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历史】基辛格在其所著的《论中国》一书中，专列一章节来写六四事件（书中称“天安门风波”），其中透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情节。书中称，在1989年5月底，全国各种反政府抗议活动蔓延了中国341座城市，就连政府工作人员也参加到街头的示威队伍中。

    而大量的境外记者聚积在北京是偶然的，因为他们本来要报道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这个重大事件的。而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抗议活动，致使中国领导人被迫取消了原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而降低规格改在北京机场举行。另外还提到了江泽民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在这一事件中没有赢家，也没有英雄。

    在“六四事件”中，美国为学生领袖和民主人士提供支持，也为他们的出逃大开方便之门，中美关系也因此有了间隙或者说变得紧张。基辛格在书中描述，1989年11月，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与其进行了一次交谈。交谈中涉猎了政治、经济以及六四等方面的议题。

关于外交方面，江泽民表示，“除了台湾，中美之间没有大的问题”同时强调说：“我们没有边界争议。在台湾问题上，上海公报确立了一个良好的方案。”他说：“我们不输出革命，但是，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必须由这个国家自己来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自于我们的历史定位。”

    关于中国经济和改革开放，江泽民表示中国不会回到从前的闭关锁国状态，无论如何都会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就中国而言，大门一直是敞开的。我们愿意对美国的任何积极姿态作出回应。”但改革是自愿的，而非外界强加的。“中国历史证明，压力越大，反弹就越大。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所以我想用自然科学规律来说明问题。中国有11亿人口。她很大，有许多动力，但把她向前推并不容易……”

    江泽民还谈到了他对“六四事件”的反思。他说，中国政府“对这件事没有精神准备”，又解释道，政治局开始意见不统一。他认为，在这个事件中没有英雄，学生领袖不是，共产党也不是。

   “六四事件”发生时，江泽民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那个时候全国大部分城市都在闹学潮，而江泽民却在处理上海的学生运动中很慎重，他在事件初期关闭了上海一家很有影响的自由派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后来没有在上海城中实施戒严，也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和流血事件，最后事件在上海很快平息下去，从而受到了中央的赞扬，也为他最后走上高位奠定了基础。

李鹏与赵紫阳眼中的“六四”

    近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发行了陈希同访谈录《陈希同亲述：众口烁金难烁真》一书，该书在“六四”二十三年纪念日前夕出版发行，引起了轰动。陈希同作为当事人，在文中对“六四事件”作了具体的叙述，声称自己不是戒严总指挥只是傀儡而已，一切身不由己。

    这不禁令人想起了2009年已经出版的由赵紫阳录音整理成的《改革历程》与未出版却已广为流传的“李鹏六四日记”，他们作为当时的最高层领导人，六四事件直接决策者，对六四是如何记录或看待的，他们眼中的六四有何不同？

    赵紫阳如何看六四

《改革历程》封面

    赵紫阳在其2009年5月29出版的《改革历程》一书中开门见山地直接谈到了六四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赵紫阳同情学生的态度在书中表露无疑，他在书中称赞胡耀邦清廉，并对胡耀邦的改革深表赞同。对学生有举动也表示认同，认为学生的要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对学生上广场悼念胡耀邦的行为也是支持的。

    赵紫阳与学生讲话

    书中披露，在对“六四事件”定性过程中，在李鹏的住持下，李锡铭与陈希同将学潮情况汇报的非常严重，说是“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他们是将学生运动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的始作俑者，他们的汇报也影响了邓小平的想法和最终拍板。

    书中称，在决定首都戒严的表决上，李鹏、姚依林是强硬派，乔石和胡启立则是温和派，而邓小平则对学潮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于是在听了汇报以后，邓小平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

    同时在书中称，“六四事件”的发生最先是因悼念胡耀邦引起的，但是是可以平息的学生运动，最后转变为“反革命暴乱”其中的转折是“四•二六”社论的发表，书中说，本来已经平息并复课的学生们因为“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再次愤怒上街，这才导致了最后的流血事件。

四•二七大游行——抗议四•二六社论，上百万北京学生和市民参加

    游行队伍中的横幅和口号有：“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李鹏眼中的六四

“六四日记”封面

    李鹏的“六四日记”是他在7989年4月15日至6月24日之间所记的日记内容。李鹏在日记中保持了他一贯的强硬派作风，他对六四的表述中一直是用的“动乱”一词，认为学生的游行是资本主义要颠覆社会主义的活动，学生运动是中国又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另外，在他的日记还表述了他与赵紫阳之间的矛盾，并认为是有人事前预谋，把他推到最前线。日记中他还对赵紫阳及其政治改革进行了抨击。

    李鹏在日记中认为赵紫阳将中国“六四”前的经济不振与“六四事件”的发生都归罪于邓小平：李鹏“六四日记”说，1989年5月16日，赵紫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日记说，赵紫阳在会晤中除了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大谈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政分开，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积极地推进。

5月16日，中苏两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晤。

这是赵紫阳在中共电视上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然后，李鹏六四日记说，“对于当前中国发生的动乱，这是最严重、全国和全世界都倍加关注的事件，赵紫阳几乎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是，赵紫阳却出乎意料地介绍了邓小平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赵紫阳说，邓小平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但十三届一中全会作出的郑重的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都要经过邓小平的同意，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掌舵，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向他通报，向他请教。”

    李鹏六四日记接着说：“赵讲的话本身虽然符合实情，但值此国家动乱危亡之秋，他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讲这一段话，其用意就耐人寻味了。

    李鹏认为，在派军队进京实施戒严的决策中，是邓小平拍板决定的，其日记的电子版文件中原文表述如下：“5月17日邓家开常委会时，邓小平说：‘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戒严是我的主意，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来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

    无论在赵紫阳和李鹏眼中，“六四事件”有着怎样的前因后果，他们对整个事件是如何看待的，他们对事件心里有无愧疚，作为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他们一起经历了并处理这件事，那么他们与“六四事件”被历史永远记录在一起，但不知李鹏和赵紫阳眼中的“六四”与历史的真相究竟有远？

陈希同：六四事件中我只是个傀儡

    5月28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正式发行《陈希同亲述》一书，该书是中国知名学者姚监复与保外就医的陈希同在2010年至2012年间的谈话实录。陈希同否认为“六四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及犯有“贪污罪”

   “六四事件”23周年将至，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负责人鲍朴，继2009年出版和“六四事件”相关的赵紫阳录音《改革历程》、2010年《李鹏日记》被中共当局强令禁发后，正式推出《陈希同亲述 众口烁金难烁真》一书，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为陈希同讲述“六四真相”。

    赵紫阳、李鹏、陈希同皆和“六四事件”密切相关，三个当事人口述作品有相互矛盾之处，也有部分相互佐证，本书作者、曾任职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研究中的姚监复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综合、对比多部关于“六四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录，“六四事件”渐渐接近和还原事实，公众渐渐厘清脉络和了解到底是谁“指挥”了北京戒严行动？

    现年82岁的陈希同在“八九学运”期间担任北京市市长，曾被外界认为是“八九学运”主要的镇压者之一。 1998年，陈希同被中共当局以“贪污罪”判刑16年，2004年，陈希同获保外就医。在此期间，姚监复先后八次探望陈希同并与之对话，其后整理成书。

   “我不是正指挥，我没有谎报军情”

    赵紫阳的口述《改革历程》中曾披露，陈希同曾与李鹏、李锡铭等定性学潮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在虽未正式出版、但早已在网上全面公开的《李鹏日记》中，陈希同被指为北京戒严行动的正指挥，姚监复透露，陈希同在与他交流时完全否定该说法：“他说，我到2010年我才知道我是正指挥，89年时李鹏为什么不告诉我？所以他有机会要见李鹏的话，得问他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所以在这个谈话录中，这是他主要更正的。”

    在本书中，陈希同表示在“六四事件”中他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外界曾普遍认为陈希同当年向邓小平“谎报军情”，过分强调学生运动的严重性和学运直指邓小平，导致邓小平作出对学生进行镇压的决定，继而导致“六四事件”。陈希同否认曾向邓小平当面汇报和签发报告：“《六四真相》里面说，他在邓小平家开会，他坐在邓小平的背后，用四川话把别人的话用力重复，让邓小平能听见，他说我根本没去邓小平家开会，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陈希同身不由已，愿“承担责任”

    姚监复也提及，1989年6月30日，在镇压学生运动后，陈希同以国务委员和北京市长的名义向中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再次将学运定性为动乱，该报告曾印发100万份，对此陈希同表示是奉中央之命而为：“他的解释是，中央让我做报告，我不能不做，我一个字也没参加讨论，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改，但是我承担责任。”

    时至今日，对“六四事件”陈希同到底有怎样的认识？姚监复认为陈希同依然无法摆脱执政者思维：“他觉得这是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结果竟然发生了，我也问他，你作为市长，你的市民无辜死掉了，你有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很遗憾，不应该死这么多人，但是他的认识和我和更多人对六四的看法还是不一致的，就是认识高度和深度，不完全一样，所以我在这本记录中，按照他的愿意写出。”

   “我不是贪污犯，我要上诉”

    1995年，陈希同被指控犯有“巨额贪污”，本书中陈希同为自己辩护“不是贪污犯”，他也强调自己当时受到不公平审讯，是文革以来政层的最大冤案。姚监复表示：“他说我不是贪污犯，为什么判我十几年？他的悲剧可能是整个共产党制度下的社会的悲剧，他自己觉得我并没有得罪什么人，他向高法申诉了，要求重审，他觉得哪怕维持原判，也得有个回答，他对这个很不满意。”

    记者向姚监复问及陈希同是否认为中共将其治罪是政治斗争？姚监复表示陈希同没有正面回答：“我在书中问他了，他没有回答，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另外网上说他告了江泽民的状，他也说没有告状，问题是另外有原因。有一个解释不知道能不能说得通，是张木生（注：张木生为税务杂志社社长、被称为中共高层智囊之一）说，邓小平南巡后到首钢时曾有个想法，让陈希同进常委当他的联络员，是不是这个犯忌了？”

   “担忧陈希同口述遭当局报复”

    姚监复说在采访陈希同时，看到有北京远郊的农民探望陈希同，亦感他是一个亲民的官员；陈希同也曾向他表示，因为自己出身贫寒，在考取北大后曾为学费担忧，随后在其执政后，推行在师范类高校公费政策；再到他面对自身处境的乐观，交织在一个带有“六四”镇压者标签的中共官员身上，在所有的对话中体现着人性的复苏和挣扎，他的身上也无法抹去执政者思维定式。

    姚监复亦担忧本书出版后，他自己及陈希同遭当局报复，为此他强调，虽然两个在公开谈话纪录一事上，曾签有可以出版的君子协议，但陈希同因为申诉案迟迟没有结果，本不予目前出版。

   “去年他和我说了，你不能在2011年出版，到2012年再说，我说君子协定已经到期了，他说再延长一下，因为两年前他就进行申诉，就是要求就贪污案进行审理，他想等有回答再说，我把我们以前的纪录给他看了，他同意公布，说这个纪录有用，总有一天要公布，但这次公布，是我和出版社商量的，没有经过他，我希望这次的公布不要给陈希同带来麻烦，我也希望不要给我带来麻烦。”姚监复坦承自己已近八十高龄，希望本书早日面世以待世人考证。

前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首次六四表态：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六四事件”23周年前夕，当年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接受了媒体的电话访问。在被问及“六四事件”及近期的《陈希同亲述》一书时，他说是高层的事情，电话里说不清楚、三言两语讲不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则敦促袁木说出真相，为时未晚。

    1989年“六四事件”后，袁木在6月6日的官方新闻发布会称，“只死了23位学生”，他的名字从那时起，广为世人所知。继去年出版《李鹏日记》后，今年再有关键人物借出书撇清六四责任，曾被以贪污罪判刑16年的前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即将出版的《陈希同亲述》中，否认是“首都戒严部队正指挥”，更否认当年向邓小平“谎报军情”导致部队镇压群众。对此有媒体采访袁木，在谈到《陈希同口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一书要厘清历史责任时，他以“电话里说不清楚”，不作进一步回应。

    六四前袁木曾多次代表政府和学生对话。“六四事件”两天后，他就此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死亡人数中，军队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统计数字是近300人，当中包括23名是北京各个大学的学生。他又在6月17日接受美国电视台访问时表示，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没有轧伤一个人。”

    外界对此强烈质疑，指袁木“歪曲事实、掩盖真相”。至于他所说“只有23名学生死亡”。对此，他的妻子，前《光明日报》编辑王鹤曾在十多年前告诉记者，这些数字是李鹏当年向袁木转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责任不在她的丈夫。

    对此，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本周表示，“他现在说出真相，弥补过去自己的罪过，还为时未晚，希望他争取时日。“六四”以后，他也是国务院发言人，当时是‘一文一武’，戒严部队是张工，国务院发言人是袁木，是一对骗子，当天他不是六四屠杀主要责任人，但是他有他的罪过，面对北京那么多学生、民众无辜死亡，恐怕不是他哈哈大笑能过的，除非他像邓小平一样，在六四得到公正解决之前撒手人寰，他就逃避了司法追究，否则他也是不大不小的六四屠杀的责任者。”

    袁木毕业上海复旦大学，1950年1月加入中共，其后在《冀热察导报》、《察哈尔日报》新华社察哈尔分社等，先后从事校对、编辑、记者等工作。1953年被调入北京新华社总社，先后从事新闻工作20余年。

    丁子霖说，儿子遇难后，她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同学探望时告诉她：“我的同班同学到我家来慰问我，告诉我是跟袁木的妻子面对面办公室，袁木知道要杀人了，袁木的妻子早早把他们一家避居到安全地带，我想问问他，作为一个人，摸摸自己的良心，这么多家庭的亲人遇难，23年历经艰辛走到现在，他做何感想？”

    历史真相 6月4日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