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妹妹就是在臨潼出生的。北京之後我們全家搬往西安，說是西安實際上是它的一個小縣城臨潼，如果從歷史上講臨潼還是比較有名氣的，但70年我們全家去那裡時那裡真是個窮地方。當時我父母是整個單位搬遷．那時的中國的副統帥林彪下個命令：把所有軍工、航空及其它需要保密的單位都搬遷到內地山區，這些山區後來被稱做三線地區。我們全家當時包括我還有我的外祖母就這樣隨遷到了那個秦嶺山區。按當時的政治氣氛，雖然大家都知道從一個大城市到一個小山區會有許多不適的，但當時的人們是爭先恐後地要求去，而且唯恐去不成．當然有因政治上不合格而真的不能去的．事後我我爸爸說當時離京時他寧肯到圓明圓里當個電工，也不願意去臨潼。當時是幾列火車由北京同時發車，把幾千戶家庭一起平遷到了臨潼，這些家庭在同一時間住進了相當時集體宿舍的簡易房．儘管多次許諾這些都是臨時建築，但是直到91年我再回到臨潼，那些房仍在那．儘管當時大家都感到不適，但可能我是其中一個敢喊反對的人。我當時兩歲多，由我外祖母帶着，到了臨潼後堅決要北京的回家，並且拒絕進我們的新家。就這樣，從兩歲到十二歲我在陝西西安的臨潼待了十年。現在想來，其實那個十年是我迄今為止非常快樂的十年。童年及少年時代，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讀書不須用功，但是可以很瘋地玩。那十年我乾脆是玩過來的，我外祖母因為身體不好回東北了後，我因為沒有人就更全身心地投入大自然。後來隨父母去了山東後，那裡是一種比較死的授學方式，所以在山東生活的數年裡，有一段時間我是特別懷念臨潼那種真正的無拘無束的生活。之所以說臨潼在歷史上有名氣，是有根據的。從我們家的後窗看到的是驪山，它是秦嶺的一支，就光這一座山，它的歷史典故就多得數不勝數，別的我不說，就提三個人，“一笑千金”的美人褒姒及“一騎紅塵妃子笑”的貴人楊玉環，最後一個就是在驪山被他的部下活捉的蔣介石。站在當時我們家的前窗看，右面就是郝郝有名的秦始皇陵，左邊就是成語“涇渭分明”的渭河。我在西安的那幾年正好剛發現秦始皇兵馬俑，對外界還沒有公開，知道的都是當地人。我們就經常跑去看，當時是露天挖掘，大家都蹲在俑坑旁邊看，看着兵馬俑們先由腦袋開始一個一個地由黃土地里往外涌。不管臨潼是怎樣的碧山麗水，但臨潼卻是不折不扣的窮地方。由於我父母的單位屬於軍管單位，生活水準能比當地的人們好一些，平時單位都是到西安去採購，每年還從外地調來魚肉及海產品。我們當時在一個縣小學念書，學校很破，冬天窗戶都都沒有玻璃，只好用塑料布包上，所以每天冬天要來時，學校就動號學生主動帶塑料布到學校，但塑料布往往幾天就壞了。有關三線的政策後來被證明是失誤的。改革開放以後出現了許多描寫知青上山下的文章，但好象描寫三線的文章還是挺少的。三線工作的以知識分子為多，而且三線地區確實條件惡劣。就象我們這些隨父母去三線的孩子們來講吧，去的時候三線在建設，沒有托兒所及學校，一大群孩子只有在野地里跑。由於當地飲水氟含量過高，所以我們這些在三線地區長大的孩子，沒有一個長得一口好牙，待得時間越久牙越黑，好在我們家離開的早，否則也是一口黑牙。文革結束後的80年，因為所謂的這些三線的單位，沒有什麼可保密的，中央對三線解凍，於是我父母開始申請調離。當我90年再回那裡時，那裡已如垂垂老者，按我父母的舊朋友說，能走的或該走的都走了，而剩下的都是沒有辦法離開的，中央對三線的政策也改變了，至少臨潼的這個單位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關掉它。90年的回去，所見到的一切讓我非常地失望，那裡曾經給我留下那麼美好的印象，卻被這次回去而一下子擊碎了。我當時是十月份去的，剛剛初秋，但那裡已是衰草枯樹，到處都因舊而髒。改變更大的是那裡的人，其實他們同我父母相差不是很多，甚至有的年齡還要小些。但他們似乎都有些蒼老。其實這些才是對三線單位貢獻與犧牲最多的人。二十幾歲就到三線了，之後有可能再也不能走了。三線地區後遺症太多了，就拿我兒時的玩伴來講吧，目前這個研究所名義又牽回北京，但實際上在在某一年齡段的年青人才能隨單位走，剩下的就留在那裡了，這些都是這些在三線幹了一輩子的人，他們老了也就這樣吧，但他們的子女呢?三線地區教學質量差，都是些知識分子的孩子上不了大學，他們留在三線又該怎樣呢？從臨潼回來後，我感到我父母真是走了一條正確的路。中國人有句話就是人挪活，樹挪死，看來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