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相   处

春节几天假期，下放干部都回家的回家，返乡的返乡，再碰头时讲的都是各自见闻。而一个星期以后，楼下村当地的新闻便开始传进我们耳中。不料，我们组两个女同志得到了和我有关的闲话，跑来对我说，原来我们这个离家菊家不远的村里，嫁过去的姑娘和娶进来的媳妇有好几个哩，过年期间跑来跑去很是自然，这就把各自新闻传播开来。我的同事说，家菊妈妈放出话来，说我这个人看上去不错，工资也不算少，只是成分太“高”，负担太重。姑娘嫁给我好处不多，坏处不少，等等。这次去南京，她妈本来有些不太肯，是家菊死犟着要去的。

自从第一次上门领教过未来岳母的话风以后，对她就有了几分惧色，这倒不是怕她打我一顿，而是感觉，她绝不像一般乡下妇女厚道，说出的话句句打中要害，把人一下子推到现实中去，无法回避。传来的话，一点不使我感到意外，虽然刺耳，却也不得不承认，她的立足点无可指摘，但好不容易过了一个比较舒心的团圆节，这些传言的到来依然像冰水浇头一般使我颓丧！晚上睡下以后，忍不住在想，我这是怎麽啦！干嘛要寻一身烦恼？自打十六岁开始挣钱养家，靠组织培养，当上翻译，跑到哪多少也算个有面子的人，想不到会在乡下被人说得一钱不值，想到这里便觉得真不该谈什麽朋友。可是，人这种动物之所以不同于其它低级动物，是由于他有感情，有良知，否则会被说成“禽兽不如”，我这人虽然普通，但良知是有的，一想到作罢，眼前便出现家菊那双稍稍凹陷进去的眼睛，看着我，信任而且真诚。我知道，为了让那位具有绝对权威的妈妈同意她做每一件事，她得多麽坚持和流出多少眼泪，因为在口才上绝对不是妈妈的对手，倘若我提出中断来往的要求，她的精神会陷入何种状态？从农民运动会开始，家菊的举止、性格一点点印入我的心中，我慢慢地感觉到，跟她这样朴素、执着而又节俭的农村姑娘相处很适合我，而所谓文化上的差距，又由她那种喜欢听我说这说那的神情加以弥补。我和她在一起时，完全用不着费心揣测对方难以捉摸的心思，一切都那麽透亮，那麽“安全”。所以，春节后传来的闲话，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对我的影响，那就是“左右为难”。想到她妈的态度，我真要“知难而退”，而想到家菊，我又情愿“知难而进”。常言道：“丑媳妇怕见公婆。”我的处境是“苦恼女婿怕见丈母娘”，正月十五那天我只得“再现原形”。

正月十五那天下午，家菊来楼下村要我去她家吃圆子，就是吃汤圆。想到又得听她妈妈的“审问”，自然没有心情，眼看着姑娘两眼有些湿润，我赶快把她引出所住的宿舍，两个人一直走过一条小河的木桥来到大田边的田埂坐了下来。在又一次听说我不想去的话以后，家菊静默了不多时间；终于把头埋在两膝间，伤透了心地哭起来。我是第二次听到她的哭声，那不是放声的痛哭，嚎啕大哭，而是低沉的，发自内心，绝对陷入无助境况的饮泣。至少会使我知道，我对她这次“邀请”的回拒，使她伤心欲绝。局外人难以想象，一个在家中并无发言权的姑娘硬把不为家长看好的男友变成受邀请的人，有多麽难！而我这个人居然还摆起架子不肯去，她怎麽会不绝望？

而对她如此强烈的反应，我几乎不到半分钟便改变主意要去“受训”。等她止住泣声，我决定帮这个太单纯的姑娘弄清楚，在未来丈母娘启示下，我理解这场恋爱可能出现的后果和她可能要过的日子。

既然家菊已经见过我的家人，用不着多说我的母亲身体和弟妹对哥哥的依靠，我直截了当地说：“虽然妈妈说过，等叁妹长大些能挣钱，可以不要我寄钱，但我决不忍心让妈妈的身体永远在穷困中受罪，我不能不寄钱。这样一来，除去我自己生活费二十元多一点，实在照顾不了你多少。你妈妈和亲戚朋友怎麽会不反对？再说，将来要成家，生孩子，我的钱少又没有房子，怎麽过？我不是不想和你要好，实在难处太多。我一个大男人总要点面子，看人家脸色，怎麽受得了！”汤圆，看样子不去吃是不行的，但前面这些心里话也必须对家菊讲明白。人人都认为谈恋爱甜蜜，为什麽我“谈”得这麽苦涩？

不料，我说了那麽多实际问题，在家菊眼里简单得出奇，记得她的回答只有这些：“我老早讲过，我不是看着你的钱，是看你人好。苦，也不是没受过，在这乡下苦不死人的，只要两只手肯做，总有好的一天。”她已是第叁次说我是好人，并且单凭这一点决定不顾一切难处要跟我好。这麽简单的“判和决”，在年轻女子中恐怕是罕见的。正是这一点对于我却具有极大震撼力，岂止仅是震撼，甚至给我今后做人都有相当的鼓动力，每想到她的话，我会约束自己：要做好人，不能做坏人。

哭罢、说完，我终于还是决定去她家重见丈母娘。可能家菊的坚持使得妈妈有所变化，这次见面她未再对我“打开窗户说亮话”。不过，元宵到底不是好吃的，晚饭吃罢，只见准丈母娘又把一只她坐的方凳往我面前一搬，对着我坐下，开始讲话。只是把开门见山改成旁敲侧击，全然不涉及我本人话题。她说：“我们村里也有好几个在上海厂里做的工人。工人跟农民到底不一样，派头大嘞！解放前，他们礼拜六回家，乘车到高桥镇，马上跳上搭客的自行车，身上穿的是毛货衣裳、香云纱，手上拎着大包小包，神气得很哪！”我好歹也凑合算个读书人，岂能听不出弦外之音，不由得偷偷看一下自己的装束，我没有绒线衫，仅有的那件新棉中山装轻易还不舍得穿，当时上身穿的是两件厚球衫，其中北京工人运动会时得到的印着“全国一机”字样的那件也舍不得露在外面，所以穿在外面的是一件咖啡色旧球衫，下面能穿的全部家当就是两条旧长裤，轮番出场，劳动和做客两用，再有就是“永远的”白田径鞋。显然，无论怎样翻花头，也达不到她妈妈赞赏的神气程度。尽管她老人家说的全是别人，我仍然感觉到，前额和后背再次泌出汗珠。在毛头的努力下，妈妈改进了谈话，但我心中的重辱感与日倶增，因为她今天说人家的穿着，下次也说人家如何顾家，把拿到的工资全数交给娘子，等等。而且，开讲以前，总要把方櫈往我面前一放，条件反射作用，使我后来一见到这个动作，身上就出冷汗。

为了防止“冷汗症”我只好嘱咐家菊多到我这里来，我尽量不去她家。当年没有手机、电话，约会只能事先定下：哪日大约何时在何处相会。何时前加个大约，事出无奈，她没有手表，我也没有。我们见面地点基本上不是海滩，便是地头，场地虽然简陋，乐趣并不会因此而比别人澹薄，我们席地而坐相依相偎，她常常查看我手上的老茧，告诉我不要去剥，或者提醒我挑担起立时腰要挺直，否则容易损腰。我喜欢赞美她，整天带着草帽在太阳下干活，但小脸还是澹澹的透着红。我们在一起最经常的“节目”还是我说她听，因为她总说，根本不知道提什麽问题好，干脆要求：“你想说什麽，就说什麽，我都要听的。”当然，不好意思老是让姑娘谈这种地下游击队式的恋爱，我也精心设计过几次城市游览。印象深的有叁次，一次是去市区我的宿舍和设计院大门口，另两次是去当时上海首批落成的闵行一条街和张庙一条街。

到我工作单位所在地方去浏览，对家菊说来，是很有兴味的一桩大事。我们乘轮渡往外滩进发时，她知道我们设计院的样子，因为它就在外滩，是解放前法航公司所在地，那时候一座九层楼的大厦，已经显得很壮观了。我不便带她进大楼，就在大楼四周作些解说。她看着高高阶梯上的大门、门卫以及进进出出的工作人员，很是惊叹，当得知我的科室在八楼，有电梯上下，更是觉得有趣。电梯，自然是见所未见的新玩意儿。为了让她体验体验，我就带她到我们宿舍汉弥登大楼。这是一座十叁层的大厦，可以试试电梯的奇妙了。站在电梯拉门前，我叫家菊看上方一只像钟表一般圆形的楼层指示器；她以为是只大钟。我说一九五五年刚从南京调来时，也误以为是钟，被上海人听了大笑，因为指针转一圈有十叁个阿拉伯数码。电梯司机按规定都穿着钉上铜钮扣的呢制服，比我体面多了。家菊生平第一次过了把电梯瘾，忽忽悠悠上了七楼，去到七0四我的宿舍。人们都去上班，我们可以从容观察一遍连成一串的单身汉聚居地。这座大楼是座豪华大厦不假，但打开房门，每间房都排满双层铁床。当年设计院从全国各地各单位调集一千多人聚在外滩一带黄金地段，大楼宿舍分散在好几个地区，不下七八处，年轻人只好住得挤一点。

家菊发现我的空床墙上挂着一面锦旗和一只玻璃镜框奖状，就问是什麽？我一个字一个字读给她听。奖旗上写的是全国第一机械工业部职工运动大会个人总分第叁名奖。下面落款是工业部、部工会、部体协赠。这当然是我的成果。另一只镜框字比较小，要仔细读给她听：上海市一九五六年职工文艺会演优秀演员奖落款是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文化局赠。这个优秀演员奖自然也是我的成果。只不过此前我从未对家菊讲过。她听我读完，两眼睁得大大的盯着我看：“你还会做戏？会唱《梁山伯祝英台》吗？”我赶忙说：“我演的是话剧。越剧我可不会唱呀。”虽然显得有些失望，但对我“能武”又能来点“文”的，她似乎是更高兴了。

另外一项是我们去闵行和张庙参观当时被广为宣传的“一条街”。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年由两排刷着彩色涂料的六层楼房组成的街道，还达不到叁级小镇的建筑水平，但在那时足可以使上海人引以为自豪，因为解放以来这麽多年，市政建筑实在没有什麽新品，电影上的上海放来放去全是外滩那几幢大楼，置身在“一条街”中，不要说家菊，连我也赞叹不已！

为庆祝我们看到那麽美的街道，我提议去小饭店开一次洋荤。所谓开洋荤，也就是炒两个菜、一个汤、再加一杯啤酒。啤酒只要一杯，并不只为少花点钱，主要是因为她不会喝酒；我呢，一九五叁年在大连学俄语时，迷上田径运动，听过一位老师教导，要我远离烟酒，所以从来是烟酒不沾。一顿饭两个人用掉叁块钱不到，喝得面孔发热，啤酒还剩下小半杯，这次“消费”大概是我们最豪华的了。

第叁次带家菊去上海市区的活动是一次扫兴的活动。我特意选择一个星期天市区同事休息的一天，带她去看望我先前提到过的苏大姐，那位我对之怀有复杂感情的特殊同事，但却未能相见，而且从此便再也没机会见面了。这次只见到她的姐姐。

和她亲密无间的姐姐，我也很熟，因为下放前我到她们家作客时，都受到她姐妹俩的热情招待。这位在市政府工作的姐姐还弹钢琴给我听。

姐姐对我们的到来，表情上似乎并不意外，一下子就猜出家菊便是我在农村认识的“那位姑娘”，可见我的事早为上海科里的同志所熟知。姐姐又告诉我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苏大姐不久前被调往北京设计总院。这样的大事我竟全然不知，除了由于当年通讯条件太差以外，主要应该说是我太不懂事，太不关心曾经多方爱护我的苏大姐。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把我整个惊呆了！我一时乱了方寸，对姐姐让座倒茶的例行礼节都失去反应，使得家菊更是不知如何是好。我记得，当时自己像个呆头鹅一般，十分不自然地告别了姐姐，带着家菊茫茫然在街上瞎转……

家菊虽然不明原因，毕竟感觉得到，这位大姐对于我非同寻常，自然想听听其中故事。

我是在一九五五年底在东北大连完成学业返回分局后，重新被分配到技术科翻译组工作才认识苏大姐的。这个组共有两位党员，她便是一个。起初，我只和那些比我大一两岁的同事接近；苏大姐比我大四岁，又是个很沉静的女同志，而我从大连北京回来以后已是个田径运动迷，性格和她大不一样，所以对她常常抱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这位大姐出我意料，全然不计较我的轻慢，她以女子特有的细心，观察我粗枝大叶的派头。有一次，她突然拿着针线和一粒和我上衣适用的钮扣来找我，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衣服上早丢了一粒扣子。还有一天，我一改终日神气活现的样子，居然在午休时老老实实躺在叁张椅子上，她走过来一摸我的额头，马上逼我去医务室看病。原来我体温升到叁十八度七。她使我感到可亲的原因还不止这个，更有效的“促进剂”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件”，最终使我从对之敬而远之一变而成了她的忠实保镖。事情是这样的：

平日我们组的几个年轻人都有吃过晚饭后留在办公室里看书的习惯，苏大姐和我也是这样。一般情况大家不约而同都在晚八点各自回宿舍或回家。日子久了，我发现，建筑科技术员、和我同住一个大宿舍的老陈，每天总在我们办公室外的阅报栏前装着看报，而且总在八点钟跟我们这几个人一起离开，又“而且”总拖住我紧走慢走跟上苏大姐。我不是傻子，就算是傻子也看得懂：他想追求苏大姐。平心而论，我对这位老兄虽无恶感，也无好感，但突然想到大姐年已二十七，婚嫁之事不能再拖了，老陈既然十分有意，不妨从中撮合。某一天晚八点，大伙儿回去了，我对她说：“我再看一会儿书，你先走吧！”她看着我，不动。我只得说：“你走吧！外面有人等着你哩。”她答道：“谁要他等！”我一看，不妙，便劝说她：“人家有诚意，你就和他一起走走嘛。”她更坚决：“谁要跟他一起走！你别装样子看书，我要锁门了！”她看我终于站起身，便走近我说：“我对你有个要求。”我问她什麽要求。她说：“我要你当我的保镖，不许他靠近，直到我坐上汽车。”这个古怪的“聘请”，令我受宠若惊，同时也觉得有些遗憾，除了顿时有了一种如同亲情的感觉之外，我可一点也没想到其中还有什麽奥秘。我当即跑出去对老陈坦诚相告，也不去留意他有什麽感想，事件便以我上任保镖而告结束。

从那以后，苏大姐多次叫我星期天去她家玩。她们家是一套新式里弄房屋，是从事商业的父亲遗留下的产业，现在由哥哥继承事业，她和姐姐每人住一间房，布置得都素雅大方，可见家道不差。她姐夫在外地工作，所以姐妹俩相依相伴，很是融洽。我这个小客人的出现，也忙坏了她姐，弹钢琴，烧拿手菜肴不肯罢手。

听到我们局要有九十多人下乡锻炼，我在其中的消息，苏大姐郑重地叫我到家，拿出一件穿过的蓝旗袍，又拿起放在桌上的一叠新衣料和棉花，带我转弯抹角地走进一家她熟悉的裁缝铺，请师傅替我量尺寸，我这才明白，她怕我下乡后衣衫单薄，要替我做一身新棉中山装。她没买夹里布，而用自己的旗袍代替。此时此刻，我身上一股暖流传遍上下，就彷佛去东北学习看到妈妈替我做的棉大衣。

苏大姐不言不语地去北京了。我当年只想着劳动、锻炼，要麽就是回上海时去运动场或者跑书店，很少想去大姐家看看，以至于连声谢谢的话也没说一句。

我把这麽一大段故事说给家菊听，充满内疚，谁知这个乡下丫头却悟出一个门道，她几乎是大叫一声：“这个阿姐是要跟你好呀！”“瞎讲！”我打断她的话。直到今天我仍怀着崇敬的心情回忆苏大姐，她在我心中是圣洁的，任何别的想法都被我看作邪念！家菊还不罢休，她又轻声问我：“她长得好看吗？”我诚实告诉说：“相当好看。适中的身材，雪白的皮肤，浓密的头发衬托一双大眼。特别是一种风度令人不得不尊敬。”但我对家菊补充两句：“苏大姐好比天上的仙子，我只能抬起头看她，别的想法决不敢有的，我跟你才是差不多的人。”

我嘴上这麽说，但家菊的判断确实冲击了我的心，使我不止一次回想担任“保镖”时的情形。那会儿我二十叁岁，正当年轻气盛，真的把护送苏大姐当作正经活儿揽在身上。短短几百米路上，她总是快乐地对我说这说那，而我往往心不在此，反而东张西望注视着来往行人有无可疑迹象，准备随时出击。想想可笑，我仗着在东北学习时练过摔跤，散打，又有运动员速度，时时指望有个什麽“情况”，上演“英雄救美”的一幕，试想摆出这个架势，建筑科老陈岂敢再越雷池一步！至于马路上的过往人等又有何人自讨没趣？

“保镖生涯”过了近两年我就下放到乡下。现在她不言不语去了北京，我连一声惜别的话也说不成，心里真是难受！恨只恨在下放期间逢到周日回城往往跟叁两同道或去运动场，或去书店，还忙着看电影，很少再想着“保镖”的事，以至于和苏大姐见面太少。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从来只把大姐看成圣神不可侵犯的人，虽然相见时倍觉亲切，但毕竟敬重有加，对家菊所判断的关系，做梦也没有想过，结果自然是这麽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遗憾！我少不了给家菊一句戏言：“要是真有这个好事，那麽我们两就要各走各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