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的一天，一位名叫克劳狄欧•佩鲁西尼（Claudio Perusini）的阿根廷中年男子突然倒下。他罹患严重的缺血性脑中风，并伴随出血性脑梗塞，随即陷入深度昏迷，多重器官接连衰竭。
当时的临床诊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希望：他的大脑已受到不可逆的严重损伤，存活率极低，即使侥幸保住性命，也不可能恢复正常机能。
就在这样的时刻，当地主教建议他的家人向一位阿根廷修女──玛玛•安图拉（Mama Antula）祈求转祷。笃信天主教的家人照做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佩鲁西尼在短时间内全面康复，智力与行动能力都恢复如常，仿佛那场足以致命的中风从未发生过。
这并不是一段口耳相传的传说。梵蒂冈的医学委员会后来调阅了他完整的病历与所有医疗检验资料，逐一比对，最终得出一个严谨的结论：以现有的科学知识，无法合理解释这次康复。这起案例经过长达数年的审查，于2023年完成调查，并由教宗方济各（1936年─2025年）批准，正式确认为神迹[1]。
在这整个过程中，科学方法并没有直接去“证明神的存在”，而是通过排除所有它已知的自然因素，替人类标示出“自然法则的边界”。它在这里扮演了的角色是：协助人类确认，这个现象确实超越了它已有认知的范畴。
天主教认定神迹的流程
很多人或许以为，宗教认定神迹是一件浪漫而随性的事。事实恰恰相反。天主教会对医学神迹的审查极其严谨，绝大多数申请案件，都在科学审查这一关就被淘汰了。
整个流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2]
第一阶段，教区调查。事件首先由发生地的教区进行正式调查，搜集所有医疗文件，访谈病患、医师与家属，建立完整资料后封存，送往梵蒂冈封圣部。
第二阶段，梵蒂冈医学委员会。这是整个程序中最关键的科学审查。委员会由不同专科的医师组成，其中甚至包含非信徒医师。而他们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目前医学可以合理解释的原因？”──注意，他们并不需要回答“这是不是神迹”。
第三阶段，神学委员会。唯有在医学委员会认定“无科学与医学上的合理解释”之后，案件才会被移交给神学委员会。神学家会谨慎判断：这次康复是否确实源于对特定圣人的祈祷？是否存在多方祈祷、归因模糊的问题？是否符合天主教对“代祷”的神学理解？
第四阶段，枢机与主教会议。通过神学审查后，再由封圣部的枢机与主教投票表决。
第五阶段，教宗批准。最后由教宗批准发布。走完这一步，教会才正式承认该事件为可作为宣福或封圣依据的“神迹”。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阶段的医学委员会长期采用七项严格标准来把关：疾病诊断必须明确；疾病本身严重且预后不佳；治愈必须是完全恢复；治愈发生迅速；治愈具有持久性、不再复发；医学治疗本身不足以解释这个结果；以及最关键的──依现有医学知识，找不到合理的科学解释。[3]
科学的本质与边界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科学不是常常被拿来反对宗教吗？怎么反倒成了认定神迹的一个关键环节？
这其中，其实藏着一个对“科学本质”的普遍误解。
先说说科学到底是什么。美国科学哲学家Lee McIntyre在《The Scientific Attitude》中指出，所谓科学态度，就是重视证据，并愿意依据新的证据修正甚至改变理论[4]。英国科学哲学家Karl Popper则认为，一个真正具有科学态度的人，会主动去寻找反例、接受自己的理论可能出错，而且不会因为个人信念就拒绝新证据[5]。
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通常包含这样一连串步骤：观察、提出假说、搜集证据、测试假说、修正或舍弃假说，最后接受其他研究者的重复验证[6]。
从这里可以看出，科学研究有它清楚的边界──它处理的是“可观察、可测量、可重复验证”的事物；而且科学的结论，本质上应该被当作“尚未被否证的暂时性假说”，而不是不可动摇的终极真理。
常见的认知漏洞
理解了这一点，就会发现一个常见说法的漏洞：许多人相信“科学的发展等于对宗教信仰的否定”，甚至主张“科学足以证明信仰只是迷信”。
但到目前为止，科学方法根本无法为“神是否存在”设计出可观察、可测量的研究。而“科学无法证明神的存在”，在逻辑上绝不等于“科学证明了神不存在”。
把科学拿来当作否定一切超常经验的工具，这本身反而违背了科学精神。这种倾向通常被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一种盲目相信科学万能、认定科学是唯一真理来源，并把科学方法滥用到它能力之外领域的教条化心态。
有待回答的问题
科学无疑拓展了很多人对自然界的理解，即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现代医学对于人体与生命的复杂运作，仍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例如，为何在信仰人士身上会出现违反病理学规律、在短时间内奇迹般康复的情况。
科学既无法否定、也无法确定神的存在。这是现代科学的局限性所致。而热爱科学的人在面对自身认识能力的边界时懂得谦逊，才是真正的尊重科学精神。
而对于一名无神论者或唯物主义者来说，“奇迹康复”现象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创造这场“医学奇迹”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