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我的信仰之路（二）

文/蒼蘭

我就讀的高中的前身是張學良在東北執政時創辦的同澤男中。校園內松柏鬱郁，灌木蔥蔥。北方的春天，在經歷了漫長的寒冬之後來得總是那麼倉促。桃花，櫻桃，丁香，迎春爭先恐後的次第開放。這是我最愛的季節。只要沒有課，我就會躲到花叢下背書。陽光透過樹枝斑斑駁駁地灑下來，時而花瓣飄落帶來陣陣香馨，一切是那麼溫暖寧靜。

然而這一年的春天，卻多出很多動盪和不安。學校三令五申不讓我們加入外面的遊行隊伍。尤其是對於高三的學生，校長反覆強調“你們每一個人畢業都要有一個政治鑑定，這個鑑定會跟着你們一輩子。千萬不要因一時糊度毀了自己的前程。”

校園的高牆關得住人，卻關不住我們的心。袖珍收音機成了我們這些住校生接通外界信息的來源，而心情也隨着形式的變化而起伏。五月末，局勢日趨緊張。擔心的同時，我還有一些盼望，覺得最壞的情形不一定會發生。畢竟，我們是在 “人們軍隊人民愛，人們軍隊愛人民”，“軍民魚水情”等口號下長大的，想象不出人民和軍隊會發生怎樣的衝突。然而，六月初那個最黑暗的夜晚還是被刻在了歷史的長河中，而那夜留下的傷口因為沒有得到任何醫治，至今依然不斷地紅腫發炎，成為一個民族不可觸摸之痛。

談到那場風波，少有人提及對當時高中生的影響。只有親歷的人知道，我們這些高三生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之一。自從五月份事件不斷升級開始，老師們就提醒我們要做好高考延期的準備。事件發生之後，校長甚至告訴我們今年的高考可能取消，我們被解散回家複習，等候學校有關高考的通知。六月中下旬，又被召回學校，補習政治。在此之前，我們政治複習的重點是趙紫陽在十三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是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國有企業的股份化等等。而這次補習則將趙紫陽的一切抹去，重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感謝老師們的苦心，高考的時候確實出了一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的題目。只是，經過這一次折騰，我終於看清了“政治”這們學科的意義。那道曾經圍繞着政治和政體的光環也從此脫落。

在恍惚不定中，我們終於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試，高考。但是伴隨成績而來的不是錄取通知書，而是招生名額被裁減三萬的通知。為此，我們必須要重新報志願。八九屆的高考生，應該是歷屆考生中唯一一屆有機會兩次報志願的考生了吧。而受害最大的，就是文科生，因為他們的師兄師姐是學潮的主力。這年，文科生的招生名額被裁減幅度了超過了1/3。我所在的高中，多年來以高考錄取率在95%以上而驕傲，但是那一年，文科班的錄取率只有70%左右。我的幾個文科班的好友因此落榜，她們的人生因此改寫。

與她們比起來，理工科學生是幸運的。雖然錄取名額也有調整，但影響並不太大。我以第一志願被錄取到故鄉的一所醫學院。迎接我們的是超長的新生軍訓。說是軍訓，實際上是軍訓和政治學習的混合體，目的是“嚴肅紀律，統一思想”。每天上午是列隊，操練；下午和晚上便是看“平暴紀實”，討論，表決心。六月份留下的傷痛，到九月份入學時傷口還正新鮮，每天卻要被迫地看那些錄像，看那些被燒焦的戰士們的屍體，聽那些我曾經尊重的政治人物們的高調而虛偽的表白。我終於明白了魯迅先生所說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然而，我是必須是要沉默的，不但要沉默，而且被迫發言的時候還要按要求發言，因為只有這樣，我才能夠留在學校里學習完成學業。這一過程中，我感覺到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窒息感在壓迫着我，讓我無法呼吸。

我不相信這就是人生，我不要每天生活在謊言中，我不要每天都被迫說違心的話。我要出國，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要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正常的空氣。這個念頭就是在入學後的無休止的政治學習中形成了。這也直接影響了五年後臨畢業前我的一個選擇——放棄臨床，考基礎醫學的研究生，為了能夠申請獎學金出國。放棄臨床是一個遺憾，但是我並不後悔當年的選擇。在當時技術移民還不是一個選項的情況下，想要出國讀書就必須申請到全額獎學金。另外，在醫院做實習醫生時我深感醫生所能作的實際上非常有限，很多慢性疾病根本無藥可醫，醫生能做的只是對症治療緩解症狀，不能根治疾病。這種作為醫生的無奈，是促使我選擇放棄臨床，改修藥理學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我希望通過科研能夠開發出一些真正能夠治療疾病的藥物出來。現在，在飽嘗了科研的艱辛後，回頭看這一願望，是有些理想主義的天真，不過，至今我仍無怨無悔。

三年後，研究生畢業時，我如願以償地拿到了加拿大一所大學的全額獎學金。於是，在北京機場辭別了父母，來到了遠在海角天涯的加拿大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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