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史称“十年浩劫”。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要为各位作系列报导，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历史事件、冲击和影响，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血泪实录，向大家呈现事实真相。

(21)血统论和出身论

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出现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公开喊出了以血统划分好人坏人的口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8月12日，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小组组长谭力夫和刘京联合写了一张题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8月20日，谭力夫在一次辩论这副对联的大会上大肆鼓吹这种观点，使他在全国扬名。

这副对联、谭力夫的讲话、以及他和刘京的大字报在中国掀起一股公开讲究家庭出身的风气。以高干子弟为首的学生红卫兵自称“红五类”，即来自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他们的对立面就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谭力夫又加上资本家和走资派，变成“黑七类”。

当时，“黑五类”的子女被称为“狗崽子”，不准戴毛泽东的像章，不准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

红色暴民的打砸抢抄抓杀

全国各地兴起主要针对“黑五类”的“抄家”行动。1966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上海的红卫兵抄了10万多户；武汉的红卫兵抄了两万多户。

还有一些地方对“黑五类”及其子女进行屠杀。例如在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在广西的宾阳县，20天里屠杀了3000多人。在湖南省道县，两个月里杀了4000多人，逼迫自杀300多人。

领导人批血统论

但是谭力夫等人没想到，中央文革表示不赞成对联的提法。1966年8月2日，陈伯达对红卫兵说，这种说法“不全面”。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8月6日，江青和陈伯达在接见红卫兵时对他们这种阶级路线分明的做法表示支持，但是建议将对联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于是，一首题为《鬼见愁》的流行歌曲应运而生，歌词是：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将对联和谭力夫的观点斥责为“反动血统论”。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出面了。他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

“联动”抗命遭镇压

此时，大批高级官员开始受到文革的冲击，以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所谓的“联动”，公开与中央文革对抗，而且暗指毛泽东专制，想保护自己的父母。他们提出的口号包括“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江青太狂了”，“踢开中央文革”。他们还扬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不出一个月，“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100多名“联动”骨干成员被逮捕。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他们对红卫兵的不满，以至于后来的抛弃，是由于他们进一步地要批判各级，包括一些高级干部，要批判老革命的时候，而这些红卫兵，由于他们不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就出来反对，中央才决定要抛弃他们。

“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强调出身，因为你文化革命革到老干部头上来了，他们去保老干部，所谓‘保爹保妈’，成了一支特别有力量的保守力量。毛和中央文革就翻过来把他们打下去。”

《出身论》借机出世

几乎在这同时，北京青年工人、“右派分子”的儿子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猛烈抨击了弥漫中国上下、以家庭出身决定前途命运的歧视行径。他指出，依照推行血统论的人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他写道：“一切革命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罗克的文章与中央文革对血统论的批判遥相呼应，在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记者采访了遇罗克的弟弟、当年《中学文革报》的负责人之一遇罗文。

记者：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中央文革来出来说反血统论，这个《出身论》也不会出来。

遇罗文：对，出不来。出来也得变成反动文章似的被满处追查。因为我们说实在的是利用了他们宽松的环境，乘那个机会把我们自己想说的说出来。我们所以能敢出这个报纸，遇罗克的文章能发表，这都是借着这个机会嘛。

记者：当时你们想过，后来中央文革会反过来打你们吗？

遇罗文：也可能不打，那当然了。

记者：为什么你们会想到有可能不打呢？

遇罗文：因为毕竟中央文革也是反对血统论的，那我们也反对血统论，那有什么不对呀？

记者：你们当时有没有看出来，中央文革反血统论是假的？

遇罗文：那我们看不出来。

当局对出身论封杀而不批判

1967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反党的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入狱。

中央文革并没有像批判血统论那样大张旗鼓地批判遇罗克的《出身论》。

遇罗文：中央文革刚开始还不说反对。像陈伯达就曾经说过，你们可以辩论，就是关于《出身论》这篇文章。等后来，戚本禹就开始说了，就说这个《出身论》是大毒草。

记者：他明确说了到底哪一条是大毒草，哪一条跟“我们党”的政策不一致吗？

遇罗文：噢，他没这么说。因为他也不敢这么说。因为他如果那么说的话，他从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共产党宣传的血统论执行血统论的政策，也并不是说光明正大公开地说。都是嘴里说着，我们不歧视什么什么的，把人不应该分成三六九等，但是实际上在具体政策上，它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记者：也就是说当时根本就没有说遇罗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

遇罗文：对。没有。

记者：就给抓走了。

遇罗文：刚开始抓走不说什么。等到判的时候，只是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组织反革命集团，都是这类的话，含含糊糊的，没有什么具体的。

“联动”成员出狱 遇罗克入狱

在血统论上对立的两派人都进了监狱，但是却有不同的结果。1968年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了100多个被逮捕的“联动”成员。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这些人，鼓励他们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谭力夫也于1968年5月29日被释放，而且改名叫谭斌，很快进入了那个年代年青人最向往的军队，还成为军官。胡平说：

“尽管对联、血统论受到很严厉的批判，但是到后来，这些干部子弟本身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特别是到了后来上山下乡了，他们很多出身好的去当兵了，开后门干这样、干那样去了，等到一旦有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那么他们也是近水楼台。

“在工农兵大学生中间，这个干部子弟占的比例是超乎寻常的高，都反映了整个文革，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前的10年之内的时间里面，家庭出身的歧视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遇罗克的理想幻想和以身殉道

与此同时，遇罗克也以为有朝一日他会出狱。当年由于讲了几句对江青不太恭敬的话而被判处死刑的张郎郎曾经和遇罗克关在一起。

记者：你觉得他当时写这个《出身论》是不是受了陈伯达的鼓励，起码是精神上的鼓励？他看到中央文革对血统论并不满意，所以他就势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他实际上是支持中央文革的，因此他不会受到后来他所受到的那种迫害？

张郎郎：接着的事实也是这样。他告诉我，也是暗示我，他说当时中央文革跟《红旗》杂志都找过他，跟他谈过，可能是给他了某些支持和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这种机会根本是千载难逢。明明知道是有很大的危险，他说：“即使为这个我要付出什么”，“我也值了。”这是当时他的原话。他当时是支持文革里边的平民主义的思想。因为当时提出来，消除一切官僚。他是觉得，这个是正好要把中国新出现的所谓新阶级、新等级，把它扫平。他说，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就好了。因为“黑五类”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他当时的基本思想是这样。

记者：他的这个想法实际上和毛泽东当时要打倒党内的走资派的想法是一致的。

张郎郎：对。所以他当时抱了很大的希望。他支持中央文革，但是他同时也反对了49年以后的所谓阶级政策。当时遇罗克根本觉得他很快就会出去了。他说，我要出去以后，我去找陈毅，让他帮你说说话，让你免一死。

然而，尽管遇罗克批判的是中央文革批判的血统论，尽管遇罗克在入狱后向当局表示：“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要相信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青年是有觉悟的。”“我的日记可以证明我对党的热爱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是他再也没有重获自由。

1970年3月5日，27岁的遇罗克被枪决。

谭力夫当官 遇罗克平反无抚恤

文革结束以后，改名为谭斌的谭力夫先后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以及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当年和他一起主张血统论的刘京则成为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1979年，中共为遇罗克“平反”。

记者：政府当时正式道歉了吗？

遇罗文：谈不上道歉，反正有一纸通知，就是“无罪”，就这么一句话。公安局多次到我们家表示慰问。至于抚恤金，没有。只是把他从被捕那天一直到被判死刑这两年零两个月的工资给我们家拿回来了。

记者：你还记得是多少钱吗？

遇罗文：大约是两千块钱左右。

鼓吹“反动血统论”的“联动”、谭力夫重新成为中共的“自己人”，而批驳血统论的遇罗克却惨遭灭顶之灾。说到底，血统论符合中共的阶级路线，而遇罗克的《出身论》与这条路线背道而驰。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原罪

中共在家庭出身问题上主张：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1968年12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道：“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

这段话似乎是给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出路，但是实际上肯定了这些人带有原罪，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在政治上和别人平等，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

平等思想违背中共阶级路线

再对照一下谭力夫在1966年8月20日那次讲话中说的话，他说：“你们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他的话显然反映出中共阶级路线的实质。

而遇罗克的观点却不一样。《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

“遇罗克的思想和当时中央文革批判血统论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中央文革当时批判血统论还是沿袭过去的说法，就是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要重在表现。而遇罗克就指出，这是过去提的，而当时提的是指本人成份，而现在呢，你是搞的出身歧视。过去你的阶级路线指的是阶级呀，你现在是冲人家的子女来了。

“所以遇罗克那篇文章的基本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子女就不应该受到这种牵连，受到这种连累。他就主张都应该是平等的。而这一点当然是共产党不能接受的。中央文革在批判血统论最高调的时候也没有接受这个观点。”

出身重如山

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从小到老，填写各种表格都要填上“家庭出身”，而且是要填上祖父的成份。只要祖父是地主、资本家，你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后代。政治审查要查到祖父那一辈，这叫所谓的“查三代”。

这种家庭出身要随着每个人的档案带一辈子，入党、入团、提干等等，统统受到歧视和影响。高干子女的命运则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父母被打倒，他们就遭殃；父母重新出山，他们也时来运转。封建世袭制和“株连九族”的味道极为浓厚。

为何坚持搞歧视？确保子孙人上人？

文革发生在中共建政17年以后，所谓的“剥削阶级”早已不存在了。

胡平：“你共产党过去既然是靠暴力革命推翻前面的政权，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那么在你掌权的初期，你对于被打倒的阶级，他们的人，包括他们的子女，有一种猜忌，这个尚可理解。

“如果说有家庭歧视的话，那么它显然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所以在57年反右前夕，毛泽东讲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停止了嘛，已经结束了嘛。怎么越搞越多了？这个根本不通嘛，对不对。同样的，你的家庭歧视的问题，怎么到后来反而越来越强了呢？”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分析说：

“第一，在62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就要有阶级斗争的对象，你就要有靶子呀。老一代的所谓黑五类早就被打倒，他们在社会上也完全没有影响了。很多人就把他们的子女当成了斗争对象。

“另外一方面，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段时间，我们刚好和所谓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子女是同代人。那时候我们都面临着要升学，要就业。尽管在当时干部子弟一般已经享有不少的特权，但是毕竟不能公开地、名正言顺地讲这个问题。

“就拿考大学来说，那时中国大学很少，能考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多，你怎么着都有考试这一关。而在这些方面呢，那些干部子弟，老一代革命家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未必占什么优势。

“在当时，由于长期(以来)共产党的这种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其实那些青年人想得都差不多，大家那个时候都一心一意要革命，在各个方面表现，不管是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啊，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啊，到农村、到工厂里去下放劳动啊，在这些其它方面大家都表现得差不多。

“这么一来，他就没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享有一种特殊地位。基于这种情况，我想他特别强调家庭出身，靠这一点就可以把别的人打入第二等。就使得他们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位于这个社会的上层。我想这是在当时社会特别流行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无产阶级领袖”的非无产阶级出身

实际上，中共文革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没有一个人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时曾经说：“我那个父亲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现在也得坐喷气式。”周恩来说：“我弟弟周同宇，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卫戍区去了。”林彪说：“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

毛、周二人都表现出大义灭亲的情操，证明好人可以和坏人亲属划清界限。林彪则表明坏人的亲属也可以是最优秀的好人。

其实，根据当事人后来的回忆，周恩来把弟弟抓到北京卫戍区，实际上是明抓暗保；而毛泽东不会不清楚，即使自己的父亲在世，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呢？他们这番话显然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政治贱民何其多

中国并没有详细统计当时有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1979年，中共宣布为所有的地主富农摘帽。《北京周报》报道说，被摘帽的有400万人。据说在文革中有120万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以一家四口人计算，加上孙子辈的一代，全国至少应该有5000万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其它“出身不好”的人。

据中国官方内部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有两百多万人，受到迫害株连的人达到一亿多人，超过中国当时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应该居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