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民歌《茉莉花》歌词最早版本为清朝乾隆年间刊印的《缀白裘•花鼓》中的插曲。该剧表现的是一对凤阳夫妻打花鼓卖艺，被浪荡公子曹月娥邀至家中出演堂 会，唱了一首《花鼓曲》（又称《鲜花调》）。该曲共12段，前两段唱词是：

　　“好一朵鲜花，有朝的一日落在我家;
　　你若是不开放，对着鲜花儿骂。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的花开赛不过它;
　　本待要采一朵戴，又恐怕看花的骂。”

后10段唱的是《西厢记》中 “张生戏莺莺”的故事。演唱中，浪荡公子不时乘机调戏花鼓女。花鼓女躲之，其丈夫护之，形成热闹的三人歌舞表演。唱词中的“茉莉花”，即为剧中的“花鼓 女”；想“采一朵戴”者，为剧中的“浪荡公子-曹月娥”；“看花的”为花鼓女的丈夫。

《鲜花调》的流传主要有两个载体：一是流传六百年、走遍全国的民间凤阳花鼓艺人，二是戏曲《打花鼓》中的《鲜花调》。到了清末，随着地方戏、地方曲的兴 起，这首小曲成为全国众多地方戏、地方曲艺、各地民歌中的重要曲目，这离不开凤阳花鼓艺人的贡献。

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被派出访欧美，进行了一次环球访问。19世纪中叶后，西方国家举行隆重集会和国 际礼尚往来时需演奏国歌，已成为西方国家的惯例。当时清朝没有正式国歌，（此前有清廷派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出使英国和法国，后又兼任驻俄公使。曾纪泽为了应 付国际交往的需要，曾自己编写过一首《普天乐》，作为当时递交国书时作为清朝国歌使用。

后有1904年京奉铁路建成，袁世凯的军乐队竟以法国国歌《马赛曲》来迎接慈禧，当时皇戚格格裕德龄随侍在太后身边，威胁要杀袁世凯的头，裕德龄其父裕庚 曾出使法国）,故在圣彼得堡加冕现场，李鸿章在其长子李经芳帮助下，向乐师哼出了家乡的《鲜花调》的旋律，离开俄罗斯去法国的途中又临时找了一首七绝诗， 李鸿章加以改编，作为国歌歌词，后来李鸿章以此词曲作为清朝对外场合之代国歌，洋人称之为《李中堂乐》。这首最早的近代国歌的出笼，证明了当时中国国际身 份的尴尬局面。

　　歌词有曰：

　　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据说慈禧也写了一段国歌:

    复旦引星辰，珠联璧合
    顺时调律吕，玉节金和

当然,用了两个和，合，不合规律，但是意境格调比李中堂的歌词强多了。


 
1942年，新四军小战士何仿在江苏南京六合采风时，记录了一位民间艺人演唱的扬剧《打花鼓》中的《鲜花调》。1957年，现代首次以简谱形式面世的 “茉莉花”，并改编成民歌《茉莉花》，由南京前线歌舞团到北京参加全国汇报演出。演唱很成功，后灌制了唱片，并被首次标名为“江苏民歌”而传遍全国。



“我从未见过有人能像那个中国人那样唱歌，歌声充满了感情而直白。他在一种类似吉他的乐器伴奏下，唱了这首赞美茉莉花的歌。”

------John Barrow


1804年，一个叫约 翰·巴罗(John Barrow)的英国人在他编写的《中国旅行记》（Travels In China）中，称《茉莉花》“似乎是中国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根据我国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先生考证，《茉莉花》是“流传到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

其实早在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卢梭的《音乐辞典》中就收有中国民歌《茉莉花》。

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92—1794年)，巴罗来到中国，任英国首任驻华大使马戛尔尼伯爵的秘书，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民歌和民间器乐曲牌。 1794年，巴罗卸任，途经广州返回英国。在广州停留期间，巴罗与使团听事官西特纳（（Johann Christian Hittner）听到了《茉莉花》，非常喜欢，就把歌曲收入10年之后出版的《中国旅行记》中。

《中国旅行记》书中的《茉莉花》英译歌词，是该曲在欧洲最早的英文记载，此外，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最早对《茉莉花》采用五线谱记谱，使西方人能够开始传唱 《茉莉花》。

巴罗版《茉莉花》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歌词是以广州方言来演唱的，西特纳用罗马拼音原汁原味地记录下了《茉莉花》的广东话发音：“好一朵鲜花，有朝一日落 在我家，我本待不出门，对着鲜花乐。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赛不过他。我本待采一朵，但又恐看花人骂。”巴罗在《中国旅行记》中(第315页)写道：

“这首歌朴素的旋律被西特纳先生记录了下来。据我所知，这首旋律在加上了引子、尾声、伴奏和欧洲音乐中所有花哨的技巧后，在伦敦出版了。只是这样一来，这 首歌再也不是中国朴素旋律的音乐标本了。因此我还它以不加修饰的本来面目，正像那个中国人演唱和演奏的一样。”从这段内容看，巴罗版的《茉莉花》比当时已 经在西方传唱的其他版本更接近原型。

与其后中国出版的《小慧集》中的《鲜花调》歌词相对照，两者何其相似，旋律也大体相同。

巴罗的《中国旅行记》迄今尚未有中译本。2002年初，中国民族音乐学家冯光钰教授赴菲律宾，出席由亚洲太平洋民族音乐学会(APSE)召开的“亚洲新音 乐理论研究”学术会议时，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黄一良处获得了巴罗在《中国旅行记》中刊载的《茉莉花》全部乐谱，如获至宝。

“通过他的传播,《茉莉花》在海外广为流传。”冯光钰这样评价巴罗的贡献。

《茉莉花》在欧洲不止有巴罗版本，1884年，比利时传教士阿里嗣在《中国音乐》中记录了《鲜花调》，二者虽然属于一个“母体”，但又带有各自浓郁的地方 特色，这两个版本是《茉莉花》在欧洲流传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版本，正如清朝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说：“许多同一名称的小曲曲调，旋律却完全不同，《茉莉花》 有很多版本流传。”

《茉莉花》不仅风靡西方，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对它也十分追捧。郑锦扬在《日本清乐研究》中收录了日本聚奎堂书院于清光绪十年（日本明治17 年，1884年）出版的《洋峨乐谱·抹梨花》：“好一个抹梨花，好一个抹梨花，满园的花儿开，赛也不过他，本待要采一枝，又恐怕栽花人骂。”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徐元勇在日本获得了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27年，1894年）出版的《明清乐之栞》，其中就收录了《茉莉花》，歌词与《缀白 裘》中《花鼓曲》的前三段基本相同,只是将“茉莉花”放在第一段，与《小慧集》的歌词也相近，只是段序有变化，曲谱与巴罗版和江苏版的《茉莉花》大体相 同，日本学校歌曲《茉莉花》（上田寿四郎作词），也是根据这个曲调填词的。

我国语言学家和作曲家、《教我如何不想他》曲作者赵元任是江苏常州人，192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将他在家乡听到的《鲜花调》配上钢琴伴奏谱, 多了些加花装饰,定名为《鲜花》，就此把《茉莉花》带到了美国。1948年，我国作曲家、钢琴家丁善德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期间，改编了《茉莉花》，将 其收录进自己的钢琴曲《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让更多的法国观众听到了来自中国的“流行歌曲”。

"月亮出来了。刽子手手持大刀砍向为求婚而猜谜失败的波斯王子" -------在杀气腾腾的气氛中，远方悠然地流淌出童声合唱《在东方山顶上有鹳鸟在歌唱》，旋律的灵感来自中国民歌《茉莉花》。

这是普契尼歌剧《图兰朵》开场第一幕，美丽而冷傲的中国公主图兰朵上场之前的场景。

巴罗的《中国旅行记》出版后的120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1924年创作了自己生前的最后一部歌剧《图兰朵》，讲述的是中国元代北京城里的一位公主图兰 朵，为了复仇，她给各国求婚者提了个条件，谁能猜出她的三个谜语，就招他为驸马，并将皇位给他，如果答不出，就被砍头。这部三幕歌剧用《茉莉花》为音乐主 题，使此歌更加风靡世界，成为代表东方中国的文化符号之一。

普契尼只是运用《茉莉花》最为有名的作曲家之一。在他之前，还有很多西方人在传播《茉莉花》，仅在19世纪末，就有大量的民歌集、歌曲选和音乐史论著里都 引用了《茉莉花》，比如德国人卡尔·恩格尔1864年编写的《最古老国家的音乐》、丹麦人安德烈·彼得·贝尔格林1870年所著的《民间歌曲和旋律》、英 国人格兰维尔·班托克的《两首中国民歌》、《各国民歌100首》、波希米亚人安布罗斯的《音乐史》等。

现在，人们很容易理解《茉莉花》的西传。音乐理论家钱仁康认为，在19世纪中叶以后，外国入侵、洋务运动使得中国民歌通过各种渠道西传有了更多的机会， “而《茉莉花》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则得益于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它的五声音阶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它的流畅的旋律和包含着周期性反复的匀 称的结构，又能与西方的审美习惯相适应。”就像班托克所说的，《茉莉花》“包含着同时能为西方人和东方人的耳朵所接受的优越性”。《茉莉花》的流传绝不是 偶然的。

进入20世纪，《茉莉花》在西方进一步流传。钱仁康撰文说，1911年，英国作曲家班托克出版了《各国民歌一百首》，把《茉莉花》的钢琴伴奏写成一首二部 卡农，并先后编入了《两首中国歌曲》、《七首中国歌曲》而广为流传。在美国，1922年博茨福德编的《各族民歌集》和1937年格林编的《各国歌曲集》都 收入了《茉莉花》，显示这首歌已经成为中国民歌的代表。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推荐《茉莉花》，并将其确定为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茉莉花》更是被各国艺术家广为传唱。法国歌手米哈伊，具有极高的 国际声望，是法国歌曲在全世界的使者，在她多次访问中国时，都唱《茉莉花》。在美国萨克斯演奏家凯利·金的动人乐曲中，他改编演奏的《茉莉花》长达 8分钟，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也演绎过清新活泼的《茉莉花》。

今天在中国最普及的《茉莉花》词曲有两个版本，其中之一是江苏版民歌《茉莉花》，另一个版本是约翰·巴罗在《中国旅行记》里所记载的《茉莉花》。

普契尼在《图兰朵》中对巴罗版的《茉莉花》进行了重新编曲，让此歌风行西方，继而又“东归”中国。1998年9月，导演张艺谋将《图兰朵》搬到了北京紫禁 城太庙连演九场，吸引了全世界艺坛的目光，也再次掀起了海内外传唱《茉莉花》的高潮。北京迎奥运的文艺晚会和颁奖的背景音乐中也使用了巴罗版的《茉莉 花》。

事实上，《茉莉花》早在清乾隆时期就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至今多少年来，民歌小调《茉莉花》已经在各地方言语调、风土人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衍生出各种 风格的《茉莉花》、《鲜花调》上百首，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以下简称“江苏卷”）中，就收集有流行于扬州、苏州、泗阳、徐州的《鲜花调》5 首，六合、兴化的《茉莉花》2首，在扬州清曲、扬剧、南京白局、锡剧、徐州琴书等戏曲、曲艺中也有《茉莉花》、《鲜花调》流传。

而在大多数省份的民歌集成中，也有《茉莉花》，它们的词曲都大同小异，显然是出于一个“母体”。民族音乐学家冯光钰先生将这种由一个“母体”，派生出众多 “子体”的同一宗族民歌的现象称为“同宗民歌”。

但是一直在国内流传的江苏版《茉莉花》却被一些人看成一个突生异变的产物。从2000年开始，南京媒体中出现了“民歌茉莉花发源于南京六合”的说法（详见 《南方周末》2008年7月24日A4版），并引用1998年出版的“江苏卷”为证，似乎之前各种版本的《茉莉花》与它毫无关联。还有人以此要求民歌《茉 莉花》的版权，并为各种场合使用和改编《茉莉花》设置障碍。这种做法遭到了江苏民歌界的集体反对。

2007年6月，音乐界的核心期刊《人民音乐·评论》全文发表了“江苏卷”常务副主编兼责任编辑朱新华的近两万字长文《江苏民歌<茉莉花>究 竟属于谁》，同时刊登了“江苏卷”当时尚健在的7名编委（“江苏卷”共有12名编委）的“纠正意见”，对“《茉莉花》发源于六合”的说法予以否认。

原江苏省音协主席陈鹏年、原南京市音协主席庄汉等人亦反对将民歌《茉莉花》说成是某个人、某个地方的产物。“江苏卷”的两位编委、江苏省歌舞剧院一级作曲 路行和原扬州歌舞团团长戈弘告诉记者：“民歌小调不可能有发源地。”

不过，无可否认，《茉莉花》是中国民歌的代表，茉莉花香，最芬芳的是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