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妹妹就是在临潼出生的。北京之后我们全家搬往西安，说是西安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小县城临潼，如果从历史上讲临潼还是比较有名气的，但70年我们全家去那里时那里真是个穷地方。当时我父母是整个单位搬迁．那时的中国的副统帅林彪下个命令：把所有军工、航空及其它需要保密的单位都搬迁到内地山区，这些山区后来被称做三线地区。我们全家当时包括我还有我的外祖母就这样随迁到了那个秦岭山区。按当时的政治气氛，虽然大家都知道从一个大城市到一个小山区会有许多不适的，但当时的人们是争先恐后地要求去，而且唯恐去不成．当然有因政治上不合格而真的不能去的．事后我我爸爸说当时离京时他宁肯到圆明圆里当个电工，也不愿意去临潼。当时是几列火车由北京同时发车，把几千户家庭一起平迁到了临潼，这些家庭在同一时间住进了相当时集体宿舍的简易房．尽管多次许诺这些都是临时建筑，但是直到91年我再回到临潼，那些房仍在那．尽管当时大家都感到不适，但可能我是其中一个敢喊反对的人。我当时两岁多，由我外祖母带着，到了临潼后坚决要北京的回家，并且拒绝进我们的新家。就这样，从两岁到十二岁我在陕西西安的临潼待了十年。现在想来，其实那个十年是我迄今为止非常快乐的十年。童年及少年时代，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读书不须用功，但是可以很疯地玩。那十年我干脆是玩过来的，我外祖母因为身体不好回东北了后，我因为没有人就更全身心地投入大自然。后来随父母去了山东后，那里是一种比较死的授学方式，所以在山东生活的数年里，有一段时间我是特别怀念临潼那种真正的无拘无束的生活。之所以说临潼在历史上有名气，是有根据的。从我们家的后窗看到的是骊山，它是秦岭的一支，就光这一座山，它的历史典故就多得数不胜数，别的我不说，就提三个人，“一笑千金”的美人褒姒及“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贵人杨玉环，最后一个就是在骊山被他的部下活捉的蒋介石。站在当时我们家的前窗看，右面就是郝郝有名的秦始皇陵，左边就是成语“泾渭分明”的渭河。我在西安的那几年正好刚发现秦始皇兵马俑，对外界还没有公开，知道的都是当地人。我们就经常跑去看，当时是露天挖掘，大家都蹲在俑坑旁边看，看着兵马俑们先由脑袋开始一个一个地由黄土地里往外涌。不管临潼是怎样的碧山丽水，但临潼却是不折不扣的穷地方。由于我父母的单位属于军管单位，生活水准能比当地的人们好一些，平时单位都是到西安去采购，每年还从外地调来鱼肉及海产品。我们当时在一个县小学念书，学校很破，冬天窗户都都没有玻璃，只好用塑料布包上，所以每天冬天要来时，学校就动号学生主动带塑料布到学校，但塑料布往往几天就坏了。有关三线的政策后来被证明是失误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许多描写知青上山下的文章，但好象描写三线的文章还是挺少的。三线工作的以知识分子为多，而且三线地区确实条件恶劣。就象我们这些随父母去三线的孩子们来讲吧，去的时候三线在建设，没有托儿所及学校，一大群孩子只有在野地里跑。由于当地饮水氟含量过高，所以我们这些在三线地区长大的孩子，没有一个长得一口好牙，待得时间越久牙越黑，好在我们家离开的早，否则也是一口黑牙。文革结束后的80年，因为所谓的这些三线的单位，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中央对三线解冻，于是我父母开始申请调离。当我90年再回那里时，那里已如垂垂老者，按我父母的旧朋友说，能走的或该走的都走了，而剩下的都是没有办法离开的，中央对三线的政策也改变了，至少临潼的这个单位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关掉它。90年的回去，所见到的一切让我非常地失望，那里曾经给我留下那么美好的印象，却被这次回去而一下子击碎了。我当时是十月份去的，刚刚初秋，但那里已是衰草枯树，到处都因旧而脏。改变更大的是那里的人，其实他们同我父母相差不是很多，甚至有的年龄还要小些。但他们似乎都有些苍老。其实这些才是对三线单位贡献与牺牲最多的人。二十几岁就到三线了，之后有可能再也不能走了。三线地区后遗症太多了，就拿我儿时的玩伴来讲吧，目前这个研究所名义又牵回北京，但实际上在在某一年龄段的年青人才能随单位走，剩下的就留在那里了，这些都是这些在三线干了一辈子的人，他们老了也就这样吧，但他们的子女呢?三线地区教学质量差，都是些知识分子的孩子上不了大学，他们留在三线又该怎样呢？从临潼回来后，我感到我父母真是走了一条正确的路。中国人有句话就是人挪活，树挪死，看来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