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兩人已經很久沒空一起看電影了。原因有兩個，一是忙孩子，二是兩人一個喜歡文藝片一個喜歡輕鬆搞笑片，“搞笑片”嫌文藝片酸俗，“文藝片”嫌搞笑片粗俗。最讓“文藝片”受不了的是“搞笑片”的快進。最讓“搞笑片”受不了的是“文藝片”的嘆氣。

這天兩個小傢伙早早睡了，我們開始看《reader》。“文藝片”知道這是得獎的片子，自然要看；“搞笑片”千辛萬苦從朋友哪裡拷來朋友千辛萬苦從網上擋下的十來部最新的電影，自然要輪着看看。

一個孤獨沉悶的青春少年，一個孤獨沉悶的中年女人，相遇之後，他們死水一潭的生活一下子陽光照進，充滿溫馨，激盪着性，伴隨着讀書的愉悅，充滿了詩情和激情。

“搞笑片”頭一次沒有快進。點菜時的一個細節，“文藝片”說“這個女人不認字。”“搞笑片”沒出聲，沒看見。

看到他們第一次爭吵，互相質問對方為什麼不先走過來打招呼。“搞笑片”恨鐵不成鋼地嘆口氣“這個無事生非的蠢女人。”“文藝片”滿懷同情地嘆口氣“這個沒有安全感的可憐女人。”

世間好物不長久。這個美麗的世外桃源很快被現實擠碎了，她逃亡，不是不能面對自己曾是納粹，而是不能面對自己被提升坐辦公室。她是文盲。

他們都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去，一個孤獨沉悶的少年，一個孤獨沉悶的女人。兩條完全不同的人生交錯了一下就又按自己的應該的方向前進了。他就如他應該的那樣，也如他父親所說那樣，回到了自己的家，繼續長大，讀書，約會，包括性。可是他知道，她留下的印跡是永遠抹不去了。

多年後的在法庭的相遇，對長大的男孩猶如晴空霹靂。她在法庭上徹底展露她的本色,一個天真純粹的女人，一個做人原則清晰，一如既往負責到底的人。檢察官質問着，受害人控訴着，曾經的納粹同事和各自的律師交頭接耳盤算着，她如此純淨地超脫出周圍所有人的表演。她的茫然無知竟然令受害者的哭訴都顯得有些做作和虛偽了。

她受僱西門子做她被分配的工作，即押解猶太人去集中營，因為途中關押的教堂遭轟炸失火，而所有的押解人員，包括她都在履行“工作職責”，雖然這個職責是“幫助殺人”。最後“克職盡責”她們 沒有開門讓犯人逃跑而導致一百多人死亡。顯然她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

她在法庭上反問法官“如果是你，你會怎樣？”

好一個不諳世故不知深淺的傻瓜。同事們將責任推給她，說她是準備所有文件的主犯。文盲的她吃了一驚。法庭讓她出示筆跡的時候，她看着陌生的筆，認了無須有的罪。

“文盲”是她做人唯一的羞恥。只有他和她知道這個真相。

 “正義”的人們盡可以做道德和法律的審判，象他的那個“正義”的同學一樣呼號着要拔出手槍結果這個罪惡女人的生命。可是每個“正義”的人是否能夠面對良心的質問“如果是你，你會怎樣？”

顯然，“正義的人們”都被問住了！不能面對，所以逃到“正義的態度”中去！有如她不能面對自己不識字，而寧可帶着“納粹主犯”的冤案逃避到監獄裡；有如他不能面對和一個納粹的忘年性愛，而逃避到陌路人的隊伍里。

象她這樣一個純真的小人物，她看得見的就只那份工資和工資背後應盡的職責：看犯人。 她那裡管她們到底是不是真犯人，說起來也似乎不是她該管的事；她哪裡管得了被任意選出的犯人送走會怎樣死路一條，因為她們的集中營人滿為患，沒有吃的，只有送出去！從一個小人物的小視角看，她似乎真的沒有做錯。許多真誠樸實的人們卻一起組成了一個殺人機器，哪裡出了錯？！其實人類何嘗真的為“殺人”而真正羞恥過？！

兩個人的初次相遇時是從現實中的美麗逃避；兩人的再相遇成了彼此無法面對，掙扎逃避的殘酷現實。

她真的是即無辜又有罪！

“搞笑片”和“文藝片”都被她高貴的純真和一絲不苟感動了。

不是“裁斷”，而是“理解”。文盲和殺人犯，前者更令她感到恥辱。他選擇尊重她的選擇。在多年的矛盾和困惑後，他終於找到了與她的高貴相匹配的方式來幫助她：為她讀書，教她認字。一盤盤的錄音帶寄到了監獄裡。

“搞笑片”和“文藝片”都被他真誠的愛感動了。

他和她雖然心意相通，卻永遠無法再面對了，理解之後卻是無言以對。

不識字是她不能面對的現實，可她依然可以面對世界，面對人生；當她學會讀書寫字，她卻再也不能面對世俗世界和她即將正常的世俗生活了。她選擇了死。

“搞笑片”和“文藝片”都久久說不出話。那個做作的女受害者有一句話說得不錯：沒人能從集中營里學到什麼。

對人的悲劇，人性的悲劇，人類的悲劇，除了嘆口氣，真是說不出什麼。說來說去都是說說而已，依然一次一次地重複，看官們一次一次的嘆氣。

理解之後是什麼？

“如果是你，你會怎樣？”這個良心的拷問真的讓人睡不着覺。

我忽然想起了《史記》裡“小人物”劉邦的記載，他當年也干差不多的差事，犯人們誤了期限，劉邦說反正是送死，就把他們放了，自己也跑到深山裡藏着，老婆即後來的呂后看雲知劉邦的藏身處，堅持保障後勤供應。

此小人物非彼小人物。哎，還是劉邦了不起。

“文藝片”和“搞笑片”彼此的理解之後是常相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