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师”曾庆红：政治智囊，步步为营

    而说起“邓后江山”，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江泽民的政治智囊：“军师”曾庆红。为何说曾是江的政治智囊呢？开篇已提出江泽民是受邓小平的器重被推进北京的，这是因为，在当时中共政权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班子精心培育下形成和确立起来的，所以邓小平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和确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军师的曾庆红很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全国“六四”的紊乱局势中，帮助江认清局势使其在政坛之上脱颖而出。这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就是江泽民对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封锁，这一事件一举打响了江的“硬派作风”，最终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从而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成功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其实，曾庆红与江泽民的渊源始于上海。曾庆红于1984年调任上海，先后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负责宣传的副书记等职，当时江泽民也先后为上海市市长和上海市委书记，因此两位一直都有着坚厚的合作基础。这期间，虽曾在江身边一直都是“辅助大臣”的角色，但二人的真实关系却并非主仆，甚至江在某种程度上对曾可以称其为“投桃报李”。因曾庆红是中共元老曾山与邓六金之子，这种“太子党”的特殊身份对江泽民来说可谓是打开了高层的“敲门砖”，加之曾庆红本身对中共高层运作也知根知底，所以对江泽民来说曾庆红是一位不可或缺的指路人，他也总能不偏不倚地为江谋策，使其官场道路步步为营。

    特别是在1989年，曾庆红随江泽民入京担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一职，更加突出了他“政坛军师”的重要地位；同时，对江来说任命这样一个绝对心腹在自己左右，可以随时委以重任对自己政治布局也是百利无害。当时在元老居多的中共高层，江的权力甚是薄弱，作为“军师”的曾庆红帮助江剔除了仕途上的种种障碍。这点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92年“杨家将事件”，当时，手握军权的杨尚昆对江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障碍，加上杨尚昆与邓小平多年来“铁杆”的关系，剔除杨绝非易事。但是曾庆红很巧妙地利用了邓的心理，成功地借邓之手剔除了杨尚昆，由此为江泽巩固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后期，李鹏下台之际曾庆红再次出谋，帮江一举拿下了李的“政治遗产”，从而彻底壮大了江在政治局中的势力。

    可见，曾作为“军师”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不管是打击“旧势力”还是“拉拢新战线”曾都能使其如鱼得水地运作起来，他作为江泽民的政治智囊，为江在政局上步步为营才成就了近日的“江派”。

   “管家”朱镕基：经济智囊，举步维艰

   而对江泽民仕途帮助深刻的第二位“左膀右臂”人物便是----“管家”朱镕基。朱镕基和江泽民的结缘也是始于上海，当时朱镕基为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为市委书记，虽二人的性格作风不同，但两人在工作中的配合也可以称得上相得益彰。但与曾庆红不同，朱镕基是一种“实干家”的姿态呈现在江泽民左右。正因如此，很多人认为由于朱镕基和江泽民的出入很大，两位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是具有“经济沙皇”之称的朱镕基的确在国家经济领域帮了江泽民不少的忙。

   刚上台的江泽民为迎合提拔自己的中共元老，在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上并无大动作出来。虽当时提拔上了自己的“军师”曾庆红，但江自己底气仍然不足。因为他深知若想巩固自己的势力，还需要有切切实实的功绩出来。再加上，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不断压力，江泽民也不得不转变思想，实施改革开放、大力发展中国的经济。但当时的中国经济一片紊乱，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角债”问题。“三角债”是当时对相互拖欠债款不还钱只签借条现象的俗称。而这种只签借条不还钱的行为又被称为“打白条”。这种状况导致企业间的资金链严重断裂，国家生产和经济形势受到严重干扰。它在90年代，成为中国、俄罗斯、东欧诸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障碍。而中国的“三角债”其实早在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形成，且问题随着时间的积累也越来越恶劣。

   这时，江泽民便想到曾与自己同在上海为官且善于解决经济问题的朱镕基。1992年秋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朱镕基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期间，他主要精力集中于工业、农业、金融业的改革。工业方面就是主要致力解决国企间的“三角债”问题，同时农业方面，清理了农村政府采购“打白条”的现象。次年，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上台后，他成功抑制了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同时稳定了金融市场，在总量上控制住了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通过朱四年有力得当的宏观调控，国家经济终于实现了“软着陆”，同时，朱镕基严肃打击了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这些成绩使他被公认为有才干的经济总理，也是称他为江泽民的经济智囊的原因。

   有了朱镕基这样一位实干的“好管家”，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才能得以运作。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相对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愿望。同时，朱的“反腐”行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正面力量，还平息了很多民怨同时有效缓解了底层的社会冲突。

   “公关教父”钱其琛：外交智囊，六四破冰

    有了军师，有了管家才能保证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但是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帝国，在改革开放刚刚有所起色的情况下，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无疑是当务之急。而这个任务的承担者就是江泽民的第三位得力干将：外交智囊----中共的“公关教父”钱其琛。

    钱其琛作为中国外交界的长期领导人以其明智、务实、灵活的外交手段活跃在中国外交与世界舞台上，江泽民之所以能在出现“六四”这种国际性恶劣事件后，还能顺利引进外资的功绩全因这位外交智囊。当时的中共因六四事件，诸多国家都关上了中国的外交大门，一时之间中共外交极其被动。就在没人敢出，没人能出的坚冰时期，钱其琛挺身而出，通过各种渠道来修复已经破旧不堪的中国“外交链锁”。

    1989年6月21日，老布什总统秘密致函邓小平，要求坦率对话。在长达半年的书信会晤中，双方一直努力讨论如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始终没有进展。1990年4月，因波湾危机出现后，美国又重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同时表示要派国务卿贝克访问北京。贝克访问北京之行，钱其琛与他进行多场谈判，后期结果是：“美国承诺支持中国入关（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模式来解决台湾入关问题，美方同意取消当年六月十六日宣布的中止向中国出口卫星等三项制裁措施，以及取消对中国实施的特殊三零一条款；美方还表示，将积极考虑中美间关于设占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的三个联委会，在明年适当时候恢复部长级会议”。至此，美国和西方对中国持续两年多的制裁，成功为六四破冰，由此可见其“公关教父”的功底。

    钱其琛在李鹏的十年总理任期中，担任了十年的外交部长，并先后访问了一百多个国家。1991年，他在出访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时，还提出了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三超越”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外交规则，强调国与国之间应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而最能体现钱其琛为江泽民的“外交智囊”事件是：2002年10月，江泽民被邀请到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私人农场”进行会晤。值得注意的是，这块坐落在得克萨斯州韦科市克劳福德镇西北部的私人农场，常被美国媒体誉为“西部白宫”，而邀请外国领导人到农场访问则被视为两国关系重要性的象征。从2000年11月入主白宫到2002年江泽民访美前，布什只在这里只接待过3位外国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沙特王储阿卜杜拉。这件事标志着了“中美的战略伙伴”关系从此确立。

    江泽民的十年早已过去，由于他外漏的性格导致外界对他身边那些得力干将或多或少地有所忽视。虽然江泽民于2002年把政权正式接交给了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但是每逢大事记在媒体的眼中总是能搜索到他的身影，甚至很多人认为江的势力会一直影响到十八大中共的权力交接。

    然而江能有如此坚固的政治势力，这些昔日的左膀右臂，特别是“军师”曾庆红的幕后布兵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