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街頭的男女戰爭：當制度性困境變成性別仇恨

艾地生

近日，有網友留言，希望我談談重慶發生的年輕男女街頭衝突以及所謂“incel遊行”，特別是中國體制之下日益顯現的性別仇恨。

坦率說，這並不是我過去特別關注的問題。我大半生的現實生活經驗中，雖然當然見過男女不平等、婚姻衝突、男權觀念，也見過男女之間形形色色的恩怨糾葛，但很少感受到今天互聯網上如此強烈的、把整個異性群體視為敵人的仇恨。也正因此，當我重新審視重慶街頭發生的一幕，反而感到值得認真討論。

首先需要澄清：把重慶事件簡單定義為一次成熟的“incel遊行”，或者說成“中國警察無法驅散的大規模遊行”，都並不準確。

公開信息顯示，事件最初發生於重慶南岸區長江國際附近，與時代峰峻旗下藝人、飯圈粉絲、網絡主播和圍觀青年之間的衝突有關。重慶警方8月20日通報確認，17日晚當地發生人員聚集，以及潑水、追逐等不當行為，警方隨後介入處置。網絡流傳的視頻則顯示，事件在連續數日中不斷發酵，並逐漸出現明顯的男女陣營化、相互辱罵、挑釁和攻擊。

所以，與其急於給這些年輕人貼上“incel”的標籤，不如追問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一場原本極其瑣碎的飯圈和網絡衝突，能夠迅速演變為一場具有明顯性別敵意的街頭集體行動？

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一次街頭打架，而是它背後正在惡化的中國社會生態。

一、從“這個男人”到“男人”，從“這個女人”到“女人”

Incel是英文 involuntary celibate 的縮寫，本義是“非自願獨身者”。在歐美互聯網演變過程中，它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男性亞文化：一些在戀愛、性關係和社會競爭中長期受挫的男性，把自己的失敗歸因於女性、兩性關係和社會制度，並進一步形成強烈的男性受害意識乃至厭女情緒。

重慶事件中的某些表現確實與這種文化存在相似之處，但如果把參加衝突的年輕男性統統稱為incel，反而可能遮蔽真正的問題。因為這裡發生的，更像是一條非常值得警惕的演化鏈條：飯圈衝突——網絡圍觀——男女站隊——身份敵對——群體動員——街頭衝突。

它說明，今天中國社會的性別矛盾已經積累到了這樣一種程度：性別仇恨正在成為一種可以隨時被調用的社會情緒燃料。

過去發生婚姻糾紛，我們通常說某個男人如何、某個女人如何；今天卻越來越容易變成：“國男就是這樣。”“女人都是撈女。”“男人都是潛在強姦犯。”“女權都是女拳。”這裡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轉換：具體的人消失了，抽象的身份出現了。

當一個人不再面對張三、李四、王五，而是面對“男人”“女人”“女權”“國男”這樣的抽象群體，人的道德約束會迅速降低。你可以同情一個具體的人，卻很容易仇恨一個抽象的群體。這正是所有身份政治走向極端時共同的心理機制。

二、男女雙方都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如果僅僅把今天中國的性別衝突解釋為“男性厭女”，其實是不夠的。

中國互聯網已經形成兩套高度鏡像化的受害敘事。

一部分女性看到的是就業歧視、生育懲罰、家庭勞動、性騷擾、家暴、婚姻風險，以及傳統家庭結構中長期存在的男性優勢。所以她們得出的結論是：女性才是被壓迫者。

而另一部分男性看到的是房子、車子、彩禮、婚戀競爭、養家壓力、就業壓力，以及自己認為存在的婚姻司法和社會輿論對男性的不公平。他們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男人才是這個時代真正的耗材。

如此就出現了一種非常危險的社會心理：男女雙方都覺得自己付出最多，對方得到最多；雙方都認為自己遭到制度和社會的不公平對待；雙方又都把這種不公平主要歸因於對方。

於是：女人認為自己的問題來自男人；男人認為自己的問題來自女人。雙方都越來越難看到一個更大的問題：男人和女人很可能同時生活在一個對普通人並不友善的制度結構之中。這才是理解中國性別戰爭最重要的入口。

三、真正的問題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年輕人的生活越來越難

一個普通中國年輕男人今天面對什麼？就業困難、收入增長停滯、房價壓力、階層固化、教育競爭、婚戀成本以及社會上升通道越來越狹窄；一個普通年輕女性面對什麼？同樣的就業壓力之外，還有招聘中的性別歧視、生育帶來的職業懲罰、育兒成本、家庭勞動以及傳統社會對於婚育的期待。換句話說：男女雙方承受的痛苦並不完全相同，但痛苦本身都是真實的。

更重要的是，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階段。過去四十年形成的那套人生路徑正在失效：讀書——工作——買房——結婚——生子——收入增長——階層上升。越來越多年輕人突然發現：這條路走不通了。但是舊價值體系仍然要求他們沿着這條路前進。男人依然被要求：有房、有車、有收入、有事業、承擔家庭經濟責任；女人則同時面對兩套彼此衝突的要求：既要成為現代職業女性，又要承擔傳統妻子和母親的角色。所以男女都累，都委屈，都覺得自己吃虧。

當整個社會蛋糕持續擴大的時候，這些矛盾很容易被經濟增長掩蓋；可是當增長放緩、機會減少、社會流動困難以後，一個古老的社會心理便會重新出現：如果我越來越差，一定是誰拿走了原本屬於我的東西。問題於是變成：誰拿走了？

四、制度性問題不能政治化，最終只能私人化

這才進入中國問題真正特殊的部分。在一個正常的現代社會裡，年輕人面對住房、就業、工資、勞動權益、生育成本、托兒服務、教育負擔、婚姻制度等問題，可以通過各種公共機制表達利益。工會可以討論勞動者權益；婦女組織可以推動女性權益；男性組織可以討論男性的特殊困境；媒體可以調查；大學可以研究；議員可以提出政策；政黨可以把這些問題變成競選議題；公民組織可以遊說；選民最終還可以用選票要求政府改變政策。這樣大量私人痛苦最終會進入公共政治：“為什麼我的生活這麼困難？”會進一步變成：“我們的制度應該怎樣改革？”

但是在中國，這條通道非常狹窄。獨立工會不存在；真正獨立的社會組織受到嚴格限制；獨立女權運動受到打壓；獨立媒體空間不斷縮小；年輕人更不可能圍繞住房、稅收、就業、社會保障等問題形成真正具有政治談判能力的組織。於是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學轉換：制度問題不能政治化，只好私人化；私人痛苦無法向權力追問，只好橫向尋找責任人。

這時候，女人成為男人最容易看見的敵人，男人也成為女人最容易看見的敵人。本來應該發生的是：公民與權力之間的縱向追問，最後發生的卻是：普通人與普通人之間的橫向戰爭。這是我認為理解今天中國性別仇恨最關鍵的一點。

五、房價、彩禮和婚姻，本質上都是資源分配問題

比如很多男性最痛恨的彩禮。為什麼彩禮會不斷上漲？簡單歸罪於“中國女人拜金”，解釋不了地區差異，更解釋不了幾十年來的歷史變化。這裡至少存在人口性別比、城鄉差距、房地產、家庭財富結構、社會保障不足和婚姻市場競爭等一系列因素。

中國長期存在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由此產生的“婚姻擠壓”尤其集中在農村、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男性身上。當適婚女性相對稀缺時，婚姻當然會成為一個高度競爭的市場。與此同時，中國又把住房與婚姻高度綁定。年輕男性面對的不是簡單的愛情，而是一套昂貴的人生准入制度：房子＋彩禮＋婚禮＋育兒＋贍養。

但是反過來看女性，她們為什麼越來越重視男性的房產和經濟條件？其中同樣存在制度因素。因為中國家庭承擔了大量本應由社會福利體系承擔的風險。生育意味着女性職業中斷風險；育兒意味着巨大的時間和經濟成本；住房意味着家庭最重要的安全資產。社會保障越不足，家庭越重要；家庭越重要，婚姻中的經濟條件就越重要。

所以非常諷刺，男人看到的是：“女人為什麼這麼現實？”女人看到的是：“沒有經濟保障，我為什麼要承擔婚育風險？”兩邊其實都在對一個高度不安全的社會環境作出理性反應，可是最後卻彼此憎恨。

六、中國還有一個特殊變量：人口政策留下的男性過剩

討論中國incel現象，還不能迴避計劃生育時代留下的人口結構。長期的重男輕女文化疊加強制性人口政策，造成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異常。幾十年之後，這個統計數字終於變成了活生生的人。

大量男性進入婚戀市場，卻沒有相應數量的女性。而這種婚姻擠壓又不是平均分布的。城市精英男性未必感受最強烈，真正承受壓力的，往往是農村、低學歷、低收入和社會資源較少的男性。也就是說：經濟競爭中的失敗者，與婚戀競爭中的失敗者出現了相當程度的重疊。這非常危險。一個人在職業上失敗、財富上失敗、階層流動上失敗之後，如果親密關係也失敗，他很容易形成一種徹底的社會排斥感：沒有事業；沒有財富；沒有女人；沒有未來。

這正是全球incel文化產生的重要心理土壤。而中國恰恰擁有一個規模極大的潛在群體。如果經濟繼續低迷、社會流動繼續下降，這個問題恐怕不會自動消失。

七、更值得警惕的是：性別仇恨正在與民族主義結合

重慶事件還有一個非常有中國特色的現象。部分現場視頻中出現唱紅歌、唱國歌、舉國旗等行為。這看起來非常荒誕：男女之間的街頭衝突，為什麼突然出現民族主義符號？其實並不奇怪。因為中國網絡男性亞文化中，近年來逐漸出現一種特殊的話語組合：民族主義＋反女權＋男性受害意識。

女權主義被描述成“西方輸入”；獨立女性被懷疑受到“境外思想”影響；甚至女性的婚戀選擇都可能被上升到民族忠誠。這裡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極端民族主義和極端性別主義其實共享一種非常相似的心理結構，都是：我們受到欺負；我們是受害者；敵人在掠奪我們；我們必須團結；對方不是需要理解的人，而是需要鬥爭的敵人。只要把民族主義中的“中華民族”替換成“男人”，整個邏輯幾乎可以無縫轉換。

這也提醒我們：一個社會如果長期接受敵我政治教育，那麼敵我思維不會永遠只停留在國際政治領域，它遲早會滲透進社會生活。今天可以是中國人與外國人；明天可以是窮人與富人；男人與女人；本地人與外地人；體制內與體制外。

而任何社會矛盾都可能被重新編碼成：我們與他們。

八、算法又把每個人推進自己的仇恨世界

還有一個二十年前不存在的巨大變量：算法。

一個年輕男人只要連續看幾個“拜金女”“天價彩禮”“女拳”的視頻，平台很快就會判斷：你喜歡這個。於是不斷推送類似內容；幾個月以後，他看到的世界可能變成：女人都在索取；男人都在受欺負；婚姻都是騙局；女權都在壓迫男人。

女性也完全一樣。連續觀看家暴、出軌、性騷擾、殺妻、婚姻悲劇之後，算法同樣可能構造出一個世界：男人都不可信；婚姻就是陷阱；男人都是潛在危險。

雙方看到的都不是完全虛假的事實。這才是最危險的。算法不需要製造謊言，只需要選擇事實。每天從十四億人口中選擇最極端的幾十個案例不斷推給你，就足以讓你相信：世界就是這樣。於是人與人的現實經驗開始輸給屏幕經驗。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像我這樣的上一代人，在現實生活中未必強烈感受到“性別戰爭”，而今天一些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卻真誠地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場男人與女人的戰爭之中。我們認識異性主要通過生活；他們越來越多地通過算法認識異性。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九、壓縮正常社會組織的國家，最後可能得到大量異常的社會組織

重慶事件最讓我感興趣的，其實還不是性別，而是另外一個問題：這些年輕人為什麼能夠迅速聚集？

人是社會動物，年輕人尤其需要歸屬感。健康社會提供大量中間組織：學生社團、社區組織、公益組織、工會、教會、興趣協會、地方自治組織、公民團體、政黨。人在這些組織里並不僅僅“參加活動”，更重要的是學習：合作、責任、妥協、程序、規則、討論以及如何與不同意見的人共同生活。這就是公民社會最容易被忽略的功能。

但是當一個國家長期壓縮真正自治的社會組織空間，人類對於群體歸屬的需求並不會消失。它只會尋找別的出口，於是我們看到：飯圈；遊戲圈；直播粉絲圈；民族主義社群；極端女權圈；男性主義圈；incel亞文化。這些群體同樣能夠提供身份、朋友、榮譽、敵人和歸屬感。但它們與公民共同體存在一個根本區別。公民共同體建立在：權利、責任和規則之上；網絡部落建立在：身份、情緒和敵我之上。

所以可以提出一個看似悖論、實際上非常重要的判斷：一個長期壓縮正常社會組織的國家，最後未必得到一個沒有組織的社會，反而可能得到大量異常組織起來的人群。

公民社會衰弱以後，部落社會就可能生長。重慶街頭，也許只是一個很小的預演。

十、從利益型群體事件，到情緒型群體事件

過去幾十年，中國出現過大量群體事件。農民因為徵地抗議；工人因為欠薪抗議；業主因為爛尾樓抗議；投資者因為金融爆雷抗議。這些事件雖然讓政府緊張，但實際上比較容易理解，因為參與者有明確利益訴求：還我工資，交付房屋，賠償損失，停止徵地。這種群體行動至少存在談判可能。

但是重慶事件呈現出來的另一種東西更加值得注意：情緒型集體行動。很多參與者甚至沒有明確訴求，他們去那裡可能只是為了圍觀，直播，起鬨，罵人，尋找同類，攻擊對方，獲得存在感，體驗一種“我們終於站在一起”的興奮。

這種群體行動反而更加不可預測。因為你無法滿足它的要求，它根本沒有要求。它滿足的是：憤怒、身份、尊嚴、歸屬和存在感。

如果未來中國經濟繼續下行，而大量青年長期處於失業、低收入、低婚戀機會、低社會流動狀態，這種“無明確訴求的集體情緒釋放”可能比傳統利益型抗議更加值得觀察。

十一、重慶街頭真正發生的，是中國社會生態的一次切片

所以我並不願意簡單站在女性一邊譴責男性，也不願意站在男性一邊攻擊所謂“女拳”。那樣恰恰掉進了性別戰爭本身的邏輯。

女性受到的結構性不公平是真實的；底層男性遭遇的生存和婚戀困境同樣是真實的。真正應該追問的是：為什麼兩個同樣焦慮、同樣疲憊、同樣缺乏安全感的群體，最後開始彼此仇恨？重慶街頭恰好提供了一張中國當下社會生態的切片。

經濟下行；青年失業；階層固化；房價壓力；婚戀危機；人口失衡；飯圈文化；算法極化；民族主義；公共空間萎縮；社會組織缺失；以及越來越強烈的個人無力感。這些東西平時散落在社會不同角落，重慶的一場街頭衝突，卻讓它們突然發生了化學反應。

所以真正值得擔心的並不是：中國是不是出現了incel；而是：越來越多年輕人正在失去把個人困境理解為公共問題的能力，卻越來越擅長把自己的痛苦解釋成另一個群體的罪惡。

這才是真正危險的地方。

十二、一個社會最危險的時候，是痛苦的人開始彼此仇恨

回到重慶街頭。那些互相辱罵甚至攻擊的年輕男人和年輕女人，表面上站在彼此的對面，但從更大的尺度看，他們其實站在同一邊。他們都是這個時代的年輕人，都面對越來越昂貴的人生，越來越困難的就業，越來越不確定的未來，越來越脆弱的親密關係，越來越狹窄的社會流動通道，以及越來越強烈的孤獨感。他們真正缺少的，也許不是一個可以攻擊的異性，而是一個能夠讓普通人重新建立尊嚴、信任、責任和共同生活規則的社會。

這也讓我重新想到這些年越來越關注的一個詞：社會生態。

自然生態遭到破壞以後，我們會看到河流污染、土地退化、物種消失；社會生態惡化卻沒有那麼容易被看見。它首先表現為人與人越來越不信任；然後是越來越沒有同情；再然後所有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最終每個人都開始尋找自己的敵人。男人找到女人，女人找到男人；窮人找到富人；失敗者找到成功者；年輕人找到老人。一個社會就這樣逐漸碎裂成無數彼此仇恨的部落。

真正成熟的政治文明恰恰應該完成相反的工作：把私人痛苦變成公共問題；把群體怨恨變成制度討論；把身份戰爭變成利益協商；把“男人和女人”重新變成一個個具體的人；最終讓人們從敵我關係重新回到公民關係。

所以，重慶街頭真正值得我們記住的，也許並不是那些辱罵、追逐和衝突的畫面，而是畫面背後的那個問題：為什麼一群本來應該戀愛、交友、工作、旅行、憧憬未來的年輕男人和年輕女人，最後站到了街頭彼此敵視？

如果一個社會不能回答這個問題，那麼下一次衝突的雙方未必還是男人和女人。因為——一個社會最危險的時候，不只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痛苦，而是痛苦的人不知道痛苦從哪裡來，於是開始彼此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