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胡温新政”到“温家宝现象”

    2003年曾有“胡温新政”一说。那一年中国突发“非典”，刚上任的胡锦涛、温家宝二人即时罢免了对隐瞒疫情负有责任的北京市长和卫生部长两位高官，力主向社会公开疫情，举国动员全力抗灾，还亲临一线现场指挥，一展“亲民”风采。这一举动以及此后“尊重宪法”、“依法执政”、“行政体制改革”等政策宣示被人们普遍解读为“胡温新政”即将到来的标志。事后证明，所谓“胡温新政”实为夸大其词。“第四代”掌权近8年来，在政治建设或政体改革层面，胡温政府的主动作为其实相当有限，甚至可以说无所作为，还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突破邓小平理论、超出江泽民模式之处。

    即使是颇受好评的由2003年“抗非典模式”发扬光大的汶川、玉树“抗震救灾模式”，也不过是对江朱政府“98抗洪模式”的直接承袭，并无多少救灾制度上的创新意义。

    事实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这两届中共中央整体性地呈现出一潭死水的现状，坚持消极改革、积极维稳的方针，很明确地以只救急、不改制为总体执政目标，甚至偶尔还有一些返毛复古的政治动作，60周年国庆大典居然抬出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文革标语。不仅“胡温新政”子虚乌有，胡温二人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充其量也只维持了一到两年——那还是他们新官上任三把火、对“一把手行情”尚不十分洞悉、对角色定位尚不十分清晰的上台兴奋期。当二人逐渐找到了做主席当总理的自我感觉，胡锦涛甘当“维持会长”，温家宝成为“消防队长”，他们的政治蜜月期也就随之结束了。此后，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只有孤掌难鸣的“温家宝现象”，并没有双头合璧的“胡温新政”。

    温家宝曾公开赞成“普世价值”（注：但温家宝并未使用“普世价值”这一党内激烈抨击的词汇，他的表述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却遭到了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等几位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媒体长达两年多的合力围剿。胡锦涛既未公开支持、也未直接批评温家宝的言论，但誓言要将“中国特色”进行到底，“不折腾”，更“绝不改旗易帜”。而温家宝也并不示弱，他利用“两会”记者招待会、“与网民对话”、“与大学生座谈”、接见国务院参事等各种机会，反复申说“公平正义”、“法比天大”、“不害怕民主”、“言者无罪”、“包容的雅量”、“人民的尊严”、“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等温氏观点。他似乎不太合群，其“另类”言论几乎无人附和，“出格”表现也极少有人追随。显然，这些观点仍是围绕“普世价值”的具体阐释与发挥，或可视为温家宝对其高级同僚的曲折回应与迂回抗辩。

    今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暨“八九风波”爆发日），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再回兴义忆耀邦》的文章。他对那位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蒙冤去职、其猝然辞世又引发了惊天事变的前总书记罕见地予以高度赞扬，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耀邦同志”由衷的钦佩、敬仰之意和真挚的亲近、怀念之情。严格说起来，这篇文章算不上“出格”，至少并不比引发众怒的“普世价值”更出格。因为胡耀邦不比赵紫阳，虽然同样是在高位“没有站住”、来不及成为“领导核心”，但胡耀邦不是党的异己分子，中共中央亦曾以官方名义对胡耀邦作出过高度评价。问题仅仅在于，其他在任的高层人物均一律忌讳“自由化”、避谈胡耀邦，从来就没有任何人以个人名义公开发表过涉及胡耀邦的讲话或文章（如有这样的文章，也应当是在离退休之后发表的），这几乎已成惯例。因“六四”之故，胡耀邦的名字还不可能真正脱敏，胡耀邦的政治观点、功过是非、倒台经历、身后事端以及复杂的邓胡、胡赵关系牵涉到诸多党史黑幕，仍属当局禁忌，并不容许人们自由评说。

    许多人认为温家宝的文章在发表之前或曾交给其他常委圈阅并得到了胡锦涛的支持，这似乎不大符合胡温二人的行事风格，应该不是事实。看起来，这仍是一宗孤立的温氏个人行动，与“中央领导集体”、更与“政治改革信号弹”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倒是反映了体制内部的张力加剧，更反映了胡温二人在观念上、主张上和个人关系上的不和谐有所外化。如果说胡锦涛热捧《张居正》暗示了他对当朝宰辅的不满，那么，温家宝盛赞胡耀邦则明示了温心目中最好的总书记是当年那位热诚、开明、亲民、廉洁的胡耀邦，而非眼前这位刻板、平庸、懦弱、低能的胡锦涛。

    二、温家宝想表达什么？

    在当今中共高层，温家宝属于比较“另类”的一员。之所以显得“另类”，首先就在于他比较孤独，比较孤单。并不是温家宝太出色，而是其他人太庸碌。反过来说，若高层人人都如温家宝一样言行，也就无所谓“温家宝现象”了。

    由于中共政治缺乏起码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人们无从了解真实的高层运作内幕，以及他们之间的政见与利益之争，所以，大人物们稍有“出格”言行，总是让人津津乐道且众说纷纭，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度的解读。“温家宝现象”也不例外。有人认定温家宝是“作秀”、“演戏”，有人认为是“放风”、“试探”，也有人认为是派系冲突、权力斗争。这些说法均不尽合情合理，或有过度解读的成分。“温影帝作秀”是流行最广的一种说法，持此说法者，既有国内的毛左派、官场内反感温式作风的人士，也有海内外的异议人士。“作秀”的意思无非是说，其实温家宝内心讨厌“普世价值”、不欲“政治改革”，也不是真心诚意“亲民”，而是刻意把自己伪装成一位支持“普世价值”的“亲民总理”，以便鱼目混珠、欺世盗名。但这一流行最广的说法也最不合理，最缺乏对事实的解释力。温家宝为什么要放着四平八稳的“盛世”宰相不做，却要屡屡“作秀”让自己置身高层边缘、陷入体制内孤立？

    至于“放风”、“试探”——意在为重启久已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作舆论铺垫，似亦不确。按照体制惯例，如果“中央”有意政改，这样的风应该由“核心”本人、或由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事务的部门来放，而不该由只有事权而没有“理论创新”之权的总理来放风，却又由中宣部和《求是》杂志来消风。若说温家宝的特异言行是出了派系冲突、权力斗争，此一解读又过于简单。温家宝不比薄熙来，他是当今体制内最没有派系色彩的人物，在中央党政军系统和地方系统均缺乏过硬的人事奥援，也没有不可摆脱的恩怨纠葛，却处于“团派”与“太子党”两大势力均不便得罪、且均须拉拢的关键位置之上。他一无丢官罢职之虑，二无更上层楼之望，倒是应该超然于隔岸观火之地、轻取渔翁之利才对。

    网上传闻中共高层曾有过三次“倒温风潮”，这恐怕也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当今的中共政局处在一种难破难立的僵持状态，权力斗争更多表现为相互掣肘、相互拆台等“台面下的斗争”。以私人关系求进、以表面“和谐”求稳、以年龄到线离位，这是当今高层人事的显规则。除非出现“非常事态”，除非大局万不得已，无人敢于破此规则，轻易搅局。高层所追求的乃是“集体安全体系”，大家可以实际上并不团结，却不能公然闹分裂。以反腐名义拿下一个政治局委员已经大损党国体面、大伤官场情面，若要以意识形态理由扳倒一个民望甚高的总理，恐非脆弱之极的本届当局难以承受之重。他们冒不起这个风险。

    在我看来，温家宝所要表达的，不是作秀的清议，而是真切的期待；不是领导集体的愿望，而是一己孤独的心得；不是发起政治改革的雄心，而是对体制僵持的失落；不是进取心，而是挫折感；不是登高一呼、奋起争权的派系动员，而是官场寂寞、徒唤奈何的自我独白。

    温家宝曾自比屈子，且感叹“机会不多了”。此种意蕴，正如他在都江堰抗震前线对空军军官说：“是人民在养着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亦正如周恩来在进手术室时呼喊“我不是投降派”，胡耀邦在非正常去职后放声痛哭，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向全国人民说“我老了”，朱镕基在离任前向媒体表白，不求被后人评为一个好官，只盼人们认可他还算是一个清官。在中国官场，温家宝并不是特例，而是那些身在夹缝、有心无力的二号大人物的常例。他所表达的是“我已经尽力，已经没办法了”，是心中尚有残梦、却对体制无能为力的失望，是功无所成、愿无所遂、志不可得、身心疲惫的悲凉心情。

    三、“六四后遗症”与中共体制的僵化

    要理解“温家宝现象”，不能就温论温，或就胡温论胡温，而必须深入中共的体制背景与现实困境。自“六四”事件、苏东巨变之后，中共高层即陷入深度恐惧之中：不仅是对未来“清算”的恐惧，而且是对任何国内外变局、动荡乃至一切“政治事件”的恐惧。当然，这也是对“深化改革”的恐惧。这种恐惧已深入骨髓，呈现为“集体无意识”。这使得政坛上、官场上充斥着大量的数不清的“政左经右型”人物，也使得黑恶化的政治短期行为盛行不衰。在“六四后遗症”的症状之下，贪腐谋私、甚至画地为牢各自为政，都已经算不得“出格”，但欲对官僚体系动大手术、对政治体制作真改革，却必定是“出格”的和众所难从的。因为那会让所有的掌权人物——改革者和被改革者们——都感到风险来临，都有可能让他们同时失去政治上虚幻的安全感和利益上真实的保护网。

    当然，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岂止不是铁板一块，而且正在静悄悄地经历着深刻的分化与蜕变。中共政体的条块系统早已不复如旧，除了军事和宣传这两个“口”仍保持着自上而下的“条”的外观，党务（人事组织）、政法、纪检，尤其行政与财经系统（即温家宝所在的系统）则至多只剩下半个“条”，其众多的神经末梢已大部被“块块”所侵蚀。“政令不出中南海”业已成为制度性常态。而各个“条”的最高端也并非都能够“有机统一”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比如说，李长春或郭伯雄固然可以不买温家宝的帐，习近平或周永康也未必一定就买胡锦涛的帐。而另一方面，每个大权在握的人若想要自己坐得稳，他也就必须让其他大权在握者都能坐得稳。中共虽仍然拥有一套“集权”或“独裁”体制的正式建构，但它的实际功能已经大为衰减，而且无人敢于去触犯这套正在衰变的体制，不可能对其愈来愈大的系统张力予以主动的消除、对其愈来愈多的功能障碍进行全面的修复。在当前的格局下，这是极不可行的，因为条与条、条与块之间只有相安才能无事，也只有无事才能相安。

    在僵化而又脆弱的现行体制之中，官场便形成了以权谋私易、以权谋国难的复杂困境。公忠体国者，或者“出类拔萃”者因容易惹起是非，必难觅用武之地。所以，无论是温家宝的右倾言行，还是薄熙来的毛左行径，均难以在当前政局中有所作为，遑论建功立业。与这些颇显异端的政坛人物相比，胡锦涛这种类型才是更顺应这个时代、更适宜这套体制的人物。中共掌权60年，胡锦涛是唯一真正接下班来的既定“接班人”，这不是偶然的，是僵化的体制呼唤着、维护着平庸的领袖。后“六四”时代的党国体制已不再需要那些有远见卓识或雄才大略之辈，最佳的领袖人选正是这样的人物：只顾眼前、不管将来；只打官腔、不表真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知难而退、有所不为。

    然而，“温家宝现象”或“薄熙来风暴”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僵化的体制正在、或已经接近了它的“稳定”极限。右派与左派、官场与民间，均已对眼下这场基于恐惧的政治平衡感到有些不耐烦了。也许，只需有一些来自体制外部的冲击，僵局就将瓦解，而一场不可避免的动荡、或一场真正的政治变革，已经离我们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