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你的來信，自從得到玲的噩耗之後，我怎麼就中斷了給你的回信，轉眼半年多，心裡廷不踏實的。她去世前，我曾經夢到過她面對一堵高牆，牆頂陡峭，傾斜，這必是玲內心壓力，痛苦的反映，翌日我給她家去了電話，我多麼想和她談一談啊，她躺在醫院裡，身邊沒有電話。
   
   九四年秋回國相見，只感到她心神恍惚，沒想到那是她香魂離恨天，只留下纖纖身影之際。我相信玲穿過死亡的黑洞，豁然撲向大光 時候，此生此世的心結，情結也就解開了。
   
   生死是個哲學命題，在屬世哲學中，似乎從來沒有定見。很有意思，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很關心“死”這回事，如果死亡是終結，“活着”尤其是活得短暫，那真是妄然。恩債、罪債、親情之緣還有種種夙願都未了結也就不了了之。虛無主義由此而滋生。

   
   文革中，死亡這件事，變得格外尖銳，而且殘忍，那就不是一個兒童的幻想，關於人死後就飛到月宮裡去的夢所能承擔了。我可以選擇極端的尖銳的題材，比如：恐怖、死亡、背叛、怯懦。但是，如果僅僅停留在“表現”這個層次上而沒有指向和轉化，那就是另一種罪過了。散布絕望，是二十世紀文學作品的濫觴。
   
    二.
   幾年前我曾經很絕望,我這個人真是把”絕望”這杯酒給喝足了.你知道我一旦迷上什麼，往往不給自己留後路，走到絕路上，就得尋求突破，突破――首先是內省，即否定自我,一個人必須擁有更厚實的底質，才能面對自己和現實。我確實沒想到在對耶穌基督的追求中（起初僅僅出於生存困境，和求個平安），不但獲得世界觀，人生觀的改變，而且在文學觀念上有了突破和翻轉.新約約翰福音中有個故事，就是在一個婚宴上，主人家的酒用盡了，耶穌在場，他吩咐人將六口石缸倒滿水，又吩咐人舀出來，水立即變成酒。這個神跡。令我着迷不已，後終於明白這個質變事件所蘊涵的屬靈價值。
   
   由此及彼,也就是在我們的舊生命中一旦介入了新因素,生命會發生質變的道理.即水變為酒的神跡.
   
   對於使舊生命能發生質變這件事.確實值得付代價.
   
   中國文學、美術、音樂，基本上是陰性的，沒落味太重了，缺乏陽剛之氣。但是她的吞吐量特大.有人把中國的災難歸到文化的頭上.這沒講到根子上.其實一切的災難根源是人的罪性.而中國文化則是需要更新而不是消滅.也消滅不了.
   
   的確,經過共產主義的塗毒,這個民族的靈魂已被戟戳的七零八落，彌合不起來了。我個人認為這是個需要救贖的命題.而不是文化命題.若論到文化,中國文化欠缺就在於中國文化的靈性層次缺少外來因素.這個外來因素,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西方文化這個外來因素.而是能產生質變的哪個因素.不是超越界的真信仰又會是什麼呢?
   
   為什麼有時,正是那些玩世不恭的藝術家們創造了激動人心的作品。為什麼呢?因為這類人不隨眾,不隨俗.只聽憑內心深處的聲音.為了傾聽內心最深處的聲音而付了代價.實際上他們的思想的觸角已上升了.
   
   精神期待的是生命的成熟，脫離了精神，作品將會不止一次地發出靈魂的幾乎震耳欲聾的聲音。
   
   所以，寫作既不能迴避命運更不能沒有第二生命，這就是水與酒的關係，生命不發生質變，便無法超越，把握作品的原材料。回到“死亡”“恐怖”“仇恨”“背叛”“怯懦”這些在文革中表現出來的現象,集體意識和情緒.你無法否定:”救贖”這個生命的命題.你在文化上無論如何打轉仍然無法回應”死亡和罪”.
   
   這幾十年來看到無數控訴,控告的文字.卻很少看到創造.創造，就是賦於生命一種形式。可是如果生命本身已成了歪把子壺.還談什麼創造呢? 人在人生處境中所產生的負面情緒·心理·行為。如果沒有一個更高更堅實更深的生命體托住這一切，只是將材就料地“表現”―――豈不是折磨讀者也折磨自己嗎？而真正令我克服了死亡的恐怖和虛無感的正是耶穌基督的復活的真理.耶穌基督 很多中國人一聽到不朽的生命，就會慣性地將他納入一個意識或概念的層次。而不敢相信或根本不相信確有又活又真的屬靈生命。基督復活時的身體已經不是血肉之驅而是靈體，有形體，有聲音，有動作卻不會朽爛。當我確信這個史實之後，對人生，苦難，就有了新的理解，新的領受，新的體驗，寫作也就成了一件積極的事.
   
   很久沒看大陸作家的作品.偶爾看看,發現一些作家竟然開始玩弄苦難，烹調、出賣苦難。導演張藝謀是個烹調苦難的高手.中國文學墮落至此，中國當代作家應有一個共同的文學命題，幾乎就是該民族的母題，就是苦難，此母題到了如今,到了中國文化人手上,沒有變成水晶,卻變成爛肉,氧化了,腐爛了.不是苦難本身.而是拿苦難來製作作品的人腐爛了.有人真是苦與精神上沒有出路.有人是不需要什麼精神上的出路,就是要快快活啊,快快搶啊,要不什麼都來不及了.還有此民族的苦難太深重,那種陰性文化已經再也沒有承載力了。中國人再也沒力量面對那種中國式的循環不已的黑暗了。
   
   你看文革所發生的一切，這個民族已失去自救能力.文壇自然是一片茅草，既貧血又不成體統。是不是中國文學的危機正是一個轉機呢？我相信是如此。物及必反。還有文革―――會把一個有素質的　作家逼向一個高度的。我相信一旦耶酥基督的信仰在中國作家的心靈中引起震盪―――水變成酒的神跡會發生的。一些作家會把過去寫糟了的題材重新思考，重新安排的。知難行易，在觀念上一定要有個突破也確實到了一個突破口了。加謬曾經說過一段話印象頗深：
   
   偉大藝術品的重要之處與其說寓於自身之中，不如說是更接近於,它要求一個人所遭受的經歷之中，表現於它所提供的克服他的幻想並且更加真實的能力之中.
   
   我們早年不滿足中國作品的悲觀情調就去看俄國作品.俄國文學中常常出現一些藝術形象.頹廢.藝術形象中的頹廢有一種美質，很迷人。不過你發現沒有?俄國的“多餘人“與中國的”多餘人“不同，俄國知識份子的虛無主義中含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個人擔當精神，他們往往持有對社會，對專制制度徹底否定的態度，這難道不因為他們有更高的參照系嗎?所以他們在共產主義控制七十年之中，之後能產生老索;“日瓦戈醫生” ;產生戈爾巴喬夫;耶而欽這樣有力度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民眾的身上也都有這種精神的影響。要說苦難文學，也再沒有俄國文學傳統這么正宗了的，有一次在聊天中，老景說：“老托（爾斯泰）·老陀思（思妥耶斯）是俄國文壇的倆個上帝啊！”誰能否定他們對當代·後代人民的影響呢？
   
   在中國文學形象中的“多餘人”，最典型的自然是《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他和屈原，還有你最欣賞的陶淵明不同，我認為賈寶玉是個徹底的抗爭者，他的“不合作”不但是對現狀的不滿，根本上就是對人自身的質疑，對人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的困惑，可惜，在中國文學中，此一質疑沒有形成傳統。對不起,我很多年沒看文學作品了.就此為止.
   
   

此文於2009年12月31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