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天津事变”

 1. 日本人发动天津暴乱

“天津事变”也叫天津便衣队暴乱，是由日本关东军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通过收买天津的兵痞、地痞和流氓以及欺骗逼迫无知的无业游民，组成武装，不穿军装，没有番号，故习惯上又称之为“便衣队”。在日军的指使、配合下，便衣队在天津发动暴乱。史称“天津事变”，或称“天津便衣队暴乱”。

据史家研究，日本人发动天津便衣队暴乱至少有两个目的。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策动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次日，日军侵占沈阳，进而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

中国政府愤然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控告日本侵略东北的行为。国际舆论也一片谴责，于是“国际联盟”派出的“李顿调查团”来中国进行调查。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顿士（代理印度总督）。

当时，因为11月12日，国联有开会之说。而11月16目,是国联限定日本撤兵期限，眼看即将来到。所以日本急于在11月12日以前，在天津制造骚乱，以便作为东北不撤兵的借口。日本事先误认为东北军一如“九一八”那样，不会抵抗，暴乱一起必自溃退，天津唾手可得，华北局面将会立刻转变。

日本向国联宣称，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紊乱关系，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责任，即不能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和利益。日本为抹黑中国政府形象，以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政局的“溷乱”，于是蓄意制造事端，策动了1931年11月的“天津事变”。

同时日本人又来了个一箭双凋，还想趁机将寓居天津日租界里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裹挟到东北，以成立伪“满洲国”，这是发动天津事变的第二个目的。

溥仪自从1924年11月被冯玉祥驱逐出故宫之后，先居住在北京醇王府，叁个月以后逃到北京东交民巷日本使馆躲避，1925年2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到天津，寓居日租界六年。溥仪在天津期间，收罗旧臣遗老，伺机复辟。

日本关东军为挟持溥仪，特派土肥原贤二于1931年11月初由沈阳潜入天津，密谋策划，发动便衣队暴乱，趁乱挟持溥仪秘密离开天津去东北。                                              

                     溥仪和皇后婉容在天津   

动便衣队暴乱，趁乱挟持溥仪秘密离开天津去东北。

天津原有八国外国租界,其中俄、德、奥、比等国租界已经先后收回，尚存在英、法、意、日等国租界，因受《辛丑条约》束缚，华洋关系仍极复杂。这也给日本便衣队制造暴乱提供便利。

1931年11月8日

这一天上午，张学良接到了日军利用汉奸扰乱天津市的情报，当即和王树常、张学铭等慎重计议，决定采取“全面考虑、妥为处理”的方针，严令天津市公安局负责痛剿，限期肃清。必要时令东北军独立第十五旅协助。

晚上10点半，日本军营海光寺忽然钟声连连。果然如情报所说，埋伏在日租界各路口的便衣队，在日军的督战下，蜂涌般地冲出日租界，向华界攻击目标扑来。

便衣队以日租界中原公司西侧的大同公寓和英蓉街的万国公寓等处为根据地，分赴马场道、草厂蓭、鱼市一带，向华界开枪射击。

日租界同时也在各要道路口有所布置，日本驻军、宪兵一齐出动。租界内日侨组织的义勇军有千余人，也发给枪械，分布要路。

日本宪兵队竟在日本租界内开枪助威，原来他们认为所组织的便衣队，成分复杂，训练仓促，乃乌合之众，如没有日军相助，恐难以作取胜。枪炮之声竟彻夜未息。

日本人没有料到，天津保安队事先已经知道当晚10点左右，李际春、张璧指挥2000多便衣队，在日军督导下，将分叁路向中国市区进       

                 天津事变时的日本驻军

攻。

迫于形势的紧急，各保安大队、各中队、各公安分局、派出所在几个小时之内已经完全进入戒备状态。而那天正是市长张学铭叁弟张学曾举行婚礼的日子，日本人选择这一天是他们发动战争的老伎俩。日本人料定这一天，天津市的军政大员必齐聚婚礼现场，警惕性松懈，各处指挥空虚，日军突然袭击岂不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而公安局局长兼天津市市长张学铭也洞察于此，将计就计，冒险利用婚礼麻痹日本人。让日人以为我指挥官都在婚礼现场推杯送盏，群龙无首，警惕放松。实则暗中布置我保安队官兵严阵以待。

保安队依靠马路上临时搭起的简单工事进行殊死抵抗。激烈战斗一个多小时。靠近指挥部的闸口地段，由于第一大队官兵的顽强抵抗，日军和便衣队久攻不下。

而南市一带告急，保安总队急调预备队增援。不料敌势汹涌，海光寺、广开二马路及南市地区部分防线竟被敌攻破。

便衣队在北宁路线和南市警察署区内先后发动暴乱时,张学良判断，这是继“九一八”之后又一将会有恶劣发展的事件。当夜12时许，张学良用电话对部属指示: “如果日军发动战争，你部在大清与天津两处，要不顾一切牺牲，支持七天，以待全军集结。”同时又做了增兵的部署。

驻守部队迅速拟定对天津市海光寺日兵营及日租界的歼灭战计划，以及阻击来自海上登陆敌人的攻防计划，只是因为后来的形势发展备而未用。

至九日凌晨一时许，便衣队再一次由各路口分批冲击。一批由闸口向北欲夺取公安局，未能得逞。

扰乱南市的便衣队，则包围攻击二区六所，我方警察抵挡不住，被迫退出。日兵竟将该公所占领，并悬挂日旗。

此外，东南城角草厂蓭一带，战事亦相当激烈。

激战至3点半，除了靠近日租界的二区第六警察派出所被日本宪兵一个排占领外，保安队已把日军及便衣队全部击溃。

这一晚，毙伤敌人5O多，其中包括日军曹长宫本和日军士兵2人，俘虏便衣队100多人。

凌晨4点半，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中将见战况对日方不利，深怕保安队乘胜追击到日本租界，便紧急地向中方最高行政当局、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和天津市长张学铭提出口头警告：

中国保安队打击便衣队，流弹伤及日本军士一名，死一名，实已伤

及日本租界侨民生命之安全，限早六时以前，将中国保安队及警察撤叁百米。否则；将采取自由的行动。

为防止事态的扩大，王树常主席和张学铭市长，不得已命令保安队立即停火，不再追击，并从前沿阵地后撤300米。

刚过半小时，11月9日早6点40分，日军及其便衣队公然违反协议，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此次进攻由东西两面进行，东路由便衣队总指挥李际春直接指挥。

首先，日方连开大炮叁十余响。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有的炮弹就

落在公安局附近。在日军多辆铁甲车和炮火的支援下，沿海河西岸由闸

口向北，几百便衣队暴徒和日军跟在装甲车之后冲过来。而防守在闸口的保安队只有两个中队，敌不过日军装甲车的攻击，只好且战且退，

               　　 天津事变保安队抓获的俘虏

寻求转机。保安队军官身先士卒，将士用命。指挥所的全体官兵都进入战斗行列，殊死抵抗，牵制住敌人。

同时，东南角保安二大队部分官兵从东南角和东马路向东阻截，切断了日军和便衣队向海河边的退路。

李际春见状，急忙下令仓促后撤。

第二波便衣队的暴乱又被打垮。

此战拘获便衣队暴徒六十一人。对十名抢烧淫掠为首分子就地正法枪决，解往北平叁十七名。另有被保安队击毙叁名，其余解往第二军军部严加审讯。经军法处审讯查明便衣队内部详情。

原来，土肥原贤二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中将密谋，任命李际春和张璧，为天津便衣队的正、副指挥。并且许诺，在暴乱成功后，李际春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张璧则任命为天津特别市长兼公安局长。

李际春，又名李鹤翔，民国初年任东蒙军骑兵司令，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成了奉系骑兵军长，不久离开军队，蛰居天津。在津期间，李际春得到日本驻屯军的资助，经常在日租界与日本特务等秘密往来。

李际春、张璧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共招募了2000多兵痞、地痞和流氓以及少数无知的工人，组成便衣队，进行武装训练，为天津暴乱做准备。

便衣队指挥部设在日本租界万国公寓2楼28号。

便衣队司令部下设副官、参谋、秘书、军医、军需5大处。司令之下设若干支队，支队之下设几个到十几个分队，分队下设8至12个棚，每个棚设头目1人，士兵10人。

便衣队的武器弹药一应全由日本军方配发，大部分为步枪和手枪。并且每支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甚至还配备坦克、装甲车十几辆，以备作冲锋之用。

日本人派遣专业军事人员到便衣队，在司令部、支队、分队设日本顾问，事无巨细一任日本顾问做主。而司令、支队长、分队长只是遵照日本顾问的指示执行而已。

便衣队平时训练，每人每天发给津贴4角、6角、1元不等。暴乱时，每天提高到1O元至50元。这些钱全由日本人提供。

便衣队平时军事训练大多在日本海光寺军营进行。至后来人员增多，便在日本学校操场和马路上明目张胆地操练。

教官全是日本军官和日本在乡军人(复员军人)。训练科目，从徒手训练，到持枪、投弹、夜战、巷战训练。招募来的下级官佐和士兵训练时间长达3个月，其中大部分是兵痞和散兵游勇，他们本来就有打仗的实际经历，再加训练，具有相当的战斗力。

另外，日本人还把日租界内的6000日侨全部组织起来。其中1000多名在乡军人组成义勇队，协助日军训练便衣队，修筑工事，并预备随时参加攻打中国地区的战斗，成为日军后备军事力量。甚至动员日本妇女成立救护队，对伤员抢救护理。对在天津的　日本侨民家庭，通知储备粮食蔬菜和必备的消费品。

总之，这是一次非常有目的、有预谋、有组织的军事暴乱。这以后，日军及便衣队又多次发动进攻，均被打退。对于这一事件，有些史家说是李际春、张璧是组织者。

但作者樊文稷 王井水所写的《民国名人张璧考略》说：“从近年发

现的史料来看，张璧不但没有参加组织便衣队，而且向中国政府报告了李际春之所为，使政府预先有所戒备。”我们也将原文相关段落抄录于下，供读者参考。

    史料一：事件发生时的11月17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发给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的“电信五五叁号之一，（密）”报告，原文如下：

土肥原“于是说服与当地保安队有联系之张璧，及与一批流氓、青帮有勾结之李际春，以及对于学忠部下颇具影响力之马廷福等，使其收买保安队，组织便衣部队，或收买于学忠部队等，另给五万元活动费；又利用驻屯军内之二、叁名干部，暗中将获自关东军之武器，交付李际春使用。一切准备妥当后，按原计划参加暴动。吾人已有确切消息证明此事。当初本领事馆对上述之阴谋略有所闻，且获谍报判明张璧已被张学铭所收买，乃于七日告知军方，万一有此计划，应尽速收手为宜。军方虽完全否认，其实已决定于八日夜十时发起暴动。结果遭致惨痛之失败。盖因公安局在张璧一派中派有内线，故八日当日特别加强戒备，并且保安队到时亦不按约定策应，仅余李所召集之一批便衣部队参与暴动。”

由此资料可知张璧于事发前已将此事告知了天津市长张学铭，而使天津军警预有戒备。张璧控制的保安队并未参与暴乱，亦未参与组织便衣队。便衣队是由李际春组织领导。

史料二：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天津市长张学铭就此事件联名发给国民政府的密电：

“查事变发生以前，即叠据密报，失意军人李际春等人受日人指使，招集便衣队千余名，在日租界蓬莱街太平里六号设立机关，以李为总指挥，拟于八、九两日在津密谋暴动。”

此件又证实便衣队是李际春组织领导，与张璧无关。

史料叁：政协委员文强的描述：

1933年，“戴笠说：他找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亲笔介绍信，又找到孙殿英的好朋友，河北着名的政客张璧（张玉衡）和洪帮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到天津。请孙殿英在饭店见面。”。

依此看天津事件后，国民政府及军统仍很信任张璧，并未把他视为“外人”。

综上可见，一些史家言说张璧参与组织领导了天津便衣队暴乱，应属讹传和臆断。

2、天津市当局的应对

9日上午11时，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及天津市长张学铭在特一区张市长私宅招待各国驻天津领事谈话。天津又为省会所在之地，中外商行萃集，请各国领事转告侨民放心，王树常向各国领事报告事变经过。表示，我身负河北省主席重任，中国官方有平息镇慑这次暴乱的能力。望安居乐业，协助中国官方，不要轻信谣言。接着，会议讨论如事态扩大，如何进一步保护各国侨民问题。

王树常强调表示：日本租界藏匿暴徒，中国官方无法肃清，今后如有危害侨民生命财产之事发生，应由日方负责，与中国无干。

                          王树常

各国领事纷纷说：昨晚及今日，已有流弹飞入各国租界，希望中国官方仍须竭力，避免发生正式冲突等等。

9日下午3时，英、美、法、意各国驻津陆军司令，同往日租界访晤日本天津驻军司令官香椎。各国驻军司令均一致希望日本军事当局要绝对遵守条约，免启衅端，勿妨天津治安。

香椎当时表示：绝对维持治安，日本守备军队决不侵入中国界内。（能不能相信？）

　　天津市长张学铭，因便衣队扰乱及日军向中国地界开炮事，9日向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提出抗议：

照会全文如下：

为照会事：顷接公安局呈称本月八日晚十时叁十分，约有便衣队两千余人，由日本租界迸攻中国地之各警察署所。所有临日本租界一带，同时均发现便衣队。至九日晨五时，便衣队稍形退却，日军忽在闸口停放铁甲车两辆，向我方示威。六时有大炮自日本租界方面，向公安局、电话局射击，弹落公安局前面。并据捕获之便衣队供称，系由日本人送至华界开始活动等情。查是项便衣队之组织，系在日本租界,本市长早有所闻，叠经派员面商贵领事馆设法拘捕引渡，不幸迄未发生效力，于昨晚竟致发生事故，是此种扰乱天津治安之行为，系由贵租界当局放任所致，本市长深为遗憾！将来或因此而损及各国外侨生命财产，以及敝国方面因此事件所受之损失，贵国租界当局应负相当之责任。

兹特提出抗议，务希贵领事对于该乱徒等在日租界之阴谋，严加取缔，并予引渡。

再今晨六时，奉河北省王主席电称：准日本司令官要求，将原驻在中国地之警察后退叁百米突等因。查中国警察本为维持地方治安而设，则在华界执行任务，不论任何方面，均无要求向后撤退之权。惟本市长为顾全睦谊及避免误会起见，特令后退叁百米突。但贵国切勿因此而有所前进，最好亦后退相当米突，以昭公允，是所至盼!

上列各节，相应照请贵总领事查照并见复为荷。

同时，北平张学良副总司令，也于9日通电全国，报告津变。（为不重复事变内容，原文暂略。）

驻天津的日本守备司令香椎，9日晨亦发出下列声明：

此次天津华界突然发生叛变，其扰乱之性质如何，现虽尚未明悉。但因日租界与华界肇事地点，甚为密迩。日本之权利与日人生命财产，将因此而受危险，势属可能。故日本军队业已采取种种方法，以保护日本权利之安全。

目下之暴动，系属中国内争，日军无庸干预中国之内部问题。为此声明，日军对中国军民之任何方面，严守中立态度，凡不企图损伤日本国家军队之尊严与危及日人之生命财产者，日本皆当力予保卫。

此次天津附近之骚乱,不特外侨之不幸，亦中国人民之不幸也。余深望治安早日恢复，使中外人民同享和平快乐之生活。

看到此声明，王树常感慨地说: “日本在东北，是强盗行为。在天津,则是贼窃手段。一面是抢抢夺夺,一面是偷偷摸摸。”

时态严重，王树常下令成立天津市戒严司令部，任命天津市长兼公

　安局长张学铭为戒严司令；任命天津市保安总队长王一民为戒严副司令；任命天津市特别二区公安分局长董芝芳为戒严司令部参谋长。司令部办公各处室、由市公安局各处室兼，不再另设。司令部负责战时全市戒严，对来往行人、车辆、船只进行严密检查，以防日军和便衣队进行破坏。

热闹的商埠天津立刻进入军事化管制。

11月10日

破晓天亮前，便衣队又从日租界及海光寺等处，向中国地带冲出。一区六所及南开中学一带，接战最烈。大炮声和密集的枪弹声，交相大作。南开及南市一带，顿呈一片黑暗世界。日军坦克两辆，竟然全副武装往来河沿，往返梭巡示威，更使天津市民陷于恐怖情景之中。

10日凌晨，我保安队冒险在作战区域搜索匪徒。于7时左右，在南开、南门胜材村一带附近俘获便衣队二十多人，并搜得灰军衣和旗帜多件，同时获得一批步枪和一些子弹。

侦察员报告炮台庄、万德庄冰窖内藏有大批武器，由日人保护。我保安队警员正拟前往搜索时，日军竟由海光寺兵营内开枪迎头射击，阻止前进。

二区六所已被日本宪兵无理占领，并且悬挂日旗，不仅违背约章，实质上是公然侵犯我国之主权。于是张市长就此事再一次向日领提出抗议，其照会全文如下:

为照会事：顷据报告，便衣队自经剿缉后，业已逐渐消灭，惟二区六所公署，仍被日本宪兵占领，未知用意何在?请迅与日领交涉退出等情。

查二区六所公署，系中华民国正式行政机关之一，现竟被贵国宪兵盘踞，实为违背约章，侵犯主权，不得不提出严重抗议。务希转知该宪兵等迅行退出，以维我国主权。

同时，张学铭派科长沈迪家前往交涉，以便使中国警察恢复原有防卫。

10日下午1时，我方又在一区四所界内洋货街12号同和成染坊后院，发现日军山炮榴弹一枚，这是昨天早晨5时所炸落的炮弹之一，弹上铸有“大正十五年制”字样。在所捕获的便衣队身上，所搜查到的手榴弹，亦有相同字样。

到2时半，日舰一艘驶进塘沽，并且肆无忌惮地发炮四响之后，停泊在“日本码头”。

叁个小时以后，5时40分，又一艘日舰开进塘沽，舰上载有日兵六、七十名。日兵下船，随即登上早已等候迎接的汽车开入日租界。

此时，海光寺方面亦有异动，便衣队有四、五百人集合。

果然，7时10分，叁不管一带，便衣队又突发行动，连发排枪，于是激战再次爆发。

继而海光寺、西广开、西门里、西关大街、西马路、宁家大桥等多处，均发生便衣队袭击，枪声、炸弹声嘈杂轰鸣，时作时止。至半夜12点，枪声越发稠密。

西营门、五马路西口、南开洋灰桥及怀庆里一带，便衣队疯狂嚎叫冲锋，可是都被我英勇沉着的保安警察一一击退。

叁天来，整个天津硝烟弥漫，街市空无人迹，笼罩在恐怖可怕的空气之中。好端端一座繁华闹市，霎时成为一座死城。住户闭门，商店关张，交通断绝。

可怜普通劳动人民，家无隔夜之粮，一边处在惊慌恐惧之中，谨防灾祸从天而降，一边饥寒交迫难以忍耐，苦不堪言。

戒严司令部遂宣布华界自10日上午10时至下午1时止,准许行人往来，购买生活食物。在此时间内，并准许粮店及莱市开门营业。

一些有钱阔老和中上资本家商人以及殷实之富户，深恐大祸来临，于是纷纷收拾细软，以及家中可以携带的值钱物品，趁开放叁小时之机，争相前往英、法租界迁移，车拉肩扛，拥挤不堪。道路为行人所塞，几乎水泄不通。

南开学校及中西女学两校学生，在这叁天的激战中均处于炮火之下。家长惴惴不安，翘首悬望，两校当局，焦急万分，纷纷电请王树常主席设法保护学生安全，早日离开危险地带。王树常即命张学铭立即派专人

办理。

                 天津事变中逃难的市民

天津中外绅商更加恐慌 不已，皆感到日本人主使的便衣队一时不能停止暴动，而此时日本军舰累累自塘沽开来，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状。于是趁银行公会开会之时，拟定建议：应将中日交界之叁百米内，划为缓冲地带，并由英、美、法、意派兵驻守，使便衣队与日方隔绝，失其凭藉，以便早日解决；同时致电我国出席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津变经过，请国联主持公道。

日本总领事桑岛及副总领事后藤得悉中外商民对日本如此之反感，恐事态不可控制，于日本不利，遂亦改变计划，军事之外，展开外交迷惑。

11月11日凌晨1点50分，南开一带，便衣队主力部队向我方发动围攻，南关下头亦发现大批匪徒持枪袭扰。

于是我方急调后方保安队集中玉皇阁，以便增援。

3时10分，南关下头美以美会附近，日本铁甲车一辆，轰轰然向我方冲击，反复四次，均被我保安警察击退。

南市一带，激战尤酣，暴徒炮弹连发，一弹正落一区六所。

4时30分，在徐胡圈附近，发现便衣队多人蜂拥向马场方面移动，意欲占据北洋火柴公司作根据地。

              天津事变日军在阵地射击

同时，在美以美会东边，发生了大火，火势熊熊，情势愈加复杂。

保安队发现，日军在夜战中，已开始用迫击炮和机关枪向我方射击，敌人的战斗力在逐渐增强。

及至天明时分，便衣队又纷纷向日租界溃退，为日人所包庇。

中外绅商根据昨天在银行公会开会决议，拟公请地方当局函约英、美、法、意四国驻军司令，至中日交界处我方退出之叁百米缓冲地带内巡察，藉防事态扩大。一面致电南京各国驻华公使，请令各该国驻津领事派各国军队，在中日交界处叁百米内驻扎，暂作缓冲。

日本驻津总领事桑岛、副领事后藤，于早晨8时赴张市长公馆，表示愿与我方商谈解决办法。王树常也在张宅共同接见。

但是双方意见分歧甚大，都认为对方无诚意，讨论终无结果。

只是决定了在中日交界处双方均不得开枪。如再发现有便衣队，中国保警应该给以射击，不准挨进华界。

但到了晚间，日本又开始特别戒备行动，在南市建物大街有机枪四挺、山炮一门、小炮两门；南市治安大街口，有机枪两架；中原公司有机枪两架，富岛街火柴公司附近，日本警备队加设了机关枪两架、炮两门，花园街花园内的炮台,加设山炮两尊、机枪四挺。日方这完全是野外战场作战的武力配备。

更有甚者，有情报说，日本借口增强日租界防御，将派30架飞机和1万日兵来津。若此情报属实，暴乱将升为一场战争。天津和华北的局势必将失控。

3.周龙光临危受命来津  

北平，副总司令行营，在这危急时刻，张学良此时想，王树常和张学铭都是军人，刚有余而柔不足，与日本人周旋难免失之偏颇，总想一战解决，反中了日本人的奸计。如欲和平解决，必须一位能站在从国家整体利益高度考虑问题，处事稳妥，又对日本交涉有丰富经验的外交专家去和日本人周旋。立刻想起人称“日本通”的周龙光来，这位前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中日问题交涉专家，前次因东北“中东路事件”遭不公正地免职，现正在北京市政府任参事。如今风云变幻，暗流涌动，如何能摸清对方，最大限度干净利落地了结，必得周龙光参与。急忙叫秘书长王树翰请周龙光先生过来。

王树翰通知周龙光：“二为兄，天津有事，总司令要见你。”

周龙光早已在报纸的号外上得知天津骤变，几天来与消息灵通人士以及日本上层朋友打探内情，考虑应对办法，得此通知立刻赶到顺承王府谒见张学良。

张学良说“庭五(王树常字,)事忙，老二(指张学铭)年青，你到天津去帮忙吧！天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现在天津正被日本人闹得乱糟糟的，我方戒严令尚未解除。就是在靠近日租界叁百米地界真空地带发生了纠纷。便衣队扰乱之后，天津市政府恐其再来，自然戒备森严。但是，每到夜晚便有枪声在真空地带边缘发生，居民惶惶危惧。日本人想挑事端，不可让其得逞。

你去天津，老二会和你详细交代。有事随时和我联系。”

11月12日

天津自凌晨1时25分起，又有便衣队在多处发动进攻，均被保安队击退，敌反复袭扰，均不能得逞。

11时5分，美驻津参赞武官二人，请准王主席，由张市长派员招待，陪同视察阵地。

下午1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偕同日本驻屯军参谋陆军步兵少佐叁浦忠次郎，到张市长公馆讨论解决办法。

日方提出建议：双方会同搜查叁百米地带，以肃清便衣队，免在此处盘据生事。

当时，王树常主张接受此项提桉。双方议定细则，决定执行。

周龙光从北平到了天津站，市长的专座早已等候，秘书将周龙光直接送到特别一区张学铭市长的家。

                  　　张学铭 

张学铬此时年方二十五、六岁，为人浑厚朴实，给周龙光留下深刻的印象。想到此次便衣队暴乱，他如此年轻居然能督率保安队一夜之间将便衣队打垮，未使其酿成巨变，周龙光内心颇为惊异。

  张学铭也曾在日本留学，对周龙光很恭敬，一直以前辈相称，宾主极为融洽。

周龙光刚一坐定，便向张学铭详细询问骚乱情况，张学铭将此次便衣队暴乱以来前后过程和我保安队抗击的情况一一陈述。最后说，“对付这种局面，已商妥解决办法，明天双方各派人员到现场调查，察看是否有匪徒藏匿在叁百米地带内放枪，弄清真相即可无纠纷。”

不料，周龙光睡梦中便听到枪声。枪声凄厉密集，周龙光心想不解决此事，天津市民断无宁静之日。

此时已是翌日，11月13日凌晨1时左右。

闸口一带便衣队又来进攻，攻势甚烈，枪弹之中并杂有迫击炮，经我方保安队勐烈抵抗反攻，仓皇溃退。

而此时，日本军舰天潮丸由大连驶来，舰上运来千余箱军火，停泊在塘沽码头。因我方检查甚紧，未敢轻易运送上岸。

周龙光昨日和张学铭交谈以后，原以为今日双方调查以后，查清藏匿之便衣队，此事即可平息。没有想到，正在用早餐之时，派往调查之人忽然赶来报告说：日方不许可我们调查。现在双方僵持着，特来请示。

周龙光甚为奇怪，就问张学铭，双方调查之议，是怎样决定的?

张学铭也颇不解，说调查一事是日方提出、我方赞同的，而且双方派员昨晚开会商谈议妥，今日实行的。

周龙光想既是对方提议，为何又不让我方调查，此中一定别有情节，不可耽误时机，必须向日方高级人员直接了解。

于是，周龙光用电话向日本总领事桑岛诘问。

桑岛辩解说：“周先生，不是我方阻碍，而是你方人员到此看了一下，立刻就走了。我已派副领事到你方询问，究竟是否要进行调查。如说我方人员阻碍，请即指出此人，我方必然处理。”

周龙光想此事很可能是开会人与调查人不一致造成的，于是建议：今晚再开一次会，吸收双方被派往调查的人员参加，则议决之人即执行之人，而议诀之事即容易执行，而不致再发生误会。

王树常一听，觉得甚为合理，欣然允诺，并表示：“即请周先生主持此事罢！”

于是当晚由周龙光主持了由中日双方派代表参加的会议，重新决议如何调查的细节，再往调查。

4、周龙光冒险现场调查

11月14日经过中日双方几度磋商之叁百米地带搜查问题，于14日上午9时开始着手解决。

搜查队共分两组：一组由闸口沿东南城角，至南马路。负责人是董芝芳、沈迪家。

另一组向炮台庄、万德庄、徐胡圈一带搜查。负责人是宁向南、解如川。

两组与日方代表在集合点聚齐即行开始搜查。

中国方面，由公安局派警察保安队九十余名，协同搜索。

决定在搜查时，双方交界对抗军警，各后退五十米。搜查完毕，再恢复原状。

周龙光也随同搜查组前往叁百米真空区。

周龙光的这个举动，颇得双方好感。大家都知道周龙光是北平派来帮助交涉的参事，不过是一个客卿地位，并无一定职责，而今为了平息纠纷不惜冒险亲往，现场如果发现匪徒，便会发生开枪格斗，或者有隐藏的匪徒在暗中开冷枪, 这都可能随时有生命危险，故而都很感动。

搜查组一行人到叁百米地带搜查了一周，并未见有人影踪迹，仅在南市发现十来个行迹可疑之人。

周龙光以为如此清楚，日人岂能再凭空纠缠，纠纷自可解决，不致再发生枝节。

调查尚未完毕，忽然有故人魏宗翰来见周龙光。这魏宗翰是北京政府时期军学司司长，段祺瑞执政的下属。段祺瑞1926年因叁一八惨桉而辞去所有职务，下野赋闲，现在日租界居住。因为段氏为官清廉，天津未有房产，隐居天津之初还是住的魏宗翰在日租界的房子。魏宗翰敬佩段氏，平时不离左右奉陪。现在段祺瑞派魏宗翰前来见周龙光，约周到段府一叙。主要是想询问当前情形。周龙光与段祺瑞都是安徽皖中地区人，周龙光的家乡离段祺瑞的家乡不过百里之遥，乡音相近。在关税会议之前便都熟识，年龄比段祺瑞小二十岁的周龙光当年是段府常客。

段宅近在咫尺，周龙光遂即同魏宗翰一道前往段宅稍坐，告以真相，令其安心。

当周龙光从段宅出来折回调查人员集合场所时，忽有一日本兵愤愤地向他说：“要打我们就打！”

周龙光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麽，也不理睬那个日本兵，急忙向市府秘书沈迪家询问原委。沈秘书告诉，他与日本参谋二人在搜查到电话局内小红桥处，忽从一家在门口设有铁丝网的小店铺里走出一个持枪的保安队员，故而形势突变，日本人当即用照相机快镜将此景拍摄，并说：“此处设有防御工事，你们故意留下保安队，每晚开枪，真相已明，还要调查什麽？你方为无诚意办理，我们只好另寻对策。”此事正好成为日方进行挑衅的口实，每晚枪声的小纠纷有可能转变为一场失控的大灾难。

检查遂临时中止。而原定当天还要搜查中间南市一段，现在也随之不再进行。

至此，行将和平解决之天津事变，无端又罩上一层阴影。

5.智定日本驻军司令香椎

张学铭当即电告副总司令张学良此间一切详情及目前所成僵局。

此事发生后，大家都在担心日军会重新采取军事行动。当天晚上，周龙光想测试日军部动向，便向桑岛总领事询问。 

周龙光说: “今晨之事，实出于意外，但终须设法了结。难道真的没法打开僵局，而必须又要打仗吗?”

桑岛说: “现在士兵情绪激昂，司令官似亦处于难境。我的意见，如果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和大津市长张学铭能亲到司令官处解释一下，或可稍平军人激愤，再徐图转圜之策。不过，军方是何态度，我亦不知。”

周龙光即将此话转告张学铭，张学铭当即由长途电话到北平，向其兄请示。张学良在电话中说：“那有什麽，您可去一次。”

张学铭遂即答应前往。周龙光心中有了底，再次找总领事桑岛说：“你的话，我觉得可以向我方当局建议，不过王主席在平未归，似乎只能有市长一人前往。”

桑岛说：“张市长光临甚好。我即向军部转达。”

在此同时，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

敬启者:

十一月八日在天津贵国行政管下发生暴动之际，由贵国当局遣往该地日本驻军附近之贵国军队及保安队，滥向日本驻军及日本租界开火，以致驻军两名及妇女一名遇害及其他之负伤人员。贵国政府根据明治叁十五年七月关于归还天津之日清换文 (引用者按，指1902年7月12日“各国交还天津的照会” ) ，为避免贵国兵与外国兵之冲突，曾有禁止贵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外国军队驻地二十华里以内接近或驻扎之约定。故当贵国方面派驻军警于日军驻地附近时，天津日本总领事即曾再叁提请注意，惟迄今仍无撤退之意，显系违反上述之换文，并使军警滥行开火，以致引起伤亡者，实贵国政府所应负担之重大责任。

本公使基于本国政府之训令,要求贵国政府迅将贵国军队撤离上述换文所规定之距离内，并致声明如不迅速撤退时，我方为维护上述换文中之权利及保护日本租界及帝国臣民之生命财产，而采取必要之手段时，其结果均应由贵国方面负责。

而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也于当日晚间开会讨论，议决结果：以目下维持天津市治安者，只有保安队及警察，万一全市发生危险时，中国政府本有派遣军队保护中外人民生命财产之义务。而天津事变之便衣队，多自日租界出发，日当局应负责任甚大。请由本政府命天津日租界当局，严厉取缔，日本政府应负完全责任。

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致函河北省政府，请我方照辛丑条约，将军队调出天津二十里以外。

王树常召开会议研究后，答复叁点:

(一)此次应付便衣队保持津市之治安，全系警察。

(二)如系正式中国军队调开，自不成问题，但全系非正式之保安队。

(叁)河北省政府对天津中外商民之生命财产,负有保护责任。此点应请日方注意,并加体察。

11月15日

桑岛联系周龙光，告之，之前所谈之事已安排妥当，傍晚5时司令官在海光寺司令部会见市长。不料，此时张学铭突然高血压病和哮喘病发作，不能前去。

               天津日驻军司令香椎浩平

日本驻津陆军司令香椎邀请王树常下午5时半赴宴。宴会席间会谈叁百米地带撤除对立军事设施之事。

4时半，由日本领事桑岛及后藤两人，前来催请并陪往海光寺日本兵营。香椎感到面子很大，盛情招待，周到备至。

宴会后，双方又继续关于叁百米缓冲地带，恢复到本月8日以前之原状问题，讨论甚久。

最后双方意见甚为接近，而且已商定具体大纲数项：关于14日在交界叁百米内所见华警之解释，及撤除防御工事之初步办法。

其它细节约定16日续商。

以上会见记录是根据王树常秘书遵照王的指示所作的实录，（应该是王树常本人认可的，）以及周龙光的回忆汇合而成。

这一会见，还有不同角度的另一版本，我们也找到，列在下面。这是姚东藩在回忆里的转述，细节可供读者参考。

15日,日本领事馆要求河北省或天津市当局前往日本军部,与香椎浩平司令官会商津市治安问题。张学良表示同意,并指定张代市长前往,遂与日领约定该日午后5时由日领事田尻（引用者以为，此处可能有误，应为桑岛）、后藤二人陪同。届时张代市长突患高血压和喘息病,不能履行约定,王树常主席即偕天津市公安局所属特一区主任宁向南及第二军部中校副官尚其英同行。宁为翻译,与日领同坐一部汽车,经英、法租界到日租界时,日领下车向哨兵说明来意,乃直抵海光寺。

香椎见王时态度极其傲慢,多端责难，一口咬定中国军队向日本兵营射击。‘正说话间，枪声很密，香椎说: “你听听,这不是你们的军队又野蛮地射击了吗?这种敌对行为是违反条约的。”

王树常说:“这是在贵兵营附近发射的枪声。”香椎极不高兴地说: “要不是夜间，一定叫你看看你们的军队炮毁我的兵营建筑物。”他又以极轻蔑的语气说: “你是管不了你们军队的。”香椎不时离开会议室，致令王、宁诸人坐候很长时间。看情形田尻（桑岛）、后藤二人也有些焦急。最后由他们用恳求语意，向香椎说: “未决问题可否定期再谈? ”香椎又走出多时，回来后才对王略致歉意。

王、宁、尚叁人和日领事一起离开日军兵营，回到张学铭宅。这次会谈内容是：接受日本要求，消除敌对行为，拆除已退到距日租界叁百米以外的防御工事，并在这区域内恢复平日警察岗哨。敌营无好会,王、宁每谈及这次军前会见，都感到是耻辱。

另外，《申报》1931年11月17日也有细节报道；十五晚王树常到日兵营与香椎会谈时，日兵全武装环绕，自五时谈至七时半，无结果。日兵在海光寺放机关枪，一面向我保安队挑衅，一面威胁王主席。王谈笑自若，并令随员严电保安队不许还枪。王十五晚九时离日兵营时、日兵以机关枪迫王照像、以留耻辱中国之纪念，王严辞拒绝。

十六日日文报载称，昨夕枪声大作王树常毫无惊惧之色。一般人对王颇多赞许，认为昨夕为天津事变大团圆。

因为会谈时，记者并不能在现场，所叙状况供读者参考。

王树常从日兵营归来后，以为今日双方会谈意见甚为接近，晚上当不致再有枪声了。岂料夜11时48分，南门外南关大街美以美会附近一区六所辖地内，忽又发现大批便衣队，向该区防线攻击。

王树常急电香椎，询问究竟，香椎竟推诿称：我亦不知。

王树常因中日双方均在该处设有阵地，则流弹难免落入叁百米范围以内，当严请日方，并告知，中方不能不做正当之防卫。

日本人除用大炮轰鸣以外，并且用探照灯向河北一带来回摇晃窥探，华界市民惊恐万状。同时，日兵仍然忙于搬运土袋，增厚其防御工事。中原公司、老九章、大纶、熙来饭店、叁井洋行等高楼，除架设大炮之外，又在墙壁上挖掘炮眼，让人触目惊心。市民不知日本人此举是何用意，惊恐大战在即，毫无安全之感。

南市警察署的各分所相继陷入敌手，保安队防守区域随之逐渐扩大，兵力薄弱，难以应付，影响士气。

张学良应公安局之请求，令将东北军之王永盛旅康景谦团开进市内，以作支援。为避免日军找借口，王树常令康团拨出一营兵力，改换警察服装，越金钢桥参加巷战，和保安队一起集中兵力迎头痛击。此生力军一到，势如破竹，匪徒遗弃尸体甚多，大败溃逃。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15日召见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同时强调：

“中国政府正在备文抗议间，适接贵公使本月十二日来照，要求中国军警撤退于光绪二十八年关于交还天津换文所定之距离以外。查天津日本驻军附近，并无中国军队，而所有警察及保安队，本不在该项换文范围之内。关于此节，中国政府以为遇有事态紧迫，非警察保安队力量所能弹压时,中国政府为保护中外人民之安全起见，或有调遣军队之必要，亦不能与上述换文之精神不符。惟此次事变，中国政府为实行维持地方治安及保护中外人民之责任，仅命令警察及保安队竭力抵御暴徒。数日以来，地方秩序幸得赖以维持，为各国侨民所共见共闻。此项警察及保安队，当继续实行上述之责任，执行其应有之职务。一面应请贵国政府，迅令天津日本租界当局，制止一切暴徒，如不幸再有上述情事发生，日本政府仍应完全负其责任。即请查照，须至照会者。”

北平，副总司令行营，张学良得知张学铭因病未能践约赴日兵营与香椎司令官会晤之后，于次日早晨即派秘书长王树翰来津，代张学铭市长去日本军部解释一下。其实，解释本身并不重要，只是给足了日驻军司令官香椎面子。

周龙光陪同王树翰前往日军营，除了联系接洽，亦充当翻译。日本领事桑岛也陪同在侧殷勤接待。

香椎十分高兴，盛宴款待。这件公桉即告一结束。

谈判继续进行，天津戒严司令部委派董芝芳、宁向南、沈迪家赴英租界日领事馆，日方派副领事后藤及驻军参谋长叁浦与官佐上野叁人为代表，磋商关于叁百米缓冲地及恢复本月8日以前津市原状各问题。经长时间之磋商，将关于撤除中日交界直接相对之防御工事问题及各项办法解决。

事变的善后事宜，亦进行相应对策，决定成立“天津事变对外研究委员会”等叁个委员会。

其委员人选,多为本市各界知名之人士。周龙光名列其中。

我们特抄录名单于下

天津事变对外研究委员会

主席：张学铭

代理主席：张国忱

委员：邹尚友、周龙光、黄寿法、全绍清、

宁向南、李法权、沈迪家、何玉芳、

王问山、吴瓯、黄冠南、韩麟生

地方事务研究委员会

主席：张学铭

代理主席：严智恰

委员：王晓岩、吴瓯、邓澄波、

陈筏庄、刘焕文、陶景潜

军事事务研究委员会

主席：张学铭

代理主席：刘家鸯

委员：董芝芳、王一民、卢箓、

颜景鲁、刘梦檀、李润轩

11月18日，从上午8时起，将各应撤除之防线完全拆除，并当即派警员设岗。至下午3时已完全撤尽。军事防线既撤除，均由各地区所安派警察恢复值勤岗位。

于是中日双方之联络员分两组，按不同方向分头视察。并无异议。

至此，天津事变势态稍觉平缓。

周龙光便详细地将过程向张学良报告。

11月2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驳复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照会，全文如下:

关于天津事变，接准外第七四号来照，业已阅悉。查来照所开各节，均非当时事实，兹再逐项说明，请贵公使转达日本政府，予以严重之注意。

(一)来照称暴徒系由日本租界外，向中国管辖境内进攻，此点天津市长张学铭，已对日本总领事确承认等语。查暴徒确由日本租界向中国管辖境内进攻，叠经天津中国当局向日本总领切实声明。按诸所获暴徒供词，亦均谓策动系在日本租界,且日租界在津埠之南，此次暴徒袭击该埠，仅在南市与日租界毗连一带，其他各处并未发现，更足证明。至张市长曾承认暴徒由日本租界外向中国管辖境内攻击一节，绝无此事。

(二)当时中国军警向日本军队及日本租界开枪，死日本军人二名，日本妇人一名。又天津日本驻屯军二十华里以内，华军不得屯驻，中日已有换文等语。查暴徒由日租界方面前来攻击，我方负保护地方之责任，为自卫计，不得不还击，至日方死伤，因无论是否属实，即有其事，究为何方流弹所伤，亦属毫无确证。况中国人民及警察之被日租界方面发来之野炮及枪弹击毙者甚多，日本军队与租界当局应负绝对之责任。至关于交还天津之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中日换文一节，中国政府之看法已详见本月十五日致贵使照会，兹不赘述。

(叁)关于炮弹约叁十发，自日本租界打入中国管辖境内一节，来照称，“系由中国军宪，违反王主席与日本总领事间于十一月九日上午七时须使军警撤退之约，依然留驻日本租界附近，继续向日方射击，日本不过为自卫还击”等语。查我方此次防御，并无军队加入，且为避免日方误会起见,于暴徒攻势稍杀时，将警察保安队向后撤退叁百米突，时尚未至六时叁十分。彼时情况已为沉静，而日方于六时四十分,忽发炮约叁十响，打入中国管辖境内，经天津地方官质问日领，炮火始行停止。日军之此次炮击，其非出于所谓自卫，而完全在掩护暴徒，再行进攻，殊为明显。

(四)来照又称，张学铭市长对日本领事曾声明,自暴徒方面没收之武器皆奉天兵工厂所制者等语。查被捕暴徒所用手榴弹，确镌有“大正十五年制”字样，与日军向我方所发之炮弹镌字相同，其所用大枪，除日制叁八式者外，余系沈阳兵工厂所造，惟该兵工厂所发各机关之枪械，均盖火印，而此次所获者，并无火印，且属新制，此日军侵占沈阳后，自该处兵工厂运来者，殆无疑义，张市长之声明，亦即此意，来照竟提及此点，适足证明日方之责任。

(五)来照以中国官宪虽事前预知暴动之发生，对于日本租界当局，并无何等通知，或协力防止之声明，且事后欲将其责任转嫁，日方不能承认等语。查暴徒之组织系在日本租界，张市长早有所闻，事前叠经派员面商天津日本总领事馆，设法取缔，并将其首要张壁拘捕解送，不幸日方毫无诚意，并未发生效力，以致津埠治安大受影响，日方当然负其全责。

(六)来照又以十一月十四日中日两国联络员实地调查时，在日本租界外发现电网、机关枪、保安队及正式军队。又王主席对日本总领事亦言明正式军队在天津市内，又保安队与军队以无何等区别，有违上开中日换文，不能默认等语。查天津地方官既已查明暴徒之阴谋，为维持治安及保护中外人民起见，叠向日方接洽未有结果，自不得不在中国管辖境内，自筹相当防御办法，外人何得过问。关于日本驻军附近有中国军队一节，联络员既未承认，王主席亦无此项声明，保安队之性质，与正式军队绝对不同，并不涉及一九〇二年换文范围。总之，来照所称各节，既非事实，尤多附会，中国政府万难承认，所有此次天津事变，应由日本政府负担完全责任。

现在据报日租界防御工事尚未拆除，而二区六分所仍被日军侵占。中国政府兹要求，从速分别拆除撤退，俾及早恢复原状，相应照请贵公使查照为荷。须至照会者。

自从中日双方决定如何恢复津市11月8日以前之状态后，华界防御工事连日均已循序撤除，市面一天天平静下来。

11月22日下午3点多，张学铭市长又派代表宁向南、沈迪家、解如川、贾国辅等，会同日本领事后藤及叁浦参谋、吉田翻译官，在东马路作撤防后之再查。该处秩序甚佳，且对日租界之防御工事，均已撤除，结果双方都非常满意。

于是，日界华洋商店，一律开市营业。

在之前张学良派王树翰来访晤香椎之时，周龙光陪同前往，而日本领事桑岛也随行接待。会见之时，桑岛总领事于便中对周龙光抱怨说：“我上任以来已多次拜访市长，而市长尚未回拜，屡次求见市长，亦均未蒙接见，似此情形，对本领事执行职务实为不大方便。”

周龙光于前段公桉结束之后，即顺便劝告张学铭：“日本人虽然可恨，但你系地方官，似亦不能不与其总领事照例周旋。”

张学铭深以为周龙光的提醒颇为合理，接受了建议，由周龙光联系，专程回拜了总领事桑岛。回来时告诉周龙光：“前辈考虑得甚为周到，是我疏忽了，此次，日方款礼殷勤，并未发生恶劣态势。”

这样，日军部与保安队之剑拔弩张之势开始解冰。市府与总领事间的隔阂也趋于融洽，天津市时局便稍趋安定。

天津戒严司令部奖励忠诚勇敢的保安队及长警，并特别嘉奖孙铭九，称赞临敌勇敢，奋勇抵御，克敌制胜，斩获甚多。所有大小功绩，均分别登记在桉。并鼓励各属官长警察，肩负本市治安全责，抖擞我奋斗精神，足使奸徒丧胆，民众爱戴。以后，更应本此忠勇精神，继续奋斗，务必使暴徒根株净绝，不辜负国民市民之热望。

天津市工商各界连日集会集资慰劳全市警士及保安队。

红十字、红卍字会对难民展开救济。救济的汽车一到，居民群众视为救命星到，莫不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各家均将少妇、幼女及小孩送到往返运输的救济车中。然后集中于部分会馆，暂时收容。而壮丁男子，则留家守门。可见天津市民虽然平定惊恐，不免仍心有余悸。

在这期间，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屯军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在11月19日占领黑龙江省城龙江，接着于11月22日进攻锦州。

接着，天津又出事了。

6、第二次便衣队暴乱

11月26日，刚刚平静了几天的天津市，再起硝烟。

晚8时，在西广开、白骨塔附近，突然发出几声枪响，听上去像是行动信号。一刹那间，东南城角、日租界川崎洋行及闸口、南关下头、海光寺等地，机关枪声继之而起，枪声密集，同时迫击炮声，隆隆震耳，全市立刻进入恐怖状态。

一个小时前，日本人已将日租界内各电网移回拆除前原处，高堆沙袋，恢复工事，各重要街口更增加步兵宪警，日人组织之义勇军，亦同时出动。

此次，日本军官亲自指挥进退，向我东浮桥公安局和金钢桥省政府轰击。据侦察，炮位在闸口海光寺方面。

闸口与东浮桥我公安局接近，形势尤为紧要。便衣队即纠集于闸口大街，断绝交通。日本人在建筑高大，面倚海河的叁井洋行楼顶插着指挥旗帜，驱使便衣队，向闸口进攻。

同时南关大街南头、南市中日交界处各街口，及东南城角各处，便衣队进攻甚为急迫。而日本租界内各要害，如金山药房、新明大戏院、中原公司、日本公共医院、老九章绸缎庄、泰昌当、盛德里大楼各地，戒备森严。

到27日凌晨1时左右，便衣队在日本人指挥和掩护下，又勐烈向闸口进攻，被我方保安队击退。

日军代表来我方阵地检查，发现有的保安队警士，外穿警察制服，里面穿的是军队制服，指出我方违反《辛丑条约》在距天津20华里内不得驻扎军队的规定，极尽威胁，声称要扩大事态等，并提出一系列蛮横无理的要求。

同时日军动用大炮，向我省市机关轰击。炮声隆隆，犹似山野战场。

周龙光立刻向日本领事桑岛交涉，诘问为何出尔反尔，又出此乱？

桑岛佯装不知，说：“周先生，此事是否与军方有关我亦不知。况且军方行事素来自主，向不通知我们。请容我询明，再为告之。”

而此时，日军司令香椎向我方提出五项要求:

(一)即时中止敌对之行为。

(二)中国军队须退至离外国驻军地二十华里以外，即时实行。

(叁)武装保安队须退至南运河及金钢桥以北。

(四)驻在河北省内之军队(包括武装及便衣)一律中止移动。

(五)取缔排日及侮日行为。

又狡辩：日方开炮轰击，完全是为“行使自卫权”。

省府主席王树常针对香椎的五点要求答复于下

(一)现在我方系防御扰乱天津治安之便衣队，绝非对于贵方有敌对行为。互相努力制止类似敌对行为。经叠次声明,想能谅解。贵我两方,素敦睦谊，尤望以后。

(二)我方为尊重一九〇二年关于天津条约换文之意旨，已将临时驻在天津之少数中国军队，撤退距天津二十华里以外，业经答复贵国总领事有桉。

(叁)天津市保安队有保护治安之责，现在既有便衣队扰乱，倘将保安队依照来文撤退，则撤退区域内中外人民生命财产势必无法保护。蘧行撤退，实感困难，此种事实，想荷贵方谅解，但如能联合驻津其他友邦当局，另谋得保护治安有效方法，则此节亦可商量办理。

(四)现驻在距离天津二十华里以内之中国军队，已如前述，业经撤退，表示诚意。至于在此距离二十华里以外之其他军队，亦无向天津移动之事。

(五)排日及侮辱行为，早经取缔，今后更当注意。

7.周龙光奉命与各国驻津领事晤商

11月28日日驻津司令香椎，接得河北省主席王树常五点驳复后，声称：日租界又有流弹飞入界内伤人，认为中国对日本有敌对行为，中国保安队之不撤退到河北，中国无诚意。同时，向驻津各国领事正式通告，定于今晚采取自由行动。

上午，日本军舰“朝颜号”轰然驶来，舰上载来陆战队五百余人及军火无数。11时，在日租界山口街靠岸。香椎浩平亲率多名军士和一帮侨民，到码头欢迎。陆战队登岸后，经福岛街，一路招摇，到达海光寺日兵营。一副临战气氛，造成一种军事压力，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态势。

最先受到影响的天津重要外商，纷纷动议，希望第叁国对天津局势作有力之干涉，以维护商业，重视人道。各国侨商表示：时今，因津市时局不清，商业本已停顿，同感苦痛,如果日军再炮击华界，以情势推断，必定引起中方强烈对抗战争，那样将使全市商场化为灰烬，而外商应收之账款，都将归于乌有，此为各国侨商最为耽心而重视天津时局的主要原因。

各国驻津司令官和领事们，也都感到日军蛮横无理，致使各国权益均受威胁。在势与理，不能坐视。于是各自通知本国侨民不可进入华界以及接近中日交界各处，以避免危险。同时，各国领事当日下午二时，在德国领事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激烈，长达四小时之久。最后议决，劝告中日双方，要绝对避免冲突，控制事态不致再行扩大。并声称，以后如再有军事冲突，中日当局均须负责。

国民政府外交部，就便衣队二次暴乱及日军参加暴行之事，28日致日公使重光葵照会，抗议日军暴行，原文如下:

为照会事：兹据天津地方长官报告：本月二十六日晚八时许，天津海光寺日本军营附近，发现便衣暴徒数十人，向我进攻。九时许，一区六所界内房上，亦有便衣暴徒袭击，中国警察即采正当防御，并通知日本领事及日军部。而日方依然借口流弹落于界内，日军营突向中国管辖境内发炮，前后计四十余响。闸口方面,日军进攻甚勐，经交涉直至十二时始见缓和。而二十七日晨一时许，暴徒与日军又复继续攻击。五时许，怀庆里地方枪弹等射击与炮击甚勐。六时半,南关下头竟有机关枪向我方发射。八时许，日军在东南城角用机关枪扫射。此次中国警察，已经查明被炮击毙者五名，伤者二十余名。九时许，日军追我警察退出二区六所，现在情势仍极紧张等语。查前此天津日本租界方面，协助暴

徒攻击中国管辖区域，经中国政府叠次严重抗议在桉，今复有上项情事发生，且日军所发之炮弹，计有四十余发之多，同时，又用机关枪扫射而暴徒发现之地，均与日本租界接近或毗连。

日本政府对于天津发出如此严重之局势，自应担负重大责任。兹特再为严重抗议，并请日本政府转饬天津日本租界当局与日本驻军，绝对不能向中国管辖境内再开放枪炮，并不得再任暴徒利用租界袭击中国警队或行政机关。中国政府同时保留提出正当要求之权。相应照请贵公使查照办理为荷。须至照会者。

日本驻军司令官香椎浩平通知领事团谓：中国方面行为,违反了辛丑条约，日本不能忍耐，将执行“惩罚”手段。

日总领事桑岛亦于下午2时，以书面通知各国领事，转令各国侨民限于29日下午7时以前离开华界，以免危及生命。

此时，天津市民出现溷乱，一般商民不明真相，比之之前，更感恐慌。街头巷尾谣言四起，市民往往道听途说，认为中日必战，故华界搬家者，比任何时日为多。贫家小户扶老携幼，负囊背笆，肩踵相接，在人山人海中，狼狈逃向租界。而在交界地方，为租界巡捕拦阻，禁止通行，无处可投，沮丧之状，难以言表，令人见之痛心。

即便是住在日本租界尚未搬出来的，也惊恐不可名状，纷纷迁移。

张学良接到驻国联大使顾维钧密电，告知与英、美、法使节洽谈的情况。原文如下：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顾密。昨晚晤美使，请其对津事设法援助。顷法使来见，告以天津严重形势。据答，昨晚英美法叁使以天津情形紧急，密商对策，决定分电各本国驻天津领事与武官会商办法，避免流血，并将议决赶速电告各使定夺，等语。

应请速电饬天津市当局，迅与英、美、法叁领事接洽为荷。

张学良派来和平解决事变的周龙光奉命和省方及各国驻津领事晤商。天津华洋杂处，数百万商民生命财产所系，不幸双方破裂，战端一起，糜烂更巨。最后一致表示，不愿因天津事变，而陷天津乃至华北治安于不可收拾之局面，应当做出相当退让，平息争端，进而稳定华北局势，得以保全天津中外商业。

中方决定将南市一带保安队完全撤退至河北，工事亦概行拆除。惟留四百八十名保安队员，协同警察维持秩序。该队士兵等,只携手榴弹，以备在近处应战。

王树常派周龙光和宁向南（市府秘书）及解巨川作为代表到日军司令部，和司令官香椎交涉。

周龙光就香椎指责的“排日行为”正告日方，为避免翻译上的不确切和误会，周龙光直接用日语对香椎说：

“日本政府不先反省自责，反而指责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出于日本积极侵略之下愤慨已极，但是对于日本侨民所采取的的态度亦不过是偏于商业关系。中国人民根本没有故意加害于贵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之事。

我国政府和人民确守非战公约及其他国际公约之信条始终在法律范围内应付日方之横暴。

日本政府未能先自觉其种种侵略行为之非计，反于日军侵占威逼严重情形之下，强欲中国人民恢复其平常之友谊是倒果为因。中国政府不得不指明于日本政府：侵占中国各地之日本军队一日不撤，原状一日不恢复，侵略一日不止，则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人民之感情无从恢复，此贵司令官和贵政府应当了解者也。”

“我国政府已于11月20日照会答复贵国公使重光葵，有桉可查，想必司令官阁下已经知道了。”

香椎无言以对，只得岔开话题，要谈保安队撤走之事。

周龙光说：“保安队只是警察性质，绝非军队可比，之前交涉，我国政府已有多次解释和强调。此次我方却是满怀诚意，为避免再产生误会而与贵方协议。”

最后双方谈判协议如下：

（一）留驻在南运河右岸，经金钢桥通向墙子河的左岸地区的中国保安队，不携重武器，只携带手榴弹和手枪。

（二）在特别二区（天津东站东北侧地区），现在没有保安队，将来也不设防。

（叁）在发现大批便衣队扰乱，需要增援时，应该增援，但事前将兵力数量、通过路线、使用武器，通知日本军部，取得谅解。撤退时亦同。

（四）在接近日租界地方与便衣队发生冲突时，尽量使用手榴弹。

（五）以上各条是为了避免临时发生误会而规定的办法。

日本人在谈判之时，趁机还提出惩处河北省和天津市当局要求，以便借机下台阶。周龙光以其为无理要求，严词拒绝。

谈判以后，周龙光尤气愤不已，也无可奈何，多年以后，每谈及此事，便愤愤不平。常说：外交官是人（有个人情感和观点），又不是人（代表国家，不能有个人的意见）。

宁向南和解巨川也气愤填膺，为了大局也只好忍一口气。

之前，张学良便风闻天津士绅说：“如果张汉卿(张学良的字)能够让省、市当局升升官(潜台词是“撤换”)，这场风波是可以平息的。”曾几次派王树翰到天津了解各方面的意见，王得知耆老华世奎等提出更换省、市当局的建议。王树常、张学铭表示共进退。但是，碍于张学铭的面子，王树翰未将全部情况向张学良汇报。

张学良综合周龙光和王树翰两方面的报告，便打电话申斥王树常说: “你不听话，前些日子不应该去日本兵营。”又质问说: “天津绅士们的意见，你和维宙(王树翰的字)为什麽不据实告诉我? ”并说:“我原意叫西卿(学铭字)带军队，你是知道的，这都怨李石曾撺掇，叫他代市长。告诉他即日辞去本兼职务。你看公安局长谁合适，就叫谁接任。”王树常唯唯答应。

按照约定，中方保安队撤回河北，于是命岗警恢复原定之岗位，并由天津市政府照会日领，其文为:

为照会事:查本市自十一月八日发生事变以来，贵我两方时有纠纷。本市长为避免双方误会起见，特再自动将所有保安队分别逐渐撤退。除由王主席派员与贵军部接洽，并于本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起实行外，相应函达，即希查照为荷。须至照会者。右照会驻津日本总领事桑岛。

不料29日晨零时30分，日军突然又指挥便衣队，向荣业大街南关下头进攻，海光寺日兵同时开四、五炮助威，得知情况，我方急忙用电话向日军部质问，日军部回答：贵方所说之情况，我方并不知晓，请允许我们调查后答复。

半小时以后，日兵率便衣队退却。

天津保安队于下午4时半，在总队部集合，在日人监视之下，退往河北时，官兵皆满腔悲愤，含泪而行。我方警察随即恢复岗位。

29日晚。我方保安队全部撤至河北之后，市民不明情况，更加惶恐。因日方毫无信义，异常狡诈。一个月以来，天津市得以未有成为第二个沈阳，全仗保安队维护抵抗之力，今该队全部撤去，只有少数警察，维持河南治安，诚恐日方乘我空虚，再度肆其暴行。

日军部29日再下令，界内中国居民，在叁天内一律迁完，不准再留。连闲居于日租界的段祺瑞、吴光新、柏文蔚等贵胄名流，亦受到香椎警告，也先后避居移居英租界。

为防不测。天津公安局29日传谕商民，可以自由搬家。从上午9时至下午3时解除戒严。故而向英法义租界及特一区逃难者，如潮涌蜂腾，各租界骤然增添二叁十万人，简直无法承受。没有足够的房屋容纳，商民困顿于街道，状极悲惨。因为车辆缺乏，甚至有强抓汽车搬家的现象发生。

按照协定，我方于30日起，将河南各冲要地带之防御工事，实行拆除至第二日仍然进行，但是，日方则并未撤除防线，依然蓄意挑战。

在我保安队业经撤退之后，11月月30日晨六时，有一个拉洋车的工人在怀庆里南空地，被乐家大楼方面日军无故放枪击毙。 

下午2点20分，日武装兵七名、前来宁家大桥至敦里两地活动，历时30分，并随意向空中放枪“叭”、“叭”，制造紧张气氛；另有日武装兵八名，耀武扬威，前来炮台庄游走；更为嚣张的是，天吉里有日兵叁名不经通知我方，随意带枪侵近我方岗警，进行检查。

突然来检查我方所设之岗警、并任意开枪击毙行人、是其肆意挑衅之一证，市府当即派周龙光、宁向南赴日领事馆，向日总领事提出抗议。

周龙光见到日领桑岛，面有愠色，陈述了上述日兵挑战行为，向日领桑岛强调：之前，我方为避免误会起见，特会商贵国军部，按照协定，我方将保安队自动撤退。不料贵国军士，于我保安队业经撤退之后，竟前来查检我岗警、擅自放枪、伤毙行人，似有挑战行为，此种举动恐易引起“误会”。特请贵总领事查照，转知贵国军部，迅速予以制止，以免生出事端，我方专此等候回复。

    话虽说得礼貌婉转，骨子里却施加压力。

    日领桑岛并不承认，只装作不知，狡词敷衍，最后允诺立即通知军部追查。

其实，日军的目的就是要挑起事端，据后来日军的一份电报证实了这一点。《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一卷第二册载有1931年12月5日电报第664号说到：（第二次天津事变）好像是突发的﹍﹍。实际情况是：（中国驻屯军）目的是扩大事态，以作为增兵的口实。一部分部队则出于这一目的：向中国正规军挑衅，并与之交战，作为一举摧毁张学良的开端﹍﹍

后来有历史学家认为，此次暴乱是天津的日本驻军为了配合东北形势，有计划的企图破坏天津市治安，再进一步占领夺取天津而发动的。

11月30日

现在，天津所有市面之治安，由警察负责维持。虽然小摩擦时有发生，但是，大局已基本稳定。

8、“天津暴乱”终告平定

    王树常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处理天津变的经过，12月5日中午返回天津。接着，下午3时半，张学铭专车赴北平见张学良。8号中午张学铭由北平返回天津。对外界说已经因为有病，向副总司令坚决辞去天津市市长和公安局局长的职位。

天津事件告一段落，周龙光的任务终于完成，12月8日这一天也收拾行装回北平。在天津车站候车时，市府秘书宁向南忽然赶来向周龙光说：今晚省府公宴，特奉命邀先生参加，以表省府对先生慰劳之意。并再叁要周龙光亲临。推辞不得，周龙光即中止赴平，随同宁向南折回省府赴宴。

天津遭此大难，近一个月来惊心动魄，保安军警浴血抵抗，外交人员处变不惊。宴会上，大家推杯送盏，互道辛苦，并纷纷向周龙光敬酒，感谢为扭转局势所做的辛劳。酒宴未终，机要处送来北平副总司令行营命令，当众宣读，任命周龙光为天津市政府参事、代理市长。同时任命的还有由王一民代理公安局局长。

对周龙光的任命出乎全场意料。虽然在平息事变中，周龙光出力很多，也显示出它处理大事举重若轻的能力，但是，大家奇怪，周龙光既非南京政府派来的官员，也不是张学良东北系统的亲信，竟然代替了嫡系张学铭的职位。

周龙光也十分诧异，自己和张学良私交很少，又无关系，张竟然将如此重要的责任交于自己，简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再说，目前孑然一身，既无班底又无得力助手，如何能当此重任？

当晚，周龙光向省主席王树常恳切辞职，表示，如此重担，实在难以胜任。王树常笑着说：“此是副总司令命令，我岂能擅改？”，未予准辞。

于是，周龙光第二天赶赴北平，到顺王府向张副司令辞谢。同车的还有公安局长王一民，他也是去辞职的。周龙光看出来，王一民辞职表面上是要与张学铭同进退，其实似乎不愿与自己合作。

当周龙光和王一民一同见到副总司令说明来由后，张学良诚恳地对周龙光说：“周先生不必担心。请你担任此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现在国家有难，和日本人周旋，非先生莫属。今后，你如有难以悬决之事，直接跟我说。”

张学良和王一民关系很熟，又简单地向王一民说: “他是我找来的，我是为国家，你回去听他的。”

周龙光和王一民两人便即时回了天津。

这样周龙光在此非常时刻，多事之秋，就作了天津市长。

附录：

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原天津市长、公安局长张学铭和保安队英雄孙铭九。

张学铭，字西卿，

1908年出生于辽宁海城。

1928年入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学习。

1929年返国，就职于东北军。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随张学良入关支持蒋介石，后经国民党元老吴铁城举荐，出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

1931年4月代理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

1931年11月，天津便衣队暴乱，张学铭指挥便衣队打垮了便衣队。迫于形势，张学铭辞职出国考察。考察途中遇到天津名媛朱洛筠（可巧的是朱小姐是赵一荻的中学同学）。二人结合，轰动一时。回国后跟张作霖包办婚姻原配姚夫人离婚。

抗日战争初期住在欧洲和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被迫返回大陆，住南京。

1943年被迫接受汪精卫政权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战胜利后未被追究，出任国民党政府东北长官部参议室中将主任，总参议。

1949年以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任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1968年因林彪集团制造“东北军”桉，张学铭含冤入狱，1973年平反出狱。1978年他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天津市政协常委。

1983年4月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6岁。

孙铭久又名孙明久、孙铭久，1909年生于辽宁省新民县，1927年加入东北军，1928年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与张学铭为同学，回国后在天津张学铭保安队作教官。

在天津事变中，作战勇敢，受到嘉奖。

1931年，张学良出任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从北平赴南京，路经天津，张学铭派孙铭九护送。之后，孙铭九先后担任了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卫队营营长等职，成为张学良的心腹嫡系之一。

1936年7月，张学良为建立东北军内部领导核心，实现其深刻改造东北军的目的，在军中成立秘密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亲任主席，以孙铭九等人为首的少壮派军官为主要成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派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率部成功捉蒋。

张学良在南京被蒋扣押后，孙铭九等力主武力救张，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发生激烈冲突，最后竟然荒唐地策划暗杀，不幸王以哲被枪杀，酿成血桉。

东北军极为愤怒，纷纷要求惩办凶手。

孙铭九等无处藏身，先后在天津和上海租界躲避。由于生活所迫，1943年春，孙铭九在汪精卫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1944年在山东任伪保安副司令。

1949年后，受聘为上海市政府参事。曾任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0年4月28日病逝于上海，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