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阿唐-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自那以后，毛泽东的生命之火似乎已经奄奄一息，新闻照片和电影上，他总是一付淡淡的表情，很少再展现慈祥的笑容。对，慈祥，就是这个词，大概是那个年代里面与毛泽东一起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另外一个就是伟大。伟大的舵手累了，他革命了几十年，奋斗了几十年，把他的老对手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又亲手发动了一场唤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大运动，整整运动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类达十年之久！

当他看到从他曾经的接班人家中搜出的点点滴滴的字条和随手在书籍的空白处写下的对他含沙射影的负面评价的时候，尤其是记载在一个普通记事本上，由那人的儿子，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与一帮不甘寂寞的年轻军人搞出来的一个军事政变的草案要点兼时局评论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发现他的心血白白花费了，这一场运动了全中国人民已经五年之久的大革命运动算是白搞了。

不是吗？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还在反，农民还是那么穷，工人还是那么懒，就连走后门还是照样的走，资产阶级法权兜了一圈之后，又依旧活跃在各级官僚的行列之中，就连农民们夜半时分在自家炕头亲热之后的体己话，也无非是自留地里的庄稼该要上肥了。。。

最要命的是，他似乎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听到了万岁呼声下面掩盖着的窃窃私语。曾几何时的“外王内贤”的伟大梦想，随着蒙古草原上的一声巨响，烟消云散了。

当毛泽东从72年那场大病中慢慢恢复过来的时候，他恐怕已经听到了天国的召唤，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了。于是，开始为自己的后事打理起来，在第三梯队中慢慢物色起自己的接班人来。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文革中冲杀出来的退伍军人王洪文，年轻，有阅历，而且有魄力，曾经在文革中带头卧轨闹革命，颇对他的胃口。为了保险起见，又陆续提拔了一批新秀补充到中央高层：湖南的华国锋，河南的纪登奎，上甘岭的李德生，二野出身的陈锡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没有任何的派系色彩，拔猛将于士卒，一定能够换取他们的忠心。

很快，他就失望了，这些新近提拔上来的年轻一代，根本不能胜任他的接班要求。他就是想不明白，当年他们闹革命的时候，也是一帮子三十左右的年轻人，不是也打下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了吗？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如此的不成器？！

唉，老人家大概没有想到，世道已经变了，打打杀杀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建设一个新世界，远远难过打破一个旧世界。当年老蒋内忧外患的，多不容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况且，一个盘根错节地生长了二十多年的官僚机构，又岂是这些刚刚从基层坐火箭上来的年轻人可以随便参详得透的？论资历，论能力，论狡猾，论人缘，他们差的实在太多了。要想生存下去，要么就是倒向自己原来的政治生态的小团体中，如王洪文；要么就是在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稳健派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中间，大致谨慎地保持独立地位，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能量，随波逐流地游移于两大阵营之中。

随着大管家周恩来的病重，无奈之下，毛泽东解放了已经被打倒的邓小平出山主理国家大事。希望邓能够吸取教训，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给他选定的接班人们一些时间，慢慢地成熟起来。

哪里料到，邓某的骨子里依旧是当年刘邓路线那一套，甚至演变到最后，连表面上的认输都做不到，拍桌子瞪眼睛地跟江青们干。这左派右派的两驾马车，眼瞅着就要倾覆在即。

唉，1976年初的老人家，心里难受的不行：从忠诚度上考量，江青是最让人放心的，可惜志大才疏，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掌舵人；从领会自己的思想意图并能有所发挥的角度而言，张春桥最能继承自己的衣钵，但是却为人阴沉，性格内向，不是一个当管家的好人选；王洪文更是操蛋，四十来岁的人了，一点自己的主见都没有，整天以江青张春桥的马首是瞻。其他人甚至连自己的地盘都没有，更不要说发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了，那个陈永贵连个文件都读不下来，如何有能力管理这个国家?!

不能再让邓矮子干下去了，不然我一闭目，没有人还能治得了他，我一生中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会被他彻底颠覆。在周恩来去世前后，毛泽东已经暗暗地下定了决心。

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最后的一个春节，过得非常冷清，甚至连卫士们在院子里燃放烟花爆竹，也不能让他展颜一笑。他时常情绪低落，不理睬身边的工作人员，有的时候看书看到伤心之处，甚至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无疑，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毛泽东的心情是孤寂的，落寞的，失望的，伤感的，那是一种英雄暮年，却又壮志未酬的无奈和悲哀。

他怠倦了吗？我想是的。他在76年春天写给华国锋的字条是：不要急，慢慢来。当然，80年审江青时，她爆出一个内幕，字条的后面还有6个字：有问题，找江青。此是后话。显然，毛泽东累了，实际上他已经在思想深处放弃了他的文革主张：是人性的弱点和百姓的自私，使得这场划时代的思想运动以失败而告终，非我毛泽东战之罪也。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执政二十六年后，第一次有人在天安门广场咒骂他是当代秦始皇，并为邓小平抱不平的事件发生之后，他依旧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

如果说晚年毛泽东的所有举措，几乎都是稀奇古怪的，那么，保留邓的党籍一事，至少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假如，邓的党籍被干掉，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不可能在77年就能出山。那时候的毛泽东，一言九鼎，仍然是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们心中的一尊神。

第二个亮点，是确立了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全面接管了党政军大权，如果当时把权力交到张春桥的手中，日后老邓的复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有人说，这是毛抛弃“四人帮”的一个举动，因此毛与文革的秀才们其实是有区别的。此话大谬，在政治理念上，没有人比“四人帮”更加追随毛泽东的思想了，江青自称自己是毛的学生，这话一点不错。与毛泽东相比，他们欠缺的只是政治手腕和政治资源，他们的所作所为，全部体现了毛的意图。毛之所以临终的半年前选择了华，大概是因为华的不党，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四人帮”触犯了毛的禁忌。另一个原因是，毛本人大概没有意识到他会走的这样早，以为以华的中间色彩和敦厚，在他的指导下，思想意识上依靠秀才们的摇旗呐喊，继续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经济工作上依赖李先年等稳健派的运筹帷幄，保持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安定，不至因为秀才们的过分躁动而把弓弦崩断，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如此，太上皇和儿皇帝，共同执掌左右两驾马车。

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头百姓，没有人能够拒绝死神的降临。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撒手人寰。临终前看的最后一本书是有关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三木武夫的书籍，因为当时正是日本大选之际；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这两件事情都很有趣，前者既可以说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也可以说是好高骛远，既可以说成哲人高远，也可以说是文人习气；后者说明毛泽东在最后时刻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因为他一贯是不相信医生的，2年前的老年性白内障的摘除，还是身边最后一位红粉知己小孟对他温言相劝的结果。

次日下午，阿唐正在学工的工地上劳动，听到工地上高音喇叭播出了伟大领袖逝世的仆告。回家的路上，小夥伴们低声交谈着：我们国家今后怎么办哪？那年，我们刚刚上初中。神的观念，已经深深地烙印在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包括年未弱冠的少年们。。。

毛泽东的离去，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幕。有人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英雄史观是不对的。这话当然不错，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是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所制约所引导的。但是，英雄人物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所发挥的作用，是万万不可低估的。

以中共的观点来说，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成功贡献最大的第一人选，这话完全正确。

不妨做个假设，如果历史上没有毛泽东，那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首先，一方面军大概熬不到与四方面军在川西北草地会师，因为毛的用兵的确有其不拘一格机动灵活的特点。当然，最近也有人撰文说，四渡赤水，其中有被迫的成分，并非老毛的花活玩的有多出色。不过，毕竟最终的结果是，一方面军没有被打垮，保留了一万多人的实力与四方面军会师。

其次，即便一方面军在其他人的指挥下，到达川西，在与张国焘的对抗中，一定是屈服于四方面军的压力，听从张的指挥，留在川西北开创新的根据地。因为张比其他的中共领导人强悍，毛又比张强悍，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只有毛张二人是秀才与丘八绝妙的结合。这样，最好的结果是，在2年后抗日战争爆发时，红军没有败亡，但是被国军封锁在中国中西部的崇山峻岭中，没有机会开赴华北敌后发展势力。

再次，即使在国内外各方的压力下，国共合作，中共也不大可能会走老毛的独立发展之路，完全可能全部投身于国民政府的阵营中，集中全力对抗日本的侵略。这是由于外部的苏共旨意和内部的民族情绪决定的，老毛在这一点上，头脑绝对清楚。事实上，老蒋也不差，日本一炸珍珠港，他就知道中国不会完了，从此就不怎么卖命打日本了。

又次，在三年的国共内战中，老毛的战略眼光的确高人一筹，即使以事后诸葛亮的心态，除开与粟大将有关是否转战江南的争论和刘邓千里挺进大别山是否恰当之外，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来，最后战争的进程比当初中共自己的估计快了一倍。最后斯大林怕美国干预，引火烧身，在解放军渡江前叫停，老毛也是眼皮都不眨地挥师过江，避免了南北朝的出现。

最后，关于出兵朝鲜的争议中，老毛也是力排众议，坚持出兵。决策的依据是，一方面，美国不会把战火燃烧到中国；另一方面，既然已经投靠了社会主义阵营，那么就要递交一份漂漂亮亮的投名状。结果又让他赌对了。当然，出兵朝鲜，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虽然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出兵有害论者：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只能是一边倒，没有可能做骑墙派，东亚的局势与南斯拉夫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真的做了骑墙派，一定是美苏都会提防你，谁都不吊你。六十年代之后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美苏从来没有同时讨好过中国，甚至有时候一致冷眼相向。

因此，韩战之后，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之中，完完全全地是一尊高大的神。如果说，1942年的延安整风，很多党内资深人士在风口浪尖之上，不得不俯首称臣于毛泽东的旗帜之下，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心理上完全拜服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甚至很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前国民政府时期的专业人士，也对中共和毛泽东佩服不已：百年积弱的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战成了平手！

是啊，中国人没有不高兴的理由，五十年代的中国，终于一扫晚清以来贫弱屈辱的形象，扬眉吐气地矗立于世界之林了。记得那个时期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周恩来的新闻照片，总是一幅神采飞扬的模样。这一切，全拜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毛泽东则是这个党的伟大舵手。

毛泽东这个湖南乡下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究竟靠什么取得了成功呢？

老毛的曾祖是打过长毛的湘军，香火传到其父亲的手中，依旧只是偏僻山村中的普通农户，家道还算殷实，但是与书香门第毫不关联。在中共领导人中，大概只有彭德怀的家境比老毛更差，大部分都要比老毛的家境好，至少在与外界的信息交流上面，老毛的成长环境是非常闭塞的。

如果不是老毛以死相威胁要去读新式小学，后来又去读了师范专科，那么湖南群山中的韶山冲里，将会多一个壮硕的种田汉，人类历史上将会少一位叱诧风云的枭雄，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将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政体下迈向二十世纪的中下叶，日本人在二战之后的悲惨境遇将从50年代末一直延伸到60甚至70年代，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将呈现完全不同的格局。

青年毛泽东是勤奋的聪颖的坚韧的，同时也是好勇斗狠的。他的同学箫某对他的评价之一是喜欢抬杠，不达目的不罢休；另一个是狡诈，经常在争论中给对方设定一个思维陷阱，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他在就学期间，可能因为是年龄较大的插班生以及欠缺系统的新学入门知识，因此，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自学为主，并且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兴致缺缺。这一段学习经历，对毛泽东毕生影响极大。今人评价毛泽东，可以说他是哲人毛泽东、诗人毛泽东、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军事学家，就是不能说他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甚至他缺乏起码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基本常识。尽管在建国之后，毛泽东有意识地对于这一方面的知识进行了恶补，但是一般来说，一个人世界观在其青年时代就已经成型，因此，毛泽东在建国之后的种种虚妄狂想，与他知识结构中的缺陷有着极大的关联。

可能会有人抬扛说，人无完人，世界上不可能有什么都懂的领袖人物。不错，的确如此，但是很少有人如毛泽东这般，好胜心如此之强，好奇心如此之旺，不仅要当世俗君王，而且要做精神领袖，既要当霸主又要做圣贤。这样，麻烦就来了，别的领袖人物可能不懂就闭嘴了，老毛偏偏要去为人师长，要去Try，不仅自己一个人去Try，而且还要大家一起Try。党性坚定如刘少奇者之所以在大跃进后对于老毛阳奉阴违，就是因为实在受不了老毛的瞎指挥。

青年毛泽东也是运气的，他身在湖南这个新学运动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接触了很多当时世界上最新的思潮和理论，这一切大概应该归功于曾国藩胡林翼张之洞潭嗣同等前辈的不懈努力。当然，最幸运的莫过于他被恩师杨昌济所赏识，谓之“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多方提携。其后，又被其爱女杨开慧的绣球抛中，这样，青年毛泽东得以从一介平民迈入了精神贵族的行列，从而有机会随恩师到北京接触外面的精彩世界，博闻广见。相应地，也提高了他的社会知名度，不然的话，以他一个连官话都说不清爽的乡下愤青，是不大可能当上中共的一大代表。

因此，老毛对于杨开慧始终不能忘怀的原因，除了青春年少两情相眷，杨开慧本人知书达礼秀外慧中之外，杨家曾经给予的恩惠与机遇，大概不时会让毛泽东感到感恩与愧疚。因此，在得到杨开慧的死讯后，老毛痛心疾首：“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说到底，杨开慧应该是毛泽东所有女人中，学识见解和思想造诣最高的一位。两人在热恋中的诗词唱和，也是一往情深，毛泽东曾写下《虞美人》赠杨开慧：“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呵呵，在我看到这首词前，从未想到桀傲若毛泽东者，原来也潜藏了若许小儿女情愫。

而毛泽东对于贺子珍的爱显然是感性和性欲的，两人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思想和学识上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杨开慧尚在狱中，老毛就上了贺子珍的床，显然是荷尔蒙作用的结果，不大可能是精神之恋的升华。因此，到了延安，老毛去和谈得来的文学青年一起天南海北，实在是顺理成章，以他的性情，以他的精力，他如果如同厚道之人朱德一般守着同样粗旷的康克清过上一辈子，那倒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贺子珍的出局完全在意料之中。

毛泽东对于江青的爱应该是很复杂的，江青的年轻与美貌无疑对于老毛有着极大的感性吸引，但是如果说老毛是为了贪恋美色而抛弃贺子珍，那实在是过于看扁了老毛。贺子珍出走在前，江青认识老毛在后，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江青之所以能够让老毛动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文化上的吸引。江青是在十里洋场上海见过世面的，她的身上折射着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这对于出身下层，曾经一窥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氛围，骨子里面仍然是土包子的毛泽东来说，其魅力是很难阻挡的。有人说，夫妻关系是互补关系，这话不无道理，越是自己身上没有的越有无穷的吸引力。

另外，世人其实把江青脸谱化了，她的形象并非如此。江青的文学造诣不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对于表演艺术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人很聪明，意志坚强，懂得生活，会做女人。因此，老毛一头扎进江青的温柔乡里不肯出来，甚至以辞职作为要胁要与江青长相厮守，就很容易理解了。

为什么进城之后的五十年代，老毛对江青渐渐失去了兴趣？这并非是老毛的喜新厌旧，原因恐怕还是出在江青身上，一方面当年国共内战，陪同老毛在陕北转战期间落下的疾病困扰，是否能够人道当存疑问；另一方面，江青置身于共产主义洪流二十年，除了穿衣戴帽还略微考究之外，已经被彻底革命化了，左的比老毛还左，旧有的互补效应荡然无存。如果说老毛是在把共产主义理念作为手段来运用，江青就是作为理想来奋斗了。这也是老毛对江青恨铁不成钢的原因：笨哪，凡事怎么能直奔主题，讲究点方式方法好不好？！

关于老毛与张玉凤是否有那层关系，阿唐判断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多人包括张本人曾经回忆张可以在老毛面前发脾气，不经过那个，如何敢如此放肆？！这一点上，我有些鄙视老毛：没有品味，缺乏自制。想那张玉凤居然在老毛身后用此招牌生财有道，实在不是有品之人。

至于老毛与最后的红颜知己小孟的关系，显然是祖孙之间的舔犊之情，实在不必妄加揣测，要知道其时老毛，高龄病弱，他老人家还能干什么？不是人人都有本钱去做老杨的。并且，小孟在老毛身后，过着相对低调的平静生活，阿唐很是佩服。

呵呵，不知道如何拐到这个话题上了，权当作对老毛人性中另一面的解读吧，待俺接着剖析老毛的成长之路。

3/18/06

自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坏了秦皇的千秋大业，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此起彼落，很少有过消停的时候。其中，规模大到改朝换代的就有刘汉、李唐和朱明。因此，文革时期中共所修的中国通史简直就是一部农民起义编年史。

实际上，无论中共是否承认，其二十八年浴血奋战最终夺取中国政权的过程，大致上也是一场农民起义运动。

但是，一直到建党近10个年头之后，中共的高层才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其实就是农民革命这一硬道理。而第一个朦胧之中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有意无意地加以实践的人，就是毛泽东。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因为某种不为后人所知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象同时期中国不安分的青年精英们那样前往欧洲留学，对于他的个人前程而言，应该是一个好事，这样，他就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专心致志于中国现状的研究和思考，尤其是农民问题，因此，他后来当仁不让地成为国共两党的农民问题专家；但是对于未来的中国前途来说，阿唐认为是一个坏事，因为老毛从未有过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经历(终其一生，也只是短暂地访问过苏联两次)，因此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和了解，缺乏直观的认识和第一手的资料。

此一说法，并非阿唐崇洋媚外。远者以李鸿章为例，作为晚清残局的擎天支柱，如果不是他遍游东西洋列强的经历，他不可能对世界时局和中国的处境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一句话，世界已经变了，原有的中华体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已经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新世界；近者以邓小平为例，七十年代末访日，在新干线的高速列车上，随员指着路旁闪过的一幢幢的庭院别墅说，那是日本普通农民的住宅，老邓闻声默然不语。如果说，当年他在江西下放的小院子里兜圈散步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抛弃老毛那一套乌托邦的设想，那么这次访日的见闻，让他看清了未来中国的努力方向。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说明了阅历和见闻对于开拓人的思维视野的重要性。青年时代，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社会制度下走上一遭，最起码你不会犯井底之蛙的错误。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而立之年的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到中国的农民问题，要么是人微言轻，要么是大家的兴奋点都在国家未来的大政方针上，对于升斗小民们的地租多少税赋多少人权多少，关注不多，总之，似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先是在广州后来在湖南，开办了几期农民讲习班，对于农民运动的骨干份子做了一些知识和思想方面的启蒙工作，并且热心于指导湖南的农民运动。

中共党史贴金说这是毛泽东的先见之明，率先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我宁可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对于农民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比其他人的兴趣大一些的缘故。因为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广州国民党总部和上海共产党中央的任职，并非一开始就专注于农运工作的。

但是，勿容置疑，老毛是中共高层中亲自动手搞农民运动的两大干将之一，另外一个是广东的彭湃。

毛泽东及其门徒在湖南搞的农民运动，波澜壮阔，有声有色，动静最后大到惊动了国共两党的高层，要劳动老毛去考察考察，是否要煞煞车？于是老毛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大声疾呼：打倒土豪劣绅，好得很哪！

自科举以来，未能入仕的读书人或者致仕返里的官员在乡村称为士绅，他们读书知礼，處事公平，因此往往被推举为地方民众的领袖，构成中国农业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行使着非国家职能机构的管理权力。士绅们的社会地位很高，上衙门拜见父母官无须如同普通百姓那般行跪拜礼，无故不得随意用刑。

清末廢除科舉後，地方士紳不再嚴格限於有科舉功名的人士和家族，三教九流，充斥其间，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于是就有了“土豪劣绅”的称谓。农民运动的革命对象，就是混杂在士紳队伍中的土豪劣绅。中共在湖南和广东组织农会，去夺原来把持在士绅手中的乡村管理权，对土豪劣绅实施没收田产房屋、人身侮辱甚至杀戮。

大凡群众运动一旦发动，没有不过火的，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的士绅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最糟糕的是，从此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日后局面一翻转，士绅们又回过头来报复农会的骨干分子，双方杀的难解难分。呵呵，原来文革中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很早就有出处了。老毛难道真的不知道乡村农运普遍的暴力过火行为吗？我相信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一定认为这是革命的必由之路：乱吧，越乱越好，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

等到国共合作破局，老蒋屠刀一挥，共产党人做鸟兽四下一散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报仇，因为心理实在不平衡：当年国民党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是苏共的银子和军火的供养，是中共党人的无私入伙，老蒋才能北伐成功，击溃了北洋军阀在南部中国的势力，过河拆桥，相煎何急！于是，组织兵变，城市暴动，一波接着一波。显然，这些举措的指令都是来自共产国际，因为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首先在中心城市暴动成功的。但是，遗憾的很，这些仓促发动的暴动，往往是一击之下，几圈涟漪，然后就无影无踪了。

其后，中共党史的检讨是，忽视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环境，犯了以卵击石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呵呵，真是胡说啊。当时国民政府北伐尚未结束，内部纷争不断，汪蒋互不服气，大小军阀如毛，南京政府能够有效行使权力的区域不过是区区江浙周围数省，国民党内部遍布中共党员，甚至军队系统内部也是国共交叉并存，哪里是敌强我弱？至少在国共两党的二十多年的较量中，这一时期，中共不是最弱的，国民党不是最强的。

归根到底，是当时的中国不具备爆发大规模反社会性质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条件。中国的城市阶层以及乡村的上层阶层无疑是需要稳定的，中共那一套均贫富的理论他们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而控制中国城市经济的西方列强，他们很自然选择站在现有的统治者一边，以便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再加上国民党相对温和的政治色彩，也让他们之间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因此，老蒋的国民政府很自然地就得到了列强们的财政与军事支援。

多扯一句，十月革命能够在俄国成功是因为很多偶然因素的迭加，如果一定要找出其中的必然因素的话，那就是俄共有一个天才演说家列宁。十月革命前，俄国发生了一次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情形非常像此前中国的辛亥革命，前线的士兵倒戈，沙皇不得不引咎辞位。所不同的是，晚清中国的地方势力强大，中央政府控制能力弱，革命之后唯一的强人袁世凯称帝失败一命归西后，中国就陷入了实际上的分裂状态。但是沙皇在垮台之前的统治并不弱，不存在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权威的挑战，因此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仍然能够通过中心城市的管道，有效地行使对全国的管理权。

其时俄国，内忧外患，矛盾非常激化。民主产生的临时政府在俄国专制统治被推翻后，整个社会被长期压制的能量一下子迸发出来的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暴露了民主政体决策的软弱、迟缓和理想主义色彩等等弱点，在大政方针上，未能满足革命的主体--工人和士兵的最初起事的诉求：对外结束对德战争，对内改善百姓的生计。因此，在各种社会势力的暗中推动之下，在当年的10月，再次爆发士兵暴动，推翻了临时政府，这就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社会主义实验运动的起始--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并不是哪个具体的政党或者组织领导的，其情形与89年天安门广场上绝食抗议的学生运动如出一辄：乌合之众蜂拥而起，最后运动的方向就由高音喇叭里面那个最激进的声音来主导了。当时，在俄国圣彼得堡的各种集会上演讲辩论声音最大的那个人就是列宁，他以激进的思想、锋利的言辞、动人心弦的感染力，最重要的是喊出了迎合大多数闹事分子诉求的纲领和政策，彻底征服了讲台下面的芸芸众生，最后乌拉一声，布尔什维克就当选为苏维埃的主要政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诞生了。苏共控制了首都和几个大城市，也就等于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政权。其过程虽然翻天覆地波澜壮阔，时间却很短暂：十天。

所以说，苏共的政权不是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而是用嘴巴嚷嚷出来的。因此，为什么1927年之后的几年内，中共如此热心地在兵营搞兵变，在城市搞飞行集会，就不难理解了，当年苏共就是这么过来的。当然，其后列强武装干预苏俄，托洛茨基(所谓托派的头目)正经率领红军很打了几年仗，号称红军之父，此是后话。

但是，俄国与中国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情，在中国的城市里玩这些花活纯粹就是往枪口上撞，连普通市民都不会同情你。俄国的十月革命有很大的自发成分，因为矛盾真的激化到不得不反的程度了，中国根本就没有。

老毛也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搞了一个秋收起义。听起来行动似乎与农民有关，其实只是时间上与秋收季节重合。秋收起义也是一个兵变，其骨干力量是武昌国民政府(汪精卫)的警卫团，老毛作为这次起义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大致扮演了一个监军的角色。在起义军攻打长沙失败，总指挥卢德铭战死的关键时刻，三十四岁的毛泽东展现了其枭雄本色，临危不惧，收拢起义军余部，并且在三湾村做了三件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事情：一是军队改编，第一次建立了党军的模式，保证了中共对军队有直接有效的控制权；二是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规；三是明确了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这三件大事中的前两条，显然是取经于曾文正公，曾大帅以一介书生统兵，当初就是用乡土观念、忠君报国、仁义之师、令行禁止种种手段把农民出身的湘军打造成一支铁军的。最后一条大概是出自老毛年轻时候对于水浒的热爱，这灵机一动，如神来之笔，无形中产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 的中共武装斗争的策略纲领。

三湾整编，是毛泽东个性中英雄主义色彩绽放出来的一个亮点，临危不乱，败而不馁。中共领导人中，朱德和彭德怀也具有如此的英雄气概。朱老总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其他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都跑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振臂一呼：要革命的跟我走！带领无头苍蝇般地散兵游勇就上山打游击去了，最后在井冈山的山寨之中，入了老毛的伙，号称“朱毛”。要知道，老朱在起义时不过是南昌市的公安局长，起义的士兵大都是贺龙的部下，没有几个是他的兵，其个人魅力由此可窥一斑。呵呵，老朱曾经有过身为红四军军长，亲自端着机关枪上阵杀敌的经历，而且这一辈子就从来没有被枪子撞上过，牛人哪！彭德怀也在平江起义之后，带领自己的余部千里转战到了井岗山与朱毛会师，不象其它的起义暴动，一旦失败，就烟消云散。

毛泽东的身上另外具有一种特质，他很能与下里巴人混在一起。当时井冈山有一夥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老毛一到井冈山，三言两语就搞定了这帮人。后来，中共过河拆桥，等到羽毛丰满，回手就杀了袁王二人，当然，据说不是老毛的意思，这里不能冤枉他老人家，此是后话。

老毛最擅长地就是这种小范围内的高谈阔论，天南海北，深入浅出，博引旁证，甭说一夥啸聚山林的山大王，就是很多老学究都很拜服老毛呢。但是，老毛的讲演能力显然不灵光，要么是他的湖南土话太难听懂，要么是他的讲话太过辨证，正面说说，反面讲讲，最后反而把主题给冲淡了。记得看过几张他在鲁艺抗大的演讲照片，台下的听众明显一幅不在状态的表情。

所以说，老毛的成功绝非偶然，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绝对不是一个眼高手低之辈。中共第一个割据政权的建立，老毛当据首功。

朱毛在井冈山站住脚之后，中共中央终于醒悟到这是一个很妙的招数，因为不会触及到现政权的直接利益与痛处，容易生根长叶开花结果。于是贺龙在洪湖，张国焘在大别山(当然，他不是创始人)，刘志丹在陕西，邓小平在广西，方志敏在江西。。。一波接一波地搞起事来。老蒋当时的注意力放在中原大地上和冯玉祥阎西山大战上面，结果红军慢慢坐大。

等到老蒋收拾完了冯大兵和阎老财，招抚了花花公子张学良，回过头来对付中共的割据势力，红军就开始打败仗了。

后来，中共党史给老毛贴金说，这是因为王明的人剥夺了老毛的军事指挥权。这种说法显然是因人修史，国军对中央苏区的第5次围剿，谁来指挥都是打不过的，老毛的建议也不过是主力部队跳到根据地的外面，到外线去周旋。张国焘在大别山就是这么干的，结果根本站不住脚，被国军在屁股后面一直追赶到川军的地盘川北山区，四川军阀宁可容忍红军也不愿意中央军进来，这才喘了一口气。后来，党史指责张是右倾逃跑主义，指责李德是左倾冒险主义，一事两读，实在是很不讲理。

红军集体大逃亡到陕北的结果，老毛终于如愿以偿地做了中共的老大。领袖人物地位的建立，看来确实是要经过腥风血雨的考验。没有中央苏区的大溃败，如何反证老毛战术的机动灵活？没有张国焘在川西北草地的仗势逼宫，如何反衬老毛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毅然决然壮士断腕的气度？

接下来的一手，老毛玩的更是漂亮，张国焘的两万多精兵强将在河西走廊，稀里糊涂地被马家军打的灰飞烟灭！如果说老毛成心如此，其心机真的是十分阴沉；如果说老毛是无心之作，似乎与他卓越的军事才干不相匹配。

西路军的覆灭，恐怕永远成为历史之谜。当年西路军的最高军政首长陈昌浩在失败前夜，愤恨地对所有的高级将领大发牢骚：要独自一人回陕北和老毛评理去！言外之意，中央关于西路军的电报指示，都是自相矛盾，一会是在河西走廊站脚扎根，一会是向西前进打通与新疆的联系，举棋不定，遂遭覆灭。半路上，陈昌浩却又想拐回大别山东山再起，结果稀里糊涂跑回湖北老家待了一段时间，最后才辗转回到陕北。如果别的人有如此经历，这辈子的审查就会没完没了，但是陈昌浩的境遇却很奇怪，虽然一直被闲置高挂，但是也没有被三审五查，大概是两不相扰，彼此相安，你不胡说八道，我不与你为难。

无论真相如何，客观上老毛又是直接的受益者。假如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以其大过一、二方面两军的实力，如何处置张国焘将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搞得不好，四方面军仍然会在张的率领下，独辟蹊径，单独去打天下了，老毛也就没有可能树立起自己在中共的绝对权威。

从1921年起，至1936年止，经过十五年艰苦奋斗，四十三岁的毛泽东终于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袖。

此时中共的前景非常的灰暗，三万缺衣少弹的武装，局促于全中国最后一块红色区域--陕北贫瘠的山沟沟里，外面是几十万虎视眈眈的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日子久了，不被打死也被困死。举目四望，白区的中共组织丧失殆尽，有组织的活动全部停顿。没有大功率电台，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早已中断。

陕北的穷困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即使已经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里仍然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十年之后国共内战期间，彭德怀率领三万解放军与胡宗南在陕北周旋，为什么不多添一点兵？要知道那时候全中国解放军的总兵力可是一百多万哪！无它，完全是陕北太穷，养不起这么许多的兵。那时胡宗南二十万大军的后勤补给全部依赖于西安一带兵站的补给，运输线拖的老长，军力的一半以上要用于防守点线上面，所以，老彭三战三捷消灭了几万人马之后，胡宗南的机动兵力就不比老彭占优势了。

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一方面对当面的东北军大力游说，一方面组织东征，跨过黄河去打阎西山。东征的成果不大，还折损了大将刘志丹，愁的林彪要带一支队伍去陕南打游击。游说东北军的结果，天上掉下一硕大的馅饼，傻袍子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把老蒋给抓了起来。呵呵，有时候傻瓜也能创造历史啊。说笑了，张大少之所以抓蒋不完全是中共的鼓动，主要是他自己有私心，想倚靠苏联做西北王。

今天，恐怕还是有很多人嘲笑老蒋的迂腐，为了一个口头上的承诺而放弃了对中共的穷追猛打，没有如同49年渡江前夕老毛不吊斯大林喊停的指令，高唱着“宜将剩勇追穷寇”，把老蒋撵到台湾去了。其实，阿唐猜想，一定是老蒋和苏共达成了某种协议：国共合作，苏联支持蒋抗日。这样，就不难理解武汉上空激战的苏联战机和新疆至西安公路上忙碌的苏援卡车了。老蒋也是没有办法，1936年的世界列强对于中日争端，集体袖手旁观，苏联愿意出面帮忙，就是一付毒药也要吃下去先。

后来发生的事情诸位看官都很清楚，阿唐也曾拽文写过，总之，中共绝处逢生，从中央政府喊打喊杀的叛军叛党，一下子变成友军友党，合理合法地在中国的土地上便宜行事了，当然大多数时间是在国民政府打不过日本而扔下不管的地盘上面。

1945年，日本在苏美两大强国的一致打击下，不支投降，一不小心，中国变成了战胜国。国共两党，面临战后的势力划分和政权定位问题。

当时中国大地上有三方五种势力，日方：日军，汪伪和满洲国；国民党；共产党。从战略姿态而言，日方占据了几乎全部的大城市、交通枢纽、港口和铁路线，最为有利；中共的根据地在华北华东与日伪交叉在一起，形势不差；只有国民党的主力被压缩在西南边陲，非常的不舒展。

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军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国军的人数是共军的三倍，陆军装备大致是共军的二倍优势，再加上空军海军，因此，总体上，国军的军事优势很明显。

这样，一方面中共不大敢主动去招惹国民党，另一方面国民党需要时间调整自己的战略姿态，再加上人心厌战，谁也不敢率先发难，于是，就有了抗战胜利之后的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举。虽然说，国民党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讳杀了毛泽东，不过，还是佩服一下老毛的胆略。

重庆谈判期间，老蒋老毛这两个撕杀多年的老对手曾经在一个屋檐下住过，而且晨起散步的时候走过一个照面。在这所宅院里拍下的二人合照中，老毛略壮略高，老蒋面露微笑，恬淡自然，老毛面色平静，略带局促。

那个时候，老毛大概没有想到日后真的要与国民党杀的血流成河，回到延安，已经开始张罗着国共合作之后，未来中共的首府搬到长江北岸的淮安之事，因为那里距离南京比较近，便于两党协调。是啊，人世间很少有人嗜好战争，老毛也不是天生的斗士。苏共也对中共施压：最好建立联合政府，就象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希腊那样(当然，后来那些政府中的共产党都消声匿迹了，嘿嘿) ，如果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就有灭顶之灾。

斯大林主要是为自己的国家打小算盘，不想因此而引发美苏之间的冲突，才如此吓唬毛泽东：两强在中国土地上大战起来，原子弹一爆，你们就完了。另外，从国际地缘学角度来看，一个分裂和虚弱的中国显然比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更符合苏联的利益。

因此，抗战胜利之后，中共上上下下确实都有马放南山采菊东篱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想法。后来文革中对刘少奇批判说，在老毛重庆谈判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对国民党充满幻想，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老刘当时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一下子向东北派出了10万主力部队和2万干部，手笔相当大。

率先抢占了东北的中共，实际上在未来的内战中已经占有了不败的地位。

以经济学的眼光来说，东北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划单位，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农产品丰富，矿产齐备，也就是说，如果封闭起来，东北不需要与外界发生物资上的交流，完全可以自我循环，自我发展。

以军事角度来看，东北的三面为苏朝蒙包围，只有南面山海关一线窄窄的数十公里的通道与华北相连。因此，确实具备扎起口子，在东北称王的可能性。

国共三年内战，东北战场基本上是一个缩影，国军东北一败，棋就已经下输了。

一开始，老毛是想独占东北，命令林彪去守山海关。没有等林彪从沈阳赶到前线，山海关已经丢了。急切中组织了黄克诚的两支主力纵队，去抵挡国军的进攻势头，结果被国军一个先遣团用美式炮火一通招呼，土八路在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打一些韦小宝式下三路的小仗，哪里见过如此大的阵仗，转瞬之间，就崩溃了。把林彪气得胃病都犯了。

一路向北溃败的东北人民联军，哪里有两年之后解放军头号主力四野的威风，几十万人被国军的两个军追得向北猛逃，三下两下，东北的一大半又归了国军。一直跑到四平，林彪抗不住老毛的三令五申，自己也觉得窝囊，于是在四平展开部队再次正面抗击国军的进攻，结果还是打人不过。这一撤，就撤过了松花江。

进入长春的国军，受到市民的空巷欢迎：看看，这才是俺们的中央军，流光水滑，军容整齐，哪里是前些日子那些破衣烂衫的土八路能够相比的？于是纷纷把闺女嫁给国军的年轻军官。今天台湾的外省人中，很多人的母亲都是东北人，就是这个缘故。当然，长春人日后也为这个冲动付出了代价，被四野围困了150多天，饿死了三十多万人。(戏言而已，围困长春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编者按。嘿嘿)

接下来，国共在美国的调停之下，停战熄火。

国军小诸葛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曾经撰文说，如果不是停战令的颁布，林彪军就完了。阿唐深不以为然。以南满为例，这里是中共的偏师弱旅，十来万人，一直被国军压着打，却怎么也收拾不下。因为背后就是北韩，打不过就往后退一退，把伤病员往朝鲜一送，主力暂避锋芒，从朝鲜补充齐备之后，转一圈又在别的地方接着干。北满的地势开阔，与苏联接壤的边界更长，国军在东北就那么几个兵，能把林彪怎么样？

总之，截至到1947年，国共双方在东北战场上呈现相持的局面。

林彪在这一段时间内，干了两件大事。一是训练军队，二是稳定后方。

在中共进入东北之后，苏军陆续将手中缴获的日军军火移交给了林彪，数量非常庞大，总计可以装备近百万军队。但是，士兵与装备的磨合需要时间，军官对于正规战争的理解和学习也需要时间，在东北战场的初期，林彪军之所以一败再败，就是因为尚处于磨合阶段。

正是在这个时候，小个子陈诚帮了林彪一个忙，他把原来满洲国时期的军警人员全部下岗回家了。这些人迫于生计，基本上都投靠了中共，继续吃粮当兵。呵呵，林彪所部一下子就扩张到近百万人，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夏天隔江练兵，冬天踏冰过江袭扰，这就是“三下江南” 的故事。

后方加紧剿匪，少剑波和白茹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斗地主，分田地，开罪了1%的人，却得到了99%的人心。那些家里分了田地的士兵就铁了心要为共产党玩命，不然，国民党胜了，家里人也铁定要遭殃，谁让你分了村头张大善人家的大青骡子和二亩上好的水浇地不算，还把人给崩了的？这叫做交了投名状。

同时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全军上下，挖穷根，诉苦水，哭成一团。甚至那些刚刚被俘虏过来的国军士兵在悲惨气氛的感召下，一时间也觉得国民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全军同仇敌忾，红了眼睛要去干仗，这应该就是洗脑吧。不过，这种法术可能持久力差一些，对于环境的依赖性也很大，因此韩战中被联合国军俘虏的前国军士兵，大多数在战争结束之后选择去了台湾。

此后东北局势的演变，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实际上，土改和新式整军在中共统治区域一经全面展开，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其城市经济受海外强国控制，依赖性很强，而且仅仅占有中国经济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农村经济大致上是自给自足型态的自然经济，对于城市经济的依赖度很低。因此，抓住了农民，也就等于得到了中国。

此外，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很弱，因此，国统区的管理模式是粗放松散型，效能非常低下。而中共利用其严密的组织，狂热的理想，人为打破旧有社会结构后焕发出来的社会能量，最大限度地把自己控制区域的资源整合成为战时体制。举个例子，东北战场战锦州前夕，几十万大军从北满调动到南满，在重要交通枢纽和主干运输线仍然在国军控制下，没有人民的全力支援是很难短期内跨过山山水水调动完成的。淮海战役中，用于后勤支援的民工有好几百万之多，以至于老邓后来说，我们的胜利是解放区的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在国共内战前期，尽管国军军力占有优势，但是国共双方的差距没有大到人力不可抗拒的程度。其精锐部队是三十九个美械整编师，大致是按照美军的轻装水平配备的，其中部分师团是美日混合装备的半美械师。美械师的火力强大，机动性强，但是因为受制于中国的道路状况以及军火生产水平，并未能发挥其有效的能量，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造成其后勤补给以及战场维护效能的不足，因此，只有在东北战场的前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打出了缅甸远征军的威风，其它战场上的表现乏善可陈，甚至还不如黄百韬日式装备的杂牌军出色。那个牛皮哄哄的张灵甫居然扔下重型火器把74师带到山头上去打阵地防御战，结果叫粟大将给连锅端了。

简言之，就是国军有了现代化的装备，没有现代化的环境，也没有现代化的人，而且，这种装备上的优势没有大到压倒性的程度，共军因而凭借灵活的战术，顽强的斗志，广大的国土，坚强的后方，最后抵消掉了这种优势。等到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双方的硬件水平相当，甚至共军反超的时候，国民党就兵败如山倒了。

在某种程度上，老蒋是旧中国城市阶层的代表，老毛是旧中国农民阶层的代表，两强相斗的结局是，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所以农村战胜了城市，嘿嘿。

1949年10月1日，五十六岁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漂泊生涯几十年而乡音不改的浓郁的湖南土话向全世界大声宣告：他成功了，他和他的同志们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战，他们做到了！

同一天，台湾岛上暗自神伤的蒋介石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派遣空军轰炸天安门的计划，到底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正人君子，惨败之余也不愿做火烧阿房的鲁莽项羽。

在无线电波把毛泽东的声音传遍全世界之后的日子里，他的军队正在迈开大步奔向中国的四面八方，短短的一年之内，甚至踏上了雪域高原拉萨的街头，这个从古至今鲜有中央王朝军队降临的神秘之域。

中国在历经百年积弱的耻辱之后，终于又一次浴火重生，被一只强而有力的大手统合到了一起，国土辽阔，军容齐整，万民欢腾，成为继大汉、盛唐、蒙元、满清之后，第五个自信满满的帝国，矗立于世界的东方。

我不知道，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心里想了些什么，在广场上民众的万岁声中，他是否意识到凡事一体两面，有得便有失？他是否知道，在他和他的同志以及他战死了的同志历尽艰辛打造一个红彤彤的国度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不仅有同志的鲜血，还有百姓的痛楚，经济的残破，思想的禁锢，文化的践踏以及仇恨的播种。。。

满清皇帝在天安门后的紫禁城内宣布逊位的三十八年之后，中国人民用他们的万岁声音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皇帝。

3/21/06

1953年，中朝美三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在三千里锦绣河山的朝鲜半岛上绵延了3年时间之久，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烈度最高的局部战争的战火，终于正式熄灭下来。

一直到韩战已经过去了五十三年的今天，中国的网民们仍然为了这场韩战是否应该打中国是否真的胜利而吵得不可开交，但是，1953年的中国人民几乎全体一致地认为打得对打得好打胜了，我们把美国人又赶回了三八线，保卫了我们的家园。

中共政治局中，毛泽东的同事们由衷地敬佩这个微微发福的湖南骡子，他黑黑浓密的头发、旺盛的精力和散漫随意的举止，丝毫看不出已经是一轮甲子之人，如果不是他力排众议坚持出兵，今天的东北地区不是变成了美军占领下的游击区就是抗击在朝美军的前沿阵地了。一场韩战的结果，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了60个步兵师和近30个空军师的苏军最新装备，经受了现代化战争的战火洗礼，从一支近代化的军队一跃而为现代化的军队，中国跨入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军事强国的行列。最关键的是，这场战争大大地改善了斯大林对于中共的观感，接踵而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让中国快速地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地位，在迈向世界工业强国的道路上迅跑。

截至到五十年代中期，很多身在高位的中共党人一致认为这是中共历史上少有的风调雨顺的时期，高层团结，将士用命，人民忠心，城市里在苏联的帮助下建成了156个工业基地，农村里完成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彻底改造，共产主义的门槛似乎不过是一步之遥，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超英赶美”的狂热口号。

以今天的眼光看回去，在这一段中共党史津津乐道的尧舜一般美妙的黄金时期中，发生了两件事情，对于中国以及中共的未来影响，意义深远。

第一个就是土地改革。中共在全中国范围内，除开西藏等偏远地区之外，人为地打破了乡村的私有制经济的神圣性，重组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通俗地讲，就是斗争地主富农，分田分地分家产，并且在相当一部分的乡村中对富人阶层实施了事实上的有计划杀戮。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以及同期的镇反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一百万人还是二百万人？大概已经不可考了。

在中共早期的武装割据时期，对于红区和游击区的地主富农曾经实行了苏联实施过的专政手段：肉体消灭，财产分光。这也是老蒋至死都称呼中共为匪的历史由来。从权变角度而言，早期中共的做法有不得不为之的原因，不然，谁会死心塌地地跟你闹革命？但是，在建立政权之后，仍然大力推动这种急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运动，就大有商榷的必要了。

从巩固中共政权的角度出发，5百万的军队，全民族空前规模的对于中共的向心力，根本就没有必要对于乡村的富裕阶层实施如此极端的国家主导的专政行为，难道仅仅因为分了田地，他们就敢造反不成？

从保护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凡是农村中的富裕阶层，富有的原因不外是祖上遗产、个人勤劳和聪颖，巧取豪夺欺男霸女的恶霸地主不是没有，但是毋庸质疑，其比例显然是少数之少数，否则，社会结构因为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将会因为其不稳定性而即刻倾覆。呵呵，看官如果不信，尽可以回家去问问家中经历过那一时代的长辈，调查调查有多少地主理当杀头。退一万步，即使此人该杀，其审理与执行的操办之人，也不应当是同村的乡民。这种作法对于我们二千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传统，只有起到强化的作用。

从建立现代化国家的角度出发，这是一种对社会进步发展的反动行为，从破坏私有制的神圣性开始，演变到对于少数阶层的肉体消灭，最后种下的恶果就是人性的泯灭和权力的滥用。其后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土地，选择加入人民公社这个超现实主义的理想怪胎，土改的前车之鉴，谁还敢说个不字。最后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力膨胀到了除了多吃多占，还可以任意吊打那些不服从管教的农民，情形严重到中共要发动“四清”运动来清理这些所谓的变质分子。

从效果来看，暴力革命就是一柄双刃利剑：立竿见影，后患无穷。当年，中共在苏区搞了非常彻底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动员了无数农民参加到了共产主义的洪流之中，如江西的吉安湖北的黄安，几乎都是将军县了，因此中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地区都是自己人的地盘。于是，1945年初，在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战役之后，老毛派遣王震率领一直在延安开荒种地的三五九旅南下前往江西福建的老苏区去点燃那里留存的革命火种，顺便打算沿路拣拣战场上的洋落，收编收编地方武装。王胡子遵令率领这几千人马跋山涉水万里转战，备极辛苦，谁料想，一路之上经过的革命老区，老百姓看见他们就象看见鬼一样，根本不予合作，甚至贫苦农民也回避他们。何也？当年红军在当地闹革命的时候，征兵征粮，简直到了杀鸡取卵的程度，分到手的那几亩地的收成根本就不够应付的。等到红军拍拍屁股一走人，还乡团一回来，不仅田地物归原主，还要搭上若干利息。结果，王震的部队转来转去，一片根据地都没有搞成，后来，被迫北上，在河南入了李先念的伙。最后国共内战一起，中原突围之后，王胡子带领他的部队又回到了延安！嘿嘿，算起来，这王震还经过两次长征呢，也是一个奇人。

第二个是“高饶事件”的爆发和处理。高是高岗，饶是饶漱石。饶漱石为人谨小慎微兢兢业业严于律己，人称“苦行僧”，并不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人，高岗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性格色彩极为鲜明，一直到今天还是难以定论。他手下的干将马洪，80年代曾经任职国务院经济信息中心，也算是个一言九鼎的人物，当年阿唐求职无门，曾经拜访此老，没有见着马老，大红墙里出来个秘书与青年阿唐攀谈，问某可否搞到东北山林里的新鲜山参？山参的没有，工作的没有，不然的话，今天摆的龙门阵或许还可以透露若干内幕，嘿嘿。

话说当年老毛率领一方面军摆脱了四方面军的潜在威胁，走出草地，在甘肃哈达铺获得国民党的一张旧报纸，言及陕北有共匪刘志丹和徐海东部活动，大喜过望，原来设想前往内蒙接近苏联的设想暂且搁置，一溜烟地径直奔往陕北。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大概有6千多人，破衣烂衫，疲惫不堪，遇到的刘志丹高岗部，人数不多，三千来人，但却是地道的陕北地头蛇。老毛骨子里面的草莽气质，一下子就征服了这两个后生之辈，尤其是高岗，马上就对老毛服气的不行。写到这里玄幻一下，如果换上周恩来率队而来，以他温和的性情，彬彬有礼的风度，大概不会如此之快就能折服这两位已经独当一面很久的诸候大员。总之，陕北的红军毫无二话地接待了落魄的中央红军，并且自觉自愿把自己手下的队伍纳入到了老毛的指挥体系之中。

其后，刘志丹战死，高岗成为了陕北红军的一面旗帜，老毛非常欣赏这个粗旷的陕北汉子，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直率他的忠心，而且也因为他的能干。不然的话，当时在陕北迎接中央红军的还有红二十五军团的徐海东部，徐把自己手中的全部大洋都接济了中央红军，连个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不可谓不忠诚，但是其后并未获老毛重用。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徐大将体弱多病的缘故，嘿嘿。

老实讲，我对这个动辄在万人大会上讲什么“我们有些同志的小资产阶级尾巴就象XX，动不动就翘起来”的鲁莽汉子，也是颇有好感，在共产党专制体制下淹灭的人性，在高岗的身上却屡有闪现。比如，他曾经毫不顾忌地乱讲什么“陕北救中央”之类犯讳忌的话，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猛磕瓜子，随便吐皮，甚至飞溅到旁边人的身上而不察。高大麻子不仅个性张扬，而且非常的花心，但是从来不曾听说过他倚仗权势来硬的，都是在社交场所上勾三搭四，牛人哪。另一方面，高岗在东北做了近10年的东北王，工作干得相当出色，甚至在群众集会上，有人喊出了“高主席万岁”的口号。从林彪到彭德怀对他的印象都非常好，要知道，这两位也都是眼高于顶的人物啊。

在韩战结束之后，老毛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来了一个“杯酒释兵权”，调动了各地方大局主管军民的五大节度使进京任职，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和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则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建国初期，国家的主要经济职权集中在计委，因此国家计委直接受国家主席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都是其中的委员。由此，高岗在党内的地位一跃成为毛、刘、周、朱之后的第五号人物，号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后世之人总是想不明白，高岗与饶漱石这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人，为什么会走到了一起，他们两个在历史上毫无渊源可寻。我猜想，大概起因是来自老毛对二人的重视，从五马进京的人事安排来看，高饶是掌握党政两方面的实权人物。

党史的结论是两个人利欲熏心，打算取刘少奇而代之。这话不错，事实上他们两个就是这么干的。高岗出面找了很多人谈话，如林彪、彭德怀、陈云、邓小平等实力人物，矛头表面指向刘少奇手下的大将邓子恢，其隐含的意思则是：刘少奇不行，右了，要下来。但是，打死我也不信这是高饶两个人的自发行为，很显然，有老毛的意思在里面。

建国伊始，刘少奇在天津就发表了一个“资本家剥削有功”的观点，大意是资本家固然占有了相当一部分的剩余价值，但是他们有效率的经营行为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是起到了促进作用。以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刘少奇的言论是非常地大逆不道。但是，刘也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依据：现阶段的中国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共产主义那套理论暂时还用不上。

在这点上，老毛认为刘少奇右了，再加上刘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态度是：先机械化，再集体化，与老毛超英赶美的战略设想相去甚远，因此，要么是真想换马，要么只是想给刘施加一些压力，老毛显然是对高岗说了些什么，至少是暗示，不然，高大麻子胆子再大，也不敢如此嚣张地公然倒刘。

但是，没有想到高饶活动的结果是，除了林彭有些附和之外，其他人都不大感冒，刘系人马更是反戈一击，邓小平这个局外人甚至跑到老毛那里去打了小报告。

老毛一见众怒难犯，就拍拍屁股去了杭州，留下刘少奇在北京牵头组织对高饶的批判，罪名是反党联盟。我靠，高岗反的是刘，不是共产党耶！会议上说了些什么，只有日后等待中共秘密档案解密了。不过，我猜内容和形式与日后由李锐披露的庐山会议记录大致一样吧，无非是陈芝麻烂谷子，历史旧账，个人恩怨，互相揭短，发泄不满，上纲上线，最后还要逼着你自己承认错误。

这是共产党内部政治和组织生活不正常的开始，是一种极端恶劣的作法，完全是以势欺人，以众击寡。高饶的作法实在无可厚非，如果不在会议前交换意见，如何给正式的会议拟定议题和主调？当年老毛在遵义会议前不就是这么做的么？高饶事件，种下了庐山会议和文化革命的恶果。

高老弟百口莫辩，一气之下，寻了短见，而且是try了两次才成功，可见寻死决心之大。

老毛获知高岗死讯，据说非常生气，认为高麻子没有出息。

读史至此，往往忍不住想起李自成看到被崇祯砍掉一条臂膀的长公主时说的那句话：上太忍！

难道老毛真的是铁石心肠的人吗？从对老毛的回忆文章知道，他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常常在看戏的时候泪流满面，路遇倒卧路旁的可怜穷人也心疼的不行，文革中受到打压的造反司令蒯大富抱着他哭诉的时候他也陪着落泪。。。为什么对于残酷的党内斗争却处之泰然无动于衷呢？

这个大概要追溯到斯大林时期对于苏共的整肃。二三十年代，为了争夺和巩固自己在苏共的领导地位，斯大林疯狂地在苏共和红军内部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手段残酷之极。中共作为苏共的儿子，也受到极大的波及，三十年代初的红区，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人，比国民党还能干，因为杀的都是自己的骨干。凡是与自己意见相左观点不一致的，当自己权力够大时，就有可能将对方杀掉。几乎所有的中共高层基本上都有过这一经历，不是被整就是整人，包括老毛本人，除了党史中常常提到的在中央苏区被王明的人所整肃，剥夺了军权，长征前险些被抛弃在苏区的被整经验，此前，老毛因为自己主导的苏区肃反，波及过大，险些造成了“富田兵变” 。

无论老毛们心中是否真的认为这是革命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一个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最终造成的后果就是，对于自己同志的生命毫不重视，凡事只要与所谓的路线斗争沾上边，那么人性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为什么从五十年代中期之后，老毛在经济建设的思路上一直快于他的同事们呢？

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斯大林的去世。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共是全世界共产党组织的龙头大哥，有为老子党的称呼，斯大林当仁不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老毛对于斯大林的感情是复杂的，爱恨交加。当年在井冈山的时候，老毛以中央苏区的创始人的身份居然被王明一夥二十多岁的小年轻整得很惨，不是因为这“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多大的能耐，而是站在他们身后的斯大林的缘故。虽然，斯大林最后接纳了毛泽东，但是十几年来，对中国的事情依旧指姬气使，多有干预，老毛领导中共在与日本人周旋、与国民党争天下、与美军在朝鲜血战的过程中，凡事仰仗斯大林撑腰的地方太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斯大林一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头羊似乎很自然地应该落到了毛泽东的头上：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几乎独立推翻现政府夺得了政权的赫赫武功，代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在朝鲜战成平手，世界上第二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与第一大的苏联相比，无论是工业产值、技术水平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方方面面，相去甚远。即使老毛本人真的被兄弟党推举成为大家的领袖，恐怕也是名不副实，最起码的，小兄弟要求一些施舍，贫穷的中国也是无能为力，如何能够服众呢？

就在这个当口，斯大林身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赫鲁晓夫脱颖而出，成为苏共事实上的领袖。要么是老赫打算以清算斯大林路线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要么是真的认为和平竞争才是今后世界发展的方向，人道与理性才是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品德，总之，他在苏共二十大公开对斯大林进行了批判，一时间，震惊了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共产党组织。

为了压制苏共党内的不同声音，老赫尽其所能对中共示好，他加大了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支援力度，把原来中苏合营的企业中的苏联股份全部送给中国，帮助中国建立原子反应堆，归还旅顺口海军基地，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提高人民币对卢布的比值，甚至在中国大跃进后的大饥荒中向中国提供粮食和食糖的援助。另外，他在与老毛的交往中，尽量降低自己的身段，千方百计满足中国党的民族自尊心。

这样，老毛内心深处做国际共运大哥的潜意识在新的形势下逐渐膨胀起来，开始把自己独创或者总结的理论，诸如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统一联合战线等等向世界上的大小共产党组织推销。但是，人穷志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吃着别人，花着别人，如何能够理直气壮地吆三喝四，于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苏联，就成为老毛日思夜想的目标。

中共建政前几十年来的奋斗史，迥异于苏共曾经走过的路，如果能够在和平建设时期，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多快好省，马儿不吃草却还跑得好，那该有多妙啊！到时候，中国就是名符其实的共运老大，煌煌华夏，四方来朝。

因此，五十年代中，老毛对合作化运动的急切热衷，对刘周主张的平稳持重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的批评，就不奇怪了，他着急，他恨不能一步就蹦到共产主义天堂。按照这个思路一直发展到最后，一手促成了千古笑话的大跃进运动。

古人云，青出于蓝而于蓝。这话一点都不假。中国这个苏联的学生总想快马加鞭窜到苏联的前面去，结果饿死了上千万的中国人；红色高棉这个中国的学生更是一步到位消灭了商品经济，屠杀了上百万自己的子民和同志。这就是二十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运动的典型结果。

在建国十年不到的时间里，原来好到恨不能穿一条裤子的中苏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居然吵架吵到不可开交的程度，这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事情还是要回到老赫对斯大林的批判上去。老毛的显然是对斯大林不满的，但是老赫对斯大林的鞭尸却让老毛感到很疼，因为他与斯大林之间具有很多的共同性，这倒不是因为两个人的品质有多坏，而是共产党专制体制下所有党魁的必由之路。所以，中国党对于斯大林的批判，表示了极有限度的支持。这就成为了两党之间的一个心结。

老毛说到底是一个粗鲁的农民，在老赫面前又想要东西又想充老大，心理难免不平衡，因此，不自觉地在行为举止上怠慢老赫，比如说在游泳池边会见不会游泳的老赫，聊上一会儿，游上一会儿，让老赫尴尬不已。两人之间的谈话，老毛也经常是以上临下的姿态，对苏共的作法说三道四。如果说，老赫即位之初，为了平息内部的争端，不得不受老毛的气，等到羽翼丰满，就不会永远甘于做小弟了。再说，老赫本质上也是个粗人，否则，就不会出现与尼克松玩了一个剑拔弩张的厨房辩论了。

其后，老赫悟出了地球村的概念，认为要用和平竞争的手段打败资本主义，战争不是选项，那意味着世界的毁灭，于是主动与美国搞缓和。我对老赫这人很佩服，戈尔巴乔夫在90年代初玩的花活，老赫在50年代已经想明白了，不愧是历史的先驱者，可惜生得早了些，观点超前了些，没有为当时的苏共普遍接受。

同期，中国的大跃进也搞得如火如荼。于是，老毛认为老赫变修了，向资本主义投降了，老赫认为老毛发疯了，左倾幼稚得可笑。就这样，两党开始了理论大辩论，中共连续向世人公开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对于苏共在后斯大林时代的路线来了一个算总账。苏共同样也不客气：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要骂我，于是也是口不择言对中共的大跃进运动给予了批判。

一来二去，两党之间的激烈争论最后导致了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到1959年底，苏联撤销了对中国的全部援助项目，两国之间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说句实话，我可以理解老毛发动大跃进和文革的动机，唯独对中苏交恶不理解。按理说，老毛也是一个很实用的人，当年抗日的时候都知道要审时度势，整明白什么是主要矛盾，为什么到了五十年代就傻到了一定要把中国摆在世界两大强国的对立面呢？难道国际共运领袖的位置就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看来，还是没有被逼到生死存亡的死角，等到60年代末被苏联的百万大军压迫的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才不得不祭出了实用主义的法宝：与美国眉来眼去了。结果，历史惊人的重演，越南人又不干了，与当年中国对于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的反应一模一样！嘿嘿，好玩吧？还没有完哪，等到70年代末中国抛弃了毛泽东的路线，阿尔巴尼亚人又不干了！如果说越南人跟中国老大姐治气还有苏联老大哥可以依靠，欧洲最贫穷的阿尔巴尼亚的反应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主义真的就能当饭吃么？

看来，不可理喻的不仅仅是毛泽东，凡是信奉了共产主义理念的国家首脑，多少都有些走火入魔。

大跃进的恶果在59年就看出来了，树砍光了，人累倒了，庄稼烂在地里没有人收，公社的存粮被敞开肚皮猛吃的社员们吃光了。居然现在还有人为大跃进辩解：积累了工业化的经验！我靠，这与老毛当初为自己的辩解如出一辙：尽管交了学费，可也锻炼了队伍。

因此，老毛召集中央大员齐聚庐山开个神仙会，让大家发发怨气，回去之后，给全党全国的大跃进运动降降温，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么，老毛的辩证法学的极好，天生的研究易经的脑袋。

但是，小组讨论中的怨气之多，远远超出了老毛的设想，尤其是彭德怀的万言书中提到的“有失有得”，简直就是跟老毛在会议开始时定下的主调“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唱反调。但是，最让老毛感到不安的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反对声音，彼此之间的观点是如此的相象，基本上是对大跃进持否定态度。国内的来源有军方第一人彭德怀，前中共首脑张闻天，自己的前任秘书周小舟和现任秘书李锐，国外有赫鲁晓夫以及东欧一帮子小兄弟党，如果将这些现象联系在一起，里应外合，上下其手，有纲领，有理论，有军队，外有奥援，内有群众基础，问题相当严重。

于是，几个昼夜不能入睡的毛泽东，在风景秀丽的庐山之巅，展开了对党内反对声音的猛烈反击。会议开始时定下的反左基调，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变成了反右。

感谢李锐，这个目前潇洒于体制内外的老人家，他大致忠实地记录了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一切，让后人有机会一览毛泽东枭雄本色的一个侧面：泼皮。

老毛的讲话一开始是推卸责任，东拉西扯地说大跃进是群众拥护干部用命，如果说是狂热性，也是大家夥一起发了疯。接着就是犯了错误之后的一贯说法：锻炼了队伍。然后就扯到南北朝时期的斛律金，说他大字一个不识，却做了《敕勒歌》，老农不懂政治经济学也可以学。这是反击张闻天说他不懂经济。又说如果人家提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不可动摇，那些泼冷水的都是右派分子。最可笑的是说，如果报纸只提工作中的错误，天天登载都会登不完的，结果必然是政权垮台。接着又说了一句狠话：“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这是对在座中共高层赤裸裸的威胁：大家看着办，如果不支持我的作法，我毛泽东就重打锣鼓另开张。

在撩下重话之后，又为自己提倡的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开脱责任，“人民公社好”是随口对记者讲的，最后政治局决议大办公社，那也是人人举手，人人有份。又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马克思也犯过，天天想着欧洲革命快要来了，人无完人么。最后因为责任的归属问题动了感情，忍不住揭了彭德怀的痛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当年老彭因为毛岸英死在朝鲜之事，一直感到对老毛愧疚万分，这是他老馆子的软肋。

在定下了彭德怀几个人是右倾错误的调子之后，老毛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了自己的讲话：“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皇帝退下之后，大臣们的表演就精彩了，大家的动机可能很不相同，个人恩怨，权力之争，观点差异，随波逐流等等，不约而同地对准老彭开火。这些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物啊，说出来的话语恶毒至极，充分展现了人性恶的一面。唯一的例外就是朱老总，不疼不痒数落了几句，事后还被老毛奚落一通：隔靴搔痒。另外一个人表现也不错，他就是军中的二号人物林彪，他出面澄清长征中他写的那封建议老毛把军权交给彭德怀的信与彭无关。林彪在会议中的表现不比其他人更疯狂，按理说推倒老彭对他来讲好处多多。

庐山会议的结果，彭德怀黯然退出了中国的政坛；毛泽东以自己的威望和霸道取得了完胜：我错我说错，岂容他人置啄；中央大员们也松了一口气：党还是党，主席还是主席，大家依旧可以继续原来的生活，不同的是，彭德怀换成了林彪。但是，中国的百姓们却为此付出了千万人的生命代价。

三年之后，刘少奇这个一脸严肃的虔诚的马列主义的信徒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时候，是否还记得当初庐山会议上他义正词严对彭德怀讲的那句话：如果毛泽东能够反，我早就反了，轮不到你！如果他和他的同事们有彭德怀一半的勇气和道德责任感，历史的大剧就不是这样上演的了。

后来，老毛又为千万人饿死的人间惨剧为自己开脱：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的，彭德怀说，延安整风你操我四十天娘，今天我操你二十天，不成？！这一操，就把会议的方向给搞偏了。我靠，不是老毛出于维护自己的面子、威信和权力结构的稳定的目的，对彭德怀的万言书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其后，中央大员们异口同声地对老彭落井下石，老彭怎么会一怒之下爆出那个著名粗口？！

从来自基层的紧急报告中，毛泽东获悉农村出现了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时，最初的反映是不敢置信，派出了以自己的秘书田家英为首，自己的卫士为骨干的大内调查组，下到农村去亲自取证调查，得到确认证实之后，不得不在中央高层下了罪己诏，退居二线，由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老毛自己不再过多直接干预具体的中央工作。

刘少奇这个人的确有两把刷子，延安的“七大”，他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呼吁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那是因为他认为战争年代党与军队事实上的山头林立，一定要以铁腕的独裁专制手段统合全党的力量对抗实力强大的国民政府；建国之后，他的种种举措，大致也是符合其时的国情。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为人严肃，做事认真，勤于工作，敢于面对现实，不拘泥于本本主义的人。以至于老毛自己都调侃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实际上，无论是学术水平、思想深度、独创能力和个人魅力方面，刘比毛相去甚远，大体上是一个资质平平的人。他不多的著述之一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味同嚼蜡，我从来没有完整地读下来。但是，刘的能力与表现，恰恰满足了中国当时的需要。五十年代的中国要的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英主，而是一个谨小慎微兢兢业业的守成君王。那时的中国刚刚被中共的大手牢牢地整合在一起，又仪仗强而有力的组织力量，在不伤筋动骨动荡骚乱的情况下，对于整个社会结构进行了重组，内有勤劳质朴的中国百姓的鼎力支持，外有苏联的无私援助，可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期，只要不独出心裁的瞎折腾，谁来干都行。

民主国家在这一点上，其实通过民意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如领导英国赢得二战胜利的丘吉尔，领导法国抵抗运动坚持到二战结束让法国混进了战胜国席位的戴高乐，在战后的选举中双双落败。和平年代建设时期的国家首脑不能过于英武，否则难免会做出践踏民意的举动。

就是在这一时期，与刘少奇毫无渊源的邓小平却与刘越走越近，最后居然隐隐形成了刘邓路线的局面。按照历史渊源来说，邓小平绝对是老毛线上的人，早在井冈山时期，两个人就曾经一同被打倒过，建政之后，打高饶、反右、反击教条主义、反冒进、推动大跃进、九评批苏共等等，邓小平始终跟老毛走的很近。大跃进失败后，两个人共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身上肩负的责任开始把刘邓二人绑在了一起，从此开始形成一种邓小平主导的书记处与刘少奇领导的政府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人的行事风格都很低调很实际，没有那种天降大任于己任的不凡使命感，有着普通人之间的共同语言。

老毛的威信，在61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跌到了最低点，刘邓两人都对大跃进提出了批评，刘少奇甚至对于老毛关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辩解，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是倒三七开，错误七分，成绩三分，没有什么天灾，只有人祸。最后，老毛不得不半遮半掩地做出了自我批评，这在老毛的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他的倔强和嘴硬是出了名的。

刘邓周在第一线主政的第七个年头，大饥荒后的第四个年头，老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对于老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反修防修和大权旁落。

我个人分析，老毛发动文革的最初动机是“净化思想，纯洁队伍”。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他产生了这种想法，一个来自国际，一个来自国内。

前者是因为老赫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导致老毛对于老赫的印象极为不佳，因此其后老赫出台的和平竞赛论，无论是出于竞争国际共运老大的需要，还是个人的好恶，还是真的准备捍卫共产主义理论的纯洁性，总之，老毛坚决反对，并且认为，苏共变修了，社会主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在共产党内部自我变质自我异化，并且产生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老赫就是一个典型。

后者是第一线上的刘邓周陈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大幅度地降低农村经济的集体化程度，老毛感觉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全党向修正主义倾斜，而农村基层干部在缺乏权力制衡的体制下暴露出来的人的自私与权力的滥用，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也不断强化着老毛的观点：流水不腐，要不断革命。

因此，从大跃进的灾难中恢复不久，老毛就不断敦促他的臣子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注意新形势下的新动向。而刘邓一帮子人却基本上采取把老毛供起来的办法，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尽管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阳奉阴违，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偷工减料，加进自己的东西，淡化老毛的左倾思想。最后因为清理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的“四清”运动逐渐逼近了大跃进中三面红旗正确与否这一底线问题，让老毛终于忍无可忍，皇权和相权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

万般无奈之下，老毛只有依赖自己的老婆，在文化口上打开缺口，而且不得不首先是在上海地区发难，因为北京已经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因此，从运动一开始，老毛就不是把重点放在什么破四旧上面，那不过是发动群众的一个幌子而已，当然，因此造成了中国文化上的巨大损失，却是老毛始料不及的。老毛的本意是想人为的造成战争年代的那种全民动员的形势，用革命的烈火烧一烧这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期望他们“继续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 。

因此，我本人不能同意很多人主张的文革起因的夺权说，以毛泽东当时的威望，一言九鼎，真的想要重掌权柄，实在是小菜一碟，根本就不用大费周章地折腾一遍：先把国家机器整垮，再重建。总的来说，老毛是一个不耐烦经手具体事务的一个人，他并非对于一二线的工作模式有什么不满，尽管他不过问中央具体的日常事务，但是大的举措都是要经过他的首肯才能实施的，再加上有林彪这个心腹爱将执掌军队，他完全有信心控制全国的局势。他最初的目的就是想让那些不怎么听从他的指令的新中国的官僚们清醒清醒。

但是，不论老毛发动文革的初衷如何，运动发展的实际历程确实是一个夺权与重建的过程。

首先沸腾起来的红卫兵运动，其规模，其热情，其绽放出来的异端邪说的思想火花，让老毛兴奋不已。毛泽东是一个不习惯循规蹈矩的人，他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小将们的对于改造社会的渴望、冲动以及对于权势无所畏惧的精神，毛泽东仿佛终于找到了一个一劳永逸地解决革命党人入城之后暴露出来的“共产党变国民党”问题的根本方法：用群众运动的烈火周期性地锻炼官僚机构。因此，在运动的初期，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其间，先后八次接见狂热的青年们，不停地为运动的烈火增添燃料。不知道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小将们挥手时的毛泽东，望着眼前被他亲手点燃的群众运动的烈焰，心中会不会涌起这样一个念头：好一棚大烟火啊！呵呵。

文革缘毛泽东而起，毛泽东从文革中汲取着思想灵感。他开始尝试用这种方法改造甚至抛弃他的官僚队伍，期望能够再现当年解放军入城时的万民欢腾万象更新的局面。

文革伊始，刘少奇一夥人短暂地徒劳地抵抗一下之后，早已经土崩瓦解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已经一命归西了，但是文革却仍然方兴未艾，这是因为，一方面老毛还在兴致勃勃地东try西try，另一方面，运动已经慢慢发展到了失控的程度。

在中国这个儒教文化源远流长的古老国度，温文尔雅疏懒散淡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为什么爆发出红卫兵这种激进的社会现象呢？乍看上去似乎扑朔迷离，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社会能量在长期专制压制下的剧烈反弹。这种爆发因为价值取向的单一、信息来源的单薄和社会宽容精神的不足，其力度其烈度很快就达到了社会尖锐对立的程度，进而造成社会秩序的剧烈震荡，运动的范围逐渐从在校学生扩展到知识分子、官僚机构和市民阶层，最后不得不动用军队来出面维持起码的社会秩序，进而接管全国的政权机构。

毛泽东这个运动的始作俑者，恐怕也是身不由主随波逐流了。他不断地向运动的前台推出自己的代理人，随着运动的发展，再一一将他们打倒，首先遭殃的是运动中最先站出来的干部子弟，如果他们知道老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烧烧他们的父母，他们还会做文革的首义分子吗？接着是老毛从地方紧急上调中央的陶铸，他显然缺乏应有的政治智慧理解追随老毛的思路。然后是老毛的秘书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有他们的手下，造反的司令蒯大富等人，他们理想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的言行在遭到军队的强力反弹后，不得不被老毛牺牲掉了。最后是军队的新贵文革中充当老毛的联络员的杨成武，他的问题是久贫乍富过于嚣张，招致了林彪的不满而倒台。

文革的第四个年头，远远超过了老毛预计的文革结束享受胜利成果的时间表，他主持召开了九大，济济一堂的中央大员中，半数左右都穿着草绿色的军装，一方面是因为军队代表的比例很高，另一方面是很多人因为军队在文革中的地位如日中天，很多身兼军民两职的大员们自觉着上军装。我不知道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做何想法，难道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军营？

不，这不可能是他的初衷，据说他老人家这一辈子就在草莽时期的井冈山胯过两天盒子炮，从此就没有摸过枪，他怎么会喜欢舞刀弄枪的军队呢？！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一旦社会结构破坏，社会秩序失衡，在铺天盖地的社会大潮中只有见招拆招，过一关算一关，最后全社会的阶层统统洗礼一遍之后，站在浪尖上的就是唯一没有受到运动冲击的国家重器军队了。

在军队台阶下面的是文革中冲杀出来的笔杆子们，毛泽东的嫡传弟子。他们出力最大，得到的却不是最多。而军队的代表人物林彪又是一个孤傲阴鹭的人，历来对于舞文弄墨的秀才们不大放在眼里。在他们共同的敌人倒下之后，出于权力角逐的本能和意识形态上的冲动，秀才们开始找军队的麻烦。老毛出于平衡势力的需要，自然乐见其成，不然，至高无上的仲裁权力如何有发挥的场所。

谁知，林彪却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什么韬光隐晦能伸能曲的官场一类的游戏规则，想到了但是却做不到，先是收留了秀才队伍中的叛徒陈伯达，然后在庐山上借着国家主席的议题对秀才们的军师张春桥猛批，因为此前老毛用了张春桥起草大会报告而不是陈伯达。结果，老毛大怒，认为林系人马嚣张跋扈，不杀杀威风不行。于是，借批陈伯达来打击林彪，希望林出面服个软，收敛一些。没有想到林彪却是一个强相公，死活不肯低这个头，皇上和皇储的关系立马变得剑拔弩张。

老毛是何许人也，政治斗争中，历来都是缁珠计较眦目必报的主儿，遂满世界的嚷嚷庐山的那点破事，点着林彪的名字说他犯错误了，要挽救他云云，把林彪气得半死，想一想前面倒下的老毛对立面们的下场，不寒而栗，一时糊涂，上了飞往北方的飞机，结果运气不好，折戟沉沙，丢了性命，还搭上了一世的英名。

呵呵，毛刘破局，很容易理解，治国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么。毛林分手，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在政治理念上，林基本上是空白，他没有自己的施政班子和建国方略，他儿子和手下的小军官们议论的那些事情，不过是文革前期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反思浪潮的一个继续，林彪十有八九不知情，不然，以他的精明和细心，反骨反到这种程度，早就会在军事上作些准备了，不会只是空军系统内的一点小动作。因此，毛泽东对于林彪不留情面的打压很令人费解，如果仅仅因为自己的尊严受到冒犯而龙颜大怒进而要整肃林彪的不恭，实在是胸襟有欠伟岸。而林彪对老毛的淫威抵抗到底的作法也是非常奇怪，难道他还希望毛泽东先来向他道歉不成？

很显然，毛林在林彪事件中，落得一个双败的下场。一个丢了性命，一个折了阳寿，并且在有生之年里，不断地反思自己发动的文化革命究竟是对还是错。

毛泽东已经走了30年，但是他对中国的影响力依旧没有散去。

中国的出租车上，很多的司机挂上老毛的肖像，取其逢凶化吉的意思，显然，毛泽东在相当一部分草根阶层中的法力还是十分强大。

曾经生活在老毛时代的一些人，仍然对于那个传奇的社会充满了留恋与回忆：单一的价值观，贫乏的文化生活(甚至很多人都能顺口说出某个老电影中的一段台词，呵呵)，相对公平的分配原则，良好的同时也是单纯的社会风气，敢于对世界强国说不的英雄气慨(代价就是全国都拼命地深挖洞广积粮，嘿嘿)，更多的是因为自己生命中最好的光阴都献身到了那一场接一场的社会大实验中。。。阿唐从记事起，家中正屋的墙壁上就是一个端端正正的毛泽东画像，一直悬挂到老父驾鹤归去。

后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也不乏对于毛泽东时代憧憬向往之辈，他们没有经历过学农学军就是不学文化的蒙昧，没有在大饥荒中饿过肚皮(当然，我也没有，呵呵)，没有急急忙忙地在两三年内恶补全部的中学课程(俺初中毕业时还不懂得如何去解一元二次方程，嘿嘿)，没有经历过没有玩具的童年和没有新衣的少年，当然，更加不可能想象男女交往大多依赖媒妁之言往往第一个男女朋友就是老公老婆的天方夜谭。。。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看到的是商品社会中充斥的种种不公平现象，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巨大的贫富差异，中国韬光隐晦的现实主义外交方略，因此，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种后毛泽东主义的思潮在他们中间隐隐地发酵荡漾。

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更是众说纷纭，差异大的离谱。

好人办坏事说。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是好心办了坏事，他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五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因此要过功三七开。

建国有功说。毛泽东如果在建政时死去，他会是一个列宁式的伟人而名垂千古，可惜他老人家建国有过，文革有罪。乱世英雄，治世狗熊。

历史罪人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失败了的社会实验，正是因为他超凡的能力，让本来不可能成功的共产革命在中国咸鱼翻了身，不然的话，中国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早已经迈入了富强与民主的坦途，断断不会发生反右、大跃进、文革种种人为的社会劫难。

革命有罪说。辛亥革命就是一场误会，革命党人通过暗杀满清出洋考察立宪体制的大臣，阻止清政府试图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的企图，用暴力革命推翻了中央政权，让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与内战状态。百年之后的今天，又重新开始当年曾经走过的道路，开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玩笑。

百年沧桑，俱往矣。不论毛泽东的功过如何评论，他都是一个二十世纪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并且毫无疑问将在中国的史籍上与秦始皇、汉武帝、唐高宗、成吉思汗、明太祖一同齐名。

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直接影响了整整两代中国人。英雄创造了历史，他改变了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他自豪地宣称他所从事的事业可以媲美秦皇汉武成吉思汗，他从不讳言他欣赏秦始皇的专制行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暴力是最直接有效的革命手段。他对倒卧路旁的陌生路人关怀备至，却对千万人的生死置若罔闻。他生前的稿费累计过亿，身后的子女却清贫如洗。

毛泽东身后的第十一个年头，我不忍老父失望陪同他前往瞻仰毛泽东的遗容，那是我今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一个静静躺在玻璃罩子里面的庞大躯体。不论是否出于他的本意，毛泽东似乎将永远地占据在北京的中心之地，生前身后，享尽了帝皇应有的荣耀。

赞美毛泽东的人们，你们是否在赞美你们曾经的辉煌？或者是祭奠一个不曾有过的乌托邦？

批判毛泽东的人们，你们是否思考过毛泽东现象的历史必然性？环顾过去的和现在的共产国度，哪一个不是大同小异的泽东们曾经或者仍然风光一时？如果仅仅从人性善恶的的角度去批判毛泽东现象，是否有舍本逐末的嫌疑，历史难免再次重蹈覆辙呢？

安息吧，毛泽东，但愿中国不再需要你了。

4/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