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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維的體操——《密釋納》第一部出版瑣言 |
| | 思維的體操——《密釋納》第一部出版瑣言
《托拉》三經——《舊約聖經》、《密釋納》、《塔木德》，為猶太教的核心經典，也是猶太傳統與猶太思維的淵源所在。按照猶太傳統，《舊約聖經》屬於書面《托拉》，當初上帝在西奈山頂傳給摩西時就是繕寫好的；《密釋納》、《塔木德》屬於口傳《托拉》，是上帝口頭傳給摩西，並由賢哲們代代口耳相傳，後來才結集成書的。猶太傳統的看法是：書面《托拉》是一種普世經典，早晚會被世人所廣泛接受；口傳《托拉》則屬猶太民族專有，是猶太思維有別於其它思維方式的終極秘密所在。
《舊約聖經》早就隨基督教與天主教流入中國，廣為人知，兩部“口傳托拉”則長期無人知曉。九十年代中我受猶太教“千年一出”的賢哲拉比阿丁•施坦澤茲委託，將《阿伯特——猶太智慧書》譯為中文，是為口傳《托拉》進入中國之始。不過《阿伯特》只是《密釋納》六十餘卷文本中的一個小卷，而且以道德問題為主，與《密釋納》專注律法的基本精神相去甚遠。如今我譯註的《密釋納》第一部《種子部》正式出版，中文讀者總算有了一個管窺猶太精神淵藪的機會。
按照拉比猶太教的傳統，在上帝將《托拉》經典傳授給猶太民族之前，曾召集了世界上七十個民族的代表，逐個詢問他們是否願意接受這部經典，並由此而接受律法的約束。所有的民族代表都拒絕了這部大典，唯獨摩西代表猶太人接受了這繁重的“《托拉》之軛”。
如果這個故事是真的，那麼上帝手中的《托拉》不會只有一個希伯來語版，而至少有七十個語種的版本。考慮到那時發達文明尚少，中華民族無疑應在受邀請之列，因此那些版本中無疑應該有一個中文版。
在我譯註猶太經典的十五年間，我反覆問自己的一個問題便是：如果那部中文版的《托拉》真在上帝手中存在，它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1925年，當猶太哲學家馬丁•布伯與羅森茨威格動手進行大約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聖經》翻譯——德語新譯本時，他們確定的語言原則是“回到詞根”的原則，也就是找出希伯來語詞彙與其詞根的關係，然後設法使用有類似詞根含義的德語詞彙。1961年，當這部巨著在36年後由馬丁•布伯一手完成之時，它的語言給德文讀者帶來了強烈的震撼，大量古德語詞彙在這裡得到了創造性的使用，這部《聖經》的德語，完全不是現代常人所見的語言形式。無獨有偶，今年在紀念詹姆斯王譯本《聖經》流行400周年的活動中，《紐約時報》的評論指出該譯本之所以長盛不衰，令大量新譯本黯然失色，乃是因為其語言是極端古典高雅的英語，即使是在400年前，其語言也並非當時人們所熟知的英語。
由此我的看法是：“上帝的文本”應該是一個“回到本原”的文本，也就是一個發掘出語言自古至今、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普遍共性，並且用那種共性構築的古今通識的文本。這樣的文本便是我的追求。從15年前的《阿伯特——猶太智慧書》到今天的《密釋納》第一部，我的譯文一向遵從一個基本原則：在可以理解的情況下，儘量遵循古希伯來文的語言結構，並融入大量古漢語的成分。
這樣一種語言風格，加上猶太傳統的思辯特色，中文版的《密釋納》自然談不上明白易懂。不僅對讀者不容易，就是對我本人也絕非易事——它耗費了我幾乎五年的生命，僅註解就寫了3500多條，而當我完成譯註，從頭審讀時，我自己也看不懂那些經文到底在說什麼，只有看了我自己做的註解之後才算明了。那時候我就想：當初拒絕上帝傳授《托拉》的那七十個民族代表中，不知道有多少是因為看不懂這本書而加以拒絕的。這當然是句笑話，但《密釋納》的確是一部智者之書，它不是寫給那些思想的懶惰者的。讀此書的人，如果不是思辯能力已經達到相當水平的智者，至少也應該是象我一樣沿着思想者的階梯攀登的學習者吧。尤其對於我們這些並不按照猶太律法去生活的人來說，《密釋納》不像是一部進行說教的經典，而更像是一部邏輯或者思維的習題集。閱讀者沒必要也不可能從頭到尾一口氣通讀下來，而是應該象對待一本數學習題集一樣，每天摘取兩三則，讀一讀，想一想。這裡的“想”並不是要你去發掘微言大義，而只是要你想明白各句之間的邏輯關係。這樣的閱讀，有點像是思想的體操，而不只是一種知識的獲取。
要了解一種思維，一種智慧，讀多少介紹性的文字其實都是隔靴搔癢，只有閱讀原典才能算是切身體驗。要了解猶太智慧，至少要讀幾段《密釋納》經文，即使讀得半懂不懂，你對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理解也會比以前深入得多。
張平 2011年10月24日 於北京
原載《中國企業家》2011年第20期，本篇可以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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