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初去南京

   从那天起，家菊很主动，几乎每隔几天总在晚上来楼下村，很快便和我们组的下放干部溷熟，连我们局下放干部领队周鸿雁、赵占奇也认识了她。他们两位一个是科长、部队团级干部转业，一位是工会主席、原苏北某地的区委书记，都是我们局的党委委员。很自然，我的“创举”便传到市区我们那幢大楼里的同事耳中。

这麽大的事，我必须向南京妈妈那里报告。不久妈妈回信，希望我在春节带家菊去见见。妈妈心细，知道我每月寄回家叁十五块钱，除去公债、工会会费、团费，用剩的钱也只够伙食。她告诉我说，春节前她请一个“会”，节前可以多收入四十五元。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懂“请会”是怎麽一回事，那是当年百姓互助的办法。妈妈体会我的难处。

家菊来玩的时候，我便对她说起到南京的事。她对这一建议很是震动，因为出生到这麽大，除了运动会到过市区之外，从未离开过海边的小村庄这一带。南京是什麽概念，对她说来，简直好像天上的星星。但她绝对相信我的善意，经过一愣的瞬间，马上就同意前去。倒是我考虑到她那位“保护人”妈妈的想法，劝她回去征求一下意见。我还特别强调这次出行，并不同于当地风俗“走通脚”，家菊的今后仍由自己和家长作主，我只是请她去玩玩，保证安全。家菊搞不清楚我说的后几句话是什麽意思，还相当认真地对我说：“你是不是不想和我谈了？我不管，反正我认定了，跟你到底！”我自然丝毫不愿让她心伤，马上抚慰，但心里在想：“唉，小姑娘！你实在太年轻了！麻烦在你那里，你哪里知道啊！”

我无法知道，她们家里对于“出访”南京有怎样的讨论，反正不久家菊带来信息：同意她去，并且还准备做草头干花饺带去吃。草头是本地对一种蔬菜的叫法，学名好像应该是黄花苜蓿。浦东人只有在节日或农闲时才做馄饨、汤团或花饺吃，所谓花饺，实际上就是北方人吃的水饺的“放大版”，只是不用水煮，用菜锅干烤。在当时大家经济比较拮据时期，送些花饺走亲戚算是得体的。春节一齐去南京的事，便定了下来。

第一次带一位姑娘正正式式作为恋爱对象到家里去，我费了不少心思把她“包装”一下，为她买了一件蓝底白花的罩衫，又买叁十只可称为上海特产的“高桥松饼”，作为她送给妈妈和弟妹的食品礼物，同花饺配套。为什麽说要费心思呢？你想，我的工资六十五块五角，能有多大威力？两个人来回的交通费：坐火车，慢车票四块四角一个人；乘轮船，四块二角一个人，这里还不算市内交通费，实在不能不绞绞脑汁。家菊穿上我买的花衣裳，左看右看，很是得意，她根本不考虑，下面仍穿着自己有些旧了的黑布长裤和开运动会前向村会计借了五块钱买来的白色田径鞋，满怀着自我欣赏的神情，最后抬起头，幸福地向我注视，一句话也不说。看到这样的眼神，我心中的感受不知道是欣慰还是酸楚，但当时的他出落得如同大田里金黄色的油菜花，纯净又光鲜，一霎间更加大了在我心中的分量。

至于我自己的装束，自然不会更“豪华”，也是一双白跑鞋、一条旧的蓝斜纹裤，唯一值得夸耀的是穿一件下放前刚做好的棉中山装。这件衣服面子是兰面卡叽，棉花全新，里子却是由一件女子旗袍改成的，即使冬天，我平时也舍不得穿，这次算是“衣锦还乡”才穿了出来。为什麽这麽“隆重”？原来它并不是我买的，是我的翻译组同事苏大姐在我下乡前特为领着我去定做的。她比我大四岁，上海俄专毕业、共产党员，是组里对我最关心的一位同事。关于这方面说来话长，我将在适当的时候插叙。还是继续讲回家的事。

船票虽然比车票便宜二角钱，但二十小时旅程中少不了要吃饭，相比之下花费反而高。可是坐船可以自由走动，视野开阔，能让家菊见见“世面”，所以去时乘船。

果然不错，长江轮船”江汉号”从十六铺码头起锚，在黄浦江面缓缓滑行。外滩、外白渡桥、上海大厦、虬江码头、炼油厂……，一幕幕的，如同电影画面般的景像从她眼前经过。家菊目不转睛地站在船舷边，不放过任何一个景物。我在她边上负责解释一切，直到天色渐渐暗下，轮船在下午四时起航，没出吴淞口便已灯火辉煌。

毛头姑娘的兴趣开始转向大船本身，她不肯吃晚饭，一定要我陪她参观，要从上到下跑个遍。我们看了放救生艇的船顶，看了二等舱、叁等舱，看了空旷的船头、船尾、餐厅，最后看了当时还未设床位的五等舱统铺。五等舱四面用帆布围住，以挡江风，倒也暖和。家菊问我，这里的票钱是多少？我说两块五角。她马上建议，回来时买五等舱的票，别浪费。天哪，我们乘的是四等舱，心里已经过意不去，她竟然还要求再便宜些！对于这样的女子，晚饭的花销自然就不必担心，叁角钱一个人，解决问题。

我和她的铺位都是上铺，连号。我们头对着头睡下，便于说话。别看她在首次和我谈朋友时一个问题不提，可现在问题真不少，诸如船上这麽多人，为什麽不会沉？黄浦江一直朝前流会通到哪里？海对面是什麽地方？等等。有时问得我也说不清。

天刚蒙蒙亮，她就翻来覆去睡不安稳。我以为她是习惯如此，其实是惦记着要看船外又有什麽风景。一夜之后，船已经从黄浦江、吴淞口外转头进了长江。两岸宽阔距离使人无法看清那两条岸线上有什麽景物。毛头茫然了，“这是哪里呀？是大海吗？”她问道。我对她说，到南京不必进大海，我们的船转进长江了。长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河流，现在轮船正逆着江水往上开，开到下午就可到南京了。她又问：“到南京长江就到头了吗？”我说：“早着呢，长江有上万里路长，到南京只有七百多里地，再往上要经过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最后要到青海几个省。”她啧啧惊奇，忍不往再问我往上走过没有。我说，小时候跟着妈妈最远到过湖北、四川，只是没去过青海。至于江苏、安徽跑得多了。她听罢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浦东土话：“啊哟！侬角角落仔才七咯啦！”当时这句话我也听不太懂，问她什麽意思，她才用生硬的普通话解释说我各个地方全跑到过。我只得再解释，我们的国家很大很大，除去长江一带，我只去过东北读书，到北京参加运动会，大部分中国也没去过。但是就这点记录已经让她兴叹不已，连连摇头。

江汉轮在茫茫大江上行驶几小时，江面前方隐隐约约出现一些黑点，渐渐靠近看，镇江附近的山峦呈现在眼前。毛头瞪大眼睛盯着那高低不等的隆起在江边的“怪物”：“这是什麽呀？”我说：“山呀。”“山？！”“对，地球上的土和石头隆起就叫山。”她奇怪了：“山上有人吗？”我说有的。她更奇怪：“那山上的人跟我一样吗？”“一样的，一样的。你爬上山就是山上的人了。”看着她认真的样子，我真的没有一丝轻视，也一点不觉得可笑，相反，可能正是从这时起，我有了回答她问题的责任感和快乐感，也许这便是缘分吧！

船越往前行驶，层山丘陵越不稀罕，家菊不再奇怪了。当江汉号经过两山之间两行伸向腹地的法国梧桐树和一片厂房烟囱时，我突然认出，那就是我原来工作过的电瓷厂，兴奋得不得了，拉住家菊告诉她：“我们的工厂！我们的工厂！那两片山叫八斗山和燕子矶！”也就是说，南京下关江边码头快要到了。

下午二时左右，江汉轮抵达南京。我的家人以强大阵容迎接来宾。除妈妈在家准备晚饭以外，全来了，计有八岁的小妹、十叁岁的小弟和十六岁的叁妹。领队人当然是叁妹，她实际还不足十六岁。因为大姐早就被调往山西，后又考进天津师大学习；二姐自小便被送给朋友，并不和我们一起生活，妈妈要工作，家中的事多由这个小姑娘操持，算算足有六年“任职”经历，小弟、小妹早就习惯听她指挥。刚看到我走出码头，叁个小孩便尖声叫“哥哥！哥哥！”见到幼小的弟妹雀跃，看到他们身上穿得还算整齐，我不知怎麽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事后想想，是由于能帮着妈妈一起把他们养活而欣慰所致。

家菊的到来，事先已经知道，叁个弟妹和她的见面显得很得体。她们都甜甜地喊她为“姐姐”，还抢着帮她拿旅行包。家菊操浦东方言，他们因在南京长大，一口南京话，双方争来抢去，谁也听不明白对方的话。我只得命令：“大家都讲普通话吧！这个姐姐也能说两句的。”最后，一只装着花饺、松饼和杂物的包还是由叁妹和小弟合提。小弟喊着“嗨哟，嗨哟，嗨哟”的号子往前走。我看着好笑，说：“这个姐姐挑两大桶水了也用不着这麽叫。你个男子汉不行呀！”叁妹诧异地问家菊：“你真能挑得动？”家菊说：“人家都挑，你不挑也不行。要吃饭嘛。”“可是你个子没有小姐姐高呀，”小妹也凑热闹，她说：“姐姐，你是不是能挑起两个我呀？”我说：“不止，不止。你再长大点也能挑！”引得大家一阵欢笑。我们上一路电车乘到模范马路站下，接下来就得步行到工人新邨家中。

邻居的小孩肯定是最早的哨兵，一发现目标，马上大喊：“来了！来了!”一眨眼从各个门洞呼啦啦涌出大堆人群。大家一直把我们簇拥到二十幢一O叁室门口妈妈的面前。

当时家菊所处的境况大概跟我到她家时差不多，众人的眼睛都被吸引住了。她的脸色绯红，头也不好意思抬，羞羞答答的样子很给人好感。家菊的长相本来就不差，加上烫了头发，穿着一件雅致的花挂子，肯定会把人们心中固有的乡下女孩模样一扫而光。

洗罢脸，家菊把旅行包里的花饺、松饼全数拿出让家人和看热闹的邻居吃，免不了相互客套一番。在这个短短的过程中，妈妈和她这两个女性彼此都观察了，显然，对各自原有的想象作了修正。妈妈心中暗自赞许儿子的眼光，对姑娘有了初步好感自不必说；家菊亲眼看到我妈妈待人接物的态度，早把心中莫名的紧张缓解。然而，我和家菊全然不知，妈妈此时正处在相当为难的境地。原来在接到我的信不久以前，刚和她的挚友褚老师商量着攀亲的事。不料家菊出现了。按一般人想法，叫儿子停下也就罢了，可是我妈不是这种人，她既尊重我的选择又不想放弃自己的打算，所以才叫我俩来见见。至于妈妈为何有这样的性格，她和褚老师为何要攀亲，其中有一段故事。

    妈妈从小生长在北京。外公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和工作多载，并在那里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回国后担任过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外交部东亚司司长，后又受张学良委托，任天津市市长。外婆是安徽皖南徽商黄家小姐，但在我妈妈十岁时便因病辞世。后来外公又聘苏州大户杨家小姐续弦。妈妈亲骨肉有一兄二弟。他们四人因父亲忙于公务、继母不闻不问，都养成独立性格。妈妈在读高中阶段，通过在中国大学读书的大舅认识我父亲。父亲并不是按部就班读书的人，他出身贫苦农家，与人不同处是到县城商店当了学徒，后又当兵吃粮，在一个军阀旅长手下当一名小军官。旅长见他机敏能干、仪表堂堂，收为义子，并送他进军官学校。在上世纪二十——叁十年代相交的中国，军阀军队此起彼伏，旅长的势力垮了，父亲选择另外的道路，到北京读书。大舅和这位比自己大八岁的大同学相处甚笃，常带他到家中来玩。就这样，妈妈和二舅、叁舅全成了他的朋友。

按照某种固定模式理解，像我母亲、舅舅们生活的环境必是十分幸福的，其实从精神上来说，他们相当苦闷，感觉不到什麽家庭温暖。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对我父亲这个来自草莾，经历异常的朋友所述说的种种奇闻大有兴趣。后来我读到莎士比亚作品《奥赛罗》以后，突然大胆联想年轻时的母亲似乎很有苔丝特梦娜的心境，那时她开始钟情于父亲，尽管两人年龄相差有十岁之多。

待到此事为外公所察觉，必须表态时，他按常理派人调查男方的家庭背景，结果自然很不合适。父亲的家庭由父母和两个哥哥、叁个姐姐组成，房屋是有几间，但几乎没有窗户，只有茅草屋顶、土垒的矮墙，走进这个屋子只觉得黑咕隆冬，典型的农户人家，有什麽背景可谈？外公上过父亲的课，对此人印象不差，但门不当户不对，仍然使他犹豫。继母对前房女儿本是无关痛痒，知道这个情况，立即脱口而出加以反对。

在这种形势下，舅舅们显示出了独立性格，他们力主不能由家长作主，经过策划，亲手替姐妹“偷”出亲娘早年陪嫁的几盒金器珠宝，乘大人各忙各的事，把刚从大学、高中毕业的父母偷送出家，一个没 有婚礼的婚姻便成功了。爸爸凭着军旅经历和大学资历，带着妈妈从徐州到九华山所在地青阳，到安庆、武汉、沙市、到重庆，又从大后方到大别山抗日前线，过着动荡的战争生活。

在了解我母亲婚姻选择的经过以后，不难猜测她会如何对待自己儿子的问题。

诸老师是妈妈当教师以来结交的最亲近的朋友。按照脾气考虑，两个人实在是钉头铁头截然相反。妈妈可以说是从《红楼梦》、《西厢记》、《金粉世家》、《家、春、秋》里走过来的，她说话从来是轻声轻气，对儿女也几乎没有呵斥；那位诸老师大嗓门，快人快语，十分仗义。当然，两人的友谊自有合理的根基，原来，诸老师也失去丈夫，而且丈夫也在旧社会做过公务员，她的生活冷清得多，只有一个宝贝女儿心铃在南通医学院学习，下班以后到我家坐坐，跟小孩们闹闹，多少可以弥补自己的寂寞。

久而久之，两个朋友打起自己的如意算盘：假如心铃能跟我好起来，两个大人成为朋友加亲家，该多称心呀！诸老师见过我几次，我叫她诸妈妈，心铃，我也曾见过几次，她长着大大的眼睛，高挑身材，可以说是一位很不错的女孩，再加上现在是医科大学快毕业的学生，条件还用说吗！

说句良心话，要不是上海开农民运动会我先一步认识家菊，这年春节回家得知两位母亲的构想，我恐怕没有理由反对，除非心铃另有想法，可是假设终究是假设，不能当真。

妈妈巧妙地支走弟妹们引领家菊去工人新村四周兜圈子，她想单独跟我讨论感到棘手的难题，我表示非常理解母亲们的设想，我知道，一旦成为现实，两个残缺的家如同一家，将来经济上有互补可能，住房容易调整，特别是两个人在文化上也较靠近，等等。但是，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决不能食言，否则，将来是不是再会不断变迁？妈妈没有理由反对我，只觉得太遗憾，太遗憾，太遗憾！不知怎麽对好朋友开口。我分析道，也许她也和我妈妈一样暂时还未向在外地的女儿挑明，果然如此，事情要好办些。

妈妈为此，专门先去诸老师那里沟通，的确，她还没有对心铃提及，但家菊的出现打乱她的心愿，少不了对妈妈发了一阵牢骚。待到随后妈带我和家菊前去拜年，又有心铃在场，善良的诸妈妈不但没有丝毫不快的表情，相反，把家菊又看又摸，爱抚得不得了。作为弥补，诸老师要求我们家的孩子们都要把她当作干娘，以后只能叫诸妈妈，不要称老师。我自然欣然从命，并且从此每年回南京一定先去看望她。

还不知情的心铃对我们到来很是欢迎，由于当年思想教育，她见到一个实实在在的贫农姑娘坐在眼前，并且显得温柔贤淑，更是视若姐妹。我在她们中间一来一去充当翻译，大家都觉得快乐，就这样，一场“危机”在家菊不知不觉中化解了。

家菊在回家路上把心铃夸奖得上了天。大学生，既热情又漂亮，将来还是医生，真了不起，她哪里知道其中的玄机！我心中默默为诸妈妈母女祝福，相信心铃和我的错过，对她来说倒是好事，她一定会有美满姻缘。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她毕业后分到南京鼓楼医院，几年后和一位医生成了家。女婿对诸老师很是孝敬，一家人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倘若按照两位母亲的设想办，我日后的厄运定会大大伤害这位可爱的医生，后果如何不堪去想，命运注定是家菊和我共同走完下面的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假日没有现在这样灵活规定，春节连同星期天假期一共只有四天。那时的人也真实诚，即使下放到乡下劳动，仍旧严格遵守规定。我们到南京在船上用掉大半天，假期剩下很少。美丽的金陵城众多景区哪里跑得过来，只是全家去了邻近的玄武湖。那时进湖门票大概是一角左右，不觉得负担，不像现在一些地方的负责部门恨不能一口把老百姓袋袋里的钱都掏光，不管什麽不像样的园子开口就要五六十块钱门票，有的地方甚至要二百元，人家乘火车千把里路也不费多少，赶到地方一家人要进去就得花上千块钱，心中实在恼火，当时玄武湖如若那样榨钱，我们是不敢进的。

玄武湖是家菊平生第一次见过的大风景，再说像挹江门、玄武门那样的巍峨壮丽的城门城墙样样都让她看得入神，她这次是大开眼界，大见世界了。一出玄武门，远山近水尽收眼底，虽不是阳春叁月，也使她惊羡不已。我们顺着大道向前走去，直到菱洲，上了石阶来到古树参天的草坪。妈妈有些累，我和家菊陪她坐到靠背长椅上。叁妹辛丽带着弟妹到处乱跑，一会儿就离我们很远。

可能也是为了找个合适的地方和我们谈谈心，妈妈让我们分坐两边，不久便开了口。她先说，看我们彼此相处亲近，很高兴，也很赞成。接着马上便转入实在内容。她主要对着家菊说：“你们两个要好一段时间，大家都有些了解。家菊大概知道了，我们家庭成份很不好，对你一定会有影响。他们的父亲没了，家里生活全靠我和两个大孩子苦撑着，现在大妹读书，辛忠担子更重。二十好几的人了，唉！要是再过两年，叁妹能挣钱，会好些，我尽量不要你们寄钱。对你说这些，是当自家人了。作做妈妈的心里很不好意思……”我直到这时，才仔细看清楚妈妈！长时间身患心脏病、气管炎，本来就清瘦的她，现在更显衰弱，不满五十岁年龄，全然无有了中年的风韵。听她说到，叁妹再过两年能挣钱，会好些，尽量不要我寄钱的这几句话，我不但未感到轻松，反而一阵辛酸，直想流泪，因为想到，在妈妈看来，自己作为母亲，只能把重负背到底，而只要求大一点的儿女当个接力手，轮流借把力。而我眼前的妈妈为此病体缠身，她还有多少精力？！想到这里，我暗中发誓，无论如何不能让妈妈一个人承受养家的重担。就算成家，我还要寄钱！

家菊也许不可能有我同样的感触。她只是按着自己朴实的心回应妈妈，说：“妈，我是苦里长大的，不怕。只要大家好，总能过得下去。”面对这麽一个善良的女孩，性格决定我不可能像市侩一样，在择偶这一关，来个一百八十度急转。所谓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性格，看来确实有理。南京一行定了我们的终身，也定了我以后必须熬过的大苦大难岁月，但也为我们晚年舒心的日子奠定基础。

说话间，叁妹和其他两个小孩跑回来了。家菊看到小妹不管是和小哥在地上捉小虫，还是观察树上的小鸟，左手总拿着一只我们从上海带来的乡下花饺，真有点爱不释手，她觉得这样不干净，从身上拿出一张白纸，对小妹脱口而出说一句浦东方言：“小妹妹，‘七勿特巴拉待待里’！”小妹听家菊喊她，一愣，自以为弄明白以后，马上跑到小哥哥身后，又招呼小姐姐：“小姐姐，来呀，来排队！”叁妹很是不解，为什麽突然想起来要排队？小妹说：“家菊姐姐说的，要排排队。”叁妹把疑问的脸转向家菊。我这时才注意眼前的这一幕，原来家菊的“外国话”是说，让小妹吃不了的话就放在口袋里，于是爆发一阵大笑。

假期眨眼功夫就要完结，为了充分利用，返程只能买夜间的火车票，节省时间，赶在上班这一天凌晨到上海。当天晚上大家一起包饺子。浦东人所包的花饺比较大，也“站”不起来，包好以后，饺边用一只小瓷碗倒压一圈达到光整效果。在南京，我们要教她北方式饺子的正宗包法。左手拿着饺皮，大拇指顶住一边，加馅以后，在皮的中间捏合，然后用右手在后皮处多打几个皱，便成功一只秀气的水饺。家菊毕竟是干活出身，不多功夫便掌握了窍门，直到如今，她还是乡邻中包饺子的“法师”。

一夜的火车旅程，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好过的，直想打瞌睡，却又屡屡被“咔哒哒”的声音惊醒。火车在清晨六时不到抵达北站。接下来我们就从公交车换浦江轮渡，再换八十一路公交到高桥镇，接下来就只好步行回高东乡。步行需时近二小时，交通工具只有带客的自行车，每车六角钱。家菊坚决不肯再让我花钱，只顾带头往小路走，我只好跟上去……，她这个脾气是一贯的，直到现在，外出时，有一块钱的非空调车，就坚决不肯乘空调。出租的士？谈都不要谈！即使现在家中长子已经配备了桑塔纳，她轻易不肯享受。这麽多年来，在这一方面，我大概被她“改造”过去，基本上也是这个脾气。

我们跑了一个上午才算抵达目的地。我到楼下村报到，她径直回珊黄，相约还是以她常到楼下为主要约会形式。

下放干部返回的准时率极高，等我报到，人家早都来了。领队老周、老赵通知，下午一时在正放寒假的小学校里开会。会上，周鸿雁同志介绍了局里情况。奉北京部里通知，我们局更名为一机部设计总院动力设计院。原来以配合、学习苏联设计为主逐步过渡到自行设计。他又通知，由于工作需要，部分同志先行回沪。我们在七队的组长樊科长在奉调之列，组长改由我担任。这个消息使大家知道，我们的下放锻炼可能快结束了。但让我任组长实在意外，因为我只是个团员，而组内党员还有好几个，既然组织上决定，也就硬着头皮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