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 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发生后，中国小道消息大流行，实话与谣言齐飞。而官方的一些正式回应，也渐渐被发现本身就是谣言，例如“休假式治疗”、“孤立事件”。当局大力打击谣言，央视呼吁“共同净化网络环境”。对此，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网络谣言与现代谶纬》批评， 此举无非是旧有粗暴、简单和单向思维的社会治理思维还未改弦更张的体现而已。
4月12日晚上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共同净化网络环境》，颇有恍若隔世之感。互联网乃是最为现代的科学成就，而谣言却是万古不易的存在，本身已为一对龃龉。而以央视的皇皇身份，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向现代急剧转型的社会里，居然以如此落后与霸道的方式来打压一个自然发生的社会事务，未免令人惊诧。 手边正好新进一本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李若建先生的奇书《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用以对照观看，颇有长益。 李教授研究的谣言乃是在一个几乎传统的社会之中，在缺乏现代传播工具的情况下，谣言是如何发生、发酵并且影响世人的。他的考察对象集中在四种当时广为传播的谣言：毛人水怪、割蛋、仙水神药以及投毒。 自然，今天在一个现代化的都市中查看这些谣言，其无稽程度令人忍俊不禁，但其后果之严重，却令人发指。 毛人水怪的传说主要发生在淮河流域，谣言中这些妖魔浑身批毛，“要人眼、人心、女人奶头、卵蛋”。谣言陆陆续续散播了10多年。谣言所及，人人自危，误伤误死为数者众。当时更引发了官民冲突，一些基层干部无辜受难，受伤遭害。而平息此谣言所负代价更加不菲，根据李教授的不完全统计，仅江苏、安徽和山东三省，遭逮捕人数即有1802人，而其中78人因此被处决。 割蛋谣言则发生在北方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和天津，主要爆发在1950年。谣言内容为毛泽东为帮助苏联制造原子弹（主要原料为男人睾丸、女人乳房和子宫、小孩的肠子），于是派便衣部队到全国“割蛋”以赠送苏联。这看上去太像是政治谣言了，尽管传谣信谣者，许多不过平头百姓。谣言平息的方法如出一辙，仍然是镇压。 仙水神药无非是封建迷信再加一些具体的事件，传播更为广泛，只是效用未如以上显著，后患也不大。李教授的图表显示，谣言最少的年份为1950年，395件，最多的年份为1958年，2000多件。平息谣言仍然依靠镇压，往往动辄牵连上百人，其中多数案件具有处决者，而多为冤假错案。 中国历史上从不乏各类谣言。美国知名学者孔飞力的《叫魂》所分析的就是乾隆年间的叫魂谣言案，不过乃以此观照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环境与制度；毛人水怪更不是什么新鲜的创造，水鬼传闻今天在农村依旧存在，而神农架野人的传说更是眉毛鼻子俱全。中国传统历史的统治者最恐惧的就是谶纬之说，尤其是知识分子与民间勾结的反叛；而“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白莲教起义，更是利用谶纬之说颠覆朝廷的经典案例。 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李教授指出了谣言的种种危害，但在结论中却有一句“谣言是有害的，但是并非无益”。我所得益的，恰恰是李教授并未如央视专家那般对于谣言百般指摘，而是从学理上一再指出谣言的产生，乃是社会现状的诸多综合征状。 他认为，谣言的来源主要有五个方面：1，集体记忆，乃是对以往集体记忆的一种变异反应；2，地域；3，集体行为与集体行动，以谣言对抗今天的种种社会政策或不公；4，民间话语，以表达受损的心理；5，社会变革，“变革中的受冲击者”以此缓冲心理或者反抗。 若以此分析来对照央视中所举的诸多例子，历历可见那些网络谣言所产生的心理因素。例如失踪孩子的眼角膜被摘除乃是对于现代儿童拐卖事件，以及长期存在的器官买卖传言的恐惧；银行帐号的大量丢失乃是对于银行保护个人隐私方面不尽得力的不满情绪；商业性的谣言自然有利益诉求在其中，而对于地震传闻和碘盐抗辐射无非仍旧是对于国家相关机构信息披露不完整的长期不信任。 李教授的一段原话，一语贯穿谣言的真实属性：“谣言是一种大众话语的形式。因为民间话语在没有渠道正常表达的时候，谣言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在一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重新调整，相当数量的利益损失者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会通过某种形式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这一过程中，把他们的声音加载在谣言上，是一种冲用手法。……‘谣言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它们迎合了人们的偏见和期望’。” 其实，说起来网络谣言也并非中国社会的独特产物而已。在欧美发达国家，谣言也未必不如中国兴盛。例如，官方早已对戴安娜王妃香消玉殒的事件做出结论，偏偏有人不依不饶，非说是英国情报机构甚或是CIA所杀；又如，前两年网上风传美国政府制造登月假消息，更是有图有真相；而关于末世的诺查丹玛斯预言，或者外星人入侵的故事，或者是政府早已俘获了外星人等等谣言，不曾有一刻平息。 奇怪的是，这些谣言不仅仅未曾遭到打压，并且许多情况下还被艺术家所用，堂而皇之拍成电影电视，所有人甘之如饴。麦田怪圈的传闻在国外传了几十年，最后成就了梅尔•吉布森的票房大卖电影《天兆》；玛雅人末世传说一代一代传下去，变成了全球热卖故事《2012》。假设美国政府也让CNN出来辟谣，未知这些电影还能不能给美国人带去那么多票房收入？至少在美国，rumor其实未必是一个贬义词，更多是一个中性词，并且带有八卦的含义，且成为艺术创造的一大来源。 央视大张旗鼓呼喊“共同净化网络环境”，无非是旧有粗暴、简单和单向思维的社会治理思维还未改弦更张的体现而已。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不过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变种。这种思维假设子民都是无知而蒙昧的，需要让智慧精英的管理者来安排他们所有的事务，包括对于谣言的辨别和清理。而至于那些怀有各种目的的制造谣言者，无非镇压了事。 说起来，谣言之产生，无非人性而已。人是复杂动物，而利益之收获与损失，各从其类。因而产生不满、欲望、不信任。这些情绪，都需要出口宣泄，制造谣言，与谩骂、讽刺，无非异曲同工。不在网络造谣，便在私下造谣，什么时候能禁得住！而人们信谣传谣，亦不过自我安慰的一个心理暗示而已。网络谣言说起来也不过是现代谶纬，用以表达对各种政治的不满而已。 互联网发展至今，由于web2.0的兴起，社交媒体成为一个主流产品，有大量无聊的造谣信谣传谣者，还有更大量无聊的不信谣不传谣辟谣者。网络已经有了完整的自我清洁功能，犹如在正常情况下的自然有自我清洁功能，何须公权力的介入？2011年甚嚣尘上的网络辟谣联盟，我虽然并不买单，不过若是一班子网络公民的自发行为，却亦是无可指摘。 而无论是网络的造谣传谣，还是私下的造谣传谣，说到底不过是民间自我的社会事务。例如碘盐事件，到头不过是一场闹剧，先抢盐，后退盐，商家倒是纷纷扰扰了一阵子，可是与社会而言，可曾引起什么暴动与骚乱？既然社会上总归有那么一群人要扰攘，那就让他们扰攘去便罢了，打什么紧？一个真的平静无事的社会，便是一个死水一潭的社会，有什么创造力和向上力？反而是公权力的介入，令人更加信其有了。社会事务，应当由社会自理，若无作奸犯科，公权力不得干涉，这方才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原则吧？ 现代社会分层清晰，而分工也应当清晰。既然已经有了社会这个层面，那便应当把社会的管理权限，还政于民，由他们自理。网络谣言这件事，应当由网络社会自己去处理，而实在不需劳烦央视这样的老大哥出来指手画脚。如果管理结构确有余裕，并且对此忧心忡忡，何不多费时间考虑如何让信息的流通更加透明，谣言无处藏身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