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军相逢勇者胜

    网上就国民党最终败给共产党一直在争论。认为中共军队得到苏联大量军援，和中共地下党间谍促成国民党失败的看法有很大市场。不过我看过史料后不这么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具体的讲，就是将士无斗志；深远的原因当然是政权的腐败。

    其实就国共最后三年的内战来讲，虽然是中国清末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的内战，可与二战的苏德战场相比，差了好几个等级。当然，中国最后三年内战的年代，国共双方的军队的装备都不怎么样。另外，中国经济极端落后，军队的后勤补给也差，国民党也真没能力最大规模地建立自己军队。

    就国共三年内战来说，淮海战役规模最大，结局是国民党军惨败。我想就此战役的结局说明一下什么是“两军相逢勇者胜”。

淮海战役战果统计（摘编）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国民党军先后投入七个兵团、两个绥靖区，三十四个军，八十六个师，共约八十万人，出动飞机高达2957架次。解放军参战部队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连同华东军区、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共约六十万人。战役中共消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及其所指挥的五个兵团部，二十二个军部，五十六个师、一个绥靖区，正规军连同其他部队共555099人，约占其参战兵力的69%，其中俘虏320355人，毙伤171151人，投诚35093人，起义改编28500人。

    国民党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被俘124人，投诚22人，起义8人。以上战果还不包括其溃散和逃亡人数。主要缴获有火炮4215门，轻重机枪14503挺，长短枪151045支，飞机6架，坦克装甲车215辆，汽车1747辆，马车6680辆，炮弹120128发，枪弹2015.1万发。

解放军阵亡25954人，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合计136524人。敌我损失比为4.06：1。武器装备损失计有坦克1辆，山炮、野炮、榴弹炮共34门，迫击炮、步兵炮共219门，掷弹筒26具，轻重机枪1884挺，长短枪14588支，各种炮弹679943发，各种枪弹2014.9万发，炸药（缺双堆集战场统计数字）97025斤。在大决战的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解放军的伤亡最大，超过其他两次战役伤亡的总和，占大决战总伤亡的53.8%，各种武器的损耗和弹药的消耗也最大，其中火炮损耗占总损耗的48.6%；长短枪损耗占总损耗的69.4%，轻重机枪的损耗占总损耗的61.8%，炮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8.7%，子弹的消耗占总消耗的62.7%，炸药的消耗占总消耗的57.4%。歼敌总数则最多，占总歼敌数的35.8%，缴获则最少，淮海战役的激烈可见非同一般。

    在战役期间，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的人民用极大的物力、人力支援了战争。这四省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

    民工的支前是战役中最动人心弦的一幕。到了战役的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常备民工17万，临时民工32万，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中抽一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象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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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的在战役中的组织能力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国民党在国统区就无法动员大量人力支援国民党军？可见人心背向。

    概括说明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一是敌人错误判断，认为我们没有力量，不会集中兵力与他决战。二是在战役战术上分批分割歼敌，主要以近战夜战，发挥我们的长处。三是庞大深厚的民力支援，实际上成为五百万对八十万，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四是战役过程很艰苦，好比钝刀切脖颈，难以一下把敌人歼灭，是靠战士勇敢、献身精神和天才的创造力来完成战略战役上的正确决策。五是发挥了政治攻势的作用，在战役中敌军有五个师起义，一个师投诚。在俘虏政策上，实行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对敌人实行分化。

    淮海战役最激烈的战斗是围歼黄伯韬兵团和黄维兵团。中共军队在这两场大规模战斗中伤亡在十万左右。设想一下，如果参加淮海战役的国民党军都像黄伯韬兵团和黄维兵团那样作战，此次战役的胜负真的很难说。下面是黄伯韬兵团和黄维兵团被歼灭的简述：

    华野围歼徐州国民党军中战斗力较弱的黄百韬第7兵团，足足花了十一天，而且投入兵力之多，伤亡之惨重，都大大出乎预先意料，并一度使粟裕在兵力调度上捉襟见肘。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意志，也成为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为数极少的可圈可点之处。这一胜利确实来之不易，华野伤亡近五万，而且多是各部的战斗骨干，排、连、营各级干部伤亡非常严重，有的部队排、连级干部因伤亡而更换达五、六次之多。为解决各级干部缺额，各纵队除将教导团全部补充部队，还将纵队、师、团的警卫、侦察、通信、参谋、机要等部门人员补充战斗部队，甚至将一些机关包括文工团等单位的干部都补入作战部队。一些原来就并很不充实的纵队，到了战斗的最后时刻几乎丧失了作战能力。虽然各部都竭尽全力，抽出一切可以抽出的人员充实作战部队，但仍感不足。主要靠贯彻“即俘即补，即补即战”的原则，以俘虏为主要补充。战后无论是战斗总结还是个人的回忆，都一致认为，这一阶段的战斗，经历时间之长，战斗类型之多，情况之复杂，战况之惨烈，是淮海战役之最。

    围歼黄维兵团伤亡大约四万左右。此伤亡数据根据亲自指挥战役者粟裕将军的《栗裕军事文集》。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88544/88547/6003629.html

    我也看过国民党方面对淮海战役（徐蚌会战）的描述。看过之后哭笑不得。国民党军如此惨败，不思教训，反而文过饰非；啧啧，国民党焉能不败？请看国民党人的记载：

    国军徐蚌会战损失30万，歼灭毛润之军43万。国军参战兵力40多万。其中黄伯韬部约8万人。邱清泉部共约10万人。黄维部9万人。李弥部7万人。孙元良部4万人。李延年，刘汝明共约7万人。其它部队约4万人。

  此战共军将领毛润之共动用野战部队65万。后备兵约140万。地方部队约40万。还有500多万农民被毛润之强迫从事后勤服务。国军共死亡，失踪（含被共军裹挟者），负伤，共计30万员。共歼灭（杀死，杀伤，俘虏）毛润之野战部队43万人。双方交战，还导致约50万平民死伤。使毛润之部丧失了几个月战斗力。

    下面是一位国民党军官在淮海战役中的亲历（摘编）：

我在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的亲身经历与感受

陶纪生

    记得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一月三十日，听说国军要从徐州市撤退，接着第一次和同事坐上军用大卡车，盲目的跟着大军移动，速度慢得比徒步还慢。漫漫长夜，不知身在何处，直至翌日清晨，放眼望去，遍地是人。

    十二月一日，我们已至徐州西南近郊，由于徐州要弃守，大军带头行动，而其它军政机关、社团、学校和一般民众等，一齐跟随行进，于是千百辆汽车、炮车、牛车、骡马车、人力推拉车，杂沓前进。同时数以万计的平民，扶老携幼，肩挑背负，策杖呼号，声嘶吵杂，追寻窜扰，争先恐后，壅塞于途，秩序之乱，无以复加。及至午后，一车抛锚，全车难动，入晚，我们脱离徐州市不过十华里。

    共军于完成打点阻援，彻底歼灭国军第七兵团后，既没有骄矜，也没有稍息，相反的更积极以一部压迫国军向徐州撤退，主力迅速向徐州两侧迂回前进，以与萧（县）永（城）及睢宁、泗水、五河段驻军结合，以增强业已完成对国军大包围即口袋战术之部署。

    国军中流行着一种传言：“说国防部作战部门主管官是匪谍，徐蚌会战计划命令颁行前，共军即先已获得，所以，会战全程经过，都是为共军利益所设计的圈套，在战场上的国军，就只有在设好的圈套里，左冲右突，终难脱困，最后粮弹均绝，窒息死亡。”

    离开徐州的第三天，距徐州仍不过二十华里地，枪声越来越密集，炮弹落点也越来越近，我们行政人员，觉得车上目标大，就下车在路旁枯坐，等消息，听枪、炮声。

    十二月中旬以后，我们推移到徐州以南萧县附近的陈官庄（徐州剿共总部已先移驻此地）附近，就再也动下了，部队的粮食已告罄，空投又因自十九日起，一连十天降雪，积雪深至盈尺而受阻。至此先是拆屋掘墓取木为薪，煮吃骡马肉，骡马吃完了，就只能吃树皮草根。最后树皮、草根没有了，官兵们不是被打死，就是饿死，放眼看去，是死者以雪埋尸，伤者等死，未伤者坚贞的拚命抵抗，承受不住的则个别遁逃。我们人事科因于下雪前空投时，有空投场附近部队送来大饼罐头，所以，在空投停止期间，仍能节食度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后，虽停止降雪，而天气直至元月三日始放晴，陈官庄附近开辟的空投场，接受空投食品物资，但因共军日益紧缩包围圈，空投场极小，部分物品落入共军占领区，对国军解困帮助有限。我曾亲眼看见几件事，一日正当空投大饼落入空投场外，一位士兵背起一包（约五十公斤）往自己营地跑，但后面他部士兵紧追抢夺，再后追者杀伤前者再抢夺，如此抢夺追杀不已，最后只得将饼包就地割开，各自拿一份就地吞食；二是一天上午空投一袋罐头掉入池塘，一位士兵不畏寒冷，破冰入池捞起，但眼见池边周围站满等他上岸时抢夺分食者，不得已在池中割开袋子，打开两个罐头一面吃，一面将其余罐头向岸边周围士兵丢去，直到丢完，才安全上岸；三是空投的食品物资，都是几十上百公斤一包的，一次投下来总有几百包，当在高空时，看起来好像树叶随风缓缓坠落，但将接近地面两三百公尺时，始觉其速度快疾，此时身处其落地之处，就很难逃避得了，因此眼见数人就被活活砸死，据说此例还不在少数，因事前惟恐抢不到，到了头顶却又来不及逃开，如是有的因缺食物饿死，有的却因太多、太大的食物包而被砸死、压死，真是情何以堪。

    徐州撤退的第二天，我们就听到国共两军交战的枪炮声，所以，虽然有车，一天也走不到十华里路，第三天路上开始烧物品，是次要的军品，以减轻拖累，烧军车，烧的是抛锚堵住前进道路上的车子。第四天、第五天个人随身携带的物品，除枪弹外，其它物品尽量减少。十二月十日以后，连我们行政人员也只剩下已经穿在身上的内衣裤、卫生衣、一双鞋袜、一套黄色军服、一件黄色棉大衣及洗脸毛巾牙刷，别无他物。就算是雪深盈尺，白天是这样过，晚上也是这样过，当时的感觉，没有人说冷说苦，最怕的是枪声、炮声和爆炸声，以及怵目惊心的伤兵、鲜血和尸体。

    至三十八年元月初，这种状况已至惨不忍睹的地步，一位同事气愤的说，他们总还打死过敌人，死了倒好，够本，我们行政人员呢，无刀无枪，只有挨打等死的份儿，真不甘心。晚上，另有一种状况，就是共军停止炮击，改用扩音器喊话：“蒋军同志们，我们都是老乡亲，不要打了，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天天吃得饱，睡得暖，你们呢？”说着说着，抓起鸡子弄得吱吱叫：“同志们，听到吗？我们这里有肉有鸡吃，过来吧。”有些官兵实在熬不住，就真的过去了啊！

    元月五日以后的这几天，共军的炮火异常猛烈，因为包围圈越来越小，四面共军的炮弹都可以相互射透。国军的官兵真是被逼得透不过气来，死的已矣，活的就在尸体外围打转。我们人事科搬来新住屋后，战况虽益见惨烈，但我们住的却比以前为好，住屋座北朝南，宽约十公尺，深约六、七公尺，没有窗户，唯一的门（只有门框没有门板）是靠近右侧开的，门外右边放了一个约一尺半高、桌面约二尺正方的木桌子（我奇怪此时怎么还会有一个桌子放在这里？），门正前方有约七十平方公尺的空地，与门成直线距离约两公尺处挖了一个约长七尺、宽二尺、深五尺的躲避坑。

    三十八年一月九日下午，一颗炮弹，炸死伤我们人事科总人数一半，也炸散了活着的另一半。当时是死的不须顾，伤的顾不了，放眼看去，满地是尸体，也到处是人挤人，同仁间没有交谈，没有哭笑，甚至没有道别，就这样惊惶失措的陷入人丛中，盲目的、没有方向的跟着东奔西窜。这种心理与实际状况，直到翌（一月十日）日晨。这时炮声已完全停止，枪声也很稀疏，我已来到一个小土丘上。虽然看到的都是穿同一颜色黄棉大衣的国军，但一个也不认识，没有招呼，没有问候，没有一个人携有枪弹，也都不再逃跑，只是木然的好像等着宰割似的。

    约莫静止了一个小时，突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射向我面前一位坐在地上的国军棉大衣下襬，一个烧黑的小洞，但没有打到人。我是站着的，是否要打我，我无法确知，是否杀鸡儆猴，也说不定。正思忖时，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共军，高喊着：“蒋军同志们，大家不要乱动，举起手来，好，向我这边集合。”一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已被俘了。随后又冒出一个共军喊着：“大家跟着我走。”我估计这个土丘上，约有二千余国军，听到这从未听过的口令后，没有应声，也没有反对，默默的就跟着走，一条可以行车的碎石路上，二千多俘虏，连咳嗽声都没有，静得可怕。更奇怪的是，二千多俘虏列队行走，从头到尾总有千余公尺长，共军就只那两个，却没有人下听从，更没有反制行动。我就想，这次的国共大会战，不但打垮国军的战力，也瓦解了国军精神士气，更摧毁了国军忠勇气节。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这样想，其中可能还有很多人这样想，只是付诸行动就有区别了。

    当时的我，不知是多了还是少了哪根筋？年未弱冠，谈不上老谋深算，也谈不上勇往直前，更谈不上忠贞爱国的情操，唯一毫无商量余地的就是想逃跑。在几经思考后，不得已冒险潜行到一个村庄。为何说不得已冒险？因在包围圈时就听说，城市民众较信赖国军，乡村民众则极怨恨国军，身上还有金元券、大饼，此时单身进入村落民宅，有被抢、杀的可能。翌日晨来到一条颇为宽深的河边，看不到桥，只有靠铁路通过，虽然河上铁路两头有共军荷枪看守，但自忖已换民服，当不致为难，乃走上河边铁路，准备通过，两名守军即加阻止，先盘问听声音不对，继搜身搜出大饼，即诘问：“你系参加大战的蒋军，何以到此！”至此乃半谎半实的答称系参战的蒋军，被俘后获释换装返乡。

    到这个三合院时，约是上午九点多，直至天黑，没有与屋内任何人交谈，打定主意，被抓绝不过夜，有机会就逃。这个三合院只有正面一个大门，院深约二十公尺，我被安置在进门院右侧屋内，一名共军来回踱步看守，我仔细审定其来回踱步的时程与速度后，乃于其踱步至最里面时冲出逃跑。该兵当即发觉，尾随追赶至门口外约数公尺，听到子弹上膛声，并高喊不要跑，站住，我却是抱定决心，除非抓住或打死，要我站住不跑，别想。这天约是农历十二月十六、七日，晴空明月，视线极佳，村外又无土丘断垣掩蔽，我能逃脱，应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只有一名共军守院子，如离院子一路追赶我，则恐屋内其它人亦将趁机逃跑；其二，村内无其它驻共，未有其它共军出来围堵，否则十个我也逃不掉。

    当时由于战局混乱，共军一面备战，一面整补，对沿战线俘获的国军，无暇也无力严密看管，因此，一连三、四天我都是白天被抓，当晚即逃，从未被共军抓到后超过一夜不逃的，也没有一天不被抓的。

    自三十八年一月十日徐蚌会战结束被俘（抓）至农历大年除夕，不知是多少天，但我清楚记得被俘（抓）十二次，也脱逃十二次。

(作者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生，湖北省广济县人；民国三十八年，中华民国政府戡乱军事逆转后，随国军撤退来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