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成瘾”成为商业模式：社交媒体离烟草还有多远？

艾地生

人类社会并不经常承认自己曾经长期系统性地伤害过自己。但1998年有一次罕见的例外：整个法律体系、医学界与公众舆论，在那一刻达成共识——一种被长期正常化的产业，其实建立在对人类弱点的精密利用之上。

今天，类似的共识正在另一种产业上缓慢形成，只不过这一次，对象不是尼古丁，而是注意力。

一、烟草的真正罪名，从来不是“有害”

如果仅仅因为“有害”，烟草行业不可能被击败。

酒精有害，糖分有害，甚至空气污染同样有害，但它们并未因此被判决为非法产业。

烟草真正被定罪的，是另一件事：

它将“成瘾”从一种自然风险，升级为一种工业化产品。»

尼古丁的存在不是问题，问题在于——

它被精确调配、强化吸收路径、优化摄入节奏，直至形成稳定依赖。

换句话说，烟草公司售卖的从来不是香烟，而是可重复提取的行为控制机制。

二、社交媒体的问题，也从来不是“信息”

围绕其争议，常常被误导为“内容问题”：假新闻、暴力信息、极端观点。

但这恰恰是一个方便的误解。

因为只要问题停留在“内容”，平台就可以永远躲在之后，自称只是“信息的搬运工”。

真正的问题是：

它们并不生产信息，而是生产“沉迷于信息的状态”。

无限下滑、自动播放、间歇性奖励、情绪放大——

这些设计并不是附属功能，而是产品的核心结构。

它们共同完成一件事：把人的注意力变成可预测、可延长、可变现的资源。

三、所谓“算法中立”，是一种精致的免责叙事

在过去二十年，科技公司反复强调一件事：算法只是工具，没有价值立场。

这句话的问题不在真假，而在于它刻意回避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工具是否可以被设计成具有稳定后果？»

如果一个系统在统计意义上，稳定地：

- 延长使用时间

- 强化情绪波动

- 提高依赖频率

那么它就已经不再是“中立工具”，而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行为引导装置。

烟草公司当年也可以说：“我们只是提供产品，是否上瘾是个人选择。”

历史已经给出了这种说法的评价。

四、230条款的终点：当“平台”不再是平台

之所以成立，基于一个前提：平台类似电话公司或公告栏，它们不介入内容本身。

但今天的问题在于，这个前提正在失效。

当平台能够：

- 主动筛选信息

- 预测用户心理

- 动态调整推送路径

它就已经从“中介”转变为一种更接近行为工程系统的存在。

一旦这一点被法律承认，230条款就不再是保护伞，而会变成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五、为什么偏偏是青少年案件打开突破口

法律从来不是从最强处突破，而是从最脆弱处切入。

青少年成为关键，并不偶然：

- 自控能力尚未成熟

- 奖赏系统更易被强化

- 长期损害更具可见性

这使得“个人选择”的辩护，在这一群体面前显得格外脆弱。

换句话说，当受害者不再被视为“理性决策者”，整个责任结构就开始松动。

六、这不是“新烟草”，而是更高效的烟草

如果一定要比较，社交媒体与烟草之间存在一个关键差异：

烟草依赖化学物质作用于人体；

而算法直接作用于行为与认知结构。

前者需要摄入，后者只需要存在。

这意味着，社交媒体并不是简单复制烟草模式，

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对其的技术升级：

- 成瘾机制更隐蔽

- 调节能力更精确

- 规模扩张几乎无成本

如果说烟草工业化了尼古丁，那么平台正在工业化人类的注意力与情绪本身。

七、正在到来的裁决

今天，人们热衷于宣布“社交媒体的大烟草时刻已经到来”。

这种说法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历史已经写好结局的幻觉。

但现实更可能是：

我们正处在一个尚未完成分类的时代。

法律仍在犹豫：

它究竟是信息行业，还是行为产业？

一旦答案倾向后者，后果将不仅是赔偿或监管，

而是整个商业模式的合法性被重新审视。

烟草行业的教训，并不在于它曾经存在，

而在于它存在了如此之久，却长期被视为“正常”。

今天的问题或许更简单，也更不安：

当一种产品的盈利依赖于削弱人的自控能力，

我们是否还愿意继续把它称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