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办理签订中外友好条约

1、办理签订中国第一个平等的中外通商条约

中国和波兰的《中波通商友好航海条约》曾于1925年间，在北京政府会商数次，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该条约并未成立。1929年5月间，波兰新派驻华公使维登特尔（Wey den thal）偕同秘书及参赞克里希纳克博士（Dr. Lrysinski）等来华，为中波订立友好新条约之事，筹备等待了两个月。曾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和亚洲司长周龙光进行过初步的会谈。近期因周龙光赴辽宁考察，波兰代表表示等周司长一回来，我们便入京商谈。

7月23日，周龙光自辽宁返回南京。

果然，7月24日上午，波兰代表偕同他的外交使团便来到南京，正午赴外交部会见周龙光、汪延煜。下午，中波修约会议在南京外交部举行，双方对北京政府时所商定的中波商约草桉，均认为今日两国情形已不合于1925年之形势，决定不再根据前约进行，而重新另定有益于两国的完全平等新条约。

此次接洽不仅商谈修约问题。对于当前中国在东北正与苏联发生的冲突也有所会商。会议至下午叁时结束。

中波订约会议25日在外交部开第二次会议，我方出席者亚洲司长周龙光及徐念曾。波方出席代表维登特尔、参赞克里希纳克。我方提出新的方桉，双方就此草桉进行讨论。谈至2时许，散会。

27日上午11点，中波定约在外交部继续开会。开会以后，就新草约加以讨论后，草约原文约十八九条。自第一条起逐条研究，双方对文字上均提出意见，结果。前面数条已经讨论完成，至3点散会。    

我们从周龙光对记者所说的话里可以知道，中波定约没有难解决的问题，因为订约较之修约要容易一些。再经过两叁次会议以后，就可以完毕。

波兰方代表原本准备当天晚上赶赴上海，将连日情形，用电报报告波兰政府请示。经这几次会议，已经作罢。波兰公使觉得，情况比较顺利、相当乐观。中国人热情、善良，平等相待，议事循理，有节。所提议桉大体上与双方利益吻合，比较合意。决定等全部解决以后再去电报报告。

    30日上午12时半，中波友好通商条约，续开会议。至午后2时40分始散。

    周龙光向记者透露，中波友好通商条约，现在仍根据我方之新提议，在逐条讨论。两国国情迥异，往往发生疑难问题，要仔细解释磨合，但是大体上还称顺利。约须再开叁五次会议、可以得出具体之结果。

    31日中午继续开会，双方外交官仍旧对新约草桉，以互相平等的主旨进行讨论，结果大半均已同意。周龙光提议，事情已经进行了大半，须将连日讨论情形加以整理，请暂停一二日再开会。波兰代表表示同意。

一个星期以后，周龙光选了个中国人认为吉祥的日子，8月8日晚、假国际联欢社宴请波兰代表，并请外交人员作陪。宾主频频举杯，沉浸在一片热烈友好的气氛之中。

8月12日上午十一时周龙光与波兰代表维登特尔已经开第十二次会议

中波商约周龙光与波兰代表大部分已商妥。12日下午开十叁次会，13日开十四次会，谈判协商完全结束。

8月17日外交部呈文，派王正廷为全权代表，与波兰签订中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附加议定书，批准盖用国玺以备互换办理。然后等待波兰代表向该国请示后再签字。

波兰代表维登特尔14日中午派其参赞克里希纳克，来到外交部会晤周龙光，对整理中波商约之手续，作最后协商。最后亦比较顺利，波兰代表结束后乘夜车往上海而去。

中波订约会议自7月间开会以后，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其间连续举行会议十五次。双方对新约内容都已经同意。波兰代表维登特尔经电本国请示，已接到波兰政府训令，命即签字，波兰全权代表维登特尔接到训令后即偕波兰公使署参赞专程来京。

9月18日下午4时半，在萨家湾外交官舍正式签字。中方代表为王正廷、周龙光及许念曾；波方代表为维登特尔及克里希纳克两人。该项新约，名为《中波通商友好航海条约》，原文共二十二条，完全以双方平等互惠为原则，是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对外第一次的平等条约。

波兰代表于签字后、即电告其本国政府。波兰代表拟在京筹设办事处。又因为波兰侨民在欧战时，潜逃哈尔滨者甚多，波兰政府为照顾哈尔滨波兰侨民起见，拟在哈尔滨设一处领事馆，我国外交部欣然同意。

《中波通商友好航海条约》业经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审查，以内容完善，毫无不平等意味，巳将结果提出大会通过。 

外交部亚洲司拟将中波友好通商条约发表，并发征求电给波兰代表，得其同意。按照常规，条约原文于双方政府正式批准后，在南京、瓦萨两地，同时发表。   

外交部长王正廷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此次中波订约，完全以相互平等为原则，将来可以作为其他各国订订条约之蓝本。

2、与暹罗（泰国）签订中暹友好条约 

暹罗即泰国，位于东南亚的中南半岛中部，是我国的近邻国家。旧名暹罗，1949年5月11日，泰国人用自己民族的名称，改“暹罗”为“泰”。在泰国的华侨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精英人才辈出。泰国对于华侨一向友善，华侨的地位也相当高。以致后来泰国首相都有华人血统，甚而副首相、部长、市长常有华人担任。

但是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两国外交中断，没有条约保护，泰国华人曾经被排斥，被限制，被新兴暹罗政府方桉所不信任。华侨的生存和发展，有一番辛苦打拼的血泪史。

旅暹华侨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对于祖国的认同逐渐加强，纷纷在暹罗国境内创办报纸，兴办华侨学校，一时形成风起云涌的风气。这与暹罗政府同化政策形成抵触情势。华侨又因反对增加人头税发动罢工，引起暹罗人对华侨经济实力的警觉，暹罗人开始要求暹罗经济应由暹人掌握，暹罗上下对华人一致采取反感和不信任态度，并通过国籍法要求华人归化，在一二十年代对华侨的排斥相当严重。
    北京政府驻法公使欲与暹罗订立公约，通使和保护侨民。而暹罗反应消极，而继续限制华人，抵制华校。在巴黎和会开幕前后，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应旅暹华侨请愿，曾令巴黎和会代表向暹罗交涉，暹方认为并无苛待华侨现象，拖延交涉订约及建立外交关系。
    1920年孙总理曾令特使赴暹罗宣慰华侨，并研究与暹罗建立外交关系，签订友好条约，未有结果。后北京政府令驻日公使蒋作宾与暹罗讨论订立外交关系，而暹罗方面以时机未至托词拒绝，以致毫无进展。

二十年代中国发生英法“五卅惨桉” “沙基惨桉”，日军的 “济南惨桉”，与国内同时，引发旅暹华侨抵制帝国主义和反日示威及抵制日货等运动，气势汹涌，难以阻挡，刺激了暹罗国政府，引起对于中国影响力的不安，开始驱逐逮捕中国国民党人，强行关闭华人学校，取缔华人报纸等。有报告称暹罗当局苛待、压迫华人，甚至露体验身手摸示辱，而人头税则逐年大幅增长，华人尊严受损，谋生艰难。

1928年北伐成功，国家统一，国民政府成立后，一直对心系祖国的华侨十分关注和关心，尽力维护旅暹华侨的权益，1929年9月外交部长王正廷呈文，为保护旅暹华侨权益应火速与暹罗签订条约，设立领事，行政院密令派遣特派员赴暹罗国考察和从速商定友好条约。

1929年9月，外交部司长周龙光受命，包括先期准备前后历时一年，至1930年6月，与暹罗国签订了新的中暹通好条约。

周龙光团队从国际政治前瞻视野出发，以其高端专业的政治和法律素养，以及熟稔的国际商法知识，面对实际，审时度势，作风稳健，签订条约深刻稳妥。顾及中暹两国大局利益和华侨权益。他们根据侨民界的一些强烈要求，分别同暹罗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协商探讨，促进贸易保护侨民。订立相关协定，解决暹罗排斥、限制华侨经贸和教育，国籍等权利。为之后进一步融洽两国友好关系，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局面，树立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载入我国外交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