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內聖外王―――仁人之道
   
      中國先賢先聖老子、孔子、莊子等的學說與西方哲學家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用心去向“心”說話。所謂“生命”哲學，是作者將自己的生命投入作品而作品則是彰顯作者對於人在人世處境中的“回應”，那種思考是將人生的困惑，痛苦直接驅進人的心靈的深處。故而帶出境界也帶入境界。加之，中國文字本身的獨特性―――中國文字本身充滿生命信息和具有境界感。這就形成他們的魅力。他們的學說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融合性，道統感和境界美。因為他們為文總是心懷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由於他們是從人生的經驗中來，重經驗，重體悟故而總是能令到讀者心生想往和羨慕。作為哲學家卻同時也是詩人，散文家。比如老子五千言可說是達到人的至境是不為過的。老子五千言順手拈來處處璣珠。比如第七章，天長地久：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 / 以其不自生 / 故能長生 / 是以聖人後其生而身先 / 外其身存 / 非以其無私邪？ / 故能成其私。
   天地綿延長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天地從不以它們自己的存在為存在，不以自己的生命為生命，所以能生生不已。因此，聖人效法天地，把自己放在別人的後面，謙遜不爭，反而受到別人的推崇，變為萬民的模範。把自己放在一邊，而不執着自己的存在和利益，反而自己的存在和生命能存在“大我”之中。以孔子為代表繼承了先聖的衣缽修《詩》《書》定《禮》《樂》作《易傳》寫《春秋》。並有系統地形成一套倫理體系。以“仁人”為追求目標。這一熱情、奔放也充滿苦維盲目的追求形成中國文化，中國人的生命內涵和性格特徵。中國獨特的民族和獨特的文化歷史確實有她的一定之軌，她沿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一貫承襲下來的。而且自始就建立在一個靈性根基上。由這種文化的薰陶和教化形成中國異於其它民族的國民性。她表現在中國文人和社會精英身上的特徵總是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雖飢不忘天下”的入世之道或表現在“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淡泊自守”“與世無爭”“逆來順受”“克勤忍讓”等貌似出世而自守的性格。
      當代西方學者將儒家學說和中國人長久對儒家學說的遵循看為中國的儒教。實際上道出了中國文化的主流精神是以倫理為核心而得以長久維繫社會人心規範的。而她的救世的特徵的一以貫之。
   　以我們民族世世代代為楷模的先賢先聖和他們的學說構成中國的脊梁這有如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屋頂建築。是一個整體，有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之效果。我這麼說，是因為在這個中心之外中國並沒有出現過可以與之抗衡而又是嶄新的體系，甚至當漢族數次被異族征服以後，它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征服了異族文化使後者被其同化。即便自漢末開始被引進的佛學也一樣。因為他們是建立在一個心性即生命哲學的根基上，故而滿有生機。她像一隻胃口袋一樣，有包融，消化的能力。而又因為她的一統性，一旦倒塌就是天崩地陷。
   這個生命哲學的歷史是不但有跡可尋而且是有繼承性的。它從春秋戰國到兩漢都是以此為目標追求一個合理的人生也即可適應合理的人生存的“仁境”。到了魏晉南北朝至隋唐致力於明心見性、脫俗超塵、出世。從晚唐經過五代而到宋、元、明、清承繼者又從出世轉回現在，而把明心見性的要求容納在人生中。
   我個人認為，如果將希伯來歷史中以摩西為先知的“十戒”構成舊約時代稱作是：“律法時代”的話，那麼在中國，自孔子降生著書立說所形成的儒家規範並且成為國人安身立命的依持。直到“孔孟之道”的崩潰，應可稱為“倫理時代”。
   4 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仁人之志
   　　　　孔子的學說教化了兩千年以降的中國人。他不但發揚古聖的人格，透過古聖的理想樹立做人的標準而且提升出“仁”的境界，也透過他的教誨指出一條做人的道路。“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那麼求什麼？求做人的道理。“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一切事，是作？還是不作？是取？還是舍？全部以做人的道理為依據。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只要心安理得，所行合乎做人的道理，哪怕是一個最貧困，最清苦的生活，也怡然自得，安之若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朝聞道，夕死可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成仁”這樣的教誨在孔子的學說里也是比比皆是。不但如此，在中國兩千年的歷史中留下無數因“做人”和為了“成仁”而書寫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
   孔子出生在春秋戰國時期，他不可避免地要面對現實，而且孔子在形成他的思想之前是以身立教，他不斷地投入到社會實踐中，以求“正名”。而他的社會處境，使他首先投身政治。所以他的思想充滿憂患，這和他的所企圖效法的周公是一樣的，他和先人們面對的無不是令人頭痛的政治社會。如果看文王所著的<<周易>>和孔子所著的<<繫辭>>在在充滿危機意識和憂患感.實際上儒家文化就是中國政治文化。故而它有時被奉為王道，有時又被廢絕。
   被這個文化所薰陶，故而中國古代有救世英雄和他們所建立的業績。
   因此，中國的文學也圍繞成王毀敗的救世思想而得以形成。從流傳下來的那些膾炙人口的詩詞中盡都在實踐救世思想的得意失意之間哦吟，這些都是可以信手拈來：風瀟瀟兮 / 易水寒 / 壯士一去兮 / 不復返(劉邦：大風歌)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王昌齡:出塞)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  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笑談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江月.(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到P.3止)
   這種迷人的救世思想和人道精神於無形中在不意間使得國人習慣將複雜的人簡單分成好人與壞人,長久地迷失在只要將壞人消滅與焉天下太平的幻想中.正因為這種文化的"有性情"以及她的無比優美和悲愴,成了中國精神的脊梁.也形成我們這個民族的自戀情結.因為先人是以命立言,以身取法的,故而產生這個可感懷的民族.
   總之圍繞一個"仁人",我們的先人做足了文章,也是為了"立世做人"流盡無數鮮血,伏出無數代價.也構成中國特有的倫理美學.可說:中國整個一部歷史就是叛俚潦?仁人救世的苦難史.雖然黑暗和苦難顯得沒有盡頭,但是她賴以構成的精神卻又生生息息在這片土地上綿延.
   三.王道"天崩地陷"
   雖然經過儒家的繼承者前赴後繼地舉起儒家綱常.但是自宋明理學之後,她就成了強弩之末.後繼無人.誠如世上任何燦爛的文化,一旦度過她的少年,青壯年期而進入老化.故而經過"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的強烈衝擊,挾之以共產主義文化的暢通無阻地闖入中國.終於使我們成了傳統文化的未亡人.誠如老子所說:天之道,補不足,損有餘;人之道,損不足,補有餘.真正是這一狀況的寫照.不必指責五四運動,任何人為的運動都是如此.也許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宿命.到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種救世思想發展到級致因而扭曲變態形成我們民族一次集體自焚.
   筆者生在傳統文化和道統被摧毀的"文革"動亂時代,有機會觀察人在面對極限時的表現.所謂極限就是人被逼在生存和道德操守之間作選擇.文革的罕見的景觀之一就是這種"被迫作選擇"
   是以"輪盤賭"的方式在不同的階層中循環以恐怖迫害為主導.在那種生死存亡的關頭下,所謂修養,道德感,廉恥感,統統顯得脆弱的不堪一擊.人與人之間的背叛,失信,比比皆是.而且所有的無恥,卑鄙,怯懦,萎瑣就是在那個特定時期發生在許多平日翩翩君子的身上.結果是少數人經不起壓迫,在古來就有的仁人之志面前變節.多數人則徹底拋棄"倫理社會"的有情性.
   在那種殘酷的人生景像面前,孔孟之道就顯得是為救君子而不是救小人了.幾乎所有的人都做了小人.所有為人之道都顯得無力.
   正因為文革十年浩劫將人的本相赤裸裸地暴露出來.而且是普遍地暴露.無論中國倫理多麼
   謙謙君子,多麼仁至意盡.在那場浩劫到來之時,它們顯得那末脆弱招架不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猶如一根惡棍,它是來向中國的倫理人道文化挑戰的.很不幸,在那個決志徹底將人類"本相"暴露出來的軛棍前,人類的一切溫文而雅的面紗全部被揭開了.一個禮儀之國的一切體面都被撕開了.
   自五四以降,誰也沒想到,維繫了兩千年的儒家倫理系統,突然遭到另一個體系的摧毀.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以整套體系輸入中國,在中國引起最慘烈的靈魂相撞擊.
   "王道"在與"霸道"的相撞之中,露出她的內囊---內王外聖----這個人倫結構的核心層被"霸道"剝開:好象君子遇到強盜一樣.當強盜毫不留情地撕開君子的面子時,蠻橫地一再(運動)揭短---君子不得不節節敗退--就範--這就是毛澤東和橫跨四九年前後的當代知識份子之間的恩冤情仇.偏偏這"霸道"假共產主義信仰而來而"王道"又處於末世-----而"霸道"在經過自我吞食之後如雪崩般倒塌.中國,長達三十年處在一個文化的也是靈魂的曠野期.
   當然,事隔三十年,與其從實質上對毛和中共發"祥林嫂"式的幽婦之怨,不如拿出勇氣直接面對一個生命現象.中國仁人的生命內核----你破碎了!這是一個事實.你經不起探到內層也是一個事實.
   你心虛,更是一個事實.
   毛一再地發起整知識份子運動從實質上把中國仁人的生命內核中最不健康的部分給暴光了而已.如此,中國的倫理體系沒有辦法再維繫"救世"的根據.
   文革的發生,令到我們對"人"是怎麼一回事?發出最徹底的疑問.文革的發生,使我們懷疑"王道"的承載性,對"人"的述說的不徹底性.對"內聖外王"的修飾成了如下的註腳: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義,失義而後仁,失仁而後禮.失禮而後露出這個人倫生命的本相----我是小人我怕誰?----就文化而言,走到末世.我們終於從君子之國的臣民一舉墮落到如此.正因為如此,故而
   當文革的高潮過去,人們並沒有立即來擁抱傳統.但是,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這一來,我們在文化,道統上就變得一貧如洗.而且任怎麼說,我們也不捨得拋棄傳統,因為那是我們的命脈.
   和歷代社會一樣,中國同樣又遇到了社會危亡的危機.而且另人心驚膽戰的是:縱然
   社會落到了最底谷,就是文化毀滅了.竟然仍然有秉"救世精神"而出的後代

  ----這就是當代的以民主為佳皋的民運人士.
   值得指出的是:在經過非凡的摧殘和打擊之後仍然存活並頑強地表現自己的這個族類.是不容小視的.無論其走向破壞性或創建性都將事關大局.
   在這個黑暗的曠野期，連摸索似乎都來不及的社會危機面前。在休養生息的曠野期，徒然又出現了“救世者群落”。按這種人之道的倫理去追蹤觀察---從春秋以降直末世---在“王道天崩地陷”挾之共產匪道的姦淫之下，在中國這個曠野的黑暗期，不經修養生息而謂奮鬥的這個族類，如今的“救世者”便不是笑料就是器料了。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義”，失義而後仁，失仁而後禮，失禮之後就露出本相：我是小人我怕誰？!
    　 我是小人，我怕誰？! 這就是“海外民運”在操練“救國救民”的臨床功課的實習中暴露出來的“當今救世者”的本相。
     　由於這個群落是在“玻璃柜子裡”操練，可供民眾觀察。觀察下來，於是被人們冠以一個名號------民運分子。“民運分子”這個名號本身就說明了它處在曠野期的貧脊，發育不良。
     　由於龍蛇混雜，又處在蛻變期，他還沒有被賦予倫理內涵。也還沒有形成鮮明的性格特徵。但是，他所露出的跡象，是令人擔憂的。
   如今，一個是那邊廂：大道傾塌的國難當前；一個是這邊廂：先天不足，後天又遭摧殘。
   到了這個地步？國難與救世才是之間出現兩難的尷尬局面，它出現的內在張力和矛盾性，令人心驚膽戰，不由地要令人謂嘆：中國，你要滅亡，你就消滅這些救世者吧；中國，你要動亂，你就擁抱這些救世者吧！
   中國的救世思想和救世者的行動歷來是可以載舟也可覆舟的！而又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充滿不可預測性。
   7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卻由不得我。
   　　　　中國救世思想和救世精神構成中國人一個兩難景況。一則以前赴後繼以天下為己任。而另一廂則是：無論花了多少心血，附上多大的代價結果總是與理想相違。兩千年來只留下無數悲愴的故事和讓人不甘心的失敗。
   這中間有一個隱藏的原因，終於在中國傳統文化遭到毀滅的時候顯現出來。這就是“救世思想”是被封存在一個封閉的體系裡。姑且將它稱之為“人道”。我們既然是被給定在一個倫理的時代，中國人是很重視道德修養和關心如何做人的。
   但是，“人”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是什麼構成的？我們接受了太多的如何做人的道理，也十分傾慕人的最高境界……
   這在老子、莊子、孔子的學說里被描述出來，而且世代相傳。我們卻並不知道“人”的本相。我們常常有一個體會：阿，理想歸理想，實行起來是很難的。也就是說，人和應該成為的“人”之間存在一個鴻溝，無論你怎麼“做人”都很難，如果不自欺的話。這不在乎有多少學識和修養，尤其“修養”這個東西是令筆者充其量是一個維持表面的功夫。
   面對中國的“救世思想”，和救世者我們常常會不知所措。不可否認，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感召人心，但是同時我們也會看到很多今天還為人楷模明天就面目全非了。在中國也不乏中國文化的挑戰者，比如，魯迅先生就有過著名的《狂人日記》。翻開歷史―――我看到盡都是“吃人”二字。莊子對於世事和人的形狀也極盡嘲諷而主張：相忘。忘毀譽，忘利害，忘生死，忘是非，相忘於江湖。
      我感到我們的先知先賢在對於如何做人這件事上，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中間就是缺乏一個環節。因而在面對黑暗的社會去搏鬥的時候就象一隻飛蛾撲火。精神可嘉，可是果效不彰。如果不自欺的話，一個渴慕成聖的人聽一聽保羅痛苦的吶喊足有深深的共鳴。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15－23節中的教誨道盡了一個人的悲哀：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因為按照我裡面的意思，我是喜歡上帝的律；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一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掠去。。。。。。
     這種對人內在處境的真實表白一語道破一個天機：就是在人的本體中存在兩個律。保羅的這條真理是經得起檢驗的。從此處就可以比照出“內王外聖”的倫理卻是經不起嚴格的檢驗的。或者我們可以換一種口氣說，啊，“內王外聖”是我做人的理想啊。但是無論我怎麼努力，都是做不到的啊。在這裡我們不該去因此指責我們的先賢也不該抹煞前人根據理想所做的一切努力。
   因為在中國倫理文化的青壯年期曾經盡情地都展示過他的生命力。
   所以，一部中國歷史是人類摸索自己的景況並竭盡全力地將之付諸實踐的歷史。也是一部一元循環的歷史。
      中國自閉式的自我拯救的一個圖像。如果將人的完全的境界比作全白的一幅圖畫，那麼太極圖的一半白一半黑好比是中國的心性修養學說的寫照：無論煉到什麼地步，那黑色（罪惡污穢）卻總是如影相隨。到最後不是放棄就是自欺。
   既然人身上有兩個不同的而且互相交戰的律，人想成聖不等於是拔起自己的頭髮往上提嗎？不可否認，在各種學說和它們的實踐中不是沒有感到或發現這個成聖的障礙也不乏辦法，但是，充其量那些辦法是用人的意志克服和抑制罪惡和欲望―――這在佛學中是最用功的。
   但是,保羅能道出人的內在景況是因為他接受了一個自上而來的啟示。是造人的神告訴人:人的毛病出在哪裡.而且給出救法(此是後話).這就很徹底了.　也就是說當人類面對不良處境的時候，只有弄清其根本的原因，才能有的放矢。那麼人面對自身的處境的困惑之時，用人的眼睛去觀看自身一定是不周全的。就不用說在不周全的基礎上想出的辦法了。所謂“天之道補不足損有餘，人之道損不足補有餘（老子）。
     我們真好象處在一個承前啟後的時代,就是中國的倫理時代告終和上帝對中國救贖計劃的開始.如果不經歷人的末路,我們很難接受聖經真理.因為祂是籍希伯萊歷史(舊約)說話.籍希臘(新約)文化傳播.而中國文化對我們產生的魅力和薰陶是很難讓我們接受外來文化的.
   有時,筆者設想,可能是按照上帝的救贖計劃先讓有自覺精神的和堅韌不拔的中國服在倫理道統之下去竭盡人的努力,直到祂沿着祂的計劃從猶太地到羅馬,歐洲,美洲再到中國來,這時正是可歌可泣的中國人處在"人的盡頭"的時候.
   耶穌
     耶穌生在一個革命時代.當時猶太人被異族羅馬人統治.而羅馬帝國是靠武力建立的.它對猶太地區的統治是軍事統治.猶太人對征服者的反應,自主前第二世紀,便有一個主流是武力革命.當猶太人被羅馬統治後便一直沒有放棄武力革命的努力.耶穌是在猶太人與羅馬政府關繫緊張時誕生在猶太地的,當耶穌被釘上十字架時,他的罪名是"叛國罪"也即革命黨人.耶穌雖然有能力去領導猶太人去反抗不公不義的羅馬政府.當時猶太人也一致擁戴他做皇帝.但是耶穌迴避了.這個原因是他對人的困境有深切的認識.他主張人要先有屬乎神的生命.即解決人的罪性.人類的苦難才能最終解決.所以他一生的努力
   是是救人脫離罪的權勢.
   因此耶穌的言行與當時的一切傳統產生激烈的衝突.那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因為他把天國價值帶到人間.
   
      在中國，一個救贖的恩典時代到來了！
   他所帶來的革命首先發生在人的心靈里的。他來在我們倍受折磨的靈魂中施行療救。
   十字架的救贖是個極大的奧秘，誠然他不但和當代中國的無價值社會，他能被黎民百姓接收。但是，微妙的是他將處在兩個挑戰之間。一個是官方，這是不用說的歷來如此。但是筆者在此要講到的是，他直接挑戰目前的“救世者”，一定頂禮膜拜―――朝聞道，夕死可也。
   他道成肉身住在我們的“裡面”。於是他來到我們的處境中，是當代的，現在的，無論我們的處境已經與“天之道”相左有多遠。他有能力校正我們，只要願意付代價。
   
   六、救世思想的靈性因素初探：
   列寧在快要離世之前（1924年），他在病床前，對他最親信的同志，講了一些很重要的話：“為了鞏固我們的黨，使我們這個剛剛建立起來的新政權可以有很結實堅固的基礎，我不得不除去異己分子，很殘忍地殺害他們，這樣我們的政權就鞏固了。但是，我沒有想到仇恨的毒根就在我們黨裡面生根建立，無法拔除，從今以後，我所看見共產主義的前途是黑暗的。蘇聯如果還有新的盼望，那就是等一些聖人起來帶給我們靈性的復興，否則我們乍不出有什麼出路。“（注）
   令我驚訝地看到這個共產主義的首腦對共產主義運動之所以導致自相殘殺、自相摧殘、自我毀滅的靈性原因的檢討。
   我們知道共產主義運動，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人倫真理”，也即人類試圖靠自己建立人間天國的實踐。
   我們記得在我們的教科書裡曾經信誓旦旦地有過這樣的宣告：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龍王，我就是玉皇，喝令三山五嶽開路，我－來－了！
   在當年我們人人必須唱，唱起來很悲壯的國際歌里說：“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全世界的無產者，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一切全靠我們自己。”這一悲壯的自閉式的人類宣言，並不能逃避受靈界捉弄掌控的命運。
   其實共產主義運動靈性的根源早在馬克思在出版“共產主義宣言”的時候，就開宗明義地宣告過了，看，那句話：一個幽靈在徘徊。
   也許馬克思只把它作為形容詞用在無神論者的革命宣言中，很不幸也很諷刺，共產主義運動實踐的歷史恰恰反過來證實：正是這個屬靈領域的惡魔在運行，導致它的初創者和實踐者們欲罷不能地被他張控，從而在短短地不到一百年的歷史裡假無經過共產主義運動的揉躪,當我們回過頭來看共產黨宣言中這個宣告時豈不,不毛骨悚然嗎？
   　　納粹和共產主義―――附帶提到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的施暴行徑。以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生在本國人之間的自相殘殺的行徑，發生在中國的兩大災難。在人類社會發生，它向人倫倫理層次提出許多無法自圓其說的難題。這些難題的糾葛，使人們終於會觸摸到它背後的靈性根源，這也是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以人為本的中心命題受到致命的挑戰。
   
   七、參見聖靈
   　　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於人本的救世思想和作為無法應付這類災難。儒家傳統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給廢了之後，經過百年奮鬥新的制度尚未建立，顯然說明他沒有承受新時代續補的能力。這也是為什麼共產主義在中國施暴期間，任中國有多麼悠久的仁人精神和有多少仁人志士的榜樣，儒家精神氣質在一個全面黑暗的局面前，再都也不能形成氣候，產生格局起來引導災難中的國民。
   而中華民族有他自身的生命和他特別頑強的性格，也就是說，制度死了,文化滅了，但是他的魂靈卻是不甘。這不是可以由外來一些的皮毛文化和價值能令它信服和能改變它的。她終於不會甘心忍受“麥當勞文化”的調戲。

    （五四的打倒孔家店給共產主義的這個全盤四化的泊來品給出空間，實在是我們數典忘祖不孝後代的報應）
   　既然我們幸運地恭逢聖靈在中國運行，為什麼我們不降卑下來，接收他的救恩，救法。使我們首先經歷靈魂的被救贖，從而以“新造的人”的實力和氣質去迎接那測不透的未來呢？
   讓他的新鮮的活潑的，從永恆而來的生命注入到我們的污穢的生命里受他的洗禮，一讓那有致命缺陷的“內聖外王”的理想被注入的聖靈托住，讓屬天國的靈性價值，來救活這一理想，使他在新時代以飽滿、園潤、徹底而重新展示他的光輝，使得前人夢寐以求的理想得以有機會在當代的個人生命中輝煌起來呢？
   讓內聖外王理想與“因信稱義”的救法合攏。讓救贖論與救世思想接軌，這是什麼意思？說到底，是接收天國價值和天國能力，將所想的變成“所是”。讓天國價值“打入”人倫價值里，發生果效，活出價值。
   保羅將福音傳遍羅馬直至羅馬政府心臟的御林軍。和孔子不同，保羅一生周遊列國所作的、傳的是“天國價值”，但是，正是這“攪動天下的”福音從根基上震撼了羅馬帝國。後來引起羅馬帝國的崩潰。不是保羅也是保羅。
   誠如十九世紀由約翰衛斯理為首的一批布道家將“天國價值”傳遍英倫三島。那兒人民普遍接收了“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的真理。帶來了英國社會的大和解而導致和平，不流血的“英國光榮革命”。
      馬丁路得的“因信稱義”，雖然是向將神權與世俗權力統為一身的羅馬教廷挑戰，不意間帶來了西方的科技，新聞全面的變革。
   這是馬丁路得將上帝已啟示給人類而被掩蓋了的天國價值重新彰顯出來而帶來了整個西方世界的靈性復甦和社會變革的連鎖反應。保羅、約翰、衛斯理、馬丁路得等仁人，他們之所以給當時的時代社會帶來福祉，並不是因為他們以救世者自踞，相反他們在認識人類的罪惡需要救主的救贖的神人關係的承諾中―――替天行道―――誠實地將救世主耶穌基督的天國價值帶入人間，從而，為上帝的義和上帝的國在人間的機會廓清道路。
   可見社會變革是天國價值被代入人間的產物，而不是初衷。這就是社會動亂和社會變革之間的奧秘。
     有兩千年之久的救世思想和精神在中國是不死的。它可載舟也可覆舟。
   當然，僅僅因為我們所經歷過的那些嚇人聽聞的黑暗並不能保證那恐怖的黑暗不會捲土重來，它們留給我們的警戒和責任，令到我們無法保持沉默。
   
(救世與救贖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