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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体操——《密释纳》第一部出版琐言
《托拉》三经——《旧约圣经》、《密释纳》、《塔木德》，为犹太教的核心经典，也是犹太传统与犹太思维的渊源所在。按照犹太传统，《旧约圣经》属于书面《托拉》，当初上帝在西奈山顶传给摩西时就是缮写好的；《密释纳》、《塔木德》属于口传《托拉》，是上帝口头传给摩西，并由贤哲们代代口耳相传，后来才结集成书的。犹太传统的看法是：书面《托拉》是一种普世经典，早晚会被世人所广泛接受；口传《托拉》则属犹太民族专有，是犹太思维有别于其它思维方式的终极秘密所在。
《旧约圣经》早就随基督教与天主教流入中国，广为人知，两部“口传托拉”则长期无人知晓。九十年代中我受犹太教“千年一出”的贤哲拉比阿丁•施坦泽兹委托，将《阿伯特——犹太智慧书》译为中文，是为口传《托拉》进入中国之始。不过《阿伯特》只是《密释纳》六十余卷文本中的一个小卷，而且以道德问题为主，与《密释纳》专注律法的基本精神相去甚远。如今我译注的《密释纳》第一部《种子部》正式出版，中文读者总算有了一个管窥犹太精神渊薮的机会。
按照拉比犹太教的传统，在上帝将《托拉》经典传授给犹太民族之前，曾召集了世界上七十个民族的代表，逐个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部经典，并由此而接受律法的约束。所有的民族代表都拒绝了这部大典，唯独摩西代表犹太人接受了这繁重的“《托拉》之轭”。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上帝手中的《托拉》不会只有一个希伯来语版，而至少有七十个语种的版本。考虑到那时发达文明尚少，中华民族无疑应在受邀请之列，因此那些版本中无疑应该有一个中文版。
在我译注犹太经典的十五年间，我反复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便是：如果那部中文版的《托拉》真在上帝手中存在，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1925年，当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与罗森茨威格动手进行大约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圣经》翻译——德语新译本时，他们确定的语言原则是“回到词根”的原则，也就是找出希伯来语词汇与其词根的关系，然后设法使用有类似词根含义的德语词汇。1961年，当这部巨著在36年后由马丁•布伯一手完成之时，它的语言给德文读者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大量古德语词汇在这里得到了创造性的使用，这部《圣经》的德语，完全不是现代常人所见的语言形式。无独有偶，今年在纪念詹姆斯王译本《圣经》流行400周年的活动中，《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该译本之所以长盛不衰，令大量新译本黯然失色，乃是因为其语言是极端古典高雅的英语，即使是在400年前，其语言也并非当时人们所熟知的英语。
由此我的看法是：“上帝的文本”应该是一个“回到本原”的文本，也就是一个发掘出语言自古至今、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普遍共性，并且用那种共性构筑的古今通识的文本。这样的文本便是我的追求。从15年前的《阿伯特——犹太智慧书》到今天的《密释纳》第一部，我的译文一向遵从一个基本原则：在可以理解的情况下，尽量遵循古希伯来文的语言结构，并融入大量古汉语的成分。
这样一种语言风格，加上犹太传统的思辩特色，中文版的《密释纳》自然谈不上明白易懂。不仅对读者不容易，就是对我本人也绝非易事——它耗费了我几乎五年的生命，仅注解就写了3500多条，而当我完成译注，从头审读时，我自己也看不懂那些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只有看了我自己做的注解之后才算明了。那时候我就想：当初拒绝上帝传授《托拉》的那七十个民族代表中，不知道有多少是因为看不懂这本书而加以拒绝的。这当然是句笑话，但《密释纳》的确是一部智者之书，它不是写给那些思想的懒惰者的。读此书的人，如果不是思辩能力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的智者，至少也应该是象我一样沿着思想者的阶梯攀登的学习者吧。尤其对于我们这些并不按照犹太律法去生活的人来说，《密释纳》不像是一部进行说教的经典，而更像是一部逻辑或者思维的习题集。阅读者没必要也不可能从头到尾一口气通读下来，而是应该象对待一本数学习题集一样，每天摘取两三则，读一读，想一想。这里的“想”并不是要你去发掘微言大义，而只是要你想明白各句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的阅读，有点像是思想的体操，而不只是一种知识的获取。
要了解一种思维，一种智慧，读多少介绍性的文字其实都是隔靴搔痒，只有阅读原典才能算是切身体验。要了解犹太智慧，至少要读几段《密释纳》经文，即使读得半懂不懂，你对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理解也会比以前深入得多。
张平 2011年10月24日 于北京
原载《中国企业家》2011年第20期，本篇可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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