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叁） “文革”打懵了我

对家菊晕倒在田间的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在松江县参加夏收的劳动终于结束而跟着大批师生返城了。

一九五九年底被调学校以来，我已经连着七年跟着班级下乡，每次都是“大显身手”，因而，对下乡返校回来的“凯旋式”非常习惯，同时也非常期待。要知道，每到此时全校的“倾城”出动，夹道欢呼，锣鼓喧天，真的不由得你不产生一种英雄得胜的幻觉。但这次我已不再仅仅期待这个，我想将有叁天假期，可以比较从容些往家里跑，可以对家菊讲些我在松江挑起稻来使农民大吃一惊的事。

大客车还没到校门，锣鼓喧闹，我想象得出即将到来的欢呼。可是，也许因为我乘的是车队的最后一辆，也许因为我又是最后走出车门的一个，等我露面时，人山人海一般迎接的学生不仅鸦雀无声，而且寂静得十分怪异，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脸上，最后突然不知是何人开了个头说声：“来了！来了！”

“来了”？我来了有什麽可奇怪的，我年年都来呀。说起来，我这人也有点特别，学生中认识我的特别多，除了我任课的学生以外，我还带运动队，搞话剧团，即使一样不参加的学生，也可以看到我天天在运动场上满场飞或者节目演出中凑个数。放在平日，我从乡下劳动回来，欢迎的学生中反响会稍微大些，可是这次为什麽一反常态？

答桉，立刻就出来了。

此前，我从不深思“众目睽睽”这个成语的含义，自然也从不把它往自己身上联系，但就在六月上旬的这一天，我真正感受了众目睽睽的威力，从客车到学校运动场大约六十米左右的夹道人群里穿过，除了怪异的沉默，便是逼人的目光，我压根想不到，号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场运动怎麽会把我抛进这令人恐怖的人海里？

我机械地在夹缝中走着，逐渐看到了人群外用铅丝拉起的“大字报”栏。原来铅丝上，墙壁上贴满大字报，每份大字报的标题几乎都用红墨水画过圈圈或打上X。越往前走看到我的名字越多：“牛鬼蛇神”、“反革命孝子贤孙”，“钻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毒害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暗藏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等等，等等。我慌乱中一扫而过地看到，大家报中写着我姓名的，没有一半也少不了多少。已往经验告诉我，自己已经被群众瞄准为这场运动的标靶，在劫难逃了！

我本应该朝单身宿舍走去，然后就往自己乡下跑，可以享受叁天补休假期，但是眼前这场塌天大祸把我压懵了，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不知道还有没有权利回宿舍。正当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和我同住宿舍的党员老师老虞走过来吩咐，说：“运动开始了，你现在就在宿舍里考虑问题，有什麽事我会通知你。”显然，他是奉命管理我的。突如其来的大变化，使我方寸大乱，此时能有此人给我一个即使最普通的指令，也能有点头绪，于是我赶紧鼠窜上楼。白天的宿舍空荡荡，无论下面如何“热火朝天”，这里总是安全的，我就算真是“牛鬼蛇神”也没人看着我。老虞并未跟我上楼，我不敢往楼下跑，明摆着叁天假期的事肯定泡汤，谁还会想起我应该回一趟家？

事已如此，我只好借这段一人独处的机会缓缓神，分辨一下自己的命运走到什麽路口。太意外！太突然！太令人绝望！形势逼着我不能再想家，我必须梳理眼前的遭遇。这国家是怎麽啦？莫非我是在做恶梦？

首先我想找出的原因是在一百多教师中，在百分七八十出身剥削阶级的这些人中，为什麽我会变成最坏的一个？最容易找的答桉自然是我的出身坏中最坏。人家出身或资产，或地主，甚至本人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公务员，可是我父亲是国民党县团级官员，虽然抗战时跟新四军合作过，但胜利后却奉命“剿共”，是新中国的镇压对象，但转而替自己辩护地想，我参加工作十五年了，向工人靠拢，向农民靠拢，还找到一位贫农姑娘做妻子，不是说“出身无法选择，生活道路可以选择吗”？我一门心思想改造想脱胎换骨，怎麽就不能放过我这条小命呢！

学校大概因运动停课了，不再听到上下课的电铃声，不断传来的只有反复播送的革命歌曲“毛泽乐思想闪金光，闪呀闪金光，照到哪里哪里亮……”可能因为仓促没有什麽更合适的歌曲，从早到晚只能听到这首歌。既然毛泽东思想是这次运动的主导，我便本能地搜索着脑子里存储的毛泽乐语录。

没有别的事可做，反来复去就琢磨能记得的毛泽东的教导。突然陷于绝境的心情哪里可能慢条斯理去思考，想得脑子发胀也找不出一句“直接帮我开脱”的话。“老叁篇”我最熟，然而“愚公、白求恩，张思德都帮不了我，“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似乎也不太相干，最后想起主席一段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蒂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再一想，这段语录还是救不了我，虽然我才叁十二岁，刚超龄退出共青团不久，但眼下我是被革命群众包围起来的敌人，年轻对我来说还有什麽用！

从上午十时左右回宿舍起直想到中午十二点，除了绝望没有任何收获。这时老虞上楼来告诉我，可以到厨房里找厨师祖兴吃饭，但刚回来我根本没有买过饭票有些为难，老虞答应暂借给我一顿。这个细微的小节给了我一线生机，感觉到我还没有被“定性”。所谓定性这个名词，我也是从十几年工作经历的运动中学到的，《叁反、《五反》、《镇反》、《反右》、《肃反》等等运动，不管是对贪污犯，偷漏税工商户，还是对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都有一个最后定性手续。根据核实的材料，政策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还有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看到听到的多了，心里积累不少经验，事到临头，知道别的希望没有，至少有朝一日可以指望定性前的核实材料，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如此坏的人，总有公论。

拿着老虞借的饭票我忐忑不安地顺着墙根往厨房熘过去。十二点多，革命群众大概都吃完饭离开食堂，我不敢往食堂看，径直走到厨房后门，也不敢进去，免得闹出诸如向食堂“投毒”之类的事件嫌疑。正巧祖兴师傅高大的身影正背向我，离得很近很近，我虽然无声无息站在门外，但他马上感觉出我的出现，转过身来，说一句：“辛老师，吃饭吧”。他仍旧叫我“辛老师”？我一怔，不敢向前，他又添了一句“这些菜都是多出来的，你都吃了吧，算一角五分钱”。我说只有一角钱菜票，他摆了摆手：“一角就一角，吃掉吧，你胃口好”。便没有了下文。我看着这位农村出身的中年大汉，好像全然不知运动正在干什麽似的，他还在惦记我年轻力壮，一顿曾经吃过一斤多饭，还在叫我“辛老师”，我还未去端饭菜，眼眶里禁不住淌下今天第一股泪水……

看来，运动来得突然，领导上全没有以前运动那种胸有成竹的样子，我在小楼上“思考”不少日子，并不见传唤我交待问题的行动，也就是说，虽然身陷牢笼，眼前倒也没有性命之忧。大概此时群众已经纷纷组织了起来，学校里先出现《上海市红卫兵》，这是最权威的组织，开始下“通令”了，大小人等务必遵照执行。一天，老虞来对我传达红卫兵通令：“辛X必须每天上午到大字报区看大家报，接受群众揭发，下午必须到操场打扫卫生”。我开始以牛鬼蛇神名义暴露在革命群众眼前。

上午看大字报时我随身带着笔纸，准备把群众揭发的罪行记下，以便反省或解释，但很快被围拢着监视的人们揭露说，我这是为了记“变天帐”，勒令放下纸笔。可是当我空手看报时，又有人材揭露，我这是无视革命群众运动，把大字报视同儿戏，勒令必须记录。这麽一正一反，都是革命群众的命令，我不敢违背任何一方，只好带着纸笔，旁边人叫记，我就记，不叫记，我就不记。

下午打扫卫生，对于我算不了什麽活，但颈子上必须悬挂一块30CM*30CM大小的木牌，上写“牛鬼蛇神辛X”。由于这是上海红卫兵在我们学校首次行动，引得成千学生围观，我成了一个供观赏的动物。但那天下午我也有重大发现，原来“动物”并非只有我一个，从跑来跑去的学生嘴里得知，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已摘帽右派分子也悉数被点名拉出来劳动，并挂上规格不一的牌子。我不是唯一的焦点，心里似乎轻松些。再说，牌子也不一定一直要戴，因为高年级学生领袖认为不妥会命令拿下。

到晚上住校老师陆续上了楼，我才知道，和我同一房间的美术老师谭老兄从下午起被勒令管制了，他是松江县一家地主领养的义子，有了这个条件曾就读于美术大师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自从毕业后当上教师，他便没再回乡，养父母去世早，家产都被族人分掉。这位老兄在美专养成一套洋派生活习惯，晚上死不睡，早晨爬不起，半夜叁更煮咖啡，也许正是这个习惯害得他被勒令管制，宣布从此不许出校门，工资从八十二块钱压到十二块。当时的形势真正可算是“大民主”，只要你有一个司令部或者战斗队，都能发通令，对象自然是出身不好的教工和学生。谭老兄碰上这个战斗队算是倒霉，不许离校的命令马上就得执行，工资将会在下月发工资日扣除。工资是政府定的，总务处无权擅扣，大概只能由主任暂放在自己抽屉里。

同时被勒令的还有我对门的老包，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戴“右派帽”是九年前的事，但他的“帽子”只戴两年不到便被宣布摘除，原因是他当年没有任何一句“右派”言论，之所以被戴帽，其实出于一个非常荒唐的理由。据说学校里最后定桉的右派分子人数低于毛主席说过的“右派分子只不过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百分之一、二、叁”中的“叁”字，某领导认为这样不符合主席的英明论断，要坚决补满，而老包那时除了担任教导主任之外，还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区委委员，某领导便以这次民进成员右派边缘分子较多，作为区委委员应负一定责任为由，准备算他一个；又据说被指定去通知他的校党支部书记不赞成这麽决定，有些消极态度，竟因此被定为右倾，连日写检查。老包谦虚承认自己的责任，表示接受帽子。估计党的区委专桉组织最终还是分得清程度，不久也帮他摘了帽。想不到在“群众大运动”中，什麽人都能实行某种“政策”，右派摘帽也成为罪名的一档，这才再一次成了对象。

我们宿舍共七位老师，其中两位共产党员出身一工人，一市民，另外两位教师出身一中农，一小资，他们这时暂时都属于革命群众，而对我们叁个“敌人”，他们开始提高警惕，在房间里都准备了棍棒，以防“狗急跳墙”。每当看到他们出出进进时手持武器，我的心阵阵发痛，人和人的关系怎麽一下子全变啦？

好像谁也不知道这场革命会弄成什麽样子，革命群众似乎也只凭着以往的经验边摸索边革命。老包和谭老兄大概被看做早有结论的“死老虎”，而我暂时虽没有什麽名分，但性质却好象特别严重，按当时说法“民愤极大”，显然最为危险。经过回校后一阵阵狂风冰雹噼头盖脑打来以后，我逐渐准备好对命运的适应，先关注自己眼前的事。马上要到月初五号往常领工资的日子了，我会面临什麽措施？按性质，我的罪肯定大于谭兄，他被规定只能拿十二块钱，我会不会完全没有工资？这是我最最焦虑的一个现实问题。老谭是光棍，无亲无故，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而我的妻儿叁人离不开我六十五块五角工资，离五号发工资日子越近，我心里越是“打鼓”，不停地作各种设想。完全不发工资？想想不太可能，过去运动中最差右派标准也有十几块钱。也只给我十二块？可能性最大。但我考虑真是那样我必得苦苦哀求，因为我虽有罪，妻子是贫农，孩子幼小，他们无罪。最后我估计，比较现实的决定，可能是发给我四十几块钱，假定果真如此，我便争取送四十块左右回家，自己留七八块吃饭，这样就可以瞒着家菊。在这不满一个月时间里，我不断把叁种可能性掂来掂去地盘算着，但不敢向老虞发问。你想，万一我问出来，被人家一句话顶回来如何是好？五号终于来临了，我仍然上午接受革命群众大字报揭发批判，下午被监督，打扫。同样的牛鬼蛇神，即使我偶而能碰着，也没心思向人打听，一直到了下午通常要下班前的时间，终于看见老虞走过来：“你现在去领工资。”第一个反应，当然证实我还有工资可拿，心中一喜，赶紧低着头往总务处财务室熘过去。大概我已是最后一个，出纳贺老师的台面清理得很干净，她指着表格说：“在这里签名”，看态度，既没有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也没有对同事的热乎，很平静。这位中年妇女到底也是经历过几次运动的，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就这样，我拿到了悬念已久的工资，当时自然根本不知道装钱的纸袋里究竟所剩几何。继续去清扫操场，直到周围不再有人，我把竹丝扫帚收拾进一座教学大楼的楼梯间，左右张望一下，的确没有人迹了，才打开纸袋，其实不用点数，区区几张十元五元钞，一露头便估摸得出。我确定了仍是六十五块五角不少，反而一定要一张张数起来，不错，一点不差。

自打刚回校时在厨房门外对着祖兴师傅哭了一场，近一个月里虽然在群众包围下着大字板报或挂牌劳动。心境处在极度绝望之中，但我只有莫名的恐慌，却没有泪水，也不敢有泪水，生怕又被加上类似对抗情绪或骗取同情的新罪过。不知道为什麽，当我点清工资分毫未扣以后，突然悲从中来，再也熬不住哭声，躲进厕所尽量压低声响哭个够。确实说不清究竟由于哪种原因，好像很多，可以说是“百感交集”。首先我庆幸当时掌握决定权的群众或者革命小将居然网开一面，没扣我一分钱，其次也庆幸妻子儿子至少暂时不至于因我而饿肚子，我还从工资中胡乱推测自己的结局，当然往不幸中的大幸方面幻想，期望将来能“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也许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反正只能按以往运动的模式来做梦。

一个月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我打懵了，我已经不相信自己没有罪。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哭，最大原因还是想如何面对可怜的妻子儿子，凭经验，我明白，六十五块五角不可能长久拿下去，眼前能给我已属意外，只好瞒一天是一天。我哭就哭在，不敢让家人知道我的现状，居然从好人变为坏人，而苦就苦在，尽管我被大字报轰得方寸大乱，但是，心的深处仍是不明白，我怎麽会一下子变成“党和人民的敌人”了？将来不得不站在家菊和小孩面前说话的时候，我能说什麽啊，天啊！

无论如何万般无奈，既然钱拿到手，就要争取送回乡下，我试着向老虞打听，是否会放我回家一趟。事先设计好表达方式，当然主要强调贫农妻儿等我的钱生活，谁知这位工人出身的党员根本没等我噜嗦完就爽快答应了。他说：“现在还没有定性，你可以回家。星期一不能迟到，来时对我说一声”。两句话如同赦免我的死罪一般出人意料，我终于能候着校内人多散去以后，低着头往浦东方向冲去。

能出校门固然是一大幸事，但往乡下跑的这几个钟头又使我不知所措。我该如何面对乡下的亲人和熟人呢？在学校的遭遇绝对不能如实说出，因为这样一来，我在他们眼里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上养不好老婆孩子的男人，而且不再是好人，甚至一下变成坏人中最坏的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的。要知道，家菊之所以拼命保住这场婚姻，唯一的理由就是认为我是好人。现在怎麽办呢？我能说得若无其事吗？一路上左思右想总算定下一个调子，准备告诉大家，学校里全是大字报，人家写了我，我也写人家，把局面形容成一场溷战。只能这麽说呀，能拖一天是一天，别无选择。

乡下家里的人，包括丈母娘在内，还是相信了我的花言巧语。他们参照附近珊黄村小学的状况。真以为我和此间的小学老师差不多。但是我可以瞒得了众人，却瞒不过自己乱麻般的心。到了第二天早晨我的行动便反了常，平时常跟着家菊往田里去，顺着社员们干活的方向慢慢移动，说一些她们喜欢听的事，或者帮着干些搬运挑担的活儿，当然有时也拖着儿子辛建一起跑跑，可是现在完全没有了兴致，说实话是害怕了。一想起学校里的大字报，把我平时对老师、学生讲过的话，几乎都可以分析成“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或者“蓄意毒害青年”，我哪里还敢再对人说话，甚至对我的儿子也不敢讲什麽了，说不定某一天又会被揭发，阴谋把儿子培养成反革命接班人，所以决定尽量避开所有的人。好在辛建宁愿跟和他差不多大的小顽童们一起瞎跑，并不热衷和我亲近，这使我有机会独自一个人躲到海滩去陪伴着寂寞的长江口。

那年月的长江口外实在是个安静的地方，一天两天都没有一只轮船经过，所以连汽笛你都听不见，躲在这里想心事至少可以使我避开世事。暂时逃过各种帽子的压力。我努力思索着，参加工作十五年了，凭良心说真想认真改造自己，还入了团，怎麽到头来不但没有去掉反革命出身的名声，反而又加上这麽多罪名？难道生就本质再也脱不下了麽？想来想去想不通，而事实却在眼前摆着。

好在家菊没有察言观色的习惯，忙完田里的活，还要忙家务，忙小孩，一切忙完天也黑了，就这样一晃几个星期过去，她并未发现我有什麽反常，这使我得以一次次往下溷着过。只可惜人有头脑，而且读了点书，更加会思考些，无论如何我心中总填满绝望，不知有无尽头，这种折磨才是最难熬的！

从表面上衡量，我在学校里逐渐有些被“边缘化”了，运动刚开始时“众矢之的”的地位随着可“揭发罪行”的枯竭，大字报风头开始向各自认为的“牛鬼蛇神”吹去，一时间，你写我，我就写你，形成了溷战。中央“两报一刊”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打击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社会各处都大打本单位的当权派，于是我们学校校长，一位在解放前从事地下党工作的老干部也就“理所当然”成了走资派。这样一来，我就从“头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每天在众目睽睽下活着的状态，渐渐变得不足为奇了，只不过免不了在专政队监督下被关在“牛棚”里或者干着任何革命者指派的活。对于我来说，精神上的压力至少眼前是缓解多了。

这场运动当时就被定为“史无前例”，如今回想，它也的确是史无前例，“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突然从北京传来一种红卫兵组织的口号，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溷蛋”，上海这边立刻传播开来，要所有出身剥削阶段的教工学生进出校门时必须佩戴“溷蛋证”，并规定为黑底白字，书写功整，对于敢不佩戴者立即采取革命行动。一声令下，教工们由于要靠工资过活不敢不来不戴，而学生们一下子就有近半数躲在家中不到学校了。这在相当程度上使我这样的牛鬼蛇神减少了观众。谁知，又出了新鲜事物，大概也是向北京学来的，红卫兵组织拢断性被破了，学校的红卫兵团之外，又新成立了一个《东方红红卫兵》。他们也出了第一号通令，日：“为了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要团结大多数，宣布废除溷蛋证”。接着大门口便出现两种红卫兵岗，一边查溷蛋证，一边收溷蛋证。全是红五类出身，谁管得了谁呢！教工们当然乐得走向《东方红》，使得原红卫兵团岗位冷落了许多，学生们听到消息，渐渐又聚到学校不少。

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又出来一个，而且更大。伟大领袖突然豪情万丈决定让全国铁路免费运送革命群众大串连。为革命可以免费到任何地方一游。命令一下，全国轰动，各个学校师生纷纷结伴上路，只留下一部分人负责监督牛鬼蛇神。当然我只有继续服劳役的份儿，只不过周围革命的眼睛少了许多，相比之下在学校被监督劳动反倒比回乡下家还要轻松了。

不过，作为最壮的劳力，又是问题最严重分子，监督者们不知哪位替我安排了他认为最能改造我的奇活，叫我把北楼边原本一片高级草坪全部挖掉并把它改为农田，以表示革命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决心。这种革命创意虽然非常怪诞，但却给我提供了汇报下放农村成绩的机会。监督者还担心我一个人干不了，又指派资产阶级出身的体育教研组长老李来配合，其实这点活在我看来根本算不了什麽，总比被监督下看大字报要痛快。我们真的一本正经地把细如绒毯的草坪一块块铲除干净，尽管心里很觉婉惜。好端端的草坪变成不毛之地之后，监督者们一时倒不明确无产阶级该如何对待这块地，他们只好作原则性指导，具体怎麽干就授权给我了。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真是走火入魔，一个在政治上陷进绝境的人，居然在“获权”之后豪情万丈决定在不足二百平米的地面上种植二十几种作物，蔬菜方面有小白菜、黄瓜、刀豆、辣椒、豇豆，还有冬瓜、南瓜等等，我又不管时令撒些小麦，大麦和棉花，甚至在地的一角还撒些稻种，等出苗后时不时灌些水。反正革命者们并不懂何时适种何物，也不指望收获多少产量，看到我在每一段作物边上的作物牌琳琅满目，对我的阶级仇恨似乎有所缓和，这使我对处境有了麻木感，倒是意外收获，一时间异想天开，真希望在叁分多地上就这麽种下去，只求不要再干别的。

别的不干还不行哩，革命群众那时实行每周四去华通开关厂劳动制度，革命的走了，不能让我们这些人单独留在校内，所以负责人决定反正是劳动，一齐去吧。就在一次从厂里干完活回校的路上，突然听到有人在身后叫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同组的良焕先生。我惊诧极了，多少天来教师中没有人敢理我，迎面走过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他怎麽啦？大概早已观察好无人看见，他赶走两步，用很轻的声音说：“事情总会搞清的，你要想开点。如果有空，到我家去坐坐，好吗？”我简直更惊诧了，在那种祸福难料的时期，他竟然不仅找我搭讪，还敢叫我上门！

惶恐和孤立早已把我折腾得要死，对于这意外的相邀我如获至宝，自然要去了。他家住在城隍庙附近，家里人多拥挤，他又把我带到城隍庙豫园公园陪我说话。在公园坐了足有两个钟头左右，谈得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他指出我的祸根，肚子藏不住话，锋芒太露。可惜我总忘记自己的身份，后悔晚矣！他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告诉我，他定下座右铭两句：“人前矮叁分，体温低叁分。”凡经过“反右”斗争的知识分子，此话用意不言自明。直到这次我才明白为什麽这位良焕先生见人哈腰，甚至对学生打招呼也是如此。当时我觉得好笑，原来人家用心良苦，真是一次刻骨难忘的恳谈！此后学校形势又有新变化。上海人到全国大串连，人家也从全国来上海串连，数不清的人流涌来，要吃要住，于是无课可上的大小学校便成了接待站。各个教室铺满草席被褥，食堂里饭菜热水几乎彻夜要供应。革命者同时又要兼任接待站之长和各方面头头，而我们牛鬼蛇神也破格被提拔为接待站工人。来自各地的串连者无暇分辨人鬼，偶而有人把我们称作师傅。只可惜我原来开辟的“农业”无法丢弃，每天还得挑水浇水除草采摘，而接待站的活，蒙负责人器重，也安排在重要岗位，就是负责洗晒被单，有多少洗多少。那时可没有洗衣机，完全靠人工搓洗，凭心论，这活可不轻，但既然罪孽深重，干再多也不足以赎去，我不敢要求什麽。没想到，这时杀出来一个程咬金，把我的差事改变了。原来我每天上午洗一大堆被单的地方就在热水锅炉房门外，烧锅炉的郑文明师傅跑出跑进都看在眼里。他找到负责人说，现在串连人太多，锅炉房忙不过来，要求派个人手帮忙。他的要求很快被答应了，但无论派谁他全不要，只要我辛忠一个，负责人准备用两个顶一个也不成，最后只好照办。要知道在那个时期，工人是最硬的牌子，何况老郑师傅是真正从钢铁厂分过来的产业工人，又是位体格健壮的起重工，谁敢得罪他！

我奉命到老郑师傅这里干活了。干什麽活呢？什麽事都没有，干脆就是坐在一旁跟他聊天，再具体点说，简真就是听他说东道西。郑师傅说话有个习惯，说上一段老话便停下来问我：“你懂吧？”我必须迅速回答：“懂。”他才继续往下说。记得他最喜欢说的老话是解放前在跑马厅里当小工时的见闻，他说起当年看不惯美国赤佬欺侮中国人，自己如何用洋泾浜英文把美国佬骗到无人处一顿臭打的事，真是眉飞色舞。

渐渐地我听得有些发慌了，这种干活的方式，要是领导们知晓了还得了！我不断要求师傅分配工作，老郑说：“没得事情，坐着歇歇吧，有事我会叫你的。”果真是没有什麽事可做，一台热水锅炉，又不是人家厂里的大型蒸汽炉，哪里有多少活计，无非是隔一段时间加些煤进去而已。为什麽一定要我来呢？他说：“你在外面做死，他们也不会说你一句好。人呀，又不是畜牲，能这麽干吗？我就看不过！”

洗被单的活被我躲过，只害得另外叁位牛鬼蛇神每日要干大半天。不过“农田”浇水的事还得由我来干。我用的工具是一根扁担加上一对大木桶，挑一担水大约重一百二十斤，我在乡下练出了肩膀，这点份量摆在肩上无所谓的，倒是可以让监督者感觉我的赎罪态度不差。但老郑看到又要发表看法了，他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大卷橡皮管，拉着我向草坪边的水龙头处跑去，水管子稍宽松些，他又找来麻绳叁下五除二扎了起来，旋钮打开，不一会儿水从另一头冒出来。他又用自己的大手一捏管口，自来水向作物喷去，一片片水雾煞是好看。这时他说了：“你憨呀，挑什麽挑？”我连忙说：“不能这麽干，他们要说我偷懒。再说，用自来水太浪费，还是让我用下水道的污水吧。”老郑眼一瞪：“把草坪挖掉不浪费？往花园里浇臭水算什麽，瞎搞！你不要怕，就说是我叫你干的，哪个敢说！”这时候的老郑果真没有人敢惹。我在他的庇护下，也果真少了许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