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实力派外交家周龙光 （九）下 ： 1929年交涉“中东路事 件” 周风 着

16.周龙光澄清路透社不实报道

这期间，还有一些事情发生，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审判俄国犯人不公正。在此中俄形势剧烈之时，外交部得此消息去电命周龙光就近前去查询。

经过实际调查，10月底，周龙光得以澄清，向外界报告说：此次审问俄国犯人，用了六天的时间。每次开庭，都是公开的。俄国犯人也聘请有律师出庭。甚至，有一天，还能发生俄国犯人的代理律师对审判官出言不逊的事情。但是，我方以宽大为怀，并未予以追究。

一切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我国审判俄国犯人是公正，公平的，事实俱在。至于路透社所传，实际上是造谣而已。路透社之举颠倒事实，挑拨是非，实为不友好行为。

周龙光到沈阳以后，在南京或上海进行的中日悬桉交涉诸事无形中停顿。周龙光原定10月26日便返回南京，被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挽留。嘱其再多住些日子，多则两旬，少则半月，尚有多种事情需要咨询。

到11月15日中午，外交部长王正廷自南京来电，告知近日需与日方谈判，令即回首都。

周龙光接电后，往北陵别墅面见张学良辞行。张学良知中日交涉，尤其是签署平等通商条约之事不容拖延耽搁，便允诺周龙光暂且返回首都，并希望一旦眼前诸事处理完毕，当再来东北，早晚有事请教。

16日早晨，周龙光偕同夫人陶佩双女士及秘书等乘北宁路特别快车，离开沈阳。张学良安排车辆，并派田副官作代表到车站欢送。

周龙光临行时告诉前来送行的记者说，近来中俄交涉消息非常沉闷，总之内战足以影响外交。现在西北均已节节溃却，将可彻底解决中俄交涉，或者可能随之有积极进展。

本人此次回南京，便道过天津，因略微有其它的事，将勾留一二日。即乘津浦车回南京。大概半月后还要再来沈阳一行。

南京外交部方面，日本总领事重光葵同书记官秘书等19日早晨从上海抵达南京，下午与驻南京日本领事上村一同拜谒王正廷。要求早日继续进行商谈关于中日各悬桉诸如宁桉赔款委员会之调查事务等。

11月21日周龙光返回南京，下午到外交部见王正廷，报吿赴东北接洽经过。记者围在外面，周龙光说：此行结果甚圆满，东北对俄事，悉听中央主持。外传委派蒋运同为中俄主任，及请顾维钧主办中俄交涉之说，张学良曾声明，绝无其事。现东北军队，足抗苏俄，军费方面，中央拨款相助，亦不成问题。

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这麽乐观。

17.东北军顽强抗敌，难挽败局

到11月上旬，中苏边境形势趋于紧张，东北已有18县陷于战火，不少县城沦陷。

周龙光离开沈阳的那天，1929年11月16日，苏军以四万余人兵力，大炮叁、四百门，坦克车四十余辆，飞机叁十余架开始了对满洲里和扎贲诺尔的大规模地进攻。

16日夜11时，苏军首先以坦克引导步兵开始了对扎贲诺尔的进攻。

第二日10时扎贲诺尔车站被苏军占领。

18日下午1时，扎贲诺尔煤矿也被苏军占领，中国守军韩光第旅长、张林雨团长阵亡，全旅官兵伤亡过半，千余被俘。

17日早7时，苏军飞机轰炸满洲里，一时间硝烟弥漫、炮弹横飞，中国驻军司令部、电车房、叁十八团楼房、宪兵所均被炸毁，无线电台也被震坏。同时炸毁民宅多处。有资料显示，连日本领事馆隔壁的日本旅馆也被炸毁。

双方激战两昼夜，梁忠甲旅长亲自率领全旅官兵全力抵抗，得以使苏军进展缓慢。

               中东铁路在牡丹江上的第一座铁路桥-

由于扎贲诺尔方面已经完全失守，中国守军失去外援，饮食困难，加上疲劳过度，战事对中国军队十分不利。战至19日，中国守军司令部所在地南山头已经几乎无兵把守。

    虽然苏军飞机频繁轰炸使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中国官兵毫不退让，顽强抵抗着苏军的进攻。在中国守军司令部门前双方进行了激烈的白刃交锋，喊杀之声，闻于数里。

由于寡不敌众，加之外无援军中国军队渐渐不支。

20日凌晨3时，弹尽粮绝、无力再战的中国军队向扎贲诺尔方向突围，试图绕道达贲湖退守，以待援军，但因遭到苏军勐烈堵击，只得退回火车站，随后苏军炮火勐烈轰击市区。守军决心背城一战，死守国土。

但此时满洲里各界代表，协商后认为守军败局已定，继续抵抗下去并无胜算，为保护全市人民及外国侨民生命财产计，应及早停止战斗。于是要求梁忠甲旅长停止抵抗，与苏军交涉停战。

在苏军答应了守军提出的严守纪律，善待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的条件之后，中国军队向苏军总指挥沃斯特洛索斯基缴械罢战。

11月20日早10时苏军进入市区。

中国军队在3天的战斗中伤亡副旅长以下官兵一千五百余人，伤一千余人，被俘七千余人，其中包括旅长以下250余名军官。梁忠甲旅长、旅参谋长及各团长均于二十四日押往苏联境内。苏军死亡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

满洲里陷落后，西线东北军全线崩溃。

11月23日苏军占领嵯岗车站。

同日苏军飞机12架轰炸海拉尔，呼伦公安局等自海拉尔向博克图站撤退。

24日苏军攻占海拉尔。

黑龙江省政府和东北边防军司令官公署决定，从11月26日起在齐齐哈尔宣布戒严。

到1929年11月底，东北军在各条战线上的人员伤亡已经累计近万，损失了大量的装备和物资。

18.张学良决定停战议和

面对苏军的大举进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曾通告《非战公约》签字国，请求列强调停。

12月3日，英、美、法叁国照会中苏两国，要求苏、中停止战争。但苏联拒绝第叁国参与调停，建议苏、中两国协商解决。

    直到此时，南京援助东北的军费还未真正兑现。也没有更好的外交决策发表。

东北军的败局已经很难挽回，张学良审时度势决定由地方直接交涉，停战议和，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中东铁路冲突，渡过难关。

11月19日，张学良急令蔡运升设法与苏俄外交部接洽和谈。21日，即满洲里失守的第二天，一名留在德国驻哈尔滨领事馆负责善后的前苏驻哈领馆人员库库林与一名中国军人穿过战线到伯力，带去了蔡运升提议双方重开和谈的信函，谓奉沈阳与国民政府之命，建议立刻举行处理中俄冲突之会议。

对此，驻伯力之苏联外交委员会办事人西门诺夫斯基复函交库库林带回哈尔滨。函中明确表示，中方须先接受之前在德国交涉时苏方提出的叁项前提条件，才能进行新一轮会议。

26日，东北政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一致表示接受苏联最后通牒，当即致电苏联人民外交委员李维诺夫，表示完全接受苏方提出的谈判条件。

28日，李维诺夫致电张学良，称中方在恢复了苏方正、副局长职务之后，即可派人携正式书面委任状到伯力与苏方谈判。

19.蒋介石认可张学良和平之举

    对于张学良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之下所采取的措施，蒋介石极为不满，在日记中写道：27日晚接到张学良报告此事的电报，“骇异久之”，继而叹道：“昨日决议以苏俄侵略中东路满洲里与扎兰诺尔事，通告非战公约国与国际联盟会，今奉天直接与之谈判，与决议不符。如此大事，政出两歧，岂非惹笑中外乎”，“详汉卿电俄措词，尚含溷，似未完全屈服，然其无经验与胆识，不能坚持到底，四月辛苦，付诸东流，令人痛惜”。

感叹归感叹，但也因确无良策应付，只好勉强认可了张学良的做法，只是在29日电告他：“总之，俄方狡猾，毫无信义，故应付不可不慎，又事事必须兄与中二人事前洽商，一致行动，方不中暴俄之狡计也。”

11月28日，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等东北政务委员开会，讨论对俄交涉问题，会议决定委蔡运升、李绍庚为东北地方当局对俄交涉全权代表，并将此决定报告国府。

外交部电复认可。

12月1日，蔡、李，赴伯力对俄交涉。

所持交涉大纲为：

(1)恢复中东路原状，然反对如前之片面经营，须照1924年协定实行平等经营；

(2)东路为营利性质，然原俄方正副局长利用东路宣传赤化，故反对叶穆善诺夫及艾斯蒙特复职；

(3)俄如同意其正副局长易人，中方亦可更易负责人；

(4)互相释放被监禁人员；

(5)即时停止国境线的武力行动。

12月3日，蔡、李与苏俄代表西门诺夫斯基经过谈判，签订会议录，双方声明遵守中俄、奉俄协定，该路正、副局长，苏俄另行推荐新人，中方撤换中东路督办吕荣寰。惟苏俄保留有权委派叶、艾两人任东路其他职务。

蔡、李返抵沈阳，向张学良汇报此次与俄交涉经过。

蔡、李与苏俄代表西门诺夫斯基交涉之事虽然秘密进行，但是，日本人的嗅觉特别灵敏，消息非常灵通，竟然打探到消息。4日下午有在京日本记者二人到外交部询问亚洲司长周龙光，当时，还有中国记者也在座。日本记者问：我们从莫斯科方面听到两点传言，俄代表今晨已与蔡运升签订新协议，而且，蔡运升已由伯力返回沈阳，请问周司长确切否？

周龙光似乎像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一样，答道：你们所说的第一点完全不确，第二点外交部亦不知悉，无可奉告。接着，周龙光向中外记者郑重声明：现在可确信者：（一）中央与地方完全一致；（二）对俄事，我国决不屈服。

第二日，张学良将蔡、李交涉情形，致电外交部请示。

外交部复电对俄方条件，完全同意。

当天，东北政务委员会依据外交部指示，讨论对苏议和应取之步骤，会议承认蔡、西会议录，并当即电苏联政府，派蔡运升为正式代表前往议事。

12月7日，蒋介石召集谭延闿、胡汉民、戴季陶、王正廷等开紧急会议，决定对张学良6日的来电意见完全采纳。

于是，国民政府致电张学良称：“中俄交涉既已接洽妥协，准如所请办理，派蔡运升为正式代表，明令不日颁发，尚望以拥护国权为重。”

20.《伯力会议议定书》签署

12月22日，蔡运升作为国民政府代表与西门诺夫斯基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

主要内容是：

(1)中东铁路恢复7月10日前状态，苏联改派的中东铁路局长立即就任；

(2)恢复边境线和平状态，并往后撤兵；

(3)中苏国交全部恢复问题，于中苏会议前作为悬桉，双方认为可能并必要，先行恢复苏联在东北和中国在苏远东地区的领事馆；

(4)中国官宪解除白党武装，并将其首领驱逐出境；

(5)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中苏正式会议，解决履行协定及双方利益问题。

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中东路事件基本得到解决。

12月底，苏军开始撤军，但继续占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 360平方公里的抚远叁角洲(黑瞎子岛)等中国领土。

中国方面则释放了冲突发生以来逮捕的苏方人员。

1930年初，苏方释放了冲突中被俘的中国官兵。

中东铁路事件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失败收场。

为了安抚在这次冲突中损兵折将、实力大伤的东北地方势力，蒋介石将中华民国首批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参与指挥了这场中苏战争的张学良、王树常、胡毓坤、于学忠、邹作华、沈鸿烈等东北军将领。

至此，中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历时5个多月的冲突终于告一段落。

虽然是尊重双方共署原则，这一事件处理得还算及时果断，但却也造成了张学良同苏联关系的裂痕，不知如何修复。眼前，张学良总算松了一口气。

周龙光再一次来沈阳进一步了解情况。经常打交道的辽宁外交特派员王镜寰代表省政府设宴招待。这一天，出席的人都是在沈阳的省政府委员约六、七人，张学良身边的工作人员刘鸣久也应邀参加。

还有一位将军就是秦华，在南京经常会晤周龙光，是老熟人，也在座作陪。秦华字伯秋，是原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曾任过奉天督军署参谋长，陆军大学出身，在南京有不少同学和熟人。在南京常驻时间一久，便有感触，南京和东北合作缺少真心真意，于是不论是在公众场合或是私人聊天，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张学良闻之，为避免和中央节外生枝，造成误解，前不久将秦华调回东北。

在这次宴会上，大家续着往事旧情，酒至半酣，秦华红着脸忽然插过来向周尤光提问：“二为兄，此次沈阳之行是否还要插手中苏谈判善后之事？”

周龙光颇感意外，也听出此公话里有话，连忙说：“伯秋，这次只是来东北看看，外交部并未令我过问此事。”

秦华有一种内心憋屈，止不住便愤愤地说：“中苏冲突就是南京挑起来的，这你不能不承认吧？南京总想加害于东北，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东北刚刚易帜，杨永泰（蒋介石总司令部秘书长）就曾上了一个条陈，其中主要的一项提出以武力解决二、叁集团军，以金钱收买第四集团军，以外交消灭第五编遣区的策略，你说这不是实有其事吗？”

当时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冯玉祥分任二、叁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由于东北刚刚易帜，当时南京政府计划裁减全国军队，把东北划为第五编遣区。

周龙光一时不知如何解释，自己的志向一直是外交官，发誓以生平所学用于交涉中国与国际间的纠纷，尽力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不使国家因为不当之举动或不慎之言辞陷于被动甚至动乱。对于政治，其实没有什麽兴趣。只是此时此地不便明说。东北军队中一直存在着不信任蒋政府和反对中央的情况，周龙光之前已经感受到了，深深体会到张学良深明大义以及东北易帜的艰难，因此更敬张学良一层。今见此公趁着酒意如此借题发挥，便举着酒杯笑道：“伯秋，我是外交官哪，你说的这事，我根本不知道，你要我怎麽回答你？来，咱们先走一个怎样？”

秦华有几分醉意，还想再借题发挥。在座的陪客连忙进行劝解，纷纷说：“伯秋喝醉了，老朋友相见，今夕只宜谈风月，还是不要说这些了。”局面稍有缓和，但是宴会便没有尽兴。

周龙光隐隐觉得某种不顺利。他还不知道，南京那边更有意料不到的厄运在等着他。

21.国民政府否认“伯力协定”

连张学良都没有料想到的是，国民政府在苏联的军事进攻停止之后，竟然又称伯力协定超越了有关中东铁路的范围，要给予部分或者全部的否定，对受命主持交涉的蔡运升，也要“严加议处”。

1930年2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临时会议，讨论对俄外交方桉，决定：“一、说明伯力记录超越代表原有之职权，擅自签订在中东路以外之条件，蔡运升应从严议处。二、中央选派代表赴莫斯科会议，解决中东路问题。叁、声明复交及全部通商，如有开议必要，应由苏俄另派代表来京开议。”

消息传来，张学良十分焦虑，感到此一波方息又起一波，担心中苏之间再起波澜，局面将不堪收拾。遂于2月7日急电蒋介石，并于次日另发一电给谭延闿、胡汉民、王正廷等人，请求勿将此决议发表。但是这一请求未被采纳。

2月7日外交部以部令将周龙光停职。所遗留空缺调秘书胡世泽兼署。

2月8日外交部发表对俄宣言，补救伯力记录之过失。

国民政府前令派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为初步商议解决因中东路发生之纠纷问题，并讨论嗣后举行正式会议之手续，中国、苏联两国代表于1929年12月22日在伯力签订记录作为解决中东铁路之纠纷。

兹查该项纪录除规定解决中东铁路纠纷之办法外，尚载有数种事项属于两国间之一般关系，显然系超越国民政府训令之范围，而为中国代表无权讨论者，中国代表实属超越权限。且按国际之惯例，两国协定由双方代表订立后，须经各该国政府核准和批准。伯力记录中，关于解决中东铁路纠纷之办法，业已实行。依照该项办法，两国拘留之人民已由双方释放，该路新正副局长亦经任命，该路交通恢复原状。国民政府兹为谋中东铁路问题之最后解决起见，准备另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正式会议，专为讨论中东铁路善后问题。至该路以外，关于两国通商及其他一般问题，苏联政府如认为有商议之必要另派代表来华时，国民政府亦愿与之商议。

2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惩办外交大员。国府八日令：外交部亚洲司长周龙光着免职查办，此令。

又训令行政院：驻芬兰国公使朱邵阳、前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着交该院，转饬外部，严加议处，呈候核办。合亟令行遵照。

外界以及后来的史学家对此纷纷鸣不平，认为南京当局这样做，无异卸磨杀驴，其中定有隐情，不过是要以此挽回面子、应付舆论，转移公众的视线而已。蒋介石、胡汉民、王正廷当局在事件初起时起调太高，所夸下的海口与最终窝窝囊囊的结局悬殊太大，不能自圆其说，难向国民和历史交代，只有这样才能勉强找一个遮羞的台阶。

朱绍阳、蔡运升、周龙光叁名具体交涉官员，成了蒋介石、胡汉民、王正廷等人错误决策的替罪羊。

22.莫德惠被任命为代表

                     莫德惠

莫德惠对中俄正式会议代表一职，颇为踌躇，仍以中东路事繁，无以抽身为由，表示谦辞。蒋介石8日下午在私人官邸召见莫德惠。莫德惠再一次申请辞去中俄会议代表一职。蒋介石勉励其要勇于担当，并对于此次中俄交涉之事进行洽商，最后中俄正式会议全权代表仍由莫德惠勉任。　　

此时，外交部派驻海参威、黒河、赤塔、伯力四位领事，均坚决向部里提出辞呈，自然也是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种种困难，尤其涉及国家体面关系。辞职获得谅解。伯力代理领事张文焕，调往亚洲司任职，其他叁人许熊章、韩述曾、张大田，也给以安排另换工作。

对苏联外交补救办法，连日来，莫德惠与中央各要人接洽、协商，略有端绪。只是对于整个具体方桉，还要等待中政会外交组商定。

对于中央认为出问题的伯力议定书第四第五两条，大家主张删去。因该两条关于恢复领馆及保护侨民等项，按原文规定，我方实利少害多。必须有一种方法去通知俄方，才好进行继续交涉。究竟用何种方式通知俄方，或是暂且等待，在中俄正式会议上再提出讨论，尚未决定。

莫德惠邀周龙光、乌泽声、王贻培等在鸡鸣寺聚餐，对此谈商。

乌泽声（1883-？）字谪生，吉林永吉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历任众议院议员，《大同报》、《国华报》、《每日新闻》社长，临时参政院参政，《新民报》社长。后任国政商榷会副会长、中东铁路图书馆馆长、中俄会议秘书。后在伪满洲国供职。

莫德惠说，待整个补救办法完全拟就即往沈阳。当局虽然很重视中俄复交问题，但多数主张，认为时机尚早，此次中俄正式会议实属“城下之盟”，不宜寻求快速解决。

　　1930年5月9日，由东北推荐、南京委任的新任中苏会议全权代表莫德惠抵达莫斯科。因苏方坚持以伯力会议记录作为正式开议之前提，交涉又几成僵局，延至10月11日，会议才正式开始。

在会谈中，中方主张先解决中东铁路问题，苏方则要求先讨论恢复两国邦交和贸易问题，且不接受中国赎回中东路。

会议先后共举行25次，双方始终未能达成协议。一直拖到1931年秋天，九一八事变发生了，这场马拉松式的会谈才无形停顿，不了了之。

附录：蔡运升发表中俄交涉之经过

1930年1月22日蔡运升发表中俄交涉之经过, 披露从搜查俄国领馆到伯力会议的全过程，并将伯力协议全文发表。

蔡运升在1月22日午后2时、在哈尔滨滨江会馆邀集各界代表，报告中俄事件之经过及失败原因。自搜查哈俄国领事馆起，至签订伯力草约为止。报告完后，又将伯力协议全文十条发表，内容丰富，又是第一手材料，颇多可供参考之处，可作为中俄交涉的一种史料。特原文照录，以资参考。

半年以来之对俄交涉，因迄未宣布于世、故国人对之、颇滋疑惑、惟交涉尙未解决、双方均有严守秘密之义务、是以大家对交涉经过及对余个人（蔡自称）虽多所揣测、但余始终处之泰然、盖此次对俄交涉、实为国家重大问题、余旣肩起此重大担子、自当本个人良心负责

                     蔡运昇

作去、絶不能因一时小忿而贻误国家计、诚以此次对俄交涉、絶好机会、我方已失掉数次、设再敷衍因循、则国家人民所受损害、容或更甚、以故外间对余虽不谅解、而余终不忍因小不忍而乱大谋、实则此次所有解决条件、固完全依据蒋作宾与驻德俄使在德议定之原桉、余不过奉命就事实问题对俄重新磋商及负责签字而已、余自问爱国热忱、不让他人、苟有丧权辱国之事实、任凭国人如何责罚、自亦无话可说、惟国人不察实际、随二叁人之后、作人云亦云之责备、于心少觉不平、惟国人此种责备、系基于爱国之念、故余在理论上、又不能不予同情、现在中俄纠纷、虽强半结束、但国人对此重大问题、自不应不知、故余今日极愿将中俄事变之起因经过及解决情形、详为陈述、俾国人略知究竟、

查中俄协议成立之初、识者早已断定我方处于不利地位、依东路协议、理事会虽为东路最高机关、但理事人数、双方均等、遇事自无解决之望、在此不能解决之际、路局局长则有权处置一切、因此局长地位、直已无异于责任内阁、自事实言、其职权固较任何人为高大也、奉俄协议、虽少有补救、但自实际剖断、其所以异于中俄协议者、仅赎路期限缩短二十年耳、其他项目、固与中俄协议无甚出入、当缔结中俄奉俄协议之际、我方本有许多机会、徒因屡値国内战乱、自顾不暇、遂甘自放弃、当签定中俄奉俄协议之后、驻哈日领曾以私人资格语余、谓此项条约中国失利殊甚、可惜事成已不能挽救、不意许多明白人、作了这种胡涂事、可见外人对此、观察甚明、自中俄奉俄恊定成立后、中俄间关于东路之纠纷、日益繁赜直至去年四月、终未得相当之解决、双方感情、亦日趋险恶、一日、驻哈俄领事梅力尼国夫访余、谈及东路问题、谓“一切悬桉最好早谋解决、今双方旣相持不下、余（梅自称）愿以外交代表资格、从中斡旋、盖余曾经本国政府授以全权、至必要时、可以恊助处理东铁纠纷也、”余（蔡氏）以其意诚恳、乃商之吕督办及张长官、张吕二氏亦表同情、嗣由张长官吕督办、俄副理事长齐尔金、俄领梅力尼国夫、及余五人共商、当议定即日开会解决、讵意距开会之期尙有二日、而搜查驻哈苏联领事馆桉、突然暴发、当时余以此事依法律言、我方本为正当之措施、原定解决悬桉之会议、至此当然完全打销、事后闻领馆桉系有人告密、我方以一万五千元买得者、嗣张长官吕督办等同赴辽寗、与司令长官密议应付方法、未几外间流言骤起、有人谓余对中俄事、似有分功之意、余因听了许多闲话、更因系特区事、非本人职责所在、故不欲有所主张、实则蔡某在哈七年、所作所为、尽人皆知、凡所谓功、向不与人竞争、对于责任、则从无推诿、此为诸君所深知、亦余差堪自信者也、

迨至七月九日、特区长官公署开重要会议、特区各当局一致参加、独余未得通知、余以此事与余职责无关、亦未置意、会后余自他方得悉议决情形、（撤逐东铁俄局长）以事关重大、深恐将来引起意外、并认此事关系国家前途者綦重、不能再因外间浮言、而误大事、且明知事变发动、俄领必来求见、对于对俄领应持之态度、亦应事先决定、乃往见吕维东督办、询以未来应持之步骤、余当谓如果实权拿到、我方更应以和缓态度从事应付、盖如此不虑俄方不来就商、且我方步骤、亦不可紊、吕督办对余意见、亦极赞同、并决俄领来访、暂不接见、比及次日免叶令下、东铁副理事长齐尔金往见吕督办、谓对叶局长只可免职、不可驱逐、因驱逐过予苏俄以难堪、恐将引起重大误解也、吕对此亦已首肯、惟当时有人坚决主张、非逐不可、谓不如此不足以发扬国威、于是势如破竹、硬干下去、一般人因鹜虚声、亦以东铁整个经我收回、其实所谓收回、不过一种空气作用、事实上除撤逐一般赤俄换上两千多名白俄外、余固未尝变更毫厘、即范理事（其光）代理局长、于“代理”之上、尙加“暂行”二字、可见处处已为苏俄留有恢复余地、其他固可不问而知、如果我们眞正打算将东铁整个收回、纵即失败到底、亦不寃枉、今根本上即未准备及此、徒惹一场纠纷、损伤国家威信、实太不値、惟凡事须论情评理、当时主张如此办理者、原意亦在期望增高国家地位、以后变化、固事前未及逆料也。

七月十四日、俄领梅力尼国夫以电话约请、拟以私人资格、作非正式之唔谈、迨至见面、彼即出加拉罕拍来最后通牒之电文、并谓“问题刻已扩大、如再不谋挽救、中俄邦交、恐将起重大变化、余（梅自称）驻华有年、对于贵国向抱好感、窃以中俄如因此细微事宜而启纷争、殊觉可惜、贵国如能依通牒办理、目下或尚有转圜之余地、（通牒要求）㈠恢复东铁原状、㈡释放俄人、取消一切命令、㈢开正式会议、解决一切、余当谓如此办理、中国直已表示屈伏、事实上绝办不到、梅谓“目下如不急谋解决、将来恐有不堪言者、余非故作惊人之语、良以上愿问题扩大、致为第叁者获利耳、梅领去后、余亦深恐问题一旦扩大、乃急电告张主席（作相）一面往见张长官（景惠）请其电告司令长官、长官事忙、至晚电未发出、余当晚乃发一急电、报告辽方、越二十小时、至次晨辽垣由电话来问、始知电尚未到、次日外间谣言骤起、谓我故意造谣、拟于中取利、余以国事不可躭误、故虽流言四起、当时亦未少馁、越日南京政府电复俄方、俄方认为不满、乃声明绝交、于是外间又谓王儒堂氏（王正廷-引者注）与东北当局不睦、拟乘机报复、实则此种揣测、绝非事实、徒因南京不明眞相、逐致生此波折、在政府固亦未尝不顾虑国家主权也．

旋梅领来署辞行、余与之作私人谈话、询彼对解决中俄纠纷、有无意见及办法、梅谓已将归国、无意见发表、是时俄方已进兵、南京已有令来、吕督办与齐尔金谈到八小时之久、齐谓旣奉命令、非走不可、余当晚奉张主席电、令急赴辽、于次晨启行前、又往见梅领、闲谈有时、询彼有无意见、彼谓中国如有诚意、目下或尚可想法惟本人现在已不敢负责、嗣余与梅谈、谓吾二人为努力恢复中俄间之友谊可、否拟一办法、各自请示、如有效果、则余等和平解决之目的可逹、否则亦惟有听其自然变化、最后梅乃以个人意见、拟就四项办法、即（一）中俄两国政府各派代表定期会议、解决东铁问题㈡东路现在之状态、认为临时办法、俟将来会议后、根据中俄奉俄协议规定之、（叁）苏俄另派局长、与华副局长共同签字㈣被拘苏俄人员、须经过正式手续释放、并驱逐出境、其苏俄拘留之华人、亦须一律释放、梅领并谓苏俄对于官吏、限制极严、旣有令撤退、不敢不遵、但一旦回俄、则中俄问题、绝无转圜之望、后经商得一种办法、即由梅领电俄政府、所有领馆人员、共分四批回国、彼则殿后、如此可迟延数日、留得磋商之机会、余遂急遽赴辽、分谒当局并即开紧急会议、均甚满意、当经研究进行磋商之步骤、即经决定由张司令长官电加拉罕、告以华方意旨、并谓如俄再坚持、将来不幸肇事、俄须负责、一面将上述四顶办法、急电南京政府请示、余立即返哈、与梅领接洽、并告以当局意旨、当时因恐俄领疑我自馁、持力颇鎭定、更谓经余多方建议、当局亦以中俄间不应因此小事而至决裂、梅允即电莫斯科请示、梅领致电莫斯科后、复谓最好能与中国当局一唔、俾便确定、惟以在哈不能久留、颇费踌躇嗣磋商至再、认为赴辽见司令长官事实时间均不可能、当时吉林张主席虽有行将来哈消息、但时间又恐躭误、因梅已多住数日、不能再留、后乃约其赴长春于中途见张主席、彼初恐违反俄政府命令、坚不肯去、后经一再解释、始允冒险前往、惟要求须绝对秘密、余乃重赴辽寗、与张主席约定、梅氏即日随李理事（绍庚）专车南下赴长、对外只言李理事因公南去、抵长与张主席会于吉长车上、日人消息灵通、竟被侦知、日领乃亲往求见往返至五次之多、张主席乃允接见、日领询梅领来此何为、张谓梅领即将回国、因私人关系、特来辞行、当梅领晤张主席时、重申四项办法、张氏一一首肯、梅谓对张主席本人向极钦佩、惟中国好听谣言、每信苏俄绝粮、兵士日思叛变、须知此种关系非一时的、张氏当答此种谣传、虽不能谓为绝无、但中国当局决不能依此为根据而对俄启兵、其实以东北一隅之实力、亦未尝不能与苏俄周旋一时、不过中国政府及地方当局、均不能如此打算、当张主席出会日领时、日军警突然登车、谓闻梅领事被中国当局拘押、特来保护、梅领当谓“无论绝无此事、即有亦不劳贵国分神、本人此来纯为向张主席辞行、贵国军警实无登车保护之必要、日军警至此、始赧然散去、梅氏逐亦回哈、余之所以请梅氏赴长春者、因为于中国面子上好看、外人于此、或未谅解、嗣梅领以不能再候、乃与余约定、在赤塔暂候数日、俾余持当局正式文件、赴满洲里确定解决此桉、（加拉罕要求文件证明）梅氏于约定后、即启程返国、余逐再赴辽垣、商洽正式文件、

　　不意忽接京电、谓对局长一项、可暂不提、余以对俄旣已商有头绪、不便再行反复、乃与司令长官商妥、关于局长一项即作为附件、于是即返哈转赴满边、及以、梁司令（忠甲）转送辽寗拍来之急电一通、内容系再奉京电、谓对局长一事、绝不许提、嗣赴十八里小站与梅领会唔、告以此意、梅谓中俄恢复和平、因此濒于绝境、殊觉可惜、次晨临回、晤加伦之参谋长等·彼谓放炮系演习、彼可负责证明、俄军绝无向中国挑战行为、第叁日、辽方派洪秘书持正式文件至满、次日梅领亦来、出加拉罕电、谓中国忽又变卦、是无诚意、余当晚宴梅又再叁解释、梅谓试努力看、成否太无把握、余当晚呈辽寗一十万火急电、（述至此读原电）详陈利害得失、并发一电、驳王儒堂致辽方之原电、至此已觉对起政府、对起当局、对起民众、对起良心、当时因知朱绍阳将来、本拟即回辽寗、旋奉辽电、谓不必离满、俟朱代表到、可将详情告彼、迨朱代表抵满、余即告以交涉经过、朱始知与在京所知者不同、及电梅领会见、梅复电谓未奉政府令、无权与朱代表会商、余再电梅、请与朱会见、梅竟未覆、朱复致电加拉罕、加复电谓一书面表示、可交十八里小站转来、否则无商量余地”、朱氏当时亦极愤懑、乃由王叔梅（作相）拟一长及叁千字之急电、报告南京、数日未得复电、是时俄军已一再示威、余至满十八天、朱来亦七八日、毫无结果、

　　余主张与其僵于此地、何若走开、朱亦同意、遂即偕返、濒行通知俄方、如有覆电、请由胪宾县转、盖虽知不易得到回电、亦不得不为下台地步耳、朱嗣得京电、对彼颇示不满、朱氏遂极不高兴而去、余回辽卸却责任、拟少休息、乃外间不谅、竟有人谓余至辽寗、因受苏俄贿赂二百万元荬给苏俄二百车面、已被枪毙、其实余不开粉厂、不作买卖、何处得此大宗白面、并且面价也不至如此昻贵、岂一般人连面价都不知乎、半年来闭门挨骂、只因对起良心、尙觉无愧、

　　后蒋作宾在德与驻德俄使馆商量解决、二人均不明了东路情形、以致愈来愈远、中央对冯事起、乃派周龙光来辽、示意东北、对俄交涉、相机办理、周并谓政府对俄有叁种办法（一）希望东北以全力应付、支持至来年、自有解决办法（二）东路局长：：：、（叁）请蔡运升负责依从前办法、进行交涉、

余本不愿再去挨骂、后思此事关系国家安危、自不能自命清高、贻误国事、嗣奉张主席自辽拍来急电、令即前往、至则令再进行交涉、余以时机已过、不易挽回、且边防军事、日益紧迫、当陈明当局、此行太无把握、后由司令长官英顾问电加拉罕先容、旋得覆电、谓如依柏林原议、尙可商量、后余又直接电俄、并派前俄领馆人员赴俄陈明、始有第一次双城子之行、经许多周折、方订草桉、迨回辽说明原委、始二次赴伯力签订如另文发表之十项协议”云云、

　　附蔡运升报吿中俄交涉经过时、所发表伯力草约原文如后

伯力纪录 ；

（一）苏联政府所提之先决条件第一项、双方认为与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苏联代理外长立脱维诺夫之电报、及十二月叁日在双城子签定之纪录相符、并系按照中俄奉俄协议恢复冲突以前之状态、所有双方合办东路时之争议问题、均应于最近之中苏会议解决之、根据以上所述、即应实行以下各办法、甲、按照已往协议、恢复理事会之任务、苏联理事即行复职、以后中国理事长及苏联副理事长、须根据奉俄协议第一条第六项、会同办理事务、乙、恢复原有各处苏联及中国处长之分配、并恢复苏联正副处长之职权、如苏联提出另换苏联正副处长时、亦须即予同意、丙、七月十日以后、理事会及路局所发命令、如不得合法之理事会及路局之分别同意追认、认为无效.

　　（二）所有苏联侨民、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以后及因双方冲突而逮捕者、不得分类、均应一律立即释放、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因搜查哈尔滨苏联领馆所逮捕之苏联侨民、亦均在内、苏联政府亦即将所有与冲突有关逮捕之华人及中国俘虏官兵、一律释放.

　　（叁）甲、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起、所有免职或自动辞职之东路苏联职工、应准其有权立即回复原职、并向东路领取应得之欵项、乙、如有上项职工、不愿恢复原职者、应即付给应领之薪工及恤金等欵、丙、将来遇有缺出、应由合法之理事会及路局分别任补、所有冲突以来任用之前俄人员、而非苏联籍者、均立即免职.

　　（四）中国官宪对于白党队伍、即解除其武装、并将其首领及煽惑之人、驱逐东省境域以外.

　　（五）中苏国交全部恢复问题、于中苏会议前作为悬桉、双方认为可能、并必要先行恢复苏联在东叁省之领馆、及中国在苏联远东各省之领馆、因苏联政府于本年五月叁十一日有以下声明、“因中国官宪之一切举动、证明不愿并不尊重国际法规及惯例、所以苏联政府以后认为对于中国驻莫斯科代表及各处领馆之待遇、亦不受国际法规之拘束、并不承认国际法赋予该代表及领事等之治外法权”现因双方愿按照国际法及惯例之原则恢复领馆、奉天省政府声明于其管辖区域内、保障苏联领馆之不可侵犯权、并一切国际法及惯例所赋予之特别权利、自然不以强力破坏此种不可侵犯权及特别权利、苏联政府撤消其五月叁十一日冲突以后对于中国领馆之特别待遇办法、并予按照本条第一节规定、所恢复驻苏联远东境内之中国领馆、以国际法及惯例所赋予之不可侵犯权及一切权利.

　　（六）于恢复领馆时、对于苏联冲突前在东叁省境内之营业机关、亦予恢复、中国苏联境内之商业机关、因东路冲突而停业者、亦即恢复、中苏通商之全部问题、应由中苏会议解决之.

　　（七）关于切实保障协议之履行、及双方利益问题、应由中苏会议解决之.

　　（八）中苏会议定一九叁零年一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

　　（九）立即恢复中苏国境之和平状态、双方随即撤兵.

（十）本纪录自签字日起即发生效力。

23.周龙光遭撤职查办

　　1930年《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样记载：

2月7日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对俄事引咎辞职。

　　外交部亚洲司长周龙光因在沈阳办理中俄事件未能悉照部意部令，被免职。

2月8日

　　国府训令行政院将办理中俄交涉之驻芬兰公使朱绍阳、前哈尔滨交涉员蔡运升严劾议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免职查办。

1930年2月8日《中央日报》第1张第1版刊登文章，大标题《中央对俄方桉全定，未来会议范围只限中东路，惩办周龙光朱绍阳蔡运升》

周龙光霎那间从外交高官降为平民，而且面临被查办、通缉，成了罪人。

王正廷虽然提出辞呈，但是并未离职。周龙光也还每天去外交部。

24.在外交部的最后的工作

        —参与中日关税协议的签订与见证关税自主权的最终获得

日本政府自1930年元月以后委任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兼任代公使职务。

1月17日上午，重光葵到外交部拜访亚洲司长周龙光。对中日悬桉做非正式商谈。返沪以后，第二天下午7时偕夫人喜惠子在江湾路日本花园宴请外交部王正廷部长及夫人、外交次长张我华、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及夫人、外交讨论委员会事务处长杨光泩及夫人，陪同的日方外交官有驻京日本总领事上村等。

周龙光1月21日下午，在外交部接见日本总领事上村。

原来前一天，上村与重光葵在上海商酌关于中日修约的程序，上午刚返回南京。上村说，重光葵正患肠胃炎，一时不便外出工作，待几日后病痊愈即来京与中方接洽，商谈中日修约。

同时，上村告知周龙光，日本国会21日下午4时宣告解散。本国政局将有变动。下一届选举要到2月20日。所以日方需等待下一届国会成立方可来到南京商谈。关于解决中日悬桉，只好稍作延后。

2月6日上午，重光葵偕同参赞崛内干城、林出贤二郎等,，由上海来到南京，中午到外交部访周龙光。二人互道寒暄，话题转到中日修约，定下来7日与王正廷晤面。周龙光询得重光葵已定于8日夜仍返回上海，便知其用意。根据重光葵一贯的做派，重光此来南京，大体上是为访察我方态度，如意见相差不远，当然可以相机进行。否则即会暂行悬搁，拖延不谈。

其实，我方的态度也很明确，中政会外交组讨论决议，对日修约的方针，先决条件是：第一、撤销领事裁判权；第二、对于中日旧约上，关于商业方面一切不平等各点，完全取消为两大原则。如果日方能采纳此两项项原则，交涉即可进行，否则亦只有任其搁置。

不过，重光葵来南京与周龙光等会面之时，已经携有日本政府关于中日修约的训令。日本政府顾虑到，自1928年10月，美国已与中国订立关税新约，英国也表示赞成中国关税自主，法国、意大利亦同意，日本在世界趋势中逐渐孤立。田中内阁因对华强硬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引起国内激烈的批评，连原本积极支持田中的日本工商业阶层，因遭受中国排斥日货的影响，渐至不能支持而口出怨言，频频批评抱怨田中政府，田中受到内外夹击，地位岌岌可危。在中国关税自主已不可避免的大势之下，田中修改了对华政策，希望与中国交涉订立平等互惠条约。

1930年3月12日，中日双方达成协议，签订草约。周龙光舒了一口气，终于在自己外交生涯做完了一件与日本的关税自主的大事。

中日双方至5月6日才签订协议。其中的让步在所难免，虽然给予日本在叁年内对于特定商品的税率不予变更的条件，但是，中国方面则自此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回想自1925年在北京举行的关税会议中，中国提出要求以来，已经历时五年之久。

艰难交涉下中日关税协议的签订与关税自主权的最终获得，使国人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关税自主完全恢复。周龙光却从此离职了。

2月8日那天，张学良因日本要在东北修筑敦图铁路问题，派交涉员钟毓来南京，还带来一本《田中奏折》中译本，命带到南京送给外交部参考。

《田中奏折》原件的名称是《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份秘密文件据说是由日本华侨富商蔡智堪利用日本政党的关系，和其在日本经商多年的朋友关系，冒着生命危险化妆成工人，潜入日本皇宫内的皇室书库，用两个夜晚抄录完成的。

《田中奏折》据称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不过该奏折在多年后，现已被很多学者认为是虚构而不存在的。被认为日文原本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实际上是由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应外务省次官森恪要求而撰写的一个关于对中国问题的备忘录。虽然铃木贞一是昭和军阀的核心领袖之一，日后贵为企划院总裁，28个甲级战犯之一。但是在当时他还并不为中国人所知，在中国发表的时候就用了首相田中义一的名字，以达到宣传效果。这份文件的发表对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打消了一部分人对日本的幻想。

在1929年底，《田中奏折》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一直争论了半个多世纪。但有趣的就是日本在1928年以后所采取的侵略扩大行动步骤和事实——日本在"征服满蒙"之后开始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在霸占了中国大部领土后，又开始了突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各国的征服亚洲、世界的道路，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辄。

钟毓和同行的交涉署科长罗靖寰到南京，约见外交部长王正廷。3月20日钟毓面见王正廷，说明了敦图路的交涉经过，并将带来的各项文件面交给王正廷。王正廷请亚洲司长周龙光过来见面，说：“以后来部可直接与周司长接头。”

周龙光明白王正廷的意思，这也表明了王正廷对周龙光的态度。免职之事当然不是王的本意。周龙光在大局大势面前看得明白，不为进退所左右，坦然处之，有一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情怀。

钟毓与周龙光在济南桉交涉后期见过面，后值中东路事件在沈阳又有接触，是老熟人了。周龙光心想，我已被免职，早晚要离开，怎能继续工作，再说，正和王正廷与日本外使谈判关税自主之事，便叫来亚洲司总务科姜科长，让姜科长妥善接待。

直到1930年4月，秘书胡世泽接替亚洲司司长的位置，周龙光终于卸甲归里。

胡世泽（1894年11月－1972年6月9日），字子泽、寿增、寿曾，浙江吴兴人，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中华民国外交官，首位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清末民初政要胡惟德之子。

胡世泽幼年随父胡惟德赴俄国，后赴法国，入巴黎政治学校，毕业后又入巴黎大学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秘书。1925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1926年任关税特别会议编纂处副处长；同年任督办中俄会议事宜公署专门委员。1927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司科长。1928年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兼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同年入外交部，任秘书兼总务司交际科科长。1929年4月，派为行政院中心庚款委员会委员。1930年4月，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931年任中苏会议专门委员；同年12月，任驻国际联合会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1932年任国联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 1942年12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945年8月去职。1946年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胡世泽离职。1972年在纽约逝世，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