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已在揭示三峡工程重大失误的文章中，介绍了邓小平时代的三峡工程存在严重的环境破坏作用，而且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东亚大陆局部的气候形态，加剧了长江流域的高温干旱灾难。近几年的异常高温天气，国内媒体对于气候报道，也验证了文中的判断。比如，中国多地都连续曝出高温纪录。有中国西部“火炉”之称的重庆，夏季极端高温不断加剧，甚至连续多天飙升至45摄氏度。这是中国首次在新疆以外地区出现45摄氏度高温。持续干旱，还在重庆各地引发山火、缺水及缺电。不只是重庆，原来相对凉爽的成都，此后也出现气候异常，夏季的高温干旱天气长时间持续。

一些媒体的报道显示，重庆的高温，导致路边的大树直冒烟，消防队赶来扑救。还有报道称，高温把柏油路面都晒化了。甚至于，有行人穿着新鞋上街走路，走着走着，发现鞋底竟然也融化了。对于重庆出现的极端高温，重庆气象局的解释，是当年7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导致包括重庆在内的长江流域多个省市晴热少雨。同时，重庆大部分城镇分布在河谷地形中，不利于地表热量扩散，热量不断累积导致罕见持续高温天气。

而中国环境保护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与往年相比，长江流域近几年的6月梅雨季没有明显降水，台风活动也偏弱，“高温和少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干燥天气并导致长江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上述两人的解释，与我文中的解释思路如出一辙。即散热和水循环出现问题，不断迭代，积累，破坏了原有的流域气候平衡，最终导致前所未有的高温和干旱天气。只是这两位专家均未直接提及三峡工程的负作用。

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接受受访时则直接提到了三峡工程。他认为，重庆夏天出现最严重的极端高温，证明三峡大坝可能并未如专家最初所预期，能为重庆带来降温或调温的利好。谭刚强还指出，川渝地区持续推动大规模新型城镇化并过度开发，也造成更多土地面积硬化而不能有效储水。他认为，极端高温同时还提醒人未必可胜天，进一步推动环境生态保护变得更刻不容缓。这实际上是以非常委婉的方式，指明了人祸大于天灾的效应。

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天气网，还发布了恰好地处三峡下游的鄱阳湖和洞庭湖两大湖泊的卫星拍摄照片。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报道，中国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通过FY-3D气象卫星监测后发现，盛夏时段位于江西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体面积约为1113平方公里，较往年水体面积减少了约66%。同样是根据FY-3D气象卫星监测，位于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水体面积也较往年同期出现了大幅缩减，洞庭湖水体面积水体面积约为548平方公里，较往年水体面积减少约66%。上述两组数据是中国官方给出的数字，但非常奇怪的是，鄱阳湖和洞庭湖两大湖泊的面积缩减比例出奇地一致，都缩减了66%。

但从洞庭湖和鄱阳湖两张卫星图片上，应当能很直观地看出来，两大湖泊的面积缩减比例，恐怕要远远超过66%的数字，而起码是缩减了90%的水域面积。实际上，照片显示绝大部分水面都已接近于干涸。由此反推，也很显然，中国官方媒体在发布数据时有意篡改了卫星照片所显示的真实数据，因而刻意统一口径把两大湖泊的缩减面积统一为66%的比例。但实际上，两大湖泊的缩减面积比例不可能一致，根据照片的显示内容，也都远高于66%的比例。

这里还要注意，上述卫星照片的时间实际上是滞后的。数据显示卫星拍摄时间是当年的8月18号，当时鄱阳湖已接近干涸，但此后高温天气持续不断，经过阳光继续暴晒，肯定是趋向于底朝天。至于大规模降雨何时来临，更是遥遥无期，届时，两大湖泊肯定都早已近于彻底干涸，连湖底都要出现干裂现象。

无论如何，中国官方媒体这样处理数据，刻意造假，只能理解为：在这次史无前例的高温和干旱天气中，鄱阳湖和洞庭湖的全面干涸现象，必然会追溯到三峡工程两重大坝的设计方案问题。而进一步追溯，这就难免要涉及到邓小平时代的重大决策失误问题。三峡问题和计划生育问题类似，都是邓时代的致命失误，必然成为政治话语的禁忌。因此，媒体才统一口径，大幅缩减了两大湖泊的水体缩减比例。

这样的邓时代，“集体造假”的作风，当然是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是要掩盖三峡大坝的失败方案所造成的巨大环境破坏作用和长期负面效应，再把改开时代前所未有的巨大人祸，彻底甩锅，把问题全都归因于所谓不可控的天灾，再次归咎于与邓总设计师毫无关系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这一幕事实上等于是重演了1959-1961的天灾人祸闹剧。

殊不知，当初刘少奇邓小平也正是中共中央掌握最高层实权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与掌控国务院的周恩来密切配合，举着红旗反红旗，从内部攻克堡垒。右派官僚集团翻云覆雨，制造出天灾人祸，又编造出各种虚假历史记录，把黑锅都甩给别人。中国的历史记录要想拨云见日，反右是当务之急，必须先掀掉右派官僚集团的法西斯井盖，这才会有真相。而邓，正是右派官僚集团紧紧压在14亿人民头顶的那口最关键的法西斯井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