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條約》
1868年,清政府派出以美国人蒲安臣为首的中国使团到欧美各国。因为清朝没有国旗可用，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自 制了一面“国旗”。它引发清朝政府考虑设计自己的国旗＂三角龙旗＂（如上）。
1868年6月，蒲安臣在華盛頓以中國特使的身份會晤了昔日的上司國務卿西華德，向總統安德魯.約翰遜遞交了中國國書，并代表中国谈判。7月28日，蒲安臣和西華德分別代表中美兩國政府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即《蒲安臣條約》(the Burlingame Treaty)。《蒲安臣條約》奠定了中國政府向美国派遣留學生的基础。
《辛丑条约》
李鸿章签完《辛丑条约》大口吐血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文件上，李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了繁写的“肃”字的模样，
三个字挤在一起，即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后，再
一次大口地吐血。医生诊断记录胃血管破裂。
1901年《辛丑条约》光绪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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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美幼童指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官派留学生。公元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 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 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这批学生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二岁。在这以后，还进行了由美国对庚子辛丑条约返回款所建设的留美训练学校和后来的清华留美预备部所送出的庚款留美学生。
提到前一个清朝中国留美幼童，需要提到《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蒲安臣条约》（the Burlingame Treaty）。它为中美天津条约的修订，两国之间建立正式的友好关系与美国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它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对等条约。1868 年7月 28日，清朝全权特使蒲安臣和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签订。条约规定，两国公民有居住、入学互惠权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即奠基于此。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值得重重介绍一笔，他1820年出生在紐約州。畢業于密西根大學底特律分校以及哈佛大學的法學院，曾在麻薩諸塞州的波士頓做律師，後來在1854年當 選國會眾議員。他以雄辯的口才和反奴隸制的立場而著稱。
1856 年，參議員查爾斯.薩姆納在國會發表措辭激烈的反奴隸制演説，來自南方的眾議員普雷斯頓.布魯克斯用手杖在國會殿堂把薩姆納打成重傷。支援奴隸制的人气焰高涨紛紛叫好，蒲安臣在報紙上撰文痛罵布魯克斯。氣勢正盛的布魯克斯向蒲安臣下了戰書，要和他決鬥。蒲安臣表示願意奉陪到底。按照習俗，決斗方式和地點由被挑戰的一方挑選。蒲安臣決定在尼亞加拉大瀑布的加拿大邊境一側決戰，以避開美國法律。他選擇的武器是步槍。原來，蒲安臣不僅有伶牙俐齒，還有百發百中的槍法。 最後，布魯克斯以在穿越“敵國”不安全為理由不戰而退，颜面尽失。蒲安臣名聲大振，大涨反奴隸制声势，他被北方反對奴隸制的人敬為英雄。
1861年，林肯總統任命他為駐奧地利帝國公使，他未能就任，林肯改派為美國駐中國特命全權公使。負責總理衙門的恭親王在給朝廷的奏報中這樣稱讚這位美國人：“其人處事平和，能知中外大體......遇有中國不便之事，極肯排憂解難。”
1868年,清政府派出以美国人蒲安臣为首的中国使团到欧美各国。6月，蒲安臣在華盛頓以中國特使的身份會晤了昔日的上司---國務卿西華德，向總統安德魯.約翰遜遞交了中國國書，并且代表中国谈判。7月 28日，蒲安臣和西華德分別代表中美兩國政府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也就是《蒲安臣條約》(the Burlingame Treaty)。
《蒲安臣條約》以 西方國際法的形式確立了兩國的對等地位。它的主要內容包括：在中國讓給外國人居住的地段，中國皇帝並未放棄“徵用權”(Eminent Domain)；中國皇帝有權在美國港口派駐領事，其領事特權與豁免權和英俄駐美領事相同；兩國公民在對方境內免受宗教迫害；兩國政府尊重移民自由；兩國 公民都可以到對方的政府公立學校求學，並享有最惠國國民待遇，兩國公民得以在對方境內設立學堂；美國政府無權也無意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管理，鐵路、電報等建 設項目上，“總由中國皇帝自主，酌度辦理”，倘若中國政府決定展開這類項目並希望利用西方技術，美國政府將指定工程師接受中國政府聘用。
蒲安臣率中國外交代表團在美國簽訂條約後，又接著遠渡重洋前往歐洲。1868年9月，蒲安臣使團抵達英國倫敦，會晤了維多利亞女王和英國外交大臣。 1869年1月，代表團來到法國，後來又走訪了丹麥、瑞典和荷蘭。一年後，蒲安臣率團抵達普魯士。中國近代第一支外交使團所到之處，都受到各國高層的友好 接待。
1870年2月，蒲安臣使團來到俄羅斯，在聖彼得堡拜見了沙皇。不料，“水陸賓士” 兩年之久的蒲安臣染上了肺炎，並在2月23日在聖彼得堡去世。大清朝廷得知蒲安臣死訊後，追授他一品銜，並賞賜撫恤銀一萬兩。他的遺體從俄羅斯送回美國。 波士頓市政府在著名的法尼爾廳 (Faneuil Hall)為他舉行了隆重的遺體告別儀式，大廳內挂起美國的星條旗和中國的黃龍旗。
由於有了《蒲安臣條約》，美國虽不是當時世界最強國英國，却成為中國政府派遣留學生的首選。1872年，第一批中國幼童乘船前往美國，從此掀開了中國公派留美 學 習歷史的第一頁。
第 一批中国留美幼童于公元1872年8 月11日由上海出发，跨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他们乘坐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五年的留 学生涯。
幼童们被分配到54户美国家庭（其中康涅狄格州34户，麻萨诸塞州20户）中生 活。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成为他们就读的各个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他们群体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令美国人惊叹不已，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 共有50多名幼童进入美国的大学学习。其中22名进入耶鲁大学， 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
1881年，原定十五年的幼童留美计划中途夭折，全部学生被召回国。當時，耶鲁大学 的22位留学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歐陽賡二人順利完成學業。容揆和譚耀勳抗拒召回，留在美國完成耶魯大學學業。李恩富和陸永泉則是被召回後，重新回到美國， 讀完了耶魯。
这群中国历史上首批官派留美学生回国后即遭到社会的谴责，当时1881年9月29 日《申报》写到：
国家不惜经 费之浩繁，谴诸学徒出洋，孰 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 事。性情则多乖戾，禀赋则多鲁钝，闻此辈在美有与谈及国家大事及一切艰巨之任皆昏昏欲睡，则其将来造就又何足观。
实际上，回国后的留美学生参与了中国最早的电报、矿山、铁路的建设。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历经了1884年中法海战和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为国捐躯。直 到20世纪初，这些当年的留美幼童纷纷成为朝廷重臣，活跃在铁路、电报、矿冶这些新兴产业。在外交领域，他们更是当仁不让地代表大清国，足迹遍布世界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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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被撤回后的命运
| 晚清真相 2011-11-21 20:15: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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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轮船启锚了。船上 30名统一着装的中国幼童向码头上送行的亲人挥手惜别，分外惹人注意。他们中很多人连县城都没去过，但现在即将远行，目的地是传说中的美国。 |
被曾国藩称为“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的官派学生留洋活动，至此拉开了序幕。对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向来把异国篾视为“夷”的国家来说，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幼童与美国的相遇
清政府送学生留洋，何以选择美国?
首先不能不说，在对华交往中，美国是当时西方列强里不良记录最少的国家，清廷对美国有一种信任感。
其次要谈到“蒲安臣条 约”。蒲安臣于1861年至1867年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任内因主张对中国采取合作政策，并调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纷争，成为第一个对清政府具有重大影响的外 国公使，离任后还被清政府聘为出使大臣，委托他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欧美。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访问中，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 条款”，世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两国公民有居住、入学互惠权利。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即奠基于此。
最后应该归功于“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容闳 (容闳的事迹下文还要详述)。因其毕业于耶鲁大学，熟悉美国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业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学生留洋的地点定在美国，也便在情理之中。
容闳在第一批学生出发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访了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波特建 议，将30名幼童每两三人分成一组，寄居于美国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按期照值给付，这样可使幼童学习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 容闳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到幼童及整个幼童留美事业命运的建议。当听说中国幼童将寄居于美国家庭时，在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十分兴奋，打电报给国务卿说：“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则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将有更大的实惠，远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为佳!”
美国人民没有让他们的驻华公使失望。据美国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国幼童留美史》记载，“有120个美国家庭愿意接待两名幼童，合计可接待240 名，可是年抵达的幼童仅30名”，“而所有热烈响应的，全是背景优良的家庭”。政客着眼于“更大的实惠”，普通百姓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美国人民发自内心的热诚，从当地教育局长给那些接待中国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见端倪。在信中，局长提醒家庭教师们，“当于慈爱之中，仍寓严整之意”，“应于每日酌留四刻， 以便幼童专心温心中国文字”，“华生尤须令知保身之道，须令其时常浴沐。遇有天变，务必躲避风寒……”可谓关切备至。
幼童抵达康州哈德福城时，容闳亲自迎接他们。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两岸的美国家庭中。幼童与美国的相遇留下了许多趣事。一位幼童后来撰文回忆：
“我很幸运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拥抱我并吻我。她的动作使其他同学均大笑，更使我脸红。当然，我没说出我的尴尬。可能自襁褓以后，这是我首次被人亲吻。”
当第一个星期天来临时，主人要他们去“主日学校”，幼童们只听懂“学校”二字， 便立刻收拾书包，以为上学的日子正式来临了，但到了之后，才发现“主日学校”就是教堂。两位幼童立刻由教堂夺门而出，直跑回住处，把自己关在房间中再不肯出来。
中国幼童与美国、美国文明相遇了。磨合才刚刚开始。
三个关键人物：容闳，曾国藩，李鸿章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今属珠海南屏）人。
少入澳门马礼逊学堂。1847年初赴美学习，三年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以 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留学期间，容闳形成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伟大信念，暨“愿遣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的留学教育志愿。容闳以一个人带动，造就了近代留学教育的声势，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开始“睁眼看世界”，到1872年派出幼童留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表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在逐步加深，尽管为 此也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赞扬这一进步必须记住三个关键人物：容闳，曾国藩，李鸿章。
容闳，号纯甫，1828年生 于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他的家与澳门仅相距四英里。澳门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国办学的地方。容闳七岁时随父亲到澳门，进入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1847年，在经 过一番波折后赴美，在别人的资助下于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在回忆录《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旧译《西学东渐记》)中说：“整个大学阶段， 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
怀揣这一目标，容闳于1855年回到了正处于 “洪杨之乱”中的故国。他在广州目睹了清廷官员一次大屠杀，震惊之余转而在感情上倾向于打着宗教旗号的太平军，不久即到太平军的占领区进行考察。考察的结 果使他断定，太平军不可能给苦难中国带来新的东西。
容闳改造中国政治的梦想破灭，但改造中国教育的梦想却开始显露曙光。因为他遇上了 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他先后向曾国藩建议：建一座西洋式的机器厂; 选派青年出洋留学。
第一个建议实施很快，结出的硕果就是著名的江南制造局，第二个建议则颇让人踌躇。晚清时代的中国人在吃过苦头后，可以向西方借鉴技术以为我用，但要其承认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则至难。1870 年爆发的“天津教案”产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识到，中西隔膜太深将导致巨大的灾难。一手办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联名向总理衙 门上奏，呈报了容闳关于选派学生留洋的建议。
曾国藩是容闳最为景仰的中国人。在后者眼中，前者“作为一位政治家和爱国者，他的人品远 远超过他的同僚”，其伟大“在于他的伟大品德——纯真而不自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思远虑的政治头脑和为官清正”。而与曾相比，公认继承曾氏衣钵的李鸿 章就显得逊色多了。容闳认为，李鸿章“作为一个管理国家的官员，其才能远不及曾国藩;作为一个爱国者和政治家而论，他的品德更是经不起公正无私的历史的检验。”
论个人品格的纯正，李不如曾，这个评价大致不错。但必须指出，李鸿章仍然是促成幼童留美的关键人物之一。李鸿章的为官之道比曾国藩玲珑，容闳对中国特有的官场艺术不熟悉，极易误解，后来留美幼童被撤回，容闳在其回忆录中指责李鸿章，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现有资 料可以看出，李鸿章对幼童出洋一事极为热心。1871年5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道，“威使(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询及派幼童出洋，甚以为然。谓须选二 十岁内外，通习中国文义者，到洋后专习洋学，乃易会通，十年可成。若华洋书兼肄，恐致两误。渠颇通华学，此语似有阅历。” 当时提议官派学生留学的大臣 们，知道守旧势力的强大，为了避免阻力，要求出洋之幼童兼习中西文字，英国公使一下子就看出了不妥，认为既出洋，就该“专习洋学，乃易会通”，若中西兼修，“恐致两误”。李鸿章也深以为然，但他只能于私信中表露，而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却不得不说，对幼童需 “随时课以中国文艺，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才”。这就是做官的艺术，没有官场历练的容闳哪里知道呢?
哪怕政府出钱，也没人愿去美国
按照清廷计划，在美国成 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后者负责在国内甄选12岁至15岁的幼童，进“预备学校”学习，训练合格后再派赴美国。计划派遣 四批，总计预算银120万两。
没想到，计划刚一开始就在幼童招选这一环节上遇到了很大困难。当时风气未开，学习西学为人鄙视，到国外读书更是前所未闻，虽然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但愿意送儿子出洋的家长也寥寥无几。
另外，在“天津教案”这场由“谣言揭开的文明冲突的序幕”之后，普通百姓对外国人仍有强烈的猜疑，一些耸人听闻的传闻依然在相对闭塞的地方流传，使中国的家长们莫名惊惧。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 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
由于第一批留学生未能满额，容闳又不辞劳苦，亲自到香港，由英国政府设立的学校中挑选了几个比较优秀的学生补充。总算凑足了第一批30人。
自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至1875年止，中国共派出四批幼童计120名，最幼者10岁，最长者16岁，平均年龄12岁。以籍贯论，广 东 84名，江苏20名，浙江9名，福建4名，安徽2名，山东1名(此据台湾学者高宗鲁之统计)。无一皇室贵胄的幼童应募暴露了满洲贵族们的颟顸，一个政权欲倡导的事情，权贵们却不响应，会给其他社会阶层何种联想?
从这个籍贯的分布，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各地不同的开放程度。敢于“吃螃蟹”，送儿子到异邦求学者，多为广东、江浙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们或有家人、亲友与洋人共事，或与西人有过较多接触。如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唐廷 枢，就乐于送自己儿子出洋留学。后来在中国非常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广东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学则缘于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邻居的大力鼓动。詹父本希望儿子将来 走科举正途，犹豫不决，这位见过世面的邻居再三劝说，并以将女儿许嫁作为保证，詹父才下定决心。
家长送幼童出洋，都必须亲笔“具结”，并画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种免责的法律保证。
詹天佑的传记中收录了这份“保证书”：
“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幼童出洋肄业 局)带往花旗国(晚清时对美国的称呼)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 中，面圆白，……”
后面还要开列祖宗三代本名，俨然是一纸卖身文书。
第一批招选到的幼童首先在上海预备学校集 中，经过半年的培训后，于1872年8月，由上海登船赴美。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际，中美外交关 系尚未正常化，美国在中国派有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在外却无使节。以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名义，常驻美国康州哈德福城，负责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别是刑 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和容闳。1874年，李鸿章拨款美金四万三千元，授权容闳在哈德福城建造宽敞的三层楼房一座，可同时容纳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所有职员、教师 和75名学生，餐厅、厨房、宿舍及浴室俱备，作为幼童肄业局永久性的驻美总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常设机构。
让陈兰彬、容闳出 任肄业局的正副委员，出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的荐举。陈氏虽仕途不顺，却是科举的优胜者，曾点过翰林，他和容闳搭档又压后者一头，有一点“中西合 璧”、以中为主的味道，这可以少给保守派以攻击的口实。李鸿章在致总署的信中说：“盖以纯甫(容闳字‘纯甫’)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陈兰彬字‘荔 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用也。”
“相济为用”四字颇能透露曾、李之苦心，然而事实之发展竟大谬不然。
“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
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环境是最快的。
关于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后来成 为卓越工程师的幼童温秉忠1923年曾在一篇演讲辞中回忆：“第二天，容闳先生分配他们给来自各地的美国老师。老师带他们回去。在以后留美的岁月中，这些 美国老师负起教养监护的责任。每一个美国老师家庭负责两个或四个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送入美国学校，不合格的在老师家接受个别补习，做入学的准备。最 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 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中国幼童们与一同食宿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谊。……美国老师及监 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幼童“美国化”的速度惊人，不仅要求改装，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视为忠君爱国象征 的辫子，有的还加入了基督教。怎样应对这种趋势，肄业局委员陈兰彬和后任委员吴嘉善，与副委员容闳针锋相对：容闳理解、同情幼童，陈、吴则斥之为数典忘祖。
双方之分歧，容闳有详尽回忆：
“我力争为留学生作一些一劳永逸的安排，和解决一些必要的问题，例如学生的学 费和个人费用;他们在假期中的费用;学生服的更换;参加寄宿家庭的祈祷;参加主日学校或去教堂;户外运动和体育锻炼等。……陈兰彬和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矛 盾，我只能充当和事佬儿，为他们从中调解，同时我也总是为学生们的一切合理要求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即使不引起陈对我的痛恨，至少也使他非常不快。他有 生以来，直到这次赴美国之前，从未离开国门一步。他完全按照他的中国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对这些学生。……
像陈兰彬这样一 个人，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被压抑的青春，不能发挥的活力和独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诚坦率形之于外的举止。因此他对目前这些留学生的行为不能不感到奇怪，而 且认为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径。这些学生到新英格兰以后，一旦解除了他们心灵上的沉重压抑和约束，当然会因为得到自由而欣喜苦狂。”
“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的人，还不止陈兰彬一人。
继任肄业局委员的吴嘉善，这位同样出身翰林的老爷，视留美幼童与国内私塾的学生 无异，不料幼童们在其接见时，均不行跪拜礼，顿时大怒：小小年纪便目无尊长，这还了得?且不说现在还没有成材，即使学业有成也不能为中国所用!立即上奏要 求将幼童撤回。
国内攻击幼童事业的声音也一直没有消歇过。光绪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12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个折 子，弹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 ‘入教恨晚死不易志’ 等语。……或习为游戏，或流入异教，非徒无益，反致有损，关系实非浅鲜”。
总理衙门接连听到对留美幼童事业不利的声音，开始征求重臣及相关人士之意见，有的主张全撤，有的主张半撤半留，有的主张整顿。而主张全撤者占据主流，尤其是借助幼童留美事业摆脱仕途不顺，登上驻华盛顿全权公使高位的陈兰彬，给了这项事业最后一击。他在奏折中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 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总理衙门即据陈兰彬之奏，作出了“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的决定。
这一决定让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深为失望。
由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执笔，美国多位文化名人联名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力请 中国政府收回成命。当时因华人劳工问题，美国国内兴起排华浪潮，这些名人盛赞幼童的行为，“使许多无知者和不怀好意的人对中国的偏见逐渐消失，而代之以称 赞。”包括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也积极游说，但均未能让清廷改变决定。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国幼童奉命辍学撤退回国。当幼童由美国撤回时，全体 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大学毕业。诚如温秉忠所言：“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
好不容易迈出一步 的脚又收了回来，谁该为此负责?
按照容闳的意见，首当其冲者是陈兰彬和吴嘉善。他在回忆录中愤怒地指责陈兰彬是“对任何事都不敢负责 任的胆小怕事的懦夫”，而吴嘉善则应该“送进疯人院或低能者教养所”;其次则是在朝中位高权重、又是幼童留美事业主持人的李鸿章。容闳批评李鸿章“不曾挺 身而出为学生说话，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学生。”
后来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袭了容闳的观点，无论是撰《剑桥晚清史》的西方汉学 家还是大陆学者，在他们笔下，陈兰彬、吴嘉善卑鄙而自私，而李鸿章则首鼠两端。
细按史料，这种说法颇值商榷。陈兰彬、吴嘉善并非顽固不化的人物，像吴嘉善 还是个“精研数理”、撰有《算数二十一种》的数学家，从史料中也没有发现他们在道德上有多么严重的污点。而李鸿章在风波中的言行，置身异域的容闳哪能了解 得十分真切呢?
以李鸿章的认识水平，他内心并不赞同将幼童全部撤回。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李鸿章还曾特地电告吴嘉善勿急于带幼童回国。同年二月，朝中撤回幼童的呼声甚高，他又函告总理衙门，说幼童“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吴嘉善字“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柄， 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认为“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并谓美前总统和驻华公使均函告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 殊属可惜“，建议幼童“已入大书院(大学)者可留美卒业，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我们只能说李鸿章面对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不够坚决，硬要 说他见风使舵无疑并不公正。
容闳先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与他对立的一面，如陈兰彬、吴嘉善，也并非就是卑污小人，双方的对立主要还是缘于思想观念的歧异。要而言之，在怎样改造中国使之尽快现代化的问题上，容闳主张“全盘西化”的路径，而在当时这纯属异端。其实，不仅是容闳不满 的陈兰彬、吴嘉善、李鸿章，就是容闳景仰的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不会站在他的一边。
幼童归国后的命运
赴美120名幼童中，于1882年返华者计94名。其余或因犯规，或因品学，或因剪辫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几位违令不归，而长居美国。
回到仿佛已经陌生的祖国，幼童们有点迷茫，也满怀期待，但很快就陷入了沮丧。
后来服务于中国外交界的幼童黄开甲，把他回 国之初的遭遇，透露给了他在美国寄住的一位女士。信中说：
“人潮环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欢迎的微笑来接待我们这失望的一 群。……到中国‘海关监督’办事处，却雇用独轮车来装载我们，行动真迟缓。我们还被暴露在惊奇、嘲笑的人群中，令人难堪。……为防我们逃脱，特由一队中国 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格致书院’。……这所书院关闭已经十年，当你踏进门槛，立刻霉气扑鼻，夜间，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
清廷关于是否撤回幼童曾经开展讨论，但对于撤回的幼童，怎样助其完成学业，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却没有拟定任何办法。
作为直隶总督，又在大兴实业急需人才的李鸿章，努力不让幼童埋没于官场，94名幼童中，头批21名送电信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 其余50名安插于水师的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各处。但正如黄开甲所抱怨，这种“完全不按个人志趣及在美所学” 的办法，伤了幼童们的心，他愤怒地质问：“这 就是东西双方影响下，中国政府的‘进步政策’吗?” 并强烈质疑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认为其必须彻底改革，“才适合治理它的万千子民。” 这里，“美国化” 的影子显示出来了。
尽管有种种不如意，回国的幼童们还是绽放了他们的才华。在全体返国幼童中，日后诞生了国务总理1人，铁路局长3 人，外交部长2人，铁路官员5 人，公使2人，铁路专家6人，外交官12人，矿冶专家九人，海军元帅2人，海军军官14人……其中如开国人自建铁路之先河的工程师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国总 理的唐绍仪，促成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的外交官梁诚，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都是赫赫赫有名的人物。
还有幼童为国家献出了生命。中日、中法两次海战中，7名服务于军中的幼童表现英勇，慷慨捐躯。美国驻华公使特地于1884年中法海战后，照会总理衙门，说“中法闽省之战，中国官兵均甚 出力，其中尤为出力者，则系扬武船内由美国撤回之学生。……想该学生等出洋习业，曾有谓其惟务洋学，恐与中国事理，诸多未谙，难为有用之才。兹阅前因，足 见深明大义，均能以死力报效，实为不负所学。”最后建议，“尚望贵国于幼童出洋一事，嗣后仍按时举办，将见人才辈出，贵国兴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
但这时慈禧已借中法海战撤换全部军机大臣，政局的动荡，加上主持中枢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计划终未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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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美国的故事，接下来要看的就是＂从留美预备学校到清华大学＂一文所写的内容了。
梁诚(1864~1917年)，原名巫旭，字一衷，广东番禺人。
自幼受到良好的家教，1875年随清廷所派第四批留美幼童生赴美留学，时年仅12岁。
1878年，入麻省安度华学校及安姆赫斯学院就学，后因清政府的留美幼童计划停止提前回国。
任内，梁作了不少于国于民皆大有益之事，如制止美、墨不人道的“华工契约”、交涉赎回粤汉铁路等。
成立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当时是清华留美预科学校)是以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作为经费开办的。鲜有人知的是，当年反复交涉、据理力争，从而促使美国退回 多出的赔款，并提出将此款用于兴学育才从而促成开办清华大学的，是时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梁诚。
从1911年至1929年，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先后培养毕业生973人，其中被派送留美的有967人，出国留学率９９.４％。
清华学校于1912年5月1日开课，唐国安任第一任校长，周诒春任副校长。这时的清华仍继续培 养留美预备生，希望能向国家急需的领域贡献出类拔萃的人才。
这些清华学生具有清醒的爱国意识，称清华为“国耻纪念碑”，民族耻辱感和振兴中华的愿望交织在一 起，促使他们在这所学校里发奋学习。
清华学校设西学部和国文部，西学部的课程和教材均仿照美国学校，教师中有很多是直接从美国聘请的。学校的行政组织形 式，如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会等，几乎全部效仿美国，校内报刊、校长训话、名人演讲、歌舞表演等也大都用英文。
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清华时，就感觉“清华学 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当时的清华学生在毕业前要通过游泳、百码、跳高、跳远、掷铁球五项运动的测 试，如有任何一项不合格，就扣发毕业证，取消出洋资格。
“五四”运动爆发后，清华师生喊出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改良清华”的口号，历数清华仿照美国学校的危害，陈述改办大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将奉系军阀赶出北京，清华学校归国民政府管辖。同年，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任第一任校长。1929年暑假，清华送出了最后一批留美生，留美预备部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