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以右派勢力和海外華人為代表,一些經典文章大肆鼓吹憲政民主理念,讚美以英美為代表的法治模式。這種由資產階級主導的所謂制度建設,大談什麼“要遵守規則”,根據這種論調,那些四處宣講道德的國家都不行,人治橫行,民風敗壞,到處搞專制。而且,很多人還在使勁宣揚全球化、自由化和市場化的觀點,比如以哈耶克、米塞斯和弗里德曼等人的觀點為代表,即使在出現經濟危機,或者在新冠疫情席捲全球之際,這些人仍然固執己見,到處宣揚事實上早已被證明為錯誤的理論。 關於道德和法律的問題,牽涉到現代政治理念的一些重大分歧,其中也涉及大陸派與海洋派之間深刻的根本分歧。一方面,這當然會涉及經濟基礎的差異,另一方面,這還尤其會涉及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的差異。但無論如何,在這兩個方面,大陸派與海洋派實際上是難以調和的,存在嚴重的對立狀態。 如果最簡單地解析這個問題,大陸派的典型代表,是俄羅斯和中國,全世界在進入現代世界之後,這是碩果僅存的兩個主要的龐大陸權帝國。而海洋派的代表,則是英美,它們是先後崛起的兩個最主要的海權中心國家。英美的實際地位,是處於全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的中心區,是資本主義世界的代表,更是大資產階級和跨國資產階級聚集的大本營。 那麼,兩者之間的經濟基礎的差異,到底是什麼?最直觀的解釋,大陸國家的人口形態,以及相應的經濟形態,都主要是圍繞陸地而展開的,大陸交通線是這些陸權國家的基本組織網絡,也是經濟命脈的要害所在。但海洋國家則完全不同,它們主要並不是圍繞大陸交通線而展開自身的權力結構,而是通過海洋體系,全球的貿易,通過海權主導的路徑來構築經濟命脈,形成自身在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地位。 由於這種根本差異,尤其當海運的成本相對於大陸交通線是更低的,海洋體系對全球貿易就有極大的促進作用。海上航線發揮的這種特殊地位,並不是大陸交通線能替代的。因此,海洋國家普遍處於全球貿易的重要節點,這就導致在全球經濟格局中,海洋國家自然而然地控制了全球產業鏈條的上游,可以獲得大部分高額利潤。而大陸國家相對而言,普遍會被封閉於局部貿易環境,往往被排除在全球核心產業鏈之外,只能獲得中低端產業的利潤。 這個差異,實際上是由近現代海洋交通技術工具的發展而形成的,它本身與意識形態和道德方面的價值判斷,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事實上,大陸派與海洋派又存在嚴重的價值分歧。進一步分析雙方價值判斷的差異,大陸派的特點,無論是中國,俄羅斯,還是內亞-中亞的伊斯蘭世界,普遍非常強調道德因素,強調社會共同體的美德屬性,都認為公民的德性是國家繁榮與否的關鍵所在。相反,以英美和西方國家為代表的海洋派,普遍都不談道德而鼓吹規則,宣揚法治,即所謂基於市場的自由開放的法律體系,通過法律規則來界定行為。至於價值判斷的屬性,善惡與否,對海洋共同體而言,似乎並不是那麼重要。 其次,大陸派普遍非常強調政治優先,強調政府的作用。以中俄兩國為代表,面積超大,人口很多,鄰國也很多,安全形勢就顯得很複雜。尤其是俄羅斯,領土非常遼闊,安全形勢最不穩定。而內部人口的構成,則是以中國為代表,數量極大,各地的地理條件差異極大,內部也是非常複雜。在這兩個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又都經歷了殘酷的軍事征服和長時間的國家建設。因此,對大陸國家而言,由於內外情況高度複雜,這就必須充分發揮政治權力的強大引導作用和聚合力。 相反,以英美為代表,這些海洋國家的鄰國,很難直接侵犯它們,以美國為代表,雖然它面積也很大,人口也很多,但美國的基本構成模式,地理上是基於被海洋環繞的土地,所謂新大陸,人口則主要是以在世界範圍內不斷吸納新興資產階級移民的模式展開,這並不是直接依靠軍事征服來獲得領土和資源的控制模式。因此,與英國類似,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主流輿論也並不強調政治和政府的作用。實際上,英美資產階級的輿論,基本論調,往往都是鼓吹限制政府權力,搞小政府,搞法治,確保資產階級的力量可以充分發展,壯大,以此來更有效地控制基於海權的全球貿易結構。 從上述簡單對比就能看出來:道德和法律,就本身而言,對維繫社會共同體的存在,都有必要性,也有其各自的不同作用。由於各種條件限制,對於英美這樣的海洋國家,尤其是作為資產階級的世界中心,強調道德是缺乏首要意義的。因為道德本身是源於社會共同體的自我保護意識,作為一種自然狀態,道德的作用,要麼是保護弱者,確保無產階級的生存,實現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要麼是保護處於傳統社會結構中的社會精英的權威,確保保守主義文化路徑的可持續性,但經濟的動機卻是次要的。 然而,對於現代社會中資產階級的文化和價值體系而言,維繫社會共同體的存在,這本身並不是最高目標。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完全是圍繞利潤而展開,只要能獲得最高的利潤,也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區。那麼,隨着新興資產階級的不斷湧入,自然會出現大量的新移民填補市場需求,進入這些資本主義的中心國家。這時,只有被資產階級控制的法律,即所謂基於法治的“規則”,才會成為最有效的統治工具。 通過這種事實上是基於資產階級法權的形式化控制模式,以英美為代表的這些海洋國家,才能迅速刺激普遍逐利的經濟動機,加速展開優勝劣汰活動,不斷製造出越來越高的利潤,同時又高效地淘汰掉那些失敗者,儘可能地向外驅離社會內部產生的無產階級群體。這時,大陸派樂於宣揚的那些道德文化,無論是試圖保護無產階級的左翼意識形態,還是試圖保護傳統文化精英的右翼意識形態,都會長期處於弱勢地位,持續發展下去,它們必然會被資產階級主導的逐利文化逐漸替代。 縱觀雙方的爭議,所謂“遵守規則”和“遵守道德”的爭論,關鍵點是在於:到底應當遵守誰的規則?是遵守資產階級基於“法治”的形式化規則,還是遵守無產階級強調“為人民服務”理念的實質內容和動態規則體系?是以資本主義社會中最普遍的逐利文化為規則,還是以理想道德共同體中最普遍的人類美德追求為規則? 因此,牽涉道德和法律的爭議,作為一種最基本的價值判斷差異,大陸派和海洋派必然會存在不可調和的分歧。但這種分歧,本身並不是基於善惡是非的價值判斷分歧,而是源於經濟基礎的差異,尤其是大陸派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弱勢地位,進一步引發上層建築的差異。以英美為代表的海洋國家,由於它們天然地獲得了經濟優勢,有足以壟斷高額利潤的產業鏈優勢地位,此時,英美宣揚的意識形態,這種對於道德屬性和價值判斷的遮蔽,甚至是無視,其本身也是一種特殊的價值判斷,而並非真的就是一種普世價值。 相反,對於俄羅斯和中國這種大陸國家而言,這種對於共同體所蘊含的價值,美德,公民的犧牲和奉獻精神的反覆強調,其實又是超越了左翼和右翼的分歧。無論是斯大林,還是普京,都會認為俄羅斯意識的首要特徵,是精神世界,是對信仰和道德的不懈追求。同樣的,親手締造新中國的毛澤東,也是一邊強調“人民萬歲”,一邊反覆強調美德的重要性,正所謂“學習雷鋒好榜樣,十億神州盡堯舜”,這才是新中國之為新中國的本質。 而且,毛澤東的革命實踐所蘊含這種高遠的精神追求,甚至還遠遠超越了斯大林或普京。或者說,作為大陸派思想的最傑出代表,毛澤東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通過雷鋒這樣生動的榜樣人物,把左翼無產階級革命的普世理想與右翼強調精英文化傳統的美好道德追求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這就為大陸派最終超越海洋派的現代世界全新發展圖景創造出一種從理論到現實的可能性。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正所謂“大海航行靠舵手”,在蘇聯的共產主義運動失敗之後,毛澤東的“人民萬歲”理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及世界革命進程必然促成的人類覺醒文化,新中國必然蘊含的現代世界最普遍、最深刻的崇高革命理想和道德追求,早已為這個星球的美好未來,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為人類的普遍覺醒和精神升華乃至靈魂最深處的革命進程,以及為人類早日突破現代文明極限、走向星際文明,開啟了前所未有的新航向。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的深刻思考足以揭示現代人類文明真正的歷史終結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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