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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日誌正文

		王策的選擇	2017-02-25 13:51:56

王策的選擇

吳倩

一、從未信過共產主義

     王策弟兄是我所認識的同時代人中的一個異數，他曾經對我說：“我沒有一天信過共產主義。”
     八九年初，我去紐約觀察那次海外民運第一次份爭時，認識王策。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個迥然不同於內鬥場上人，仿佛在紅衛兵時代曾經被密封起來的一個人。不知是被哪塊石頭擋住了，不但被保護的好，還偷讀了不少聖賢書。由於家學淵源和他的喜好，華夏文化在他身上積澱深厚。在他身上有一種“穿過而超越歷史反常期”的歷史銜接感。所以，他雖然是個典型的中國讀書人，但是卻又不是“書呆子”。因為他與他的夥伴—文革一代人在年少時就經歷過中國當代政治的大風大浪。
     “信”是一種很厲害的能力，一個人信仰什麽，什麽就成為他心靈的主宰。他的思想、精神、人格莫不被他的“信仰”所影響。因為他不信共產主義，不信階級鬥爭的理論能為社會帶來安寧和福祉，故而，他未被塑造成“階級鬥爭人”。在他身上顯然少了一些時代特徵，比如：理想主義加好鬥；比如：惟我獨尊，爭當老大的“霸氣”；比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式的急功好利和無法無天，還有就是不負責任的謊言等等。
在紅衛兵一代人中，極少有完備的儒家學養，老莊修為之人。王策是我所見到的這樣一個同時代人。我相信，在那個全盤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化的奴役毒化下他所接受和喜愛的中國正宗傳統文化保護了他。
     當然，在這裡，筆者不是以“功德”為冠冕，來表彰他對共產主義的“不信”。只不過是，沉澱的中國傳統文化在王策身上所形成的人格素養，令我們不由的要去懷念我們民族中哪些優秀的品質和品味。
在經過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全面摧毀之後，這樣的品味和素養就顯得物以稀為貴了。
     如今，當有識之士們在對中國問題進行艱苦卓絕的探索和實踐之時，在黑暗混亂的當代史的背景之下，有這樣活着的“文化人格”，由這樣體現着優秀傳統的人物去參與，猶如點點星辰閃亮，我們的祖國最終會找到正確的方向。
     我們所經歷的歷史是前所未有的黑景詭譎和悲慘，能夠穿過它、穿透它，確實需要時間和真功夫。然而，一旦路子走出來了，新價值體現出來了，一旦光明終於展現了，那麽，回過頭來看“共產主義在中國”，就變成一個有意義的事，那詛咒就化為祝福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生，對於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場火一樣的煉獄。信過它的，未信過它的，反抗它或背叛它的，不同的人從他不同的背景、個性、悟性去反省，會有不同的體會、心得和造就。“價值”的光輝，猶如鑽石會從不同角度光照出來。如果說，在經歷“中國運動”的火煉之後，尚有金子般的人留下；如果說，在經歷非凡的歷史人生錘鍊，本時代終究會有不同形態的思想、精神、文化藝術的結晶品形成，我相信王策會是其中之一。

二、選擇信仰耶穌基督

     雖然王策有比較完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但是，顯然這套價值觀令他不能滿足。到美國後，在夏威夷大學讀書期間，他做了一個新選擇，就是信仰耶穌基督。我們信了耶穌基督的人知道，這是一個什麽樣的信仰呢？就是一個“舊人”被顛覆了，一個“新人”在誕生。意味着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人重生了。就是有一新價值帶着它的能量在一個“信”它的人身上發生作用並因着真“信”它的人彰顯出來。這就是“天國價值”。這個選擇，是一個人一生中所作的各種選擇中，最重要的選擇了。
     有許多朋友對基督徒產生一種誤解，以為基督徒應該是一個高、大、全，像雷鋒那樣；或者是一個挺有道德修養的人，如同一位儒生。不錯，人是嚮往高、大、全，人是不能沒有修養，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直指人的根基的，是對人的行善能力徹底質疑的，也是首先將人的本來面目撕開不顧的。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奧秘之一，就是對人性的徹底否定並給予人一種救法。這種對舊人的否定，使得人不必裝模作樣，不必自欺欺人。一個可笑可悲，永遠處在內在矛盾中，不能戰勝自己的人，在一個全新價值面前俯首，羨慕，渴慕被救贖，也就是說，一個願意承認自己的不足，承認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受造之物，需要被納入創造他的那個創造者的規律中的一個這樣的人。
     耶穌基督的信仰就是“背起你的十字架來追隨我”。十字架的這個奧秘就是天上的神和地上的人恢復關係。在這個天國價值的光照下，我們找到了一條路就是接受救贖。因這信仰的從不完全走向完全，從一個卑賤的人逐漸蛻變為一個高尚的人。基督教信仰的“修為”是“道”成肉身。這藉着信它的人而彰顯出來。“道”的內住，使人更新、改變。
     人不能使上帝偉大，而上帝卻能在滿有罪惡的世界上，在滿是缺陷的人群中，興起信它的人，而使他改變，從而偉大，從而使世界改變。
     這個信仰對於我們中國人尤其重要。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的暴虐和毀壞其實從反面見證了不同信仰的後果。
     經歷過不同的信仰實踐後，相較之下，我們可以指證出，在兩套不同的價值體系背後的發生作用的價值能量，這就是共產主義信仰背後的“仇恨”的摧毀性的能量和耶穌基督信仰的背後的“愛”的復興能量。
信仰可以產生能量，尤其在中國人仍然掙扎在舊情境的恐懼中時，信奉耶穌基督的人士越多，帶出的復興能量越大。這才是拯救中國不落入第二場災難的保證。
在中國，歷代以來，每逢亂世，從來就不缺救世者，“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信條，在中國源遠流長。可是，在中國，古往今來，有多少“救世主”轉眼就成了欺世者，盜世者。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中國缺少一種文化，就是救贖文化。
王策在綜觀中國文化的正反兩方面的得失之後，而且將之放在他所經歷過的中國當代歷史的衝擊下考量。這個衝擊就是共產主義信仰以及文化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的衝擊。這個考量就是將中國最優秀的文化價值放在有史以來最惡質的價值觀的挑戰下所呈現出的懦弱不敵。他終於選擇了耶穌基做他個人的救主。從此，他開始經歷從“道德文化”層次到“永恒生命”的層次的人格變遷。

三、選擇冒險回國

     王策擅長從事理論研究，考慮問題，總是從大處著眼。為人也不瑣碎。這樣的人一旦面對實際事物中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人事糾紛或一些瑣瑣碎碎的利害衝突就顯得束手無措。在海外民運近乎兒戲般的選舉操練中，一旦選上，竟然也得面對一些現實問題。在面對“內鬥”的困惑時，據說王策所受的傷害、痛苦，令他寢食不安，不多日人就變得憔悴。按照他的性格，他最可能作的選擇就是“解甲歸田”，如許多海外民運人士退隱一樣，落個輕閒。
        然而，王策到底不但沒有落入“內鬥”的陷阱，沒有去反攻攻擊他的人，連一篇見報的自我辯解都沒有。更進一步，他選擇了冒險回國。他選擇了向上走，向外走。從他選擇的方式和去見的人即可知道他似乎存心要去坐牢的。
        此前他寫過一篇文章《中共執政三十年不變改良案》。據筆者對王策的了解，他不是出於迂腐，你只要讀過他的論文《中國重生之路》，就知道他的思想深度了。在他的身上有“寧可天下人負我，而我卻不負天下人”的悲憫情懷。要說書生氣這就是了。因為他沒有參與過實際的政治鬥爭，一旦被攪進去只有以舍己來表明自己，甚至都來不及深思熟慮。
      這種“舍己”的表現是否幼稚？當然，以一個領袖人物來衡量，筆者實在不敢用什麽：勇敢、智慧、成熟等等字眼來恭維他；但是，令人感動的是，在他實踐他的政治理念的起步之時，他首先擺上的是人格的份量。在他被選上以後，幾乎每一步，每一天都在兩種價值觀的撞擊中。一個政治人物的人格是會影響他所從事的事業的。而當一個書生將他所以為得到的真理交付社會的時候，接著就要面對被檢驗。王策渴慕向社會介紹的一套關於“愛”的價值能量。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他所受的折磨正是一個重生之人的十字架之路，就是一個真信耶蘇基督的人，必付上的代價。
        我們知道，我們所信的天國價值和世俗價值是為敵的，而上帝的國和上帝的義也決不是靠世俗能成就的。然而世俗運動卻提供了彰顯天國價值的歷史舞台。世俗運動畢竟是過眼雲煙，而身忝其中的人們能否活出永恆的價值，卻是深有意義的。
        在這裡，我們不在乎王策有沒有救得了中國，而在乎他有沒有被上帝所拯救，他有沒有從“文化道德”人格被提升到“永恒生命”的人格，他有沒有在頹廢糜爛的世紀中活出新世紀的生命品質來。反之，他若活出了天國價值，必在我們的祖國的社會轉型期產生影響。

四、選擇“從政”與“反政治”

        王策最早是在國內中山大學學習哲學，後來到美國洛杉磯加大讀文學，再後來又到夏威夷大學攻讀政治學。他曾以“擰不過命”來調侃自己。我們知道，“政治”於中國人，尤其是當代中國大陸人，決非一個中華字典的一個概念而已。“政治”對於中國人是禁忌，是揮之不去的“夢魘”。
        自中共統治大陸以來，每一個中國人無時無刻，無所不在地曾經生活和籠罩在“中國當代政治”的魔爪和陰影下。但是處境的無奈，已經使人習慣於自欺。尤其是知識分子，“不談政治”是信條，“不搞政治”是明智。是故，“中國當代政治”這頭怪獸，真是肆無忌憚，如入無人之境。我們所經歷過的社會生活，是古今中外所沒有過的。黨魁吞沒了黨，黨吞沒了國家，國家吞沒了社會。而個人則如同草芥一般失去自我。共產黨控制了所有的人，所有的社會團體，所有的社會資源。個人從生老病死，到聽、寫、說、看、想一概沒有自由。整個社會如同一座大監獄，個人如同被澆鑄在一塊一塊水泥預製板里，靈魂的窒息和個人生命的萎縮是必然的。因為人人曾被逼迫“從政”，人人曾被迫在政治處境中作選擇害人害己，向掌控他們命運者“獻媚”。人人都成了政治動物，卻不關心吃飯，睡覺，子女教育等切身利益。
        那種共產黨的“政治”讓中國人民厭惡到了極點。以至於幾乎所有的大陸人一提“政治”就談虎色變，而這頭可怕的“政治怪獸”便越發變着法子折磨人。等到物極必反的效應發生作用，人們終於可以從過去那種“水泥預製板一”般的政治生態中放鬆時，而一般人不明究里地一概也將投身政治的人視為“等而下之之人。”豈不知，那種反常的政治生態雖然在消散，但是，它之所以發動的因素並沒有除掉，你不知什麽時候，它會以什麽方式發酵而又捲土重來，禍國殃民。
     王策選擇從政，是有其特殊意義的。這個和中國以往那種黑暗政治完全不相干的人，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投身政治，不由令人想起許多在歷史上曾經留下腳蹤的志士仁人。這些人是抱着“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舍己心的，這是需要勇氣的。
     這個勇氣最大的意義在於他懷抱要扭轉“政治”，讓“政治”還其本來的意義。這種反常的社會政治生態，正是需要一批有社會責任感的政治家、知識分子秉承我們古老民族綿綿不絕的憂患意識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精神。對“政治”這件事，正本清源，讓“政治”成為政治，讓社會中人若關心政治就意味着關心社會公義、社會公益、社會公意，也就是說關心政治就是關心自己和自己家庭子女的生存環境和切身利益。“政治”是公益之事，本不該是件可怕的事。
     “反政治”作為一種新的政治觀念在東歐共產主義解體後出現。捷克作家哈維爾提出的“反政治ANTI－POLITICALPOLITICS”的觀念。他說：“我贊成反政治的政治，這是政治不是作為權力和操縱的工具，壓制人的控制論規律或實用藝術，而是作為追求與獲得有意義的生活的方法，保衛這樣的生活，並為之服務。它在本質上是人道的，是對同胞的，可以人道地來衡量的關懷。我想，這種政治在這個世界上是很難應用於日常生活的，但是，我仍然堅信，除此之外，別無選擇。”（注1）
     哈維爾還有一個見解特精闢和智慧：政治人物是社會的一面鏡子，以及它的潛勢的體現。同時非常矛盾的是，相反的說法也是真的：社會是它的政治人物的一面鏡子。（注2）
        這個論點是概括中共統治下的兩個階段，毛時期的面貌：階級鬥爭至上和浪漫主義的混合的恐怖滑稽的理想主義；以及鄧小平時期的面貌：不管白貓黑貓能逮着老鼠就是好貓，即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前者空腹險峻，後者飽腹糜爛。對中國大陸最有影響力的兩個政治人以及他們所控制的黨有系統地動員人類最壞的潛能。
        中國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需要不但有責任感，更重要的是，有德性的政治人物。他們必須是具有大德大善大智大勇的人物。他們有倡導社會優良風氣和政治文化的責任。我們目前不能確定王策是這樣的政治人物，但是，起碼就我們對他的了解，他是一個不尚空言，努力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的一個人。當然，老實人問政的困惑在他身上，如同以前籠罩在中國模式的政治生態(黑厚學)架構下的許多書生所遭遇的一樣，尤其在共產黨政治中箭落馬者如陳獨秀等比比皆是的前車之鑑，仿佛就在眼前。
      在中國人的印象中，從政的人要麼就是流氓，要麽就是犧牲品，要麽就是盡被人利用的傻冒。於是，中國社會仿佛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時時處在貪圖一時苟且，隨即要付出代價的惶恐之中。這也就是中國人越來越不相信做一個老實人有用和可貴的原因。但是，像王策這樣的老實人在當代政治中又出現了，誠如中國一條古鑒：老實人常在。
        當下，王策們所從事的政治，在中國是前所未有，是民主制度的開創期，是為中國奠定一個光明政治制度基礎的事業。這樣的開創性事業，若不以忠誠老實的人為主腦，這個事業不會成功的。美國建國時期的政論家潘恩說過“一人老實人的價值，大於皇室有史以來的總和。”
        雖然，在如今的民主運動的成員中，有些人屈從於黑暗，從以往的黑暗的政治中吸取了許多負面教訓，變得比以前的人甚至更詭詐，陰暗和犬儒。但是，這並不妨礙大局。真理永遠不會被淘汰，她最多暫時隱藏起來而已。相反，許多人確會被真理所淘汰。
        中國大陸，不怕不老實的人越來越多，就怕連一個老實人都沒有了。當年，路德-馬丁一個人，向整個羅馬教廷挑戰，竟振動了漫長的中世紀黑暗。那就是一個關於老實人的價值的故事。路德-馬丁個人並沒有什麽能量，但是，他對真理的洞見、忠誠和依靠，使得真理之光和上帝的大能籍著他蹈入黑暗顛覆了魔鬼的勢力。
     王策的政治理想之一是將對同胞的愛結合到政治實踐中去，以產生一種新的政治文化。
     美國的人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在他的一篇題為“我們將何去何從”的演講中，對如何將愛和政治權力相結合，做了精闢的闡述，他說：“歷史上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把愛的觀念和權力擺在兩個對立的位子。因此，愛即表明放棄權力，權力則否定愛。就是這種誤解，導致權力意志的鼓吹者尼采力排基督教愛的觀念。同樣的誤解，導致基督教神學家們在基督教愛的名義下，排斥尼采的權力意志哲學。現在我們應該重新擺正它們的關係。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沒有愛的權力是鹵莽與濫用的，沒有權力的愛則是多愁善感與貧血的。權力最好的狀態是以愛來實踐公正的要求，公正最好的狀況就是以權力來糾正一切違反愛的事物。這就是我們在前進中必須要認識到的。”（注3）
      其實，愛與權力的結合在本民族的傳統中曾經很好地彰顯過。那就是孟子所主張的以“不忍人之心”為政的“仁政”。先王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無不施行以“不忍人之心”為政的仁政。但是，因為制度的緣故，不能保證仁政代代相傳。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曾秉承這樣的理想奮鬥一生，他溶合基督教信仰並繼承中國文化之精華創立三民主義。

      重生的中國

        王策在夏威夷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期間，在選擇耶穌基督作他個人的救主之後，撰寫了一篇論文《中國重生之路》。
        王策其人大言若納，不善交流，沒有詳細介紹他的信仰之旅。但是整本《重生之路》卻表明了他對中國文化精湛的認知；對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人的關係；對中國文化的政治學層面的剖析；對黑暗的中國的病根的追根尋源都做了系統性的研究和闡敘。他並沒有停留在反對現存制度這個層次上，而是為處在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個人，社會的更新貢獻了新價值。使長存發展的基督教文明在中國的落種恆新找到了突破口。
     好像是安排好了的一樣，就在這禮崩樂壞之際，世紀千禧年到來了。對於整個世界來說，這預示末世的到來。可是，對於長久以來，漂流在世界文明之秩序之外的中國來說，卻是上帝之手正在介入中國歷史進程。
細心觀察中國情勢的人士不會不注意到一個現象：就是中國近二十年來基督徒呈幾何級數的在增長。尤其在鄉村，甚至有的村莊整村整村的村民皈依了耶穌基督。這種不知不覺的變化才是真正的質變意義的。他們在極其艱難的處境下，為自己做了重大的選擇。他們拋棄了無神論，選擇了有神論，拋棄了對人神毛澤東的信仰，選擇了對神子耶穌基督的信仰，拋棄了共產黨的斗天、斗地、斗人的鬥爭哲學，選擇了愛神、愛人如己、愛自己的敵人的“愛的哲學”。
     身處九十年代末的中國正面臨一個世交匯口，一是共產主義在中共大陸實踐的失敗，中國兩千年封建專制制度的終結期；千禧年的來臨。這樣的交匯有什麽意義呢？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在結束了封建專制制度之後，中國在近百年的歷史時期內反覆經歷了復辟與反覆辟的較量。中國人民為了獲得一個合理的生存環境，為了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社會制度付出了前所未有的血與火的代價。
     中國是中國人民的。
     在一個倒錯的反常軌的歷史狀態下，人民的覺悟是一定高過他們的統治者的，而迷亂和糊塗的恰恰是統治者。人民會依據常識行事。只要不被強迫，依據常識，中國人民自己會回到被歷史預定的常規上去的。而統治者卻會因為背著權力的包袱而抵擋人民。“六四”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一個腐朽的制度下再也產生不了新思想、新價值。
     人民不是無緣無故地作了重生的選擇。
     當然，在新的價值體系與舊體系的較量中，會不斷地面臨挑戰和選擇。而基督教的精神是與現實永遠衝突的。基督教縱然提供最好的社會方案，但是，一旦她與“現實”這個怪獸打交道，並不見得如願所償。
     基督教教義可能被社會扭曲，社會也可能因基督教的復興而被更新。前者或是後者，幸與不幸端在於--一個社會轉型期必然到來的時候，這個社會實在是需要一批新人帶領人們開創一個新的時代。王策弟兄陷入牢獄已然一年，但是筆者相信，目前他的處境正合適他的內省和不良的從政經驗里去反思他的論文。
     《聖經》故事之一《出埃及記》給我們一個啟示。第一代以色列人在神的僕人摩西的帶領下，將上帝本來規定的十五天曆程竟然延長了四十年，而且連摩西本人都沒能進入迦南美地。如果我們把孫中山先生和他的同伴比作是摩西時代，那麽，中國人在上帝之外，又漂流了近百年。如果將我們這一代比作是約書亞一代，那我們真是名符其實地在曠野上漂流了近五十年。過去的苦難和困惑實在是為了如今覺醒付足了代價。前人已走完第九十九步，幾乎為所有走不通的歧途流盡了血液，也樹立了界碑。
        但願，也相信是如此，前五十年上輩人，後五十年這輩人在曠野漂流的代價，能使如今的約書亞們不必在“十五天即抵達迦南美地”之外徒勞往返！

注一，王策譯自BSVLSBHSBRL，“ANTIPOLITICAL POLITICX”IN KEANE，CIVILSOOIEIY AND THE STATE P396
注二，哈維爾《失樂園》，載《中國民主》第十期。
注三，王策譯自MARTINLUTHERLINGJR A TESTMENTOFHOPE19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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