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國首發 】 時間: 8/6/2012 作者: 余 傑 勃列日涅夫本人其實也是制度的犧牲品：“制度本來就不需要一個有生氣的管家。這已經不是他的過錯，而主要是垂死的單一政權的徵兆。”就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似性而言，胡錦濤簡直就是勃列日涅夫在異國他鄉的“轉世靈童”。在共產黨國家的統治者中，再也找不到勃列日涅夫與胡錦濤這樣一對如此近似的“孿生兄弟”。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形成了非常可怕的說空話的傳統。發表演講，往往講得很好也很正確，但講的話多半空洞無物。替他起草講話稿的人具有歪曲任何好主張的特殊本領。
———布爾拉茨基《評勃列日涅夫時代》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六一”兒童節前夕，胡錦濤前往北京市東城區少年宮考察，除了節日問候和表達對少兒工作者的敬意外，還與兒童們玩起擊鼓傳花的遊戲。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六月一日圍繞胡錦濤考察東城區少年宮之事發表了題為《在祖國陽光哺育下快樂生活健康成長》的文章，隨後在其官網“人民網”（胡錦濤曾透露，這是他“必看”的網站）的頭條位置予以全文刊載。鳳凰網轉引新華網的消息後，不僅將標題定為“胡錦濤考察少年宮與兒童玩擊鼓傳花”，還置於大頭條位置。“擊鼓傳花”幾個大字尤其顯眼，還在正文中特意用黑體字將有關擊鼓傳花遊戲的段落標註出來。鳳凰網的這一標題設置，引來其他媒體瘋狂轉載，包括新浪網、騰訊網、網易、搜狐等。 胡錦濤跟孩子一起玩遊戲，本來只是平淡無奇的一句“起居注”，沒有什麼新聞價值，卻因為“擊鼓傳花”這個成語備受矚目。“擊鼓傳花”不單單是一個孩子的遊戲，而且成為一個頗具政治交接意味的代名詞。此前，被外界傳為習近平重用的智囊、且與劉源等軍方太子黨高官關係密切的張木生，曾“痛心疾首”地說過：“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着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但是新一代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不會允許這種狀況繼續下去。”這是不點名地批評胡錦濤素餐屍位。雖然張木生回歸“新民主主義”的思路是逆時代潮流而動，但他以“擊鼓傳花”這個成語諷喻胡溫政權的不作為、誤把“停滯”作“穩定”，倒是十分貼切。就像勃列日涅夫統治蘇聯十八年，讓蘇聯不可遏止地走向衰亡一樣，胡錦濤統治中國十年，讓中國失去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最佳契機。所以，胡錦濤不僅是中共的亡黨黨魁，更是中國的千古罪人。 “小市民”當國必定誤國 蘇聯崩潰的首要責任，並不在最後一任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身上，如同明朝滅亡不能單單責怪末代之君崇禎皇帝。當戈爾巴喬夫毅然決定改革時，已為時晚矣。蘇聯這艘大船早已千瘡百孔，戈爾巴喬夫縱有萬丈雄心，亦無力回天。蘇聯崩潰的最大的責任，當歸咎於勃列日涅夫身上，如同明朝滅亡的病根當追溯到萬曆朝——歷史學家黃仁宇將目光定格在“萬曆十五年”，千頭萬緒，在此糾結。 勃列日涅夫執政長達十八年之久，最後死在其寶座上。其對內政策為：重用黨工、軍工企業和克格勃等利益集團，任由腐敗肆虐，以“完善”取代“改革”，殘酷打壓民主人士，壓制學術自由和新聞自由，掀起個人崇拜狂潮；其對外政策為：因大量出口石油和天然氣換取外匯，自以為財大氣粗，與美國展開軍備競賽，大肆“輸出革命”，干涉他國內政，甚至窮兵黷武，發動侵略戰爭。勃列日涅夫之內政外交均逆流而動，使得蘇聯病入膏肓，淪為搖搖欲墜、外強中乾的“泥足巨人”。 長期為蘇聯領導人提供政治、外交方面諮詢意見的學者阿爾巴托夫，在回憶錄中對勃列日涅夫有這樣的評價：“勃列日涅夫的家庭成員以及他周圍的人，強烈地表現和反映出小市民的氣質、小市民的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甚至小市民的某些‘天性本能’。”從契訶夫到左琴科等作家的作品中，都曾俏皮尖刻地嘲諷過“套中人”、“蘇維埃職員”式的市儈，這些小說人物就是勃列日涅夫之“前世今生”。 勃列日涅夫是個平庸之輩，文化水平不高，不愛學習，思想上與理論上保守僵化，性格軟弱，特別愛好虛榮與阿諛奉承。他閱讀的惟一一本雜誌是《馬戲》。嚴肅電影很少有看完的時候，劇院則從來沒有去過。勃列日涅夫長期從事政治工作，他最大的一個弱點是，對新生事物是個過敏反應症患者。他缺乏基本的經濟知識，要準確地說出一個經濟術語會很困難。他作報告的一貫風格是：“四平八穩，既無高潮，也無水平，無聊乏味，一本正經。” 在權力問題上，勃列日涅夫是個十足的現實主義者，他能根據斯大林時期形成的政治參數去地理解現實主義。那就是：領袖的權力並不取決於其治下的經濟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政策贏得民心的程度以及良好的輿論反應，而首先取決於他的實力——真正的、無情的、有形的強制力。所以，他一開始被看作“過渡人物”，卻不動聲色地逐一戰勝諸多表面上比他更強的對手，並將最高權力緊緊捏在手中，直到死去。 勃列日涅夫對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決蘇聯複雜的內政與外交難題有自知之明。根據其助理亞歷山德羅夫的見證，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對他說：“我擔任過的所有職務中，最好的還是黨的州委書記的職務。而在這裡，在克里姆林宮，是通過放在你桌子上的文件去看世界。”那麼，這樣一個平庸者，是如何成為蘇聯的最高統治者的呢？阿爾巴托夫提出“勃列日涅夫現象”之概念，他認為，“勃列日涅夫這樣一個人，居然被歷史進程，被當時實行的政治機制推上他很不稱職的職位上去”，這表明蘇聯的人才選拔機制失效和出軌了。 在曾擔任戈爾巴喬夫助手的雅科夫列夫眼中：“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時期歷史上的一名鬧劇丑角。他學問不大，而且好記仇，他除了幾乎能準確嗅出誰是自己的支持者、誰是自己的敵手的本能外，沒有其他才能。”雅科夫列夫指出，是勃列日涅夫等蘇共領導人的社會思維的局限性和他們歷史性的傲慢，以及在意識形態和理論原則上的政治盲目性，把黨帶上了自殺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說，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是制度的犧牲品：“制度本來就不需要一個有生氣的管家。這已經不是他的過錯，而主要是垂死的單一政權的徵兆。” 就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似性而言，胡錦濤簡直就是勃列日涅夫在異國他鄉的“轉世靈童”。在共產黨國家的統治者中，再也找不到勃列日涅夫與胡錦濤這樣一對如此近似的“孿生兄弟”。胡錦濤出身於一個徽商家庭，曾祖一代經營的“胡源泰”是江蘇泰州二十五家有名的茶商之一。到了其父胡靜之一代，戰亂中的生意已不如以往，只能勉強維持。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推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變相剝奪工商業主的私有財產，“胡源泰”被併入泰州供銷合作社，胡靜之由老闆變成職工，每月領取十元薪水。雖然不屬於中共鎮壓的“敵對階級”，但作為灰頭土臉的“前小業主”，胡靜之在其五十九歲短暫的人生中，戰戰兢兢，謹言慎行，方得以避禍倖存。自幼在此種家庭成長，胡錦濤身上深深烙下了精於算計、察言觀色的“小市民”氣質。 青年時代，胡錦濤在清華大學擔任政治輔導員；進入仕途以後，又長期在共青團系統任職，一直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政工幹部。用趙紫陽的話來說，胡錦濤是“我們這個黨培養出來的聽話的幹部”。雖然胡錦濤也曾獨當一面，擔任過貴州、西藏的封疆大吏，但從未做出顯著的政績來。在中共的人才篩選機制中，不犯錯誤就是最大的成就。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胡錦濤前任的貴州省委書記朱厚澤，在貴州振興經濟的成就讓胡錦濤望塵莫及。朱厚澤升任中宣部長之後，卻遭受到“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命運，未能盡其材，鬱鬱而終。胡錦濤卻青雲直上，終於熬到了黨魁的位置上。胡錦濤的成功，從反面證明，平庸是在官場步步攀升的必要條件。 另一方面，胡錦濤始終站在“政治正確”一邊。“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繼續保留毛的旗幟，將“四項基本原則”設定為改革不可觸動之“楚河漢界”，使得即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狂飆突進的年代裡，意識形態上仍然是“寧左勿右”。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屆總書記試圖掙脫這一“緊箍咒”，卻“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胡錦濤對前車之鑑看得一清二楚，一上台就到河北西柏坡這個毛澤東進入北京之前“工作和戰鬥過的地方”朝聖，以強化自己接班人身份之合法性。換言之，他深知，僅僅擁有鄧小平欽點為江澤民之後的儲君身份還不夠，還需要得到“毛爺爺”的祝福。從胡錦濤迫不及待地上山拜廟的舉動便可看出，他是毛左的“模具”打造出來的“活標本”。 職是之故，用中共官場的潛規則來考量，胡錦濤的上台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八九屠殺之後，中共內部再也不可能有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英才脫穎而出，中共需要的正是胡錦濤這樣百無一用的“維持會會長”。胡錦濤掌權之後，“穩定壓倒一切”是其念念不忘的口頭禪。與勃列日涅夫一樣，胡錦濤用“穩定”來掩飾“停滯”的真相，若無其事地重複着擊鼓傳花的動作，殊不知，“花”早已變成了“定時炸彈”。 “新階級”壟斷國家經濟命脈 俄羅斯歷史學家皮霍亞在《蘇聯政權史》中指出：“勃列日涅夫掌權期間，是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最高點。這個巨大的國家逐步地、連續不斷地擴大了工業生產規模。自然資源（石油、黃金）被用於購買農產品，創造出一種能夠克服逐步顯現的經濟危機的錯覺。”在此背景下，勃列日涅夫提出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宏圖大業。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他確實部分地實現了這一宏偉目標。 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八零年，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等均有大幅增長，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了同期的美國。美蘇之間的差距進一步縮小，蘇聯有二十多種工業產品雄踞世界之首。蘇聯每年的軍費開支約占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軍事實力迅速膨脹，在航天技術、核武器數量等方面甚至超過了美國。蘇聯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因而，在對外政策上，勃列日涅夫將赫魯曉夫時期的“緩和戰略”轉換成咄咄逼人的“全球進攻性戰略”。對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勃列日涅夫提出“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理論，即“勃列日涅夫主義”，加大對小兄弟們的控制，甚至出兵捷克扼殺其政治改革。對其他亞非拉國家，則以“推進世界革命”、“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為名煽風點火，四處插手。勃列日涅夫宣稱，蘇聯已牢牢掌握了“歷史主動權”，蘇聯的對手已被迫“大大退卻”，世界史的每個角落無不在蘇聯的考慮之內。 然而，從巔峰跌入到低谷只是在轉瞬之間。勃列日涅夫時代經濟的發展，不是依靠科技創新、管理進步和國內消費水平的提升，而是獲益於國際石油價格的飆升。數千億“石油美元”對當時蘇聯渡過經濟難關起了重要作用，但也讓勃列日涅夫得意忘形，拒不改革。阿爾巴托夫指出：“由於石油財富突然從天上落到我們手裡，於是我們就凍結了把改革推向前進的嘗試，使我們不可饒恕地丟失了許多寶貴時間。”研究蘇聯的中國學者馬龍閃形容說，這筆錢就像雨後天空的彩虹一樣，給蘇聯經濟以虛幻的繁榮。待短暫的彩虹消逝，依然是飄散着片片烏雲的天空。隨着蘇聯經濟、政治等領域結構性問題的日漸爆發，這個體制遂以一種不可改變的慣性走向衰亡。 勃列日涅夫垂拱而治，渾然不知末日將至。曾擔任鐵托副手的吉拉斯是共產黨國家中最傑出的思想家，他寫出《新階級》一書，指出共產黨掌權之後，形成“官僚階級”、“新的特權階級”，國家實行“特權官僚專制制度”，“與以往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其他的一切都不過是欺騙和錯覺而已。”在當時的蘇聯，黨務、軍工、克格勃等部門成為龐大的利益集團，壟斷國家的經濟命脈，左右國家的政治經濟政策，濫用職權、營私舞弊、貪污腐化。以勃列日涅夫為例，他對自己以及周圍的人缺乏道德上最起碼的要求，他的家人和親信個個都過着連沙皇都自嘆不如的奢華和墮落的生活。當時，蘇聯民眾中流傳着一個政治笑話：勃列日涅夫的沒有受過教育的母親，看見兒子豐富的汽車收藏後，擔憂地說道：“噢，這些東西太漂亮了，我親愛的兒子！不過，要是布爾什維克回來了，那該怎麼辦？” 如果說當年蘇聯的經濟發展建立在出口石油等資源的基礎上，那麼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則建立在對數億奴隸勞工的殘酷剝削和對能源的高消耗及對環境的大破壞的基礎上。兩者都是不可持續的發展，中國尤甚。當年的蘇聯和今天的中國都存在財政收入短缺的問題，蘇聯的解決方法是徵收高額的石油出口稅，中國則是對內的土地財政。無論是石油還是土地，都屬於不可再生的資源，也難以從中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胡錦濤卻對此毫無警惕，其志得意滿的心態，跟當年的勃列日涅夫極為相似。中共中央對胡溫執政十年的定調是“黃金十年”。二零一二年六月上旬，當局召開“科學發展，成就輝煌”為主題的宣傳工作視頻會議，隨後中國主要媒體包括軍隊新聞單位展開了高調造勢行動。七月五日，《人民日報》推出以“轉型十年，中國理念”為主題的專題報道，其他媒體紛紛跟進。如果只看報紙電視上“形勢大好”的報道，真還以為中國人生活在天堂里。胡錦濤還未交班，就匆匆忙忙為自己樹碑立傳，只差沒有像魏忠賢那樣四處興建“生祠”。 中國的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在一個勢利的世界上，有錢就有話語權，胡錦濤多次應邀出席八國峰會、二十國峰會等國際會議，“談笑皆權貴，往來無白丁”，似乎站在世界之巔峰。當年蘇聯的經濟總量一度僅次於美國，今天中國也占據了世界老二的位置。當年蘇聯是惟一有實力挑戰美國的超級大國，今天中國也儼然具備“與美共治”的本錢。與昔日蠢蠢欲動的勃列日涅夫一樣，胡錦濤改變鄧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在全球範圍彰顯中國的影響力。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中共在北京召開中非合作論壇，胡錦濤主持開幕式，宣布在未來三年給予非洲兩百億美元貸款。相形之下，備受金融危機折磨的美國，財政上捉衿見肘，拿不出這麼多錢來援助亞非拉窮國。 然而，表面上風風光光的背後，是危機重重、民心盡失的現狀。在官方報道中，以“光榮綻放的十年”、“多難興邦的十年”、“人字大寫的十年”等美不勝收的詞語描述胡錦濤執政的十年。這是中共統治者自說自話，還是民眾的共識與心聲？有網友在微博上展開投票調查：“你認可《人民日報》的‘黃金十年’的說法嗎？”結果，超過八成的網民投票表示，完全不認可這一說法。人們選擇其他那些選項——“權貴的黃金十年”、“國企的黃金十年”、“軍警的黃金十年”。大部分民眾並未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政府橫徵暴斂，財政收入直線上升，卻不能為民眾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教育、養老和社會安全方面的服務。中國民眾的“痛苦指數”超過中國援助的許多非洲國家。 胡錦濤時代，腐敗空前蔓延，像癌細胞一樣遍布體制的每一個角落。今日中國的“新階級”之窮奢極欲，讓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共官僚不可同日而語。這個趙紫陽定義的“權貴資本主義”階層，正是中國改革的最大阻力和障礙。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在“中國改革（二零一一）年會”上指出，中國當下已經形成三大利益集團。第一是以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群體；第二是以官員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群體；第三是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利益群體。與之相對應，中國社會實際上產生了三大富豪群體：權貴富豪、經營壟斷富豪以及地產資源富豪。如今，上百萬官員是“裸官”，胡錦濤至少“半裸”——據傳，他的兒子及女兒都擁有外國護照或綠卡。連胡錦濤的子女對中國的未來都沒有信心，都要將外國護照或綠卡當作護身符，“黃金十年”豈非自欺欺人？ 對此，學者楊繼繩直言，中國只有進行改革，才能走出當前的困境：“權力參與市場競爭，造成中國市場規律沒有正常發揮作用。壟斷性的行政體制，形成了權力市場經濟。這樣就造成了社會不公。權力的濫用和資本的貪婪惡性結合，形成了種種社會問題和矛盾。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制衡權力，駕馭資本，用權利來制衡權力。現在是威權政治加上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就是憲政民主政治加上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國才能走出困境。”楊繼繩與胡錦濤同齡，當年與胡錦濤一樣是中組部遴選的年輕幹部。結果，胡錦濤中選，楊繼繩落選。這是中共“優敗劣勝”的人才選撥機制的又一明證。 政治警察橫行霸道，異議運動前赴後繼 勃列日涅夫時代，斯大林主義全面回潮，克格勃編制飛速膨脹。學者陸南泉在《走近衰亡：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研究》一書中指出，如果說赫魯曉夫是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義，那麼勃列日涅夫就是既不反斯大林又不反斯大林主義。勃列日涅夫把掌握權力看作目的本身，不想改變斯大林建立起來的政治體制，因為沒有這個體制就難以保證他的個人專權和特權。 在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上，勃列日涅夫時代僅次於斯大林時代。皮霍亞在《蘇聯政權史》中指出，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或社會學家的每一宗沾染上政治色彩的案件，都會像水銀泄地一樣，迅速傳遍全國。通過黨的委員會，傳達到科研機構、院校、以及學院的社會科學教研室。“對於確定社會科學的狀況而言，‘意識形態紀律’這個詞語是最關鍵的。蘇共中央明確告訴人們，不允許存在思想差異，社會科學的作用是重新圓滿地詮釋‘黨和政府的歷史性決議’。” 勃列日涅夫在政治生活中確立了新斯大林主義，也就是最嚴厲的思想控制和專政，對任何異端思想加以迫害，徹底提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社會中的作用，使其能夠與中央委員會並駕齊驅，而在許多情況下，其作用甚至超過中央委員會。“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活動中，為‘意識形態’而鬥爭幾乎成了主要工作之一。”思想顛覆罪名的設立和刑法第一百九十條的增補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五局的成立，是勃列日涅夫直接干預的結果。一九六七年，克格勃強化了偵察機構的工作，在一年中招募了兩萬五千名新的情報員，占全部情報員的百分之十五，並超過當年揭露出來的持不同政見者人數的兩倍還多。大量資金花費在與不同政見者的鬥爭上，耗費在一場對本國人民，特別是有良心的知識分子的秘密戰場上。人們開玩笑說：“持不同政見者不是抗爭蘇維埃政權的人，而是蘇維埃政權抗爭的人。”勃列日涅夫最惡劣的做法，是將許多持不同政見者說成精神病患者，並強迫關進精神病院。 最典型的例子是勃列日涅夫親自指揮針對“國家的敵人”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的鬥爭。一九七零年，索爾仁尼琴獲諾貝爾文學獎，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討論如何處置這個“反蘇分子”。他一開始想將其逮捕判刑，最後做出將其驅逐出境的決定。當《古拉格群島》等巨著風靡西方時，他又指示克格勃出資在西方出版由索爾仁尼琴前妻撰寫的攻擊索爾仁尼琴的書籍，卻收效甚微。一九七五年，薩哈羅夫獲諾貝爾和平獎，勃列日涅夫暴跳如雷，指示蘇聯所有報刊都發表文章詆毀此事。他命令蘇聯總檢察院拘押薩哈羅夫，並將其流放到不對外國人開放的高爾基市，以切斷其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在克格勃的檔案中，曾保存了一百零五卷索爾仁尼琴的材料和五百零五卷薩哈羅夫的材料。在蘇聯崩潰前夕，克格勃首腦下令銷毀這些檔案，並且“對銷毀爐進行檢查”。即便如此，勃列日涅夫迫害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的丑角形象已定格在歷史上。 與勃列日涅夫亦步亦趨，胡錦濤執政之後，下令設立高規格的馬列學院，加強大、中、小學的政治洗腦課程。對學術界，一手胡蘿蔔，一手大棒，十年來可謂萬馬齊喑、謊言泛濫。胡錦濤時代的新聞封鎖直追毛澤東時代。傳統媒體已密不透風，中宣部仍時常敲打，二零一二年七月，為營造十八大前的“和諧”氣氛，又整肅廣州《新快報》和上海《東方早報》，讓各大媒體噤若寒蟬。而面對波濤洶湧的互聯網，胡錦濤投入巨資實施“金盾工程”，修建“網絡長城”。他的兒子和女婿都曾參與其中，既是為老爸服務，又是自己埋頭撈錢。 據胡錦濤身邊的人士透露，胡錦濤平時基本不讀書，每天只看枯燥乏味的《人民日報》，還裝模作樣地在上面圈圈點點、勾勾畫畫。訂閱《人民日報》作為“政治任務”，攤派到各黨政軍機關和人民團體，實際上無人願意閱讀，很快被當作廢紙賣掉。認真閱讀《人民日報》的，全國上下大概只有胡錦濤一人，也算是胡錦濤“一個人的報紙”。從胡錦濤訪問俄羅斯鬧出“讀過文學名著《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的笑話就可看出，他對人類優秀的文明和文化何等疏離甚至仇恨。他不讀書，也不許民眾讀書，不僅嚴密控制國內出版，甚至命令海關嚴查民眾從港台帶回的“禁書”。“禁書”名單不斷擴張，甚至還未出版的書，就列入了查禁名單之中。 勃列日涅夫將異議人士的關進精神病院的做法，胡錦濤也拿來為其所用。被其強迫關押在精神病院的異議人士多達數十位，北大醫學院教授孫東東甚至說，上訪者絕大多數都是精神病。在胡錦濤統治末期，政治警察（國保）處於失控狀態，對維權人士大肆使用暴力，甚至威脅用車禍、活埋等方式消滅之，這一點連勃列日涅夫時期的克格勃都沒有做到。二零一二年八月一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國安系統掌控的所謂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所長袁鵬的文章《中國真正的挑戰是未來五至於十年》，文章認為，西方國家“以‘網絡自由’為旗號，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為核心，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這篇文章故意將中國內在的問題轉換為西方敵對勢力的干擾，中國的異議人士被妖魔化為西方阻撓中國崛起的工具，“新黑五類”成為中國無法崛起的替罪羊。這正是胡錦濤一貫的思維模式。胡錦濤統治末期，暴力維穩發展到高潮的標誌之一，是“六四”義士李旺陽的“被自殺”。在中國社會的各階層，暴戾之氣泛濫成災，類似於明朝末年之“血海飄香”，即便是最冷靜的知識精英都傾向於將暴力作為改變現狀的選項。對此，胡錦濤難辭其咎。 勃列日涅夫將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視為敵人，儘管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並不將勃列日涅夫當作敵人。胡錦濤也將劉曉波視為敵人，儘管劉曉波並不將胡錦濤當作敵人。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胡錦濤惱羞成怒的種種表現，比勃列日涅夫更為卑劣下流：勃列日涅夫愛虛榮，好面子，還知道凡事不可做絕，所以，他允許薩哈羅夫的妻子出國治病，並且出席諾獎頒獎典禮、代夫領獎；胡錦濤則純粹是地痞和流氓，一意孤行，全然不顧海內外排山倒海的負面評論，不僅監禁劉曉波，而且將劉曉波的妻子劉霞非法軟禁在家，使得諾獎頒獎典禮上出現百年未有之“空椅子”。然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看到，中國的未來屬於劉曉波，而不屬於胡錦濤，正如美國哲學家霍弗爾所說：“被拋棄的人民可以成為一個國家的未來。被建築師丟掉的石頭可以成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個沒有持異見和不滿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紀律、有禮貌、安寧與和諧的，但卻沒有一粒可以產生出偉大的未來的種子。” 胡錦濤是一棵既可恨又可憐的無花果。作家張宏傑在微博上的一段留言堪稱其墓志銘：很少引用古詩詞的胡主席引了這句唐詩：“草木知春不久歸，百般紅紫斗芳菲。”翻譯成白話文就是：花草知道屬於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才想起來還沒有綻放一下。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12/08/201208070021.shtml 余杰更多文章請看余杰專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