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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爱新觉罗.胤禛 (1678-1735)，是满族入关后的第三代君主，庙号世宗。上承圣祖康熙帝六十一年的基业，下启清高宗乾隆朝六十年的盛世，然而雍正十三年的政治生涯中，对清代历史扮演著承先启后的关键地位，却未受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If you really want to do something, you will find a way. If you don't, you will find an excuse.

如果你真的想要某样东西，你总能找到方法。如果你其实不想要，你总能找到借口。

国内的贪污腐化果真没有办法治理么?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是博士硕士满中央了，如果真想治理贪官，文化水平应该比雍正这个清朝的苦皇子要高。至少去查找雍正怎么治理贪污腐化的文献应该不比雍正当初惩贪时更困难。

雍正惩贪，惩出了一个国富民安的好天下，富足清廉的国库让乾隆一上位就无案可查，只好"被迫" 一趟一趟地下江南打发时间。

而在两百多年后目前的中国，官员财产申报的议案从90年代中提出至今已10多年，人大和政协年年被中央政府卡着故意议而不决，社会呼声受到抵制。新闻宣传部门和纪律监察部门的负责官员(两大著名的笑话机关!)一再编造理由，说什么中国还不具备社会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直接拒绝任何公布官员财产的要求 --------为了维护私利，心虚到这种国际上罕见的程度。

腐败分子实际上从中国政府得到有力的保护。

那么，这不说明了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政府?

在“国际透明”发榜的排名录上，中国得分从2005年的3.2分提高到现在的3.5分，地位有点提升，却是在排名尾巴上，居第78位，同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而总体上接受中国文化传承的新加坡社会，廉政得分却与丹麦、新西兰并列世界第一。

行政腐败不能推诿于文化历史和所谓的"特殊国情"，政府廉洁是古今中外公认的普世准则，也是长治久安良性循环发展的基础，政府廉洁与意识形态没有干系。公开官员财产只是一项技术性工作，认真推行拿出行动才是铲除腐败的起码标记。

雍正能治贪，主要是他不懒惰，把江山当成一回事，所以他能抛开编造理由办法，不去一连十几年地光雷不雨，虚张声势说什么＂坚决反腐败，推进财产申报制和公示制＂的废话。

真要反腐败，就从这一让包括唱得最响的领导人自己在内，拿出上上下下都无法钻空子的做法着手，扎扎实实地建立中央廉政特派组，由上向下查。不灵才怪！雍正能治贪，中国政府怎么就不能了?

实在不行，我们大家天天在网上贴，让领导人一开电脑就回避不了 "雍正的真想反腐败的方法"，如何?

雍正书法

雍正惩贪的办法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争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然而钱粮的亏空，又不简单地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各地亏空的钱粮到哪里去了？雍正看得很清楚：不是上司勒索，就是自身渔利，而户部的银子，则被皇帝和权贵们在“不借白不借”的心理支配下“借”走了(其实也就是侵吞)。这么多人来挖国家的墙角，国库还有不亏空的道理？

　　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贪污、挪用、借支公款，又确有其“不得已”处。因为清从明制，官员俸禄极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这点俸银，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两代吏治的腐败，是给逼出来的。

　　由此可见，亏空关系到吏治，吏治又关系到体制，这是一个连环套。这个连环套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含糊不得。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吏治不能不抓。两件事既然都与制度有关，则制度也不能不改。雍正把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因此，清理亏空这件事，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体制的改革。

　　不过，事情还得从清理亏空做起。它是最好的突破口，也是当务之急。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二月十叁日，即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一旦无功而返，或半途而废，不但雍正自己身败名裂，国本也可能为之动摇。因此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然而雍正信心十足。

　　雍正的自信是有道理的。他确实不是糊涂皇帝，更不是纨□阿哥。而且，与乃父康熙皇帝相比，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洞悉下情。各级骨什么鬼心眼，小动作，官场上又有哪些流习和积弊，他都一清二楚。他深知，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向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清查亏空牵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对策是：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行。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

　　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能是叁种情况：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

　　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力。

　　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

　　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中，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

　　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可惜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

　　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

　　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一是各省向户部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时，户部要收“部费”，也就是现在说的“好处费”、“茶水费”。没有“部费”的，哪怕是正常的开支，亦无手续或计算方面的问题，户部也不准奏销，甚至拒收税款。相反，如果有“部费”，即使是浪费亏空上百万，也一笔勾销。二是各部院动用钱粮，都是自用自销，根本无人监督。

　　这也是多年积弊，古已有之的。比如海瑞当应天巡抚时，上缴国库的税银就因为没有“部费”而被户部拒收。海瑞的办法，是写信给户部长官，质问他们是为公还是为私。户部知道海瑞惹不起，这才收了税银。

　　海瑞是个地方官，当然只好如此。雍正是帝国元首，岂能容忍部院官员如此贪墨？但他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做思想工作也是没有用的，甚至杀一儆百也是不管用的，惟一的办法是改革制度。

　　于是，就有了会考府这个中央集权的审计机关。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部院长官既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万的亏空全部赖掉，也成了不可能的事。

　　墨吏们掩饰亏空应付检查的主要方法，无非是这叁种：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这叁条退路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但他们还有一个手腕，就是把贪污说成是挪用。这是避重就轻之法。我们知道，钱粮的亏空，原来有两个原因，即贪污和挪用。虽然都犯了王法，但贪污罪重，挪用罪轻。何况，挪用有时还是因公，比如紧急救灾、临时招待、应付上司等，属“情有可原”。

　　而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先查贪污，后查挪用，这就给贪官留了空子。雍正对这一弊端了如指掌。他说：“借挪移之名，以掩其侵欺之实”，是贪官污吏的一贯伎俩。如果“万难掩饰”，便把数额多的说成是挪用，数额少的说成是贪污，“为之脱其重罪”。结果，是“劣员无所畏惧，平时任意侵欺，预料将来被参(举报)，亦不过以挪移结案，不致伤及性命，皆视国法为具文，而亏空因之日多矣”。

　　雍正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现在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叁种：一罢官，二索赔，叁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这也是历朝历代的老办法，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不能让贪官污吏分文不损，平民百姓加重负担。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自己出血。至于这些官员们是怎样好不容易熬到那个官位的，雍正可不管。他的观点是：“朕岂有惜此一贪吏之理乎？”

　　索赔也不含糊。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亏了国库，岂有不赔之理？雍正下令，清查之中，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决不宽贷。比如户部查出亏空白银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一百五十万两，另外一百万两由户部逐年偿还。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允□因为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

　　雍正还规定，严禁任何人垫付或代赔。过去追赃时，常有下发和百姓代为清偿的，而朝廷往往只要能收回银两，也就不管钱从何来。然而雍正不以为然。他说，即使下属州官县官有富裕，也只能用来造福地方，怎么可以替贪官退赃？至于士民代赔，更是混账。无非一是土豪劣绅勾结官府，想留下那贪官继续执政；二是流氓恶棍趁机敛财，借替长官还债为名敲诈百姓。因此雍正明令不准。他的板子，必须结结实实地打在贪官污吏的屁股上这就不但要追赔，还要抄家。元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

　　亏空官员一经查出，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 “丝毫看不得向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亲胡)。看来，赃官们真只有“死路一条”了。

　　雍正的政策是：死了也不放过他！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雍正指出，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一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因为依照人之常情，杀人不过头点地。人一死，再大的不是也一了百了。可惜雍正不吃这一套，也不管什么常情不常情，骂名不骂名。他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到位，谁也别想有侥幸心理。

　　不错，反腐败连死人都不放过，追穷寇一直追到阎王爷那里，表面上看起来是狠了一点。但在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事实证明，雍正这一系列政策和对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雍正反腐倡廉仅仅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却是对雍正治国的公正评价。

　　我们真的要向这位满族皇帝致敬了！一件向来都虎头蛇尾的事，竟被他做得大获全胜，干净彻底。

附上几句:

说到批评中国或者说政府，批评者至少应该有的前提是负责和期待祖国强盛。

南宋中后期，中国（仅指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 左右，经济总量占了全球的75 % 以上；今天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1% ，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却仅为区区挂零的4 % ，说明从某种意义上，那时的中国更像世界上的中国，也说明目前的中国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

前中宣部长陆定一的一件事充分说明为什么大家有权批评: 1996年5月9日，曾经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久病之后不幸就要停止呼吸，告别人世。临终之前，他对儿孙断断续续说了不少话，不是为自己家，而是为中国人，他的最后的遗言是这样两句：“……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可是，如果不是为了让中国变好的目的去批评，那就不是批评，那只是吃里扒外憎恨祖国。

为中国变好，不是嘴巴上的表演，而是在内心设身处地为中国的长久强大之计着想。不幸的是，心口不一的人中国最多，梅思平，五四运动领头学生之一，火烧赵家楼第一把火就是他放的。倭国侵华后，千夫所指的五四运动三大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未为日本人和汪精卫不断的诱惑而接受正式伪职，其中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的曹汝霖更是坚拒投敌。倒是当年高喊爱国的学生领袖梅思平摇身成为投敌的策划人，最最铁杆的汉奸! 梅思平出任汪日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最后落得家人唾弃终被处决的下场＊）。

即使狂傲如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亦从没有想过卖身投敌，他甚至从不相信自豪的美英军人会投敌为奸（这一点苏联和中国只能说自愧不如，内奸多到无法相信被俘虏过的自己人）: 1945年9月2日上午，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在签字受降时，他特意安排太平洋战争初期即被日军俘虏而投降的的美国将军温赖特和英国将军珀西瓦尔站在身后的荣誉位置，借此在全世界面前向他们表达最崇高的敬意，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同时掏出了五支钢笔，首先签下了自己名字道格拉斯的前四个字母“Doug”，并把这象征着最高荣誉的第一支钢笔赠给了曾经投降日军的温赖特将军，饱含感情地对温赖特说：“请做为永久的纪念吧！”

当然，我们也别忘记傻子们无法得到兑现的＂自豪＂: ＂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和受辱垮台分裂?）。———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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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15日，梅思平的13岁女儿梅爱文勇敢在《浙瓯日报》发表声明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当中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逆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篇文章虽然不过800字，却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激发了全国的正义爱国之心。随后，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在报上刊登启示，与梅脱离一切关系，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抗战胜利后，梅思平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