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的所有纷争，都与能源息息相关。

《新·世界能源战争　资源战败国·日本的未来》一书的作者、日本能源评论家吉井英生，针对不断深化且日趋复杂的能源博弈，揭示其真实状况。

■能源脆弱国的现实已然到来

日本以太阳能为核心，不断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导入，如今其发电量占比已经扩大至约两成。然而，一个“残酷的真相”正沉重压向日本。

输出功率波动、电网系统制约，以及能源规模扩张所带来的代价——国民负担。

固定价格收购制度（FIT）的附加税如今每月都被加征到家庭电费之中，到2024财年，这项负担规模已经膨胀至每年约4.8万亿日元（收购总额，未扣除可规避成本的负担金额）。

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这一光鲜口号的背后，日本国民实则一直在以分期支付的方式，承担着一笔巨额账单。

如今，在日本的能源采购一线，一个令人不安的说法开始悄然流传：“采购落败”。

曾经，日本是全球液化天然气（LNG）市场的开创者、优质客户，也是长期合约领域的模范买家。卖方都相信，把天然气卖给日本就必定能收回货款，还可以开展长期稳定的交易。

但近几年来，局势已然发生明显转变。曾以全球优等生姿态立足的日本能源采购能力，如今正实实在在地滑落，逐步沦为全球范围内的“贫穷发达国家”。这是深耕能源行业多年从业者的切身感受。受伊朗局势影响，不得不竭力保障能源供给的日本，今后仍将持续支付巨额能源费用，让大量资金流向海外。

作为能源进口国，日本的处境已经被逼至只能被动承受国际局势动荡的境地。中东局势紧张、俄欧关系变化、亚洲液化天然气需求、中国的库存策略，所有这些外部因素都在持续搅动日本的燃料价格与能源供给。

而这其中的任何一项外部变量，日本都无法凭借自身意志加以掌控。日本所能做的，只有拓展采购来源、小幅增加国家储备，以及依靠商社一线人员拼死谈判。自身命运的缰绳，掌握在他人手中。这就是当代日本能源安全保障不容粉饰的现实。

眼下，相关人士之间已经开始私下流传一份令人不安的未来预判：倘若在能源问题上继续毫无对策，十年之后，日本或许真的会沦为在资源采购上“败下阵来的国家”。

美国液化天然气产能扩张，最终也会卷入全球最大供应方与最大采购方之间的争夺战。到那时，究竟还会不会有国家愿意持续向日本出售燃料？即便还有，日本经济能否承受对应的价格？如今因电费高涨而叫苦不迭的普通家庭与工厂，或许仅仅只是未来全面危机的序章。

但这里留下一个关键疑问：明明身负如此严峻的短板，为何日本过去30年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手段？日本并非缺少技术，也并非缺少资金，更不是缺少人才。既然如此，为何始终无法付诸行动？

答案，藏在日本电力产业的内部。

■电力自由化并非“改革”，而是“破坏”——毫无担当的体制构造

“抵触电力自由化的并非东京电力，而是经济产业省。”

从东京电力前高层口中听到这番与主流论调完全相悖的说法时，我惊愕得一时语塞。我记得那大约是2021年前后的事。

普遍观点认为：“以东京电力为首的电力行业，违抗经济产业省的方针，阻碍了仍实行总括成本核算方式的居民用电（约占整体三分之一）领域的自由化进程。”然而，彻底推翻这一主流认知的人，正是曾担任东京电力社长的南直哉。

福岛核事故之后，针对21世纪初东京电力接连发生的各类核电站丑闻，南直哉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在东京有乐町设立事务所，不再依附特定机构，持续针对日本能源政策开展独立调研并提出政策建议。他不仅在政商界人脉深厚，在媒体与学界也拥有广泛的交际圈。

在担任东京电力社长时期，南直哉确实是以“自由化推进派”为人熟知。针对开篇那番令人震惊的言论，他作出了如下解释：

“我原本希望借电力自由化，让电力公司真正成为具备长远视野、能够自主经营且勇于担责的企业，因此积极推动自由化。可经济产业省察觉到，一旦实现全面自由化，自身监管电力企业的依据就将不复存在。于是从某个节点开始，便开始给自由化踩下刹车。”

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全球化思潮席卷全球，自由化浪潮从金融、企业治理、就业，蔓延至司法、医疗，最终波及电力行业。即便是本就不适合彻底自由化的领域，也被不加思辨地套用这套理念。

日本电力事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政府监管与电力企业谋求摆脱政府管控之间不断博弈的历史。在这场主导权争夺之中，逐渐催生了责任归属模糊这一结构性缺陷。加之政府部门与电力企业都想坐享利好，那些任务繁重、需要长期攻坚的棘手课题，例如强化核电站安全、核燃料再处理、辐射防护、高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等问题，可以说始终被一再搁置。

在核电领域，美国民营电力企业遵循这样一套规则：民间能够承担的风险由民间承担，民间无力承担的风险则由政府兜底。正是这套清晰的责任划分，促成双方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协作的关系。欧洲，尤其是核电大国法国，核电属于“国策国营”，制度层面明确确立了由国家为全部事项承担责任的定位。

反观日本，长期实行“国策民营”这种模棱两可的制度，运行过程中始终没有明确谁是最终责任主体。当电力自由化叠加这套模糊的体制之后，局势变得愈发错综复杂。

自由化的本质是引入竞争。竞争一旦开启，企业就会理性地追逐有利条件。其结果便是，政府部门和电力企业，在原本就界限不清的责任范围内争相攫取利益，尽可能回避责任，那些负担沉重的长期课题便一再被延后处理。

据南直哉当时讲述，最初是政府部门推动电力自由化，但电力行业推进自由化的速度超出政府预期，于是为守住自身权限，政府部门转而叫停自由化，上演了这么一出混乱闹剧。正是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草率政策，造成了过去三十年间，日本的能源政策完全看不清国家目标何在的现状。

■滑向无所作为、随波逐流的国家

在这种责任归属模糊的状态并未得到改变的情况下推行电力自由化，自由化会进一步促使人们把行动动机集中于短期利益。换言之，“能否赚钱”将成为主导性的判断标准。其结果就是，具备长远眼光的主体遭到排挤，催生了“只求明哲保身、见机行事的主体占据优势”的格局。

令人遗憾的是，福岛核电站事故的背后，便能够窥见这一格局的部分影子。完成折旧的核电站会变成“只要运转就能产生利润”的资产。在这种环境下，如果要强化安全方面的投入，就会面临“舍弃收益去花冤枉钱吗”这种不合理的压力。人们一味盯着短期收益，而保障长远利益的“安全运营核电站的责任”则被搁置到次要位置。

由此我们可以看清，打着“改革”旗号推行的自由化究竟破坏了什么。那就是即便引入自由化也绝不能舍弃的两种价值观：“长远视角”与“责任归属”。

无人放眼未来，无人承担责任，只一味追逐利益。这种缺失长远视角、无需担责的自由化，最终走向的结局，是否会与八十年前日本人所经历的、缺乏长远考量且责任缺位的战线扩张局面相重合？承受巨大损失的永远都是普通国民。

当然，东京电力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这一点毋庸置疑。东京电力平日里将核电站定位为经营资产，当作创造收益的核心业务加以利用，却只坐享自由化带来的短期收益（可谓是只捞好处），并未履行保障长期安全的责任。这就与南先生所追求的“真正具备长远眼光、勇于担责的独立自主”背道而驰，是对自由化本意的曲解。

关于事故赔偿，东京电力理应承担首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国家以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的形式投入了巨额公共资金，这笔资金本理应由东京电力偿还，绝不该由税金来最终兜底处理。

另一方面，行政部门也负有“根据自身利害随意推进或是搁置自由化政策”的责任。推进自由化的过程中，行政部门没有立足长远去明确各方应当如何分担责任，只是随自身利害随波逐流。一旦发生核电站事故，由于失去价值参照基准，便会搞不清应当从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去完善能源政策。

可以说，正是东京电力“只攫取自由化带来的红利，却拒不承担背后对应的责任”，加上行政部门“围绕是否推进自由化，受眼前自身利害左右摇摆不定”，二者共同造成了核电站事故之后日本能源政策的迷失彷徨。

东京电力要为引发核电站事故负责，行政部门则要为事故发生后无法制定出有效的能源政策负责。双方都只顾短期的利益攫取，将“长远视角”与“责任归属”抛诸脑后。

而在此期间，美国、俄罗斯、中国均依托各自战略，打造成为“全配套型能源大国”，做好了投身新时代全球能源博弈的准备。反观日本，能源政策持续摇摆迷失，无法明确本国该走的道路。倘若这种状态延续下去，日本将会在国际能源领域丧失信誉，被视作“毫无战略眼光”，或将在新一轮全球能源博弈中再度沦为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