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内圣外王―――仁人之道
   
      中国先贤先圣老子、孔子、庄子等的学说与西方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用心去向“心”说话。所谓“生命”哲学，是作者将自己的生命投入作品而作品则是彰显作者对于人在人世处境中的“回应”，那种思考是将人生的困惑，痛苦直接驱进人的心灵的深处。故而带出境界也带入境界。加之，中国文字本身的独特性―――中国文字本身充满生命信息和具有境界感。这就形成他们的魅力。他们的学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融合性，道统感和境界美。因为他们为文总是心怀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由于他们是从人生的经验中来，重经验，重体悟故而总是能令到读者心生想往和羡慕。作为哲学家却同时也是诗人，散文家。比如老子五千言可说是达到人的至境是不为过的。老子五千言顺手拈来处处玑珠。比如第七章，天长地久：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 / 以其不自生 / 故能长生 / 是以圣人后其生而身先 / 外其身存 / 非以其无私邪？ / 故能成其私。
   天地绵延长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地从不以它们自己的存在为存在，不以自己的生命为生命，所以能生生不已。因此，圣人效法天地，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后面，谦逊不争，反而受到别人的推崇，变为万民的模范。把自己放在一边，而不执着自己的存在和利益，反而自己的存在和生命能存在“大我”之中。以孔子为代表继承了先圣的衣钵修《诗》《书》定《礼》《乐》作《易传》写《春秋》。并有系统地形成一套伦理体系。以“仁人”为追求目标。这一热情、奔放也充满苦维盲目的追求形成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生命内涵和性格特征。中国独特的民族和独特的文化历史确实有她的一定之轨，她沿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贯承袭下来的。而且自始就建立在一个灵性根基上。由这种文化的熏陶和教化形成中国异于其它民族的国民性。她表现在中国文人和社会精英身上的特征总是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虽饥不忘天下”的入世之道或表现在“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淡泊自守”“与世无争”“逆来顺受”“克勤忍让”等貌似出世而自守的性格。
      当代西方学者将儒家学说和中国人长久对儒家学说的遵循看为中国的儒教。实际上道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是以伦理为核心而得以长久维系社会人心规范的。而她的救世的特征的一以贯之。
   　以我们民族世世代代为楷模的先贤先圣和他们的学说构成中国的脊梁这有如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屋顶建筑。是一个整体，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效果。我这么说，是因为在这个中心之外中国并没有出现过可以与之抗衡而又是崭新的体系，甚至当汉族数次被异族征服以后，它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征服了异族文化使后者被其同化。即便自汉末开始被引进的佛学也一样。因为他们是建立在一个心性即生命哲学的根基上，故而满有生机。她像一只胃口袋一样，有包融，消化的能力。而又因为她的一统性，一旦倒塌就是天崩地陷。
   这个生命哲学的历史是不但有迹可寻而且是有继承性的。它从春秋战国到两汉都是以此为目标追求一个合理的人生也即可适应合理的人生存的“仁境”。到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致力于明心见性、脱俗超尘、出世。从晚唐经过五代而到宋、元、明、清承继者又从出世转回现在，而把明心见性的要求容纳在人生中。
   我个人认为，如果将希伯来历史中以摩西为先知的“十戒”构成旧约时代称作是：“律法时代”的话，那么在中国，自孔子降生著书立说所形成的儒家规范并且成为国人安身立命的依持。直到“孔孟之道”的崩溃，应可称为“伦理时代”。
   4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人之志
   　　　　孔子的学说教化了两千年以降的中国人。他不但发扬古圣的人格，透过古圣的理想树立做人的标准而且提升出“仁”的境界，也透过他的教诲指出一条做人的道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那么求什么？求做人的道理。“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一切事，是作？还是不作？是取？还是舍？全部以做人的道理为依据。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只要心安理得，所行合乎做人的道理，哪怕是一个最贫困，最清苦的生活，也怡然自得，安之若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朝闻道，夕死可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成仁”这样的教诲在孔子的学说里也是比比皆是。不但如此，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留下无数因“做人”和为了“成仁”而书写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
   孔子出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现实，而且孔子在形成他的思想之前是以身立教，他不断地投入到社会实践中，以求“正名”。而他的社会处境，使他首先投身政治。所以他的思想充满忧患，这和他的所企图效法的周公是一样的，他和先人们面对的无不是令人头痛的政治社会。如果看文王所著的<<周易>>和孔子所著的<<系辞>>在在充满危机意识和忧患感.实际上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政治文化。故而它有时被奉为王道，有时又被废绝。
   被这个文化所熏陶，故而中国古代有救世英雄和他们所建立的业绩。
   因此，中国的文学也围绕成王毁败的救世思想而得以形成。从流传下来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中尽都在实践救世思想的得意失意之间哦吟，这些都是可以信手拈来：风潇潇兮 / 易水寒 / 壮士一去兮 / 不复返(刘邦：大风歌)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  驚涛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笑谈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到P.3止)
   这种迷人的救世思想和人道精神于无形中在不意间使得国人习惯将复杂的人简单分成好人与坏人,长久地迷失在只要将坏人消灭与焉天下太平的幻想中.正因为这种文化的"有性情"以及她的无比优美和悲怆,成了中国精神的脊梁.也形成我们这个民族的自恋情结.因为先人是以命立言,以身取法的,故而产生这个可感怀的民族.
   总之围绕一个"仁人",我们的先人做足了文章,也是为了"立世做人"流尽无数鲜血,伏出无数代价.也构成中国特有的伦理美学.可说:中国整个一部历史就是叛俚潦�,仁人救世的苦难史.虽然黑暗和苦难显得没有尽头,但是她赖以构成的精神却又生生息息在这片土地上绵延.
   三.王道"天崩地陷"
   虽然经过儒家的继承者前赴后继地举起儒家纲常.但是自宋明理学之后,她就成了强弩之末.后继无人.诚如世上任何灿烂的文化,一旦度过她的少年,青壮年期而进入老化.故而经过"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的强烈冲击,挟之以共产主义文化的畅通无阻地闯入中国.终于使我们成了传统文化的未亡人.诚如老子所说:天之道,补不足,损有余;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真正是这一状况的写照.不必指责五四运动,任何人为的运动都是如此.也许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宿命.到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种救世思想发展到级致因而扭曲变态形成我们民族一次集体自焚.
   笔者生在传统文化和道统被摧毁的"文革"动乱时代,有机会观察人在面对极限时的表现.所谓极限就是人被逼在生存和道德操守之间作选择.文革的罕见的景观之一就是这种"被迫作选择"
   是以"轮盘赌"的方式在不同的阶层中循环以恐怖迫害为主导.在那种生死存亡的关头下,所谓修养,道德感,廉耻感,统统显得脆弱的不堪一击.人与人之间的背叛,失信,比比皆是.而且所有的无耻,卑鄙,怯懦,萎琐就是在那个特定时期发生在许多平日翩翩君子的身上.结果是少数人经不起压迫,在古来就有的仁人之志面前变节.多数人则彻底抛弃"伦理社会"的有情性.
   在那种残酷的人生景像面前,孔孟之道就显得是为救君子而不是救小人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做了小人.所有为人之道都显得无力.
   正因为文革十年浩劫将人的本相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而且是普遍地暴露.无论中国伦理多么
   谦谦君子,多么仁至意尽.在那场浩劫到来之时,它们显得那末脆弱招架不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一根恶棍,它是来向中国的伦理人道文化挑战的.很不幸,在那个决志彻底将人类"本相"暴露出来的轭棍前,人类的一切温文而雅的面纱全部被揭开了.一个礼仪之国的一切体面都被撕开了.
   自五四以降,谁也没想到,维系了两千年的儒家伦理系统,突然遭到另一个体系的摧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以整套体系输入中国,在中国引起最惨烈的灵魂相撞击.
   "王道"在与"霸道"的相撞之中,露出她的内囊---内王外圣----这个人伦结构的核心层被"霸道"剥开:好象君子遇到强盗一样.当强盗毫不留情地撕开君子的面子时,蛮横地一再(运动)揭短---君子不得不节节败退--就范--这就是毛泽东和横跨四九年前后的当代知识份子之间的恩冤情仇.偏偏这"霸道"假共产主义信仰而来而"王道"又处于末世-----而"霸道"在经过自我吞食之后如雪崩般倒塌.中国,长达三十年处在一个文化的也是灵魂的旷野期.
   当然,事隔三十年,与其从实质上对毛和中共发"祥林嫂"式的幽妇之怨,不如拿出勇气直接面对一个生命现象.中国仁人的生命内核----你破碎了!这是一个事实.你经不起探到内层也是一个事实.
   你心虚,更是一个事实.
   毛一再地发起整知识份子运动从实质上把中国仁人的生命内核中最不健康的部分给暴光了而已.如此,中国的伦理体系没有办法再维系"救世"的根據.
   文革的发生,令到我们对"人"是怎么一回事?发出最彻底的疑问.文革的发生,使我们怀疑"王道"的承载性,对"人"的述说的不彻底性.对"内圣外王"的修饰成了如下的注脚: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义,失义而后仁,失仁而后礼.失礼而后露出这个人伦生命的本相----我是小人我怕谁?----就文化而言,走到末世.我们终于从君子之国的臣民一举堕落到如此.正因为如此,故而
   当文革的高潮过去,人们并没有立即来拥抱传统.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一来,我们在文化,道统上就变得一贫如洗.而且任怎么说,我们也不舍得抛弃传统,因为那是我们的命脉.
   和历代社会一样,中国同样又遇到了社会危亡的危机.而且另人心惊胆战的是:纵然
   社会落到了最底谷,就是文化毁灭了.竟然仍然有秉"救世精神"而出的后代

  ----这就是当代的以民主为佳皋的民运人士.
   值得指出的是:在经过非凡的摧残和打击之后仍然存活并顽强地表现自己的这个族类.是不容小视的.无论其走向破坏性或创建性都将事关大局.
   在这个黑暗的旷野期，连摸索似乎都来不及的社会危机面前。在休养生息的旷野期，徒然又出现了“救世者群落”。按这种人之道的伦理去追踪观察---从春秋以降直末世---在“王道天崩地陷”挟之共产匪道的奸淫之下，在中国这个旷野的黑暗期，不经修养生息而谓奋斗的这个族类，如今的“救世者”便不是笑料就是器料了。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义”，失义而后仁，失仁而后礼，失礼之后就露出本相：我是小人我怕谁？!
    　 我是小人，我怕谁？! 这就是“海外民运”在操练“救国救民”的临床功课的实习中暴露出来的“当今救世者”的本相。
     　由于这个群落是在“玻璃柜子里”操练，可供民众观察。观察下来，于是被人们冠以一个名号------民运分子。“民运分子”这个名号本身就说明了它处在旷野期的贫脊，发育不良。
     　由于龙蛇混杂，又处在蜕变期，他还没有被赋予伦理内涵。也还没有形成鲜明的性格特征。但是，他所露出的迹象，是令人担忧的。
   如今，一个是那边厢：大道倾塌的国难当前；一个是这边厢：先天不足，后天又遭摧残。
   到了这个地步？国难与救世才是之间出现两难的尴尬局面，它出现的内在张力和矛盾性，令人心惊胆战，不由地要令人谓叹：中国，你要灭亡，你就消灭这些救世者吧；中国，你要动乱，你就拥抱这些救世者吧！
   中国的救世思想和救世者的行动历来是可以载舟也可覆舟的！而又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充满不可预测性。
   7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
   　　　　中国救世思想和救世精神构成中国人一个两难景况。一则以前赴后继以天下为己任。而另一厢则是：无论花了多少心血，附上多大的代价结果总是与理想相违。两千年来只留下无数悲怆的故事和让人不甘心的失败。
   这中间有一个隐藏的原因，终于在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的时候显现出来。这就是“救世思想”是被封存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姑且将它称之为“人道”。我们既然是被给定在一个伦理的时代，中国人是很重视道德修养和关心如何做人的。
   但是，“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什么构成的？我们接受了太多的如何做人的道理，也十分倾慕人的最高境界……
   这在老子、庄子、孔子的学说里被描述出来，而且世代相传。我们却并不知道“人”的本相。我们常常有一个体会：阿，理想归理想，实行起来是很难的。也就是说，人和应该成为的“人”之间存在一个鸿沟，无论你怎么“做人”都很难，如果不自欺的话。这不在乎有多少学识和修养，尤其“修养”这个东西是令笔者充其量是一个维持表面的功夫。
   面对中国的“救世思想”，和救世者我们常常会不知所措。不可否认，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感召人心，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今天还为人楷模明天就面目全非了。在中国也不乏中国文化的挑战者，比如，鲁迅先生就有过著名的《狂人日记》。翻开历史―――我看到尽都是“吃人”二字。庄子对于世事和人的形状也极尽嘲讽而主张：相忘。忘毁誉，忘利害，忘生死，忘是非，相忘于江湖。
      我感到我们的先知先贤在对于如何做人这件事上，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中间就是缺乏一个环节。因而在面对黑暗的社会去搏斗的时候就象一只飞蛾扑火。精神可嘉，可是果效不彰。如果不自欺的话，一个渴慕成圣的人听一听保罗痛苦的呐喊足有深深的共鸣。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15－23节中的教诲道尽了一个人的悲哀：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掠去。。。。。。
     这种对人内在处境的真实表白一语道破一个天机：就是在人的本体中存在两个律。保罗的这条真理是经得起检验的。从此处就可以比照出“内王外圣”的伦理却是经不起严格的检验的。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口气说，啊，“内王外圣”是我做人的理想啊。但是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是做不到的啊。在这里我们不该去因此指责我们的先贤也不该抹煞前人根据理想所做的一切努力。
   因为在中国伦理文化的青壮年期曾经尽情地都展示过他的生命力。
   所以，一部中国历史是人类摸索自己的景况并竭尽全力地将之付诸实践的历史。也是一部一元循环的历史。
      中国自闭式的自我拯救的一个图像。如果将人的完全的境界比作全白的一幅图画，那么太极图的一半白一半黑好比是中国的心性修养学说的写照：无论炼到什么地步，那黑色（罪恶污秽）却总是如影相随。到最后不是放弃就是自欺。
   既然人身上有两个不同的而且互相交战的律，人想成圣不等于是拔起自己的头发往上提吗？不可否认，在各种学说和它们的实践中不是没有感到或发现这个成圣的障碍也不乏办法，但是，充其量那些办法是用人的意志克服和抑制罪恶和欲望―――这在佛学中是最用功的。
   但是,保罗能道出人的内在景况是因为他接受了一个自上而来的启示。是造人的神告诉人:人的毛病出在哪里.而且给出救法(此是后话).这就很彻底了.　也就是说当人类面对不良处境的时候，只有弄清其根本的原因，才能有的放矢。那么人面对自身的处境的困惑之时，用人的眼睛去观看自身一定是不周全的。就不用说在不周全的基础上想出的办法了。所谓“天之道补不足损有余，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老子）。
     我们真好象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就是中国的伦理时代告终和上帝对中国救赎计划的开始.如果不经历人的末路,我们很难接受圣经真理.因为祂是籍希伯莱历史(旧约)说话.籍希腊(新约)文化传播.而中国文化对我们产生的魅力和熏陶是很难让我们接受外来文化的.
   有时,笔者设想,可能是按照上帝的救赎计划先让有自觉精神的和坚韧不拔的中国服在伦理道统之下去竭尽人的努力,直到祂沿着祂的计划从犹太地到罗马,欧洲,美洲再到中国来,这时正是可歌可泣的中国人处在"人的尽头"的时候.
   耶稣
     耶稣生在一个革命时代.当时犹太人被异族罗马人统治.而罗马帝国是靠武力建立的.它对犹太地区的统治是军事统治.犹太人对征服者的反应,自主前第二世纪,便有一个主流是武力革命.当犹太人被罗马统治后便一直没有放弃武力革命的努力.耶稣是在犹太人与罗马政府关系紧张时诞生在犹太地的,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他的罪名是"叛国罪"也即革命党人.耶稣虽然有能力去领导犹太人去反抗不公不义的罗马政府.当时犹太人也一致拥戴他做皇帝.但是耶稣回避了.这个原因是他对人的困境有深切的认识.他主张人要先有属乎神的生命.即解决人的罪性.人类的苦难才能最终解决.所以他一生的努力
   是是救人脱离罪的权势.
   因此耶稣的言行与当时的一切传统产生激烈的冲突.那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因为他把天国价值带到人间.
   
      在中国，一个救赎的恩典时代到来了！
   他所带来的革命首先发生在人的心灵里的。他来在我们倍受折磨的灵魂中施行疗救。
   十字架的救赎是个极大的奥秘，诚然他不但和当代中国的无价值社会，他能被黎民百姓接收。但是，微妙的是他将处在两个挑战之间。一个是官方，这是不用说的历来如此。但是笔者在此要讲到的是，他直接挑战目前的“救世者”，一定顶礼膜拜―――朝闻道，夕死可也。
   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里面”。于是他来到我们的处境中，是当代的，现在的，无论我们的处境已经与“天之道”相左有多远。他有能力校正我们，只要愿意付代价。
   
   六、救世思想的灵性因素初探：
   列宁在快要离世之前（1924年），他在病床前，对他最亲信的同志，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为了巩固我们的党，使我们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可以有很结实坚固的基础，我不得不除去异己分子，很残忍地杀害他们，这样我们的政权就巩固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仇恨的毒根就在我们党里面生根建立，无法拔除，从今以后，我所看见共产主义的前途是黑暗的。苏联如果还有新的盼望，那就是等一些圣人起来带给我们灵性的复兴，否则我们乍不出有什么出路。“（注）
   令我惊讶地看到这个共产主义的首脑对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导致自相残杀、自相摧残、自我毁灭的灵性原因的检讨。
   我们知道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人伦真理”，也即人类试图靠自己建立人间天国的实践。
   我们记得在我们的教科书里曾经信誓旦旦地有过这样的宣告：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喝令三山五岳开路，我－来－了！
   在当年我们人人必须唱，唱起来很悲壮的国际歌里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全世界的无产者，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这一悲壮的自闭式的人类宣言，并不能逃避受灵界捉弄掌控的命运。
   其实共产主义运动灵性的根源早在马克思在出版“共产主义宣言”的时候，就开宗明义地宣告过了，看，那句话：一个幽灵在徘徊。
   也许马克思只把它作为形容词用在无神论者的革命宣言中，很不幸也很讽刺，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历史恰恰反过来证实：正是这个属灵领域的恶魔在运行，导致它的初创者和实践者们欲罢不能地被他张控，从而在短短地不到一百年的历史里假无经过共产主义运动的揉躏,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共产党宣言中这个宣告时岂不,不毛骨悚然吗？
   　　纳粹和共产主义―――附带提到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施暴行径。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在本国人之间的自相残杀的行径，发生在中国的两大灾难。在人类社会发生，它向人伦伦理层次提出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难题。这些难题的纠葛，使人们终于会触摸到它背后的灵性根源，这也是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以人为本的中心命题受到致命的挑战。
   
   七、参见圣灵
   　　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于人本的救世思想和作为无法应付这类灾难。儒家传统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给废了之后，经过百年奋斗新的制度尚未建立，显然说明他没有承受新时代续补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施暴期间，任中国有多么悠久的仁人精神和有多少仁人志士的榜样，儒家精神气质在一个全面黑暗的局面前，再都也不能形成气候，产生格局起来引导灾难中的国民。
   而中华民族有他自身的生命和他特别顽强的性格，也就是说，制度死了,文化灭了，但是他的魂灵却是不甘。这不是可以由外来一些的皮毛文化和价值能令它信服和能改变它的。她终于不会甘心忍受“麦当劳文化”的调戏。

    （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给共产主义的这个全盘四化的泊来品给出空间，实在是我们数典忘祖不孝后代的报应）
   　既然我们幸运地恭逢圣灵在中国运行，为什么我们不降卑下来，接收他的救恩，救法。使我们首先经历灵魂的被救赎，从而以“新造的人”的实力和气质去迎接那测不透的未来呢？
   让他的新鲜的活泼的，从永恒而来的生命注入到我们的污秽的生命里受他的洗礼，一让那有致命缺陷的“内圣外王”的理想被注入的圣灵托住，让属天国的灵性价值，来救活这一理想，使他在新时代以饱满、园润、彻底而重新展示他的光辉，使得前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得以有机会在当代的个人生命中辉煌起来呢？
   让内圣外王理想与“因信称义”的救法合拢。让救赎论与救世思想接轨，这是什么意思？说到底，是接收天国价值和天国能力，将所想的变成“所是”。让天国价值“打入”人伦价值里，发生果效，活出价值。
   保罗将福音传遍罗马直至罗马政府心脏的御林军。和孔子不同，保罗一生周游列国所作的、传的是“天国价值”，但是，正是这“搅动天下的”福音从根基上震撼了罗马帝国。后来引起罗马帝国的崩溃。不是保罗也是保罗。
   诚如十九世纪由约翰卫斯理为首的一批布道家将“天国价值”传遍英伦三岛。那儿人民普遍接收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真理。带来了英国社会的大和解而导致和平，不流血的“英国光荣革命”。
      马丁路得的“因信称义”，虽然是向将神权与世俗权力统为一身的罗马教廷挑战，不意间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新闻全面的变革。
   这是马丁路得将上帝已启示给人类而被掩盖了的天国价值重新彰显出来而带来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灵性复苏和社会变革的连锁反应。保罗、约翰、卫斯理、马丁路得等仁人，他们之所以给当时的时代社会带来福祉，并不是因为他们以救世者自踞，相反他们在认识人类的罪恶需要救主的救赎的神人关系的承诺中―――替天行道―――诚实地将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天国价值带入人间，从而，为上帝的义和上帝的国在人间的机会廓清道路。
   可见社会变革是天国价值被代入人间的产物，而不是初衷。这就是社会动乱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奥秘。
     有两千年之久的救世思想和精神在中国是不死的。它可载舟也可覆舟。
   当然，仅仅因为我们所经历过的那些吓人听闻的黑暗并不能保证那恐怖的黑暗不会卷土重来，它们留给我们的警戒和责任，令到我们无法保持沉默。
   
(救世与救赎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