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民歌《茉莉花》歌詞最早版本為清朝乾隆年間刊印的《綴白裘•花鼓》中的插曲。該劇表現的是一對鳳陽夫妻打花鼓賣藝，被浪蕩公子曹月娥邀至家中出演堂 會，唱了一首《花鼓曲》（又稱《鮮花調》）。該曲共12段，前兩段唱詞是：

　　“好一朵鮮花，有朝的一日落在我家;
　　你若是不開放，對着鮮花兒罵。
　　好一朵茉莉花，滿園的花開賽不過它;
　　本待要采一朵戴，又恐怕看花的罵。”

後10段唱的是《西廂記》中 “張生戲鶯鶯”的故事。演唱中，浪蕩公子不時乘機調戲花鼓女。花鼓女躲之，其丈夫護之，形成熱鬧的三人歌舞表演。唱詞中的“茉莉花”，即為劇中的“花鼓 女”；想“采一朵戴”者，為劇中的“浪蕩公子-曹月娥”；“看花的”為花鼓女的丈夫。

《鮮花調》的流傳主要有兩個載體：一是流傳六百年、走遍全國的民間鳳陽花鼓藝人，二是戲曲《打花鼓》中的《鮮花調》。到了清末，隨着地方戲、地方曲的興 起，這首小曲成為全國眾多地方戲、地方曲藝、各地民歌中的重要曲目，這離不開鳳陽花鼓藝人的貢獻。

1896年2月，為祝賀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時也為“聯俄制日”，李鴻章被派出訪歐美，進行了一次環球訪問。19世紀中葉後，西方國家舉行隆重集會和國 際禮尚往來時需演奏國歌，已成為西方國家的慣例。當時清朝沒有正式國歌，（此前有清廷派曾國藩長子曾紀澤出使英國和法國，後又兼任駐俄公使。曾紀澤為了應 付國際交往的需要，曾自己編寫過一首《普天樂》，作為當時遞交國書時作為清朝國歌使用。

後有1904年京奉鐵路建成，袁世凱的軍樂隊竟以法國國歌《馬賽曲》來迎接慈禧，當時皇戚格格裕德齡隨侍在太后身邊，威脅要殺袁世凱的頭，裕德齡其父裕庚 曾出使法國）,故在聖彼得堡加冕現場，李鴻章在其長子李經芳幫助下，向樂師哼出了家鄉的《鮮花調》的旋律，離開俄羅斯去法國的途中又臨時找了一首七絕詩， 李鴻章加以改編，作為國歌歌詞，後來李鴻章以此詞曲作為清朝對外場合之代國歌，洋人稱之為《李中堂樂》。這首最早的近代國歌的出籠，證明了當時中國國際身 份的尷尬局面。

　　歌詞有曰：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雲車駕六龍。

據說慈禧也寫了一段國歌:

    復旦引星辰，珠聯璧合
    順時調律呂，玉節金和

當然,用了兩個和，合，不合規律，但是意境格調比李中堂的歌詞強多了。


 
1942年，新四軍小戰士何仿在江蘇南京六合採風時，記錄了一位民間藝人演唱的揚劇《打花鼓》中的《鮮花調》。1957年，現代首次以簡譜形式面世的 “茉莉花”，並改編成民歌《茉莉花》，由南京前線歌舞團到北京參加全國匯報演出。演唱很成功，後灌制了唱片，並被首次標名為“江蘇民歌”而傳遍全國。



“我從未見過有人能像那個中國人那樣唱歌，歌聲充滿了感情而直白。他在一種類似吉他的樂器伴奏下，唱了這首讚美茉莉花的歌。”

------John Barrow


1804年，一個叫約 翰·巴羅(John Barrow)的英國人在他編寫的《中國旅行記》（Travels In China）中，稱《茉莉花》“似乎是中國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根據我國音樂理論家錢仁康先生考證，《茉莉花》是“流傳到海外的第一首中國民歌”。

其實早在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盧梭的《音樂辭典》中就收有中國民歌《茉莉花》。

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92—1794年)，巴羅來到中國，任英國首任駐華大使馬戛爾尼伯爵的秘書，有機會接觸到中國民歌和民間器樂曲牌。 1794年，巴羅卸任，途經廣州返回英國。在廣州停留期間，巴羅與使團聽事官西特納（（Johann Christian Hittner）聽到了《茉莉花》，非常喜歡，就把歌曲收入10年之後出版的《中國旅行記》中。

《中國旅行記》書中的《茉莉花》英譯歌詞，是該曲在歐洲最早的英文記載，此外，他在歐洲音樂史上最早對《茉莉花》採用五線譜記譜，使西方人能夠開始傳唱 《茉莉花》。

巴羅版《茉莉花》的有趣之處在於，它的歌詞是以廣州方言來演唱的，西特納用羅馬拼音原汁原味地記錄下了《茉莉花》的廣東話發音：“好一朵鮮花，有朝一日落 在我家，我本待不出門，對着鮮花樂。

“好一朵茉莉花，滿園花開賽不過他。我本待采一朵，但又恐看花人罵。”巴羅在《中國旅行記》中(第315頁)寫道：

“這首歌樸素的旋律被西特納先生記錄了下來。據我所知，這首旋律在加上了引子、尾聲、伴奏和歐洲音樂中所有花哨的技巧後，在倫敦出版了。只是這樣一來，這 首歌再也不是中國樸素旋律的音樂標本了。因此我還它以不加修飾的本來面目，正像那個中國人演唱和演奏的一樣。”從這段內容看，巴羅版的《茉莉花》比當時已 經在西方傳唱的其他版本更接近原型。

與其後中國出版的《小慧集》中的《鮮花調》歌詞相對照，兩者何其相似，旋律也大體相同。

巴羅的《中國旅行記》迄今尚未有中譯本。2002年初，中國民族音樂學家馮光鈺教授赴菲律賓，出席由亞洲太平洋民族音樂學會(APSE)召開的“亞洲新音 樂理論研究”學術會議時，從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黃一良處獲得了巴羅在《中國旅行記》中刊載的《茉莉花》全部樂譜，如獲至寶。

“通過他的傳播,《茉莉花》在海外廣為流傳。”馮光鈺這樣評價巴羅的貢獻。

《茉莉花》在歐洲不止有巴羅版本，1884年，比利時傳教士阿里嗣在《中國音樂》中記錄了《鮮花調》，二者雖然屬於一個“母體”，但又帶有各自濃郁的地方 特色，這兩個版本是《茉莉花》在歐洲流傳具有代表性的兩種版本，正如清朝來華傳教士李提摩太所說：“許多同一名稱的小曲曲調，旋律卻完全不同，《茉莉花》 有很多版本流傳。”

《茉莉花》不僅風靡西方，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對它也十分追捧。鄭錦揚在《日本清樂研究》中收錄了日本聚奎堂書院於清光緒十年（日本明治17 年，1884年）出版的《洋峨樂譜·抹梨花》：“好一個抹梨花，好一個抹梨花，滿園的花兒開，賽也不過他，本待要采一枝，又恐怕栽花人罵。”

南京師範大學音樂學院副教授徐元勇在日本獲得了清光緒二十年（日本明治27年，1894年）出版的《明清樂之栞》，其中就收錄了《茉莉花》，歌詞與《綴白 裘》中《花鼓曲》的前三段基本相同,只是將“茉莉花”放在第一段，與《小慧集》的歌詞也相近，只是段序有變化，曲譜與巴羅版和江蘇版的《茉莉花》大體相 同，日本學校歌曲《茉莉花》（上田壽四郎作詞），也是根據這個曲調填詞的。

我國語言學家和作曲家、《教我如何不想他》曲作者趙元任是江蘇常州人，192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時，將他在家鄉聽到的《鮮花調》配上鋼琴伴奏譜, 多了些加花裝飾,定名為《鮮花》，就此把《茉莉花》帶到了美國。1948年，我國作曲家、鋼琴家丁善德在法國巴黎音樂學院學習期間，改編了《茉莉花》，將 其收錄進自己的鋼琴曲《中國民歌主題變奏曲》，讓更多的法國觀眾聽到了來自中國的“流行歌曲”。

"月亮出來了。劊子手手持大刀砍向為求婚而猜謎失敗的波斯王子" -------在殺氣騰騰的氣氛中，遠方悠然地流淌出童聲合唱《在東方山頂上有鸛鳥在歌唱》，旋律的靈感來自中國民歌《茉莉花》。

這是普契尼歌劇《圖蘭朵》開場第一幕，美麗而冷傲的中國公主圖蘭朵上場之前的場景。

巴羅的《中國旅行記》出版後的120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1924年創作了自己生前的最後一部歌劇《圖蘭朵》，講述的是中國元代北京城裡的一位公主圖蘭 朵，為了復仇，她給各國求婚者提了個條件，誰能猜出她的三個謎語，就招他為駙馬，並將皇位給他，如果答不出，就被砍頭。這部三幕歌劇用《茉莉花》為音樂主 題，使此歌更加風靡世界，成為代表東方中國的文化符號之一。

普契尼只是運用《茉莉花》最為有名的作曲家之一。在他之前，還有很多西方人在傳播《茉莉花》，僅在19世紀末，就有大量的民歌集、歌曲選和音樂史論著里都 引用了《茉莉花》，比如德國人卡爾·恩格爾1864年編寫的《最古老國家的音樂》、丹麥人安德烈·彼得·貝爾格林1870年所著的《民間歌曲和旋律》、英 國人格蘭維爾·班托克的《兩首中國民歌》、《各國民歌100首》、波希米亞人安布羅斯的《音樂史》等。

現在，人們很容易理解《茉莉花》的西傳。音樂理論家錢仁康認為，在19世紀中葉以後，外國入侵、洋務運動使得中國民歌通過各種渠道西傳有了更多的機會， “而《茉莉花》在西方的廣泛傳播，則得益於其自身的特點：一方面，它的五聲音階曲調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它的流暢的旋律和包含着周期性反覆的勻 稱的結構，又能與西方的審美習慣相適應。”就像班托克所說的，《茉莉花》“包含着同時能為西方人和東方人的耳朵所接受的優越性”。《茉莉花》的流傳絕不是 偶然的。

進入20世紀，《茉莉花》在西方進一步流傳。錢仁康撰文說，1911年，英國作曲家班托克出版了《各國民歌一百首》，把《茉莉花》的鋼琴伴奏寫成一首二部 卡農，並先後編入了《兩首中國歌曲》、《七首中國歌曲》而廣為流傳。在美國，1922年博茨福德編的《各族民歌集》和1937年格林編的《各國歌曲集》都 收入了《茉莉花》，顯示這首歌已經成為中國民歌的代表。

198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世界推薦《茉莉花》，並將其確定為亞太地區的音樂教材，《茉莉花》更是被各國藝術家廣為傳唱。法國歌手米哈伊，具有極高的 國際聲望，是法國歌曲在全世界的使者，在她多次訪問中國時，都唱《茉莉花》。在美國薩克斯演奏家凱利·金的動人樂曲中，他改編演奏的《茉莉花》長達 8分鐘，鋼琴王子理查德·克萊德曼也演繹過清新活潑的《茉莉花》。

今天在中國最普及的《茉莉花》詞曲有兩個版本，其中之一是江蘇版民歌《茉莉花》，另一個版本是約翰·巴羅在《中國旅行記》裡所記載的《茉莉花》。

普契尼在《圖蘭朵》中對巴羅版的《茉莉花》進行了重新編曲，讓此歌風行西方，繼而又“東歸”中國。1998年9月，導演張藝謀將《圖蘭朵》搬到了北京紫禁 城太廟連演九場，吸引了全世界藝壇的目光，也再次掀起了海內外傳唱《茉莉花》的高潮。北京迎奧運的文藝晚會和頒獎的背景音樂中也使用了巴羅版的《茉莉 花》。

事實上，《茉莉花》早在清乾隆時期就在中華大地廣為流傳，至今多少年來，民歌小調《茉莉花》已經在各地方言語調、風土人情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衍生出各種 風格的《茉莉花》、《鮮花調》上百首，在《中國民間歌曲集成·江蘇卷》（以下簡稱“江蘇卷”）中，就收集有流行於揚州、蘇州、泗陽、徐州的《鮮花調》5 首，六合、興化的《茉莉花》2首，在揚州清曲、揚劇、南京白局、錫劇、徐州琴書等戲曲、曲藝中也有《茉莉花》、《鮮花調》流傳。

而在大多數省份的民歌集成中，也有《茉莉花》，它們的詞曲都大同小異，顯然是出於一個“母體”。民族音樂學家馮光鈺先生將這種由一個“母體”，派生出眾多 “子體”的同一宗族民歌的現象稱為“同宗民歌”。

但是一直在國內流傳的江蘇版《茉莉花》卻被一些人看成一個突生異變的產物。從2000年開始，南京媒體中出現了“民歌茉莉花發源於南京六合”的說法（詳見 《南方周末》2008年7月24日A4版），並引用1998年出版的“江蘇卷”為證，似乎之前各種版本的《茉莉花》與它毫無關聯。還有人以此要求民歌《茉 莉花》的版權，並為各種場合使用和改編《茉莉花》設置障礙。這種做法遭到了江蘇民歌界的集體反對。

2007年6月，音樂界的核心期刊《人民音樂·評論》全文發表了“江蘇卷”常務副主編兼責任編輯朱新華的近兩萬字長文《江蘇民歌<茉莉花>究 竟屬於誰》，同時刊登了“江蘇卷”當時尚健在的7名編委（“江蘇卷”共有12名編委）的“糾正意見”，對“《茉莉花》發源於六合”的說法予以否認。

原江蘇省音協主席陳鵬年、原南京市音協主席莊漢等人亦反對將民歌《茉莉花》說成是某個人、某個地方的產物。“江蘇卷”的兩位編委、江蘇省歌舞劇院一級作曲 路行和原揚州歌舞團團長戈弘告訴記者：“民歌小調不可能有發源地。”

不過，無可否認，《茉莉花》是中國民歌的代表，茉莉花香，最芬芳的是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