽。毛髮動文革開的是夫妻店，把黨天下變成家天下，由文革派接掌最高領導權，確保自己身後不被清算，人民群眾不過是他手中利用的的工具。事實上，毛從來不以蒼生為念，餓死幾千萬人，拒絕下罪己詔；還向赫魯曉夫說大話：不怕打核大戰，中國六億人，死一半還剩三億。

文革中，毛把群眾玩弄於股掌之上，鼓動群眾踢開黨委鬧革命，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後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眾的那隻手，當他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人民萬歲”的時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燒向劉少奇，衝垮黨內反對勢力。為了政治需要，毛在文革中曾多次變臉，對紅衛兵、造反派始用終棄，一腳踢開。

毛這樣翻雲覆雨，原因在於他刻意表現的“人民情結”和內心深處的“帝王情結”這兩個角色的內在衝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層民眾的姿態，號召他們起來造體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黨體制的締造者和官僚集團“最大的官”，享有至高無上的特權。毛雖然對黨內官僚集團不滿，試圖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那不過是“帝王情結”在作祟，嫌官僚集團妨礙他成為名副其實的“千古一帝”，因為共產黨的江山畢竟姓黨，而不姓毛。毛扶植江青為首的文革派，建立家天下的企圖受到黨內官僚集團的強烈抵制，最後不得不妥協，犧牲奉旨造反的民眾，回歸一黨官僚體制，來換取官僚集團默認事實上的毛家天下——由文革派在毛身後掌握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這就是文革實際走過的軌跡。

毛的文革遺產的基本特徵是反文明、反傳統、反人性的，深得馬克思、列寧暴力革命學說的精髓，同時又帶有毛鮮明的個性特徵。文革中，毛那些充斥階級鬥爭、鼓吹暴力、煽動仇恨和鬥爭哲學的語錄成為最高指示，風靡全國，諸如“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造反有理” ，“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乃至“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等等。在毛歪理邪說的蠱惑挑唆下，整個中國一片紅色恐怖，成了人間地獄，順毛者昌，逆毛者亡。在“革命”的名義下，人命如草芥，揪斗批判，遊街示眾，私設牢房，血腥殺戮，冤獄遍於國中，上演了中國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文革最大的罪惡：泯滅人性，釋放獸性

文革浩劫對中華民族精神、傳統、文化、道德倫理的摧毀，更是危害深遠。毛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他以歷史上的專制暴君自喻，不僅暴露了他內心深處的“帝王情結”，而且也可以看出文革與焚書坑儒一脈相承的關係；至於馬克思學說，本來就是人類文明在全球化過程中一時因運而生卻經不起歷史檢驗的烏托邦空想。毛的文革理論和實踐把馬克思“與傳統觀念實行徹底決裂”的思想發展到極致，乃至到了反人類文明的地步，顛覆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價值觀，對中華文明的毀滅程度，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一次戰爭。文革期間，中華文明遭遇了一場曠古劫難，整個人文精神體系崩潰，只剩下一個大腦和八個樣板戲。文革理念與現代文明更是背道而馳，與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的理念水火不相容。

文革中，中外一切文化傳統通通被斥為“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和“封資修”，大張撻伐，就連西洋古典音樂也不放過，自己老祖宗的文化傳統更是在劫難逃，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傳統的核心儒家文化。文革初期，中央文革指使紅衛兵砸孔廟，燒典籍文物，毀歷史古蹟；毛後來還發動批林批孔運動，掘地三尺，把孔聖人拉出來鞭屍。毛如此對待孔子，除了有政治上的需要外，根子在於內心深處的反傳統情結和底層流氓文化意識。毛讀私塾時，就曾幹過砸孔子牌位的事。毛的這種反儒傾向經過五四運動後更加強烈，文革就是對中國文化傳統的一次總清算。人們說，崖山之後無中國。其實，文革才是真正的“崖山”，是對中華民族精神、文化、傳統、道德、倫理的“種族滅絕”。

毛的文革遺產從理論到實踐都是反人類的，摧毀了中國幾千年來的是非善惡標準與人性道德底線。可以說，文革最大的罪惡在於泯滅人性，釋放出獸性，其中對人的尊嚴的踐踏，對精神的虐殺，對肉體的殘害，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廣西甚至發生吃人的現象。在文革那個狂熱的年代，只要是反對毛，就是階級敵人，就不是人，可以做出任何滅絕人性的事情。父子相殘、夫妻反目、親友揭發、家人背叛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這不是個人家庭的悲劇，而是整個民族的人性淪喪。文革對中國人的傷害，莫此為甚。只有徹底擯棄毛的文革遺產，全民族認真進行反省懺悔，才能使人性復甦，重建中華文明。

文革是紅二代的青春情結

儘管紅二代們後來各自的命運經歷大不相同，但他們成長的環境是相同的，是喝黨文化的狼奶長大的，毛澤東是他們共同的精神教父。紅二代成長的年代，正是中共官方所說的毛的左傾思想急劇發展即向文革一路狂奔的年代，他們青春期躁動的思想也正是定型於文革期間。文革可以說是他們的青春情結。毛的敵對思維、鬥爭哲學，崇拜暴力，挑動仇恨等思想，深入紅二代的骨髓，成為他們的紅色基因。

譬如，文革中大行其道的毛語錄“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將親手把我們一窮二白的祖國建設成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將親手參加埋葬帝國主義的戰鬥，任重而道遠……”等等，都已經融化在他們的血液里，成為集體潛意識和思維定勢。

由於紅二代的成長環境先天不足，完全被極權政治所主宰，他們的政治狂熱到了一種違悖人性的程度，更形象地說，他們是瘋狂時代產下的畸形兒。一方面，他們在上學的年齡，被剝奪了讀書的機會，而且被灌輸了一整套毛思想中的歪理邪說，知識結構殘缺不全，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他們自視根紅苗正，血統高貴，有強烈的“紅色江山意識”，熱衷參與政治，內心有強烈的願望和激情去捍衛父輩開創的革命事業，保衛最高領袖，保衛黨，保衛紅色江山。紅二代後來雖然經過命運浮沉和人生的摔打，其中不少人經歷了失落、懷疑、幻滅的過程，但從整體而言，這種以保黨天下為己任的人生底色始終保留下來，經過歲月的沉澱，轉變為現實政治中強烈的掌權意識。

在崇毛、家仇上紅二代陷倫理困境

在如何對待毛的文革遺產的問題上，紅二代普遍陷入一種內心掙扎的困境：一方面毛是他們的精神教父、紅色江山的開國之父，另一方面他們的父母在文革中又遭到毛的整肅，家破人亡。這一點，在紅二代頭面人物的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現代精神分析學有一個術語——俄狄浦斯情結，說的是古希臘一個弒父戀母的悲劇故事而陷入倫理困境。紅二代在崇毛和家仇的問題上，就陷入類似的倫理困境。

在紅二代中，劉源、薄熙來、孔丹等人的父母都在文革中死於非命——劉少奇被活活整死，死後連姓名都是假的；薄熙來的母親胡明在被押送回京的火車上死得不明不白；孔丹的母親許明因江青點名，自殺身亡。此外，林彪之女林立衡，陶鑄之女陶斯亮也是同樣的遭遇：林彪被迫離國，死無葬身之地，被蘇聯人割去頭顱；陶鑄則是在重病中被強迫與家人生離死別，最後一人孤獨死去。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也在文革中被關押多年，劫後餘生，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認得了。順便一提的是，人們普遍認為習近平受其父牽連，因而對毛懷有怨恨。其實這是一個誤解，毛對習家是恩大於怨。當年長征初到陝北時，毛對習仲勛有救命之恩，後來雖又整了他，但那是為了反擊彭德懷的翻案，剷除西北山頭，習父遭池魚之殃。

雖然這些紅二代的頭面人物在文革中的遭遇不堪回首，但他們卻無法像普通人那樣公開訴說自己父輩的冤死，更不要說伸張正義，告慰父輩的在天之靈。紅二代中除了少數對文革有所反思外，如陳毅之子陳小魯、羅瑞卿之女羅點點、馬文瑞之女馬曉力等，多數人對文革的態度曖昧，避免公開批評文革，往往輕描淡寫，避重就輕，一筆帶過。

紅二代崇毛實為政治算計

在這方面，劉源的表現很有代表性。他在回憶文革經歷時說：“從十幾歲起，我就在鞭子下勞改，在鐐銬的緊鎖中淌着鮮血。多少年，在幾千個日日夜夜裡，每小時我的心都在流着血和淚，每時每刻都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和壓力。我緊緊咬着牙，不使自己變瘋。”但在談到文革禍首毛澤東時，卻又竭力為他開脫，說：毛做了許多錯事，也做了更多的好事，毛搞文革的動機不壞，只能算瀆職；父親雖然慘死，但作為二把手，沒有制止動亂，也是大錯。

劉源這樣為毛開脫，當然不僅是崇毛情結作祟，其中還有政治算計；但無論如何，這已經逾越了人倫底線。毛本來對他們有殺父弒母之仇，但飲水思源，毛是紅色江山的開創者，是他們心中的大英雄和手中權力的來源，最後崇毛情結和政治算計占了上風，家仇擱置一旁，還美其名曰“照顧大局”。子報父仇是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而劉源們非但不能為父母的冤死伸張正義，反而還要把文革的罪魁禍首奉為神明，頂禮膜拜。這是一種何其荒誕的精神錯亂！況且文革浩劫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家仇”，而是中華民族的“國殤”，無數在文革中慘死的冤魂至今仍在冥冥之中遊蕩，不得安息。

毛是紅二代掌權的政治資產

掌權的紅二代用“紅色信仰”、“江山意識”、“大局意識”來為自己崇毛辯護，統統不過是託辭，是為了共同分享權力的盛宴。其中最有象徵性的莫過於前些年王光美出面宴請毛的家人，毛、劉兩家“相逢一笑泯恩仇”，握手言歡；她還特別以“毛的學生”在韶山毛紀念館留言。難道她真的忘了劉少奇在文革中是如何慘死的，忘了自己備受屈辱的經歷了嗎？當然不是，她這樣做，就是為了從政治上給劉源的上位鋪平道路。

紅二代的頭面人物對這種做法心有靈犀，為了上位，都上演過類似的戲碼。習近平在上台前曾三次上韶山參觀毛的故居，留下一句肺腑之言：“沒有毛主席，我父親早就被殺害了，哪裡會有今天的我！”，感恩之情溢於言表。薄熙來被發配重慶，為了重回北京問鼎中央，打的也是毛牌。他曾私下表示：想來想去，只有毛思想才是黨內正資產，要回到毛。他搞“唱紅打黑”就是從中獲得的靈感。總之，毛是他們的精神教父、政治上的領路人，有着剪不斷的精神血緣關係。掌權紅二代的政治生命、思路和手段都來源於此。

表面毛鄧並舉，實則厚毛薄鄧

作為紅二代，習近平本來就有崇毛情結，從薄熙來搞的“唱紅打黑”中更是看到毛在底層民眾中的能量。紅二代雖分左中右，但他們最大的共識為毛是共產黨的“正資產”，從政的紅二代更是從捍衛紅色江山的角度，把毛作為政治圖騰和他們掌權的合法性來源。儘管他們承接的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事業，權力地位皆來源於此，但鄧是個實用主義者，只干不說，也說不出來，說出來就是對馬列毛的離經叛道。所謂“鄧理論”說到底就是三論——“貓論”、“摸論”和“不爭論”，對治理國家雖然實用，但難登大雅之堂，處於“失語”的窘況。這迫使掌權的紅二代從毛那裡尋找執政的思想資源和話語權。同時為了挽救共產黨，也需要把毛請回來作為震懾黨內貪腐勢力的尊神。

但是，毛已被鄧小平虛置多年，更多的只是一種政治符號，而要復活毛作為執政的話語權，一大罩門是如何為毛髮動文革解套，因為否定文革是整個改革開放時代的基石。為此，習近平上台之初刻意模糊自己的政治面目，打出一套“迷蹤拳”，以“中國夢”開局，表面上毛鄧並舉，實則厚毛薄鄧。他當中共總書記後外出視察的第一站是深圳特區，向外顯示他將繼續執行鄧的改革開放路線；與此同時，習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接着又隆重紀念毛120周年冥辰，大力頌揚毛的歷史功績，並率全體中央常委到毛紀念堂祭拜，後來又訪延安，走古田，拜西柏坡，登井岡山。通過這一系列動作，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毛思想重返政治舞台，成了習近平手中統領全黨、號令天下的大棒；在為毛解套的同時，習把文革的幽靈也從魔瓶中釋放出來，從此魔咒上身。

抓權立威和心術權謀深得毛真傳

習近平上台後，施政的突破口選擇的是鐵腕反腐，這是經過精心謀劃的一石兩鳥：共產黨的腐敗已經喪失人心，必須大力反腐才能救黨；同時通過反腐立威，塑造強人形象，懾服黨內各派勢力，集大權於一身。可以說，習在抓權立威和心術權謀方面深得毛的真傳。他在上位之前，一直在等待時機，隱忍韜晦，與各方交好，示人以憨厚老實、與人無爭的印象，寧可被認為平庸無為，也絕不像薄熙來那樣鋒芒畢露；而一旦上台就摘下面具，一手反腐一手抓權，顛覆了十八大確定的習李體制。

習近平仿效毛的故伎，拋開原有的黨政系統，另起爐灶，以“小組長治國”，除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三大最高頭銜外，還兼任多達七個中央一級領導小組組長職務，前不久又擔任軍委聯指總指揮，把黨、政、軍大權全部抓在手裡。不僅如此，為了彰顯他作為總書記的權威，他還把黨章中規定的總書記只是常委會的召集人，改為事實上的“主席制”，強調總書記總攬全局，重回毛時代的以黨領政，讓分管人大、國務院、政協等部門的常委向他匯報工作，把總書記與常委之間的關係變為事實上的上下級關係。

選擇性反腐意在保黨攬權

應該說，習近平的開局不錯，使出反腐、親民、集權“三板斧”，搞得有聲有色，不僅反腐為習贏得不少民心，就連對他的集權，人們也多是給予理解和容忍，寄望他大權在握後能推動政治改革，完成憲政轉型。可是，人們很快就看出習的反腐雖然聲勢很大，但治標不治本，在制度上毫無建樹，反腐不過是為了保黨天下，而一黨體制恰恰是產生腐敗的制度根源，黨內和社會上的腐敗依舊，非但陽光法案遲遲出不了台，反而把要求公布官員財產的民間活躍人士抓進監獄，反腐作秀已經難以再吸引一旁看戲的民眾；而被反腐搞得人人自危的各級官員也看出習反腐並不是出以公心，一碗水端平，而是選擇性反腐，是為了抓權，扶植自己的人馬上位，不過懾於反腐的威勢，他們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習近平集大權於一身後，並沒有如人們所願啟動政改，相反還在政治上開倒車，批憲政，鎮壓民間活躍人士，開展輿論鬥爭，禁錮言路；在抓權方面更是毫不含糊，咄咄逼人，炮製出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新四人幫”之說，硬把擋路的江派、團派綁在一起打。

當然，習這樣做也有自己的苦衷，上位前他一直小心翼翼，韜晦避嫌，沒有建立自己的班底，遍布中共政壇的不是江派，就是團派；而他的時間並不多，如果按“台階論”提拔自己的人，緩不濟急。對習來說，江派人馬雖然占據要津，但更大的威脅卻是有年齡優勢的團派，經過多年經營，遍布省部級，形成地方包圍中央之勢。習很清楚如果不迅速改變這種局面，在黨內形成自己的一統天下，一旦得罪的官僚集團反撲過來，他的結局不妙。

仿毛凸顯缺乏政治智慧與能力

在反腐抓權的同時，習近平重拾毛這把刀子，對毛亦步亦趨，不僅在抓黨治軍中頻頻引用毛的語錄、照搬毛的做法，如開展黨內整風運動、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軍隊政治工作的新古田會議；而且在語言風格上也刻意模仿毛，喜歡引用粗鄙直白的俗語，如“老虎蒼蠅一起打”、“洗洗澡、治治病”等；習在行事做派上也是竭力仿效毛，把自己打造成毛那樣魅力型的領袖人物。凡此種種，成為習執政的一大特色，讓人感到毛時代又重新回來了。

習近平舉毛旗，除了拉大旗做虎皮的政治考慮外，凸顯他缺少治國安邦的政治智慧和能力的尷尬，只能拾毛牙慧，向老祖宗乞靈。習近平這批紅二代從小是喝狼奶長大的，毛是他們的精神教父，有着剪不斷的精神血緣關係；文革是他們思想成長定型時期，有着他們的青春情結，留下很深的人生烙印。這種深入骨髓的崇毛情結和文革思維定勢，一遇機會便會表現出來。

毛式文革話語已經融化在他們的血液里，反過來又影響着他們的思維行為方式，成為他們執政模式的特徵。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習的執政思路和手段不可避免地帶有毛時代的印記，散發着文革的氣息，不久前提出“黨內存在野心家、陰謀家”就是最新的例子。

習近平上台後一直順風順水，無論是反腐還是集權，都沒有遭遇黨內重大挑戰，即便是搞個人崇拜，人們起初也只是看在眼裡，嘴上不說，頂多是私下提出質疑。但是，隨着習近平不許“妄議中央”，加封自己“核心”，搞個人崇拜愈演愈烈，黨內高層終於聯手對習說“不”。在各方壓力下，習不得不下令對他的個人崇拜剎車。原因在於中共在這方面有慘痛的教訓，黨內高層都很清楚個人崇拜必然導致個人獨裁專斷，個人崇拜就是文革的同義語。現在習這樣搞，黨內沒有人有安全感，毛式文革噩夢是前車之鑑。這是習近平當政後遭遇的一大挫敗。

習近平上台之初，我曾指出，他為毛招魂是在玩火，一旦把潘多拉魔盒打開，不僅將給國家帶來災難，也會給他本人惹禍上身，重蹈毛的覆轍。現在，不幸而言中。不久前，美國《時代》周刊登出“習面毛心”的封面，形象地勾畫出習的真實面目，骨子裡是小毛澤東，大陸坊間也廣為流傳“臘肉包子”之說。儘管有“挖坑”論者出來說這是有人給習抹黑，但習近平上台後的種種捧毛舉動，恰恰說明是他自己給自己挖坑，現在自食其果，讓毛的魔咒纏身，陷入政治上的困境，騎在虎背上下不來了。

集權有術，治國無方

本來，反腐有強大的民意基礎，但習近平為保一黨天下，不敢從制度上剷除腐敗的根源，結果既挫傷了民心，又得罪了整個官僚集團，陷入和當年毛一樣的困境，遭到整個體制的抵抗，到處都是敵人，“野心家、陰謀家”就睡在自己身邊，沒有一點安全感。習近平反腐已經成了爛尾工程，欲罷不能，後繼乏力。不久前曝光的巴拿馬文件，“姐夫”成為網絡熱詞，更是讓習反腐的道義正當性破產，進一步動搖了民眾對當局的信心。反腐是習執政的唯一亮點，如果不了了之，習的新政也就壽終正寢了；而且會打虎不成，反被虎噬，遭到反對勢力的清算。這是習近平最大的心病。

習近平的麻煩還不僅於此。中國經濟全面惡化，產能過剩，環境污染，實體經濟一片蕭條，而經濟惡化又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當然，這不能全歸咎於習近平，而是江、胡兩任多年來積累的結果。但是，習也有責任，上任後厚毛薄鄧，一味抓權，不思改革，經濟改革放空炮，空轉三年，導致經濟雪上加霜。毛的那一套搞政治鬥爭得心應手，搞經濟就成毒藥了，只能鬧出“槍桿子救股市”這類笑話。習舉毛旗唬人，雖然幫他很快站穩腳跟，但一旦大權在握，又陷入“權力任性”的鐵律——剛愎自用，獨斷專行，搞個人崇拜。在治國舉措上，四面出擊，內外樹敵，到處“亮劍”，幾乎得罪了社會各個階層（其中包括一些紅二代）；對外劍拔弩張，摩擦不斷，國際處境孤立，只能靠撒錢買朋友。

可以說，習近平上台後的種種所為，已經把中共這條船折騰得搖搖欲墮，令船上的人心驚膽戰。不久前，那封署名“忠誠的共產黨員”要求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來的。

公開信歷數習上台後的種種過失，說出了人們心裡所感，口中所無的話，迅速不脛而走，產生的效果可以和林立果那篇《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討毛檄文有一比，立刻成為原來蟄伏的黨內外反習勢力集結的一面旗幟。而且，這一事件也成為黨內各方觀察人心向背的風向標，暴露了習在政治上的軟肋，如同當年四五運動讓人們看清“四人幫”不得人心一樣。

不得不為政治生存苦戰

在各方壓力下，習近平不得不有所收斂，原想通過搞個人崇拜為十九大人事布局造勢的設想落空，陣腳大亂，“政治強人”的神話被破功。而且事情還沒有完，在剩下的七年時間裡，習將不得不為自己的政治生存而苦戰。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以習的個性是不會認輸的，他會在暫時隱忍的同時，尋機反撲。圍繞中共十九大的召開勢必有一場激烈的較量。歷史給習的時間已經不多，他無法像毛那樣隨意改變黨內規則，推遲黨代會的召開。習能否在十九大上重新洗牌，打破兩屆任期的潛規則，遂其所願，還是遭到各方聯手逼宮，“最後領導人”一語成讖？我們可拭目以待。

習近平生逢中共紅色王朝末世，他不想做亡黨之君，作為紅二代，想力挽狂瀾，再造共產黨，確保紅色江山永固。可是，他昧於世界大勢，違背歷史潮流，無視人心向背，僅僅三年時間，就毀了自己的形象，把上台時的一盤活棋走成死局。究其原因，無論是習的個人素質，還是他的執政思路和治國模式，背後都有毛的魅影在作祟，這是習近平治國陷入困局的癥結所在。如果不及早改弦更張，從毛的陰影走出來，而是繼續開歷史倒車，一意孤行，那麼隨着經濟形勢的繼續惡化，局面將會更糟，不僅對國家是一場災難，習個人也會身敗名裂，在歷史上留下像張勳復辟一樣的罵名。

結語：毛的政治遺產是中國社會轉型的最大障礙

我在毛冥辰120周年時撰文指出“中國若進步，必須徹底批毛”，現在仍這樣認為。可以說，毛禍不除，國無寧日，文革式的折騰還會不斷重演。

當前中國一切社會矛盾和弊端的根源在於一黨專權的政治體制，而毛是這一體制的政治圖騰。毛的政治遺產是中國社會轉型成為憲政民主國家最大的障礙。如果不能從政治體制、意識形態領域，乃至精神文化層面全方位祛除毛的魔咒，讓全體國人知道文革歷史的真相，中國就永遠擺脫不了血腥、暴戾、恐懼的宿命，進入現代文明國家的行列。

這就是我在紀念文革發動五十周年的時候，在歷史和現實的交匯點上反思文革這場曠古浩劫所得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