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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命旅程 |
| | 人类对生命历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旅程”的体认和思考。
这一点并不奇怪。事实上，我们所有关于时间的概念几乎都来自我们对空间的体验，“以前”、“以后”、“上周”、“下月”，这样被用于描述时间的空间词汇几乎在任何语言中都俯拾即是。
所以，用旅程来比喻生命，几乎在每一种语言里都是天经地义的现象：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走过”我们的生命“历程”；我们设定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有些我们能够“达到”，有些我们“半途而废”；无论如何，我们最终都将“到达生命的终点”，并“离开”这个世界。不仅如此，我们还把我们生命中所遵循的原则称为“道”，类似的概念在某些印第安文明里被称为“地图”，而在犹太人那里，要终身遵行的“律法”的原词是“Halachah”，意思是“行走”。 夸张一点说，如果没有旅行这样的空间历程，我们将无从理解生命历程，或者至少我们将获得很不相同的理解。
其实我们不仅可以用旅程去理解生命，同样也可以用生命来理解旅程，或者两相对应，同时拓展我们对两者的认识。
比如，我们可以用生命的价值去理解旅途的本质。马丁•布伯告诉我们说“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因此，旅行的本质在于相遇，我们与自然相遇，我们与文明相遇，我们与人相遇。而且，与生命的对话一样，非功利的相遇才是旅行所真正追求的目标，虽然功利性的相遇同样存在于我们的旅程中。
旅程和生命一样，都因其有限而美丽。时间的无限并不会让生命更富有成果或者魅力，正相反，缺少死亡的督促，人类将丧失创造的动力，生命将由此而变得荒凉而使人厌倦。同样，最美丽的地方是你在发现其丑恶之前就离开的地方，最完美的旅程是你在厌倦之前就终结的旅程。没有终点的旅程并非旅行，而是流浪。
不仅生命是旅程，甚至死亡也是旅程，列维纳斯便告诉我们说死亡是“向着陌生出发，毫不复返的出发，不留下地址的出发”。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旅程与死亡相反，旅程的终结意味着我们向“熟知”而非“陌生”出发，这种出发有复返的可能，我们也可以留下地址，让旅程之内的人们了解离开了旅途的生活。当然，如果我们用死亡来颠覆一下我们的固有思考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发现旅途中的自我并不完全是那个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如果我们试图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旅途中的自我的话，我们便会感觉到本来熟悉的现实已经变得十分生疏，这是我在旅行结束后的最初几天常常感受的困惑。此外，我们固然可以复返，然而时过境迁，复返的旅途绝对不会是原来旅途的简单复制，甚至复返的那个自我也往往不再是当初的自我。这一点常常让我想到关于“来生”的传说，假如未来回到这个世界的自我完全没有关于现在这个自我的记忆，那么回归的是我自己还是别的什么人又有什么区别？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最终会让我们思考有关终极意义的问题。
我的旅程通常都伴随着我跟妻子之间各种各样的争吵。最常见的争吵主题是有关行程安排的，妻子会质问我为什么我要把各种小博物馆塞满所有空挡时间？而不留点时间好好享受一下旅馆的房间？或者为什么购物的时间安排得这么少？难道我不知道女人逛时装店是要耗费时间的吗？对我来说，除了睡觉吃早饭的时间，在旅馆多呆的每一分钟都是一种浪费；至于时装，我一向认为天下的衣服都长一个模样，我实在不明白纽约的Gap跟特拉维夫的Gap有什么不同。而妻子则同样会把我的乐趣贬得一钱不值：在美国犹他州，我在那些布满地质奇观的国家公园里安排了两个多礼拜的行程，而她的评价只有一句话：“看石头”，并且时常在我们精疲力尽地回到旅馆时不无讽刺地问我：“明天咱们去看另一种石头，对不对？”
有关旅行中“做什么”的争论实际上是关于旅行的终极意义的争论，也就是有关“究竟为什么要旅行”的探讨。令人沮丧的是，如果我们把这种争论进行到底的话，那么我们将发现我们所认定的所有意义其实都不是绝对成立的，都可以被贬得一钱不值。如果就旅行谈旅行，我们的结论将与我们就生命谈论生命一样：毫无意义。
因此，这样的争辩时常让我想起我的犹太诗人朋友约西的生死故事。
四十多年前，年轻的约西在波士顿留学，突然发现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原本富裕的家庭一夜之间破产，相恋多年的女友突然分手，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引来恶评如潮。财富、爱情、事业，一切被他赋予生命意义的事物突然之间都变得毫无希望而失去了价值。他苦苦思索的结论是生命毫无意义。顺理成章地，他决定自杀。
就在此时，付不出房租的他被从豪华住宅里赶了出来。他在一群来自台湾的中国学生合租的普通住宅里找到一个房间。搬进去的那天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象往常一样苦思冥想以哪种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最好。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了，合住的中国学生告诉他饭点到了，请他出来一起吃饭。此时的他看不出吃饭有什么意义，而不吃饭也似乎同样毫无意义，结果是他浑浑噩噩地跟着去吃了一顿。
从那天起，中国学生每天都准时叫他吃饭。一个星期以后，他的自杀念头消失了，有关生命意义的思考似乎也遥远了，而每天跟中国朋友们准时开始的三餐似乎在生命里起了一种支柱般的作用。事实上，这种作用一直持续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约西的朋友都知道当他情绪崩溃时，最好的劝慰方法是带他去中餐馆吃一顿。
生命跟旅程一样，凡可言说者皆非其意义。如果一定要用语言去将那些有限的事物描述为对我们的意义，那么结论将不可避免地是：一切都毫无意义。因此我们没必要出游，而约西则没什么理由活下去。不可言说之事也就不可探讨，因此生命的意义是给定的，而且不是给我们去探索的，是给我们去践行的，所以约西在苦思冥想中找不到生命价值却可以在仪式般的定时餐饮中体味出来。同样，旅行的意义便在于我们在旅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理论上无论是什么，只要你在做，便不必追问。
当然如果每个人都能闷头做事而不再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人也就不再成其为人。所以马丁•布伯一方面告诉我们说生命的意义不可言说，一方面又忍不住嘟囔说生命的意义在于我们是被需要的。列维纳斯在这方面比布伯放得开，他大大方方地承认就生命终极意义的提问乃是我们生存的方式，由此提问也就成了“践行”的一部分。所以，践行生命的形式是我们一方面不断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另一方面不让这追问打断我们日常生活的努力。而旅程的心态则应该是：我们不断争论行程的价值和选择，因为这争论也是构成旅行意义的一部分行动；但同时又不让这种争论打扰我们的兴致，无论我们选择做的是什么。
张平 2010年5月19日 于特拉维夫
原载《走遍世界》2010年6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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