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先生的书房中）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张岱年先生写了上百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但直到昨天晚上，我才注意到了这段文字，是他为自己的《文化论》一书写的自序：“1986年我在中央党校研究（生）班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的学术报告时，曾对听讲的同学说：’我的主张可以叫做综合创造论‘。后来亦称为’综合创新论‘”。（注1）

这段文字写于1994年，张先生已经八十五岁了。

我非常惊讶，我没想到张先生会把这篇文章看得这么重。因为那一天，1986年4月28日，我就是听张先生讲课的十几名学生和老师之一，并且是我和范鹏根据他的讲课录音整理成文字，经张先生审阅修改后，发表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刊物——《理论月刊》1986年第7期上。（注2）

问题是，这两天我仔细地再三阅读张先生的这篇文章，但怎么也没看到 “我的主张可以叫做综合创造论”这句话，而我当年整理的手稿也早就没有了，莫非，《理论月刊》发表时，把这句话以及相关的一小段删除了？

但不管怎么样，看《张岱年全集》第6卷收集的文章，可以肯定，我们整理的这篇文章，是八十年代中期张先生开始研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文献，他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更新的基本观点都包括在里面了。

这是偶然的吗？

今天我才想到一个问题，当年张先生选择在中央党校这么一个地方公开宣布自己的基本文化主张，是不是大有深意啊？

因为自从1949年党领导一切后，党管文化及其发展就是不容置疑、不可挑战的。而1957年张先生就因为在工会小组的会上给北大的党组织提了一点意见，就被打成右派，从此，在思想和学术上禁言二十年。直到1977年才可以重新发表论著。

又过了9年，张先生才敢对文化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他选择了中央党校理论部这块平台。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6岁的的张岱年，就在北平的《国闻周报》上畅谈自己的文化主张，并将之概括为“文化的创造主义”，并且充满了自信地说：“惟有信取‘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之唯一的出路。”（注3） 

真是气吞万里如虎。 

不管怎样，从1986年春季开始，张岱年先生可以谈自己的文化主张了。并且，成为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声音。而他的主旋律就是弘扬中华精神，在文化上实现“综合创新”。为此，他不断地发掘并阐释中国哲学中所包含的精湛的富有生命力的思想。

也许是因为上述原因，人们往往忽略了张岱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的揭示和批判。 

当年听张先生讲课，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的分析。他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个是缺乏实证科学……另一个缺点是缺乏民主传统。” （注4）很明显，从精神传统上，张先生是五四之子：民主与科学，梦中也难以忘却。

1986年11月10日，由刘宏章老师邀请，张岱年先生又一次到中央党校作学术报告，又是我和范鹏整理了报告。张先生在讲演中又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主要有四个方面应该彻底否定”：（1）封建等级思想，即‘三纲‘……（2）家族本位传统……（3）直觉神秘主义……(4) 笼统思维方式……。” （注5）

记得张先生第一次讲课时，不赞成国民劣根性的概念，认为那些不是天生的根性，而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养成的陈规陋习。这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讲亲亲，讲究亲属关系，这是宗法社会的反映；二是尊官敬长的风气。战国时期的商鞅就讲‘贵贵而尊官‘。从秦汉到明清，尊官的风气一直很严重，直到现在也仍有其遗风……第三个不良习惯是家长作风。在家庭中家长一个人独断一切，这一点渗透到了各个方面。”（注6）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渗透到了各个方面”。 

记得张先生讲，一当上了官，他就成了你的父母，县太爷就是“父母官”，比他高一级的太守，就成了“公祖”，老百姓的祖宗了。

说到“老百姓的祖宗”这句话时，张先生笑了，接着又说，要是换了一个太守，老百姓就换了一个祖宗！

他说，太守，也就是相当于省长省委书记吧，他就成了你的祖宗。

那比他更高的皇帝该称呼什么啊？没法称呼了，就是“天子”了，你要喊“万岁万岁万万岁!”

张先生自己笑了。 

（笔者珍藏的张岱年先生手稿）

1986年4月24日，张岱年在北京师大的学术报告中说，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尊官贵长的陈旧传统与民主精神的冲突。”

    “第二，因循守旧的陈旧传统与革新精神的冲突。”

    “第三，家庭本位与个性自由的冲突。”

    “第四，悠闲散漫习惯与重视纪律、效率的冲突。” （注7）

他后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又写到，中国传统文化有四个严重的偏差：

    “（一）重理想而轻效用……这在伦理观上表现为重义轻利，在职业观上表现为重农轻商。……

    （二）重协同而轻竞争……孔子宣称‘君子无所争‘，老子更强调’不争之德’。……

    （三）重继承而轻创新，孔子自称’述而不作’，社会上更以‘标新立异’为诟病。”

     (四) 重直觉而轻知解(即鄙视知识)……” （注8） 

实际上，张岱年的这些观点是一贯的，早在1942年前后，他就在思想札记中写道：“中华文化弊端：1. 尊古保守；2. 轻视事务；3. 菲薄知识；4.不重变革。”（注9）

他在札记中又写到：“中华国运自宋已衰……中国文化之大厄有三：一、秦代烧诸侯史记，二、汉武帝罢黜百家，三、隋唐佛教隆盛。”对了，那时还没有反右与文革。（注10）

当年，我在借阅这本《认识·实在·理想》（除了抄写者外，我是第一个阅读的人）中还看到了一段话：“事实上盘踞社会人心者并非孔学，而乃功名富贵升官发财等世俗思想。……一般人的世俗思想实为中国社会病痛所在。以福禄寿为最高价值，以升官发财求福避祸为生活原则，迷信鬼神术数因果报应，讲究人情世故，此等思想态度实最有害。此等思想有其社会基础，然不可不予以严格的批判。”（注11）

四十多年后，张岱年先生再一次可以谈论中华文化时，除了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神之外，他一再批判这种世俗的价值观和社会文化心理，他说：“这种心理在远古时代久已发生了，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一直绵延不绝。”（注12）而荀子则早就把这种世俗价值观概括为“民德”：“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荀子·儒效》）”这段话，张先生曾多次引用。

可惜，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比如文学、史学等，来研究世俗的价值观，这样地学术研究似乎很少人做。而这种价值观在当代的发展，也已经倒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张岱年先生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最心爱的弟子程宜山也先他而去，如今，还有学人能接着张先生讲吗？比如，讲讲中国世俗的价值观。

我期待着。

2018.8.7 于芝加哥 

注释：

注1、见《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303页，

注2、4、5、6、7、8、12、见《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130—140页，第138页，第217—218页，第136页，第238—239页，第149页，第503页

注3、9、10、11、见《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35—236页，第480页，第467页，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