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捏造、线索，评《皇姑屯事件亲历记》上

谎言、捏造、线索，评《皇姑屯事件亲历记》中


“当时我叫勤务兵郭万元到列车把照相机取来，准备摄影。正在此时，由南方沿著南满铁路来了一队日本军，持枪向我列车方面跃进。我赶紧跑入市内，因而未能把这有历史价值的照相拍成，至今思之，真是遗憾！”

一个不明所以的皇姑屯事件当事人正常的反应是高度紧张、惊恐失措。但暗杀发生后，看不出周大文有什么紧张不安、惊慌失措之处，他的心情反比暗杀发生前放松得多，放松到想以拍照的方式记录这一历史事件；自己的大帅被害惨死他没有丝毫痛惜，却为没有拍成照片而至今遗憾。

一个不明所以的当事人会自然纠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会为自身的安全惴惴不安，会高度紧张、警惕是否会发生进一步袭击。但从周大文身上，看不出任何的疑惑、纠结、不安和警惕。

这次自京返奉，周大文带了大帅府密电处全体人员二十余名同行。在这篇《亲历记》中，我们没看到周大文检视了车上同僚的安全情况，没看到他参与指挥了伤员的救治、救出工作，作为大帅府的重要干部，他也没想到抢救车上的重要文档、资料。但他却想到了拍照。一个突遭大变，惊魂未定，重责在身的人，要多闲，多有心情，才会想要拍照呢？

周大文在暗杀之后的表现，完全不是一个猝逢惊变，未脱险境，同僚生死不明的当事人应有的反应；一个对暗杀及伤亡情况早已心中有数的人，才会表现得如周大文这般放松、淡定。

“我入市内，因为不了解这事是否有内部原因，所以未敢径直回家，先给家中去一个电话试探一下。接电话的是家中的厨师老褚，我问他听见响声没有，知道是什么事，他回答说，听见了响声，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回答的话说得很流畅而自然，估计大致没有什么问题，我这才回家，我一到家，就先给北京张学良打电话，没叫通。恰好奉天电报局局长张志忻来看我，我立即求他到密电处代发一个急电给张学良报告此事，只说：“大元帅受伤较重，但不要紧。”随后又给天津胡若愚和张学良的如夫人谷瑞玉打电话报告。我打完电话后，匆匆忙忙洗脸、换换衣服，吃了点东西就赶紧去到帅府。我先到秘书厅见到袁秘书（袁世凯的九弟），他告诉我 说，张作霖因出血过多，无法挽救，已於半小时前故去了，他要我严守秘密。”

“我入市内，因为不了解这事是否有内部原因，所以未敢径直回家，先给家中去一个电话试探一下。。。”

这段话可作如下三重解读：一，周大文不小心暗示了皇姑屯谋杀的“内部原因”；二，在三孔桥爆杀现场，在从现场返回市内的路上，周大文都没有担心什么，但在进家前，他倒加倍谨慎，小心翼翼起来了。他提防的不是日本人，周大文的举动表明，在其内心中，奉方人员比日本人危险得多；三，周大文心里有鬼，他担心的因谋杀张作霖的秘密败露而遭杀身之祸。

“后来张作霖的卢夫人曾经把张作霖临死时的情况告诉我，据她说，那天当差官跑进来报告说“大元帅被炸受伤，车已到大门口”的时候，大家慌作一团，赶快跑出去迎接。汽车从花园门口开了进来，大家把张作霖从车上抬入小楼楼下屋内。他满袖是血，用剪刀把衣服剪开，发现已折断一臂，随即派和祉仁承启接来杜医官施行紧急治疗。这时张作霖还能说话，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告诉小六子（张学良将军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不久，就瞑目长逝，时间是六月四日午前九时三十分。”

此处的张作霖遗言也是编造的。张作霖在爆炸暗杀中喉咙严重受伤，根本说不了这么多话，甚至根本就不能说话。看有关资料。

1。新浪网“日本拍摄皇姑屯事变全过程，张作霖车厢被炸的面目全非”一文说：“爆炸发生时，在张作霖的车厢里有三个人，张作霖、吴俊升和警卫温守善。爆炸发生后，吴俊升因头部扎入一颗大钉子而当场死亡。警卫温守善受了轻伤。张作霖倒在地上，喉咙有一个窟窿，不省人事，血流不止。”

2。腾讯网“皇姑屯事件，此人当场被炸死，张作霖倒是多活了四个小时”一文中说：“张作霖的喉咙被炸了一个窟窿，鲜血直流，伤势很重，但是伤口经过处理后，张作霖暂时保住了性命。而且皇姑屯离奉天已经非常之近了，张作霖被火速送回了家，四个小时后，终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3。新浪军事“炸死张作霖的幕后真凶或另有其人？称系苏联所为”一文中说：“温守善也受了伤，急忙爬起来到张作霖的跟前，一看，张作霖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温守善用一个大绸子手绢把张作霖的伤口堵上，然后和张学曾一起，把张作霖抬到齐恩铭的汽车上，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在车上，两边还有三公子张学曾和随身医官杜泽先，以最快的速度向大帅府驰去。”

4。张作霖的孙子张闾实曾证实：张作霖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这是最重要的证据。搜狐网“‘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没留遗言”一文中有如下叙述：“张闾实说，发生爆炸后，张作霖的喉咙被飞片切断，小汽车直接开进了寿夫人所在的奉天大帅府小青楼。。。张闾实听奶奶说，爷爷抬回来后被安置在卧室的床上，一句话没说就死了，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当时为了封锁消息，除了寿夫人和贴身丫环，谁也不许进去。帅府秘不发丧，13天后，张学良才从关内启程回奉天。”
张闾实是张作霖的第六个儿子张学浚之子，张闾实的奶奶是张作霖的五夫人，五夫人名叫张寿懿，当时是大帅府事实上的女主人。

“在张作霖回奉前好几日，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的铁桥附近一带，日方即不许行人通过，有日本守备队在该处放步哨。到六月三日午后，南满铁路来往火车全部停止。这事很惹人注意，因为平日的南满铁路每五分钟就有一次列车开行。在张作霖决定起程回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曾有密电报告，说老道口（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地点）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加防备。但是张作霖对这个报告未加重视，给吴俊升和奉天省长刘尚清去电说：‘齐随本帅多年，素知其本性向来轻举妄动，好造谣言，现日本方面对我缓和，勿庸顾虑，应严予申斥’云云。”

这段文字几乎字字是捏造和谎言。

其一，齐恩铭的密电及张作霖的回应电都是周大文的一已之言，没有其它任何佐证资料。

其二，三孔桥上的南满铁路（旅顺至长春宽城子）当时由日本租借、管理，并由关东军中的满铁独立守备队守卫（每公里15人），日本人在桥上放步哨，是正常情况；即便日本人的步哨在桥下出现过，也不能由此说其有不良企图。

其三，日本对南满铁路有租借、管理、守卫权，但三孔桥的主权属于中国，桥下京奉铁路的守卫权也属于中国，该桥的保卫、治安管理及桥下交通，不可能由日本单方面主宰、左右。

其四，如本系列中篇所述，事件前，奉方虽未能获得三孔桥桥上的警戒、巡视权，但奉方在三孔桥前后及东西两侧各300米地段内，安排了30名骑马宪兵及数名稽察官、警察来往巡护、警戒。由此可见，事发前，除桥上外，三孔桥桥下及周边，是由奉方巡护、警戒的。桥下及周围，既是奉方在巡护、警戒，又怎会有周大文所说“铁桥附近一带，日方即不许行人通过”这一情况？周大文在此段中通过一系列编造，强烈暗示“事发前三孔桥一带由日方完全控制”，然而，这一情况并不属实。

其五，“到六月三日午后，南满铁路来往火车全部停止。这事很惹人注意，因为平日的南满铁路每五分钟就有一次列车开行。”这也是周大文编造的谎言。原因有如下三条：
1。1920s年代南满铁路的发车频率不可能与现代大都市地铁高峰期的发车频率相仿。
2。南满铁路不是垄断线路，张作霖时代，在东北自营铁路，如南满平行线“打通铁路”（打虎山至通辽）等铁路的竞争下，满铁的生意已受到相当影响，甚至有清淡之说，不可能有那么密集的班次。
3。南满铁路当时的每日班次虽不可查，但可查知，20年代北满铁路（中东铁路），一天仅有两个班次，往返各一次；30年代苏联将北满铁路移交伪满洲国后，一天也仅有8个班次，往返各4次，平均每3小时才有一趟车。1928年南满铁路的发车频率不可能是北满铁路的几十倍，高达5分钟一趟车。

“到六月三日午后，南满铁路来往火车全部停止。”此说同样找不到任何佐证资料。

其六，关于齐恩铭的张作霖电文内容“齐随本帅多年，素知其本性向来轻举妄动，好造谣言，现日本方面对我缓和，勿庸顾虑，应严予申斥”也明显是周大文编造的。
齐恩铭曾是津榆驻军司令部（司令张学良，副司令郭松龄，所辖部队来自姜登选、张学良分为军团长的一、三联合军团，姜登选南下安徽任督军，未在此司令部兼职。）的一个师长，25年11月底，因为不拥护郭松龄的反张作霖兵变（兵变实际上是张学良和郭松龄共同策划、组织的，张学良隐藏在幕后操纵。），齐与另外三个师长赵恩臻、高维岳、裴春生及其它30多名奉军军官被郭松龄送到天津，交由盟友李景林（时为奉系直隶督军）关押。当时李景林与郭松龄、冯玉祥结成了反张作霖三角同盟，但后来冯玉祥部下背约攻击李景林，李景林退出同盟，将齐恩铭等人释放。

如果张作霖对齐恩铭的不信任、不欣赏，就不会让他担任东北宪兵司令（一说奉天省宪兵司令）这一要职；张作霖不会任命一个“向来轻举妄动，好造谣言”者为奉天一省或全东北的宪兵司令，也不会轻率到对关乎自身性命的重要情报未加核实就定论为“谣言”，更不会不识好歹，对关心自己安危的善意提醒者“严予申斥”。“向来轻举妄动，好造谣言。。。应严予申斥”这些话绝不会出自张作霖之口，肯定是周大文的编造及对齐恩铭的污蔑。

您还有印象吗？周大文在《亲历记》开头编造了“前些日子张作霖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有过一场面对面的严重冲突”这一情节；现在，又编造了“现日本方面对我缓和，勿庸顾虑”这一前后抵触，牛头对不上马嘴的电报内容。周大文编得实在太多了，早就没法编周全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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