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學在中國遭難 關敏 邏輯學是教人如何正確地思考和表達的科學。 1930年代，邏輯學相繼取得了三個劃時代的成果（哥德爾不完全性定理、塔斯基形式語言真理論、圖靈機及其應用理論），為現代邏輯學的蓬勃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隨着現代邏輯學突飛猛進的發展和日益廣泛的應用，邏輯學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和重視。1970年《大英百科全書》目錄卷的科學分類欄目中，邏輯學位居各門自然科學之首；197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編制的學科分類，將它列在七大基礎學科的第二位。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大、中學階段，將邏輯作為一種必修的通識教育。但在中國，邏輯學卻受到批判譏諷，邏輯教學缺席了數十年之久。今天，中國大陸的高校依然沒有普及邏輯教育；甚至連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形式邏輯中那一點最基本知識，要在群眾中普及還十分困難。 一、“邏輯”幼兒遭受寒流 明末的傳教士利瑪竇教授徐光啟邏輯與數學，並通過歐里幾德幾何學的翻譯出版，把邏輯知識傳授給了中國的士大夫。不幸的是，這些邏輯理性知識很快就在中國大地銷聲匿跡了。一直到了鴉片戰爭後，中國派留學生到西方，才重新發現西方人熟練應用了的兩千年多年的邏輯知識。 “邏輯”一詞，始於嚴復對“Logic”的音譯。在近代史上，“Logic”還有過“辯學”、“名學”、“論理學”等漢語譯名。略言之，邏輯是一種思維工具，教人如何正確地思考和表達。科學研究對邏輯的倚重自不必說，人們的言行都離不開邏輯。說話沒邏輯，即不能有效表達和傳遞自己的想法；做事沒邏輯，就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缺少邏輯常識，會成為人云亦云的跟風派而遭愚弄。 因此，20世紀初，邏輯傳入中國後，教育界將邏輯學納入到了正規課程之中。1902年，清廷頒布《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規定“政科”三年須開設邏輯課（名學），每周兩學時。1904年的《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將邏輯課（辨學大意）列為“經學科”、“文學科”、“商科”的必修課；《奏定優級師範學堂章程》，則把邏輯學列為公共課程，共一學年，每周3學時。 進入民國後：邏輯學逐漸成為很多大學、高等師範學校乃至中學的必修或通習課目。金岳霖（1895.7.14-1984）1925年回國，1926年在北京清華大學哲學系專講邏輯學，僅僅招到了一個學生，令人嘆息。 1920年代，蘇聯開啟了對邏輯學的大批判，勒令大、中學校取消邏輯課。受其波及，一批受蘇聯影響極深的文人，也於1920末開始掀起對邏輯學的批判。艾思奇等人宣稱要用“辯證法”來打倒邏輯學，甚至公開“宣布了形式論理學的死刑”。批判一直持續到1930年代末，雖然聲勢浩大，卻未能撼動邏輯學在大、中學校課程中的地位。 張東蓀、金岳霖等人，也尚有空間與葉青、艾思奇進行論戰。1931年，金先生到美國哈佛大學與著名邏輯學家謝非教授一起學了一年的現代邏輯。1936年金岳霖《邏輯》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列入“大學叢書”出版。1939年，蔣介石甚至還曾下達指示，欲聘請專家來講授邏輯學，以改良公文的批示。1940年，金岳霖《論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獲最佳學術著作評選二等獎；1948年金岳霖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二、邏輯教學遭受重創 蘇聯1945年以前有段時期曾取消了大學的邏輯課程，理由為邏輯是形而上學哲學的產物。蘇聯於1946年11月發布《關於在中學校里講授邏輯和心理學》的決議，結論認為：每一社會經濟形態都有與自己相適應的邏輯，蘇聯必須創造出一種特殊的、“蘇維埃的”邏輯。 1949後中國的邏輯學更是舉步維艱，“一度將現代邏輯視作帝國主義時代為壟斷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偽科學。”1950年中國大、中學校所教授的邏輯課內容，深受蘇聯影響。據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邏輯學會理事宋文堅回憶：“新中國成立後學習蘇聯邏輯，則是在我國已有邏輯研究和教學成果上的全面大倒退。受害最為嚴重的是我國大學的邏輯課程。”金岳霖晚年對學生諸葛殷同說：“我當初就打心眼裡瞧不起那些書（指蘇聯的《邏輯》教科書）。”金岳霖晚年對學生諸葛殷同說：“我當初就打心眼裡瞧不起蘇聯的《邏輯》教科書。” 曾被學生認為“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的金岳霖，49後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先後參與對杜威、羅素、胡適等的批判，對梁漱溟、章伯鈞等的批判。 1950年，艾思奇到清華大學演講，批判形式邏輯是形而上學。艾思奇講完之後金岳霖帶頭鼓掌，接着說：“艾先生講得好，因為他的話句句都符合形式邏輯。”嗣後，引起一場全校性的討論，一些學生在“民主牆”上批判金先生公開為形式邏輯辯護，而被視為“毒草”。 1951-52年初，金岳霖要檢討過關，他跑去勸馮友蘭說：“芝生，你問題嚴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檢查，才能得到群眾的諒解”。馮接着說：“是、是、是，我問題嚴重，問題嚴重……”。這時兩個白髮蒼蒼老人的頭緊緊地依偎在一起，眼淚和鼻涕齊下。1952年4月17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金岳霖先生《批判我的唯心論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的檢討。因為他的學生殷海光去了台灣，他便檢討自己培養了“一個反動分子”。由於清華使用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的經費，同美國文化界聯繫較多，他便在政治上檢討自己“成為美國文化侵略的工具”、“喪失了民族立場”；在學術上則檢討自己搞的哲學“根本是反科學的”，要肅清自己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經過兩年的學習，特別是集中學習了《實踐論》，使我認識到辯證唯物主義是科學的哲學，是真理。…” 金岳霖曾對人說，他49前共寫過三本書，“比較滿意的是《論道》”。可當政治風潮來臨的時，金再也不敢說“滿意”。1958年2月，他寫了一篇2萬多字的文章，對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論道》進行辱罵式的批判。1958年，金岳霖參加一個文化代表團訪英，在牛津哲學教師會作了一個不長的報告。金岳霖談到，因為馬克思主義救了中國，所以他放棄了以前所學的哲學，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959年5月，金岳霖在《哲學研究》1959年第5期發表《對舊著〈邏輯〉一書的自我批判》一文，再次對自己過去的邏輯哲學觀進行了批判。 文革中，邏輯學再遭重創。據社科院哲學所副所長倪鼎夫回憶：“邏輯科學是重災區之一。邏輯研究機構和大學的邏輯教研室（組）被撤銷了，學校里邏輯課取消了，專業隊伍解散了。四人幫’不准老師講理論推導和論證，污衊這是‘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是‘脫離實際’、‘故弄玄虛’，是‘回潮’、‘復舊’。結果使學生只知道些現成的結論，不知道推理過程和論證……‘四人幫’還把邏輯工作者看作專政對象，給有研究成果的老專家扣上‘反動權威’的帽子，強迫他們去打掃廁所……” “革命派”不許金岳霖用公車。金岳霖說：“不用公車不是問題，可我怎麼去協和醫院？”對方答曰：“給你派輛排子車（一種人力雙輪木板車，用於運貨）吧。”“革命派”本意只不過想揶揄一下金岳霖，沒想到老金卻欣然從命，樂不可支。每到就診之日，他準時自攜一木製小馬扎，端坐於平板三輪車上，任人一路踩過去，且東張西望，不勝愜意…… 三、邏輯教學短暫復甦後，再度形同虛設 1970年代末，邏輯課開始在大、中學校復甦。1978年第一次全國邏輯學討論會召開。1979年中國邏輯學會成立。1981年，教育學家張志公撰文，呼籲“中學生應該學點邏輯”。但鑑於教材、師資匱乏的現實，張志公建議：“在中學普遍開設邏輯課顯然是不可能的，……由語文學科明確地把邏輯訓練和簡要的邏輯知識的教學任務承擔起來，是可取的。”類似的呼籲很多，也有一些效果。如，高中語文課本曾一度增入了一些與語言運用、思維表達相關的邏輯基礎知識。 但1988年，中學語文教材再次刪除了有關邏輯學的教學內容，一些“專家學者”進而又提議取消師範院校課程中的邏輯學。進入90年代，情況變得更為惡劣。在很多大學，邏輯從必修課變成了可有可無的選修課——最典型者，莫過於從1998年起，根據國家教委頒布的文件，邏輯被從漢語言文學專業（師範類）的專業基礎課程踢了出去。這種狀況，時至今日，也未見改觀。 邏輯課在大中學校的這種命運，背後的原因是多重的，高校市場化僅是其中之一。正如曾昭式所總結的那般：“目前，許多學校的邏輯課被取消，或者邏輯的課時被壓縮。這既有一些高校領導的責任，也與一些高校沒有邏輯教師有關，甚至政府有關部門也不支持邏輯的教學與普及。” 數十年來，邏輯常識教育的缺席，使社會呈現出一種思維上的病態。艱深的數理邏輯，自然不必人人修學。但作為通識教育的普通邏輯課缺席數十年，實在是不應該的事情。這種缺席也必然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使社會呈現出一種思維上的病態。訴諸情感、訴諸傳統、訴諸暴力……等背離邏輯的交流方式，在社交媒體上隨處可見。很多公共話題的討論，因參與者缺乏基本邏輯常識，常淪為無意義的罵人口水戰。 1949年11月，他與胡適、雷震等人在台北創辦影響巨大的綜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國》，任編委兼主筆。這個雜誌的發行人雖為胡適、雷震，因胡適不在台灣，雷震以負責行政事務為主，真正的靈魂人物卻是殷海光。他用言論、思想給《自由中國》雜誌導航，多次在雜誌上公開抨擊蔣介石死不退休精神。 1957年，殷海光出版了一本以對話體寫成的邏輯常識普及著作《邏輯新引：怎樣辨別是非》。殷海光強調人們的演說必須做到“就事論事”。意即：“只問是非，不問是誰說的。…無論贊成或反對，應該完完全全以論題為範圍，而不旁生枝節。這是言論自由必需的態度和修養。”這本六十年前的小冊子，對數十年未曾受過正規邏輯常識教育的國人而言，極有助益。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認知因素不發達，從根本上說，歸因於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義傾向和中國文化採取的“崇古”價值取向。於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認知的獨立”，強調“獨立思想”。殷海光終生秉持科學民主自由的精神，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義者。 …………………………………………………… 或許我是狂妄，總感到很多國人邏輯水平差，思辨上可謂一塌糊塗。甭管什麼政治觀點，上來就開“雜貨鋪”，什麼都瞎聯繫，不得要領。看到上面的文章，呵呵，情有可原。或許中國傳統文化就不重視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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