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从美国回北京，有位朋友给了我一本书《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话录》，说：“里面提到了你。” 我好奇了，李泽厚，这位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大人物怎么会注意到我这个无名之辈？ 果然，我并没有没有入他的法眼，他在与陈明对谈中把我称为“那个作者”。 果然，书中第“六”章下面一行字就清清楚楚写到，（李泽厚）“耿耿于怀张岱年。” 我吃惊了，李泽厚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54年毕业，而张岱年先生则在1952年由清华大学调入北大哲学系，还开过课。估计那时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不多，但不管怎么样，张先生还应是李泽厚的老师，到底是多大的仇，让李泽厚拿出那么大的篇幅，从167页到182页翻过来覆过去地贬损自己昔日的师长？并且，连“先生”两个字都免去了。要知道，北大学生大都称呼自己的老师为“先生”，我当面见过欧阳中石先生，他也是五十年代初期北大哲学系的学生，谈起张岱年，还是一口一个“先生”。 陈明最后也对李泽厚再三说：（因为张岱年）“对你进行了一些指责，这个使你耿耿于怀。”（第176页） 李泽厚回忆，张岱年先生当面曾亲口对他说你“自成一家之言”；但又批评他了，说：“他公开地、很明确地说李泽厚讲中国传统是实用理性是胡说八道。他也不讲道理，你论证我实用理性怎么不对啊，一句胡说八道就完了，这是公开讲的，而且见诸文字。”（第176页至177页） 这让李泽厚非常不爽。估计别人说了，李不会怀恨在心，但恰恰张岱年不是无名之辈，早在27岁就写出了将近六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 也许是这口怨气怒气太大了，所以，李李泽厚先生就把气也撒到了我头上。
陈明再一次说：“我觉得你对这个人（李原话是‘张岱年之类’）有点耿耿于怀？ “李：好像是在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张岱年主编丛书里面有一本书叫《张岱年的哲学》，那个作者送了一本给我。我就问张岱年有什么哲学，我问他，他讲不出来。”（第175页）
（部分书目录）
首先，这本书的书名李泽厚先生就记错了，它叫《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欧阳中石为封面题字。 当时我在辽宁沈阳，大概在1990年夏秋之际我才拿到书。
最近同窗好友范鹏给我发的一个照片：我邮寄书给他的时间是1990年9月17日。也正是因为这个，激发了我写作此文的愿望。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从未近距离接触过李泽厚，不知道也绝对没有去过他的家，没有在任何一次学术会议上与他见过面，谈过话，合过影。 并且，我在1991年8月底离开中国，此后就更没有见过他。
（ 范鹏 拍摄 ）
那么，时间点就在1990年8月到1991年5月，我是不是从沈阳到北京参加什么中国哲学史的学术会议了，并在会上见到了李先生，这也绝不无可能。（那时我工作的单位只允许教员一年到外地最多参加两次学术会议，而且那一年是会议最少的）。 连李泽厚自己也说：“我始终不喜欢参加活动，我很少去做讲演，也不去参加各种会，只是静悄悄地工作。” 所以，我李泽厚绝对没有可能当面问我：“张岱年有什么哲学”。而我更不可能刚刚出版了论张岱年哲学思想一书，却“讲不出来”张岱年的哲学思想是什么？我到了现在还能讲出来许多许多。 我想，李先生是张冠李戴了。 我想应该是91年四五月间，借着开会，我又去看过张先生，并与他道别。又托一位与李有些交情的朋友，把这本书转给李，估计还会写上“指教”一类的话。而我那位朋友不辜负朋友之托，把书交给了李泽厚，李问他，张有什么哲学，“他讲不出来。” 如果有幸能听到李泽厚先生这一问，我不会不说话。我几乎从未在大人物前不敢说话，我爱讲话，并且会抓住机会谈个不休，将我三年多的研究成果告诉李泽厚先生，说，早在四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就写出了《天人无论》的书稿，阐述他的“解析的新唯物论。” 告诉他，当张岱年的名字还不能出现在自己著作的封面上时，在1974年，日本一位学者就将近六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译成了日文。
并且更早，早在1936年10月7日的《北平晨报》上，学者孙道升就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将张岱年的哲学思想，称之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见范著，第218页） 结论：张岱年有什么哲学思想，我绝对不会讲不出来。退一万步，就算讲不出来，书在那里，李泽厚先生花上半个小时就可以大略翻一番，但我估计李把书扔了。不过，十多年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看到了我的这部著作。 2022．4.25
— THE EN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