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林彪在公眾場合如此肉麻地吹捧江青，表面上看是向江青表忠心，但更重要的是作給當時隱身幕後的毛澤東看的，是在向毛澤東表忠心，江青不過就是在前台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而已，毛澤東才是整個事件的真正決策人。整體來看，文革初期這段時間，周恩來心懷戒懼，誠惶誠恐，為中央文革操持了大量的具體事務，是毛澤東、江青推動文革浪潮的最重要的具體執行人。

    林彪雖然貴為黨的第二號人物，但從不介入具體的事務性工作，除了在毛澤東需要時出面講講話外，大都置身事外。林彪對毛澤東採取的策略是“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但林彪對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卻不大買賬。據吳法憲回憶，江青等人在196７年1月19日的中央軍委擴大碰頭會上指責總政主任蕭華沒有在軍內搞起文革運動，聲稱“蕭華是劉志堅的黑後台，部隊執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徹底，是蕭華打馬虎眼！”，並要求蕭華當晚去工人體育館參加群眾大會。〔3７〕江青等人就是想通過打倒總政主任蕭華，再弄倒軍委前台的葉劍英，達到插手軍權的目的。這一點主持會議的葉劍英很清楚。葉劍英在20日上午趕到林彪處，向林彪匯報了晚上會議的情況和以後發生的問題。林彪聽了以後大怒。為此，林彪要秘書打電話，叫江青專門來一趟。吳法憲回憶說：林彪一見江青怒火衝天，不等江青開口，就大發脾氣，連珠炮一樣的責問江青：你們說解放軍已經走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已經被我們帶到了資產階級軌道上去了，有什麼根據？說三座門是閻王殿，你們一見三座門就有氣，你們太放肆！這完全是對軍隊和軍委領導的污衊。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是毛主席指揮的，軍隊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何解釋，你們這樣仇視軍隊，仇視軍委領導，我幹不了，不幹了！我辭職總可以吧。我要報告毛主席，你們不同我商量，大罵蕭華，鼓動抄家，搶檔案，這是為什麼？你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的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我要找毛主席，請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職務。林彪在盛怒之下掀翻了身邊的茶几，高聲叫警衛員備車，說：“我們兩個人，馬上去見毛主席，把事情說清楚，是我的問題，我辭職，我不幹了。”〔38〕吳法憲說“據我所知，在中央常委裡面，這樣斥責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21日林彪通知葉劍英和徐向前，請他們主持召集軍委會議。請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江青、康生等參加會議，傳達毛主席對蕭華問題的處理意見，並通知蕭華本人參加會議。中央文革卻只有關鋒一人與會，軍隊一些幹部發言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穩定解放軍的問題，不要把軍隊搞亂。江青聽了關鋒的匯報後認為這個會議是個反對毛主席、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江青的會議，要求主持會議的徐向前檢討，而徐卻推給會上發言的黃永勝，讓黃作檢討。黃永勝跑去請示林彪，要不要寫檢討。林彪說：“絕對不能寫這個檢討，要堅決頂住，我去直接報告毛主席。”江青由於不滿徐向前的態度，幾次要求林彪再換他人出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但被林彪拒絕。林彪事後對吳法憲說：“誰當全軍文革的小組長，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換徐帥，全軍文革那就讓他名存實亡吧。”吳法憲說：以後果然如此，徐帥下來以後，由楊成武代理了一個短時間，以後，楊成武隨毛主席東巡以後，全軍文革就銷聲匿跡了。〔39〕林彪對中央文革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196７年2月軍委頒布的八條命令實際上亦是針對造反派對軍隊的奪權運動，起到了抑製造反派的作用。

    對於江青等人插手軍隊的事務，林彪則堅決予以抵制。林在1968年曾對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幾位將軍說“還是那句話，對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主席搞什麼就讓他搞吧。但軍隊不能亂，軍隊穩定了，地方亂一點，天塌不下來；軍隊亂了，就不得了了。軍隊是絕對不能讓他們（指江青一夥）進來搗亂的。”〔40〕軍委辦事組在黃永勝領導下堅決站在周恩來與林彪一方多次抵制了江青等“上海幫”的無理取鬧，對維護政局的穩定，加強戰備以及“抓革命促生產”起了重要作用。

    在文革開展這段時期內，無論是周恩來還是林彪，都不可能自外於這場運動，也不可能公開表示對文革的異議或反對，但對比周恩來與林彪對中央文革的態度，顯然，周恩來更像一個謹小慎微的小媳婦忠心耿耿地侍奉毛江這對惡婆婆，而林彪則不大買江青和中央文革的賬，對江青插手軍隊之事處處提防。

    注釋：

   〔1〕金春明、崔久恆《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思想與活動研究述評》，載《周恩來研究述評》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544頁

   〔2〕《王力反思錄》下卷，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77-578頁

   〔3〕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 海南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190頁

   〔4〕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 195頁

   〔5〕《資料選編（中央首長講話專輯）》 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宣傳組編印（1967年12月5日），參見余汝信《周恩來的“政變經”》，原載電子雜誌《楓華園》第472期 2004年10月15日

   〔6〕余汝信《周恩來的“政變經”》 楓華園》第472期 2004年10月15日

   〔7〕《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4月版 628-629頁

   〔8〕《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 629頁

   〔9〕周恩來接見工交口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講話 1967年1月27日 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 2002年出版

   〔10〕余汝信《林彪“5??18講話”前後的防政變措施》，原載電子雜誌《楓華園》第436期 2004年2月6日

   〔11〕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 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6年版 114-115頁

   〔12〕何蜀《對林彪幾次天安門講話的一點考證》 參見丁凱文編《重審林彪罪案》下卷 明鏡出版社 2004年7月版 610-613頁

   〔1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1月版 107頁

   〔1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 106頁

   〔15〕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坐談會上的講話 1966年9月25日 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 2002年出版

   〔16〕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2年5月版 1－7頁

   〔17〕《王力反思錄》 下卷 647頁

   〔18〕周恩來在清華大學的講話 1966年8月5日 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 2002年出版

   〔19〕周恩來在首都紅衛兵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1966年8月27日 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 2002年出版

   〔20〕周恩來在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的講話 1966年8月31日 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 2002年出版

   〔21〕舒雲《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內幕》，見《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470期 2005年12月7日

   〔22〕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 14頁

   〔23〕周恩來接見各大區和省委書記時的講話 1967年1月14日 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 2002年出版

   〔24〕周恩來在大專院校及各機關造反派座談會上的講話 1967年1月17日 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 2002年出版

   〔25〕《王力反思錄》 下卷 808頁

   〔26〕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5年12月版 3頁

   〔27〕穆欣《同“中央文革小組”的幾次鬥爭》 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 15-30頁

   〔28〕溫相《林彪對江青的集中吹捧揭密》 見互聯網《文學城》的溫相博客 http：//blog.####.com/archives.php？date=200406&blogID=12

   〔29〕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 27頁

   〔30〕《王力反思錄》 下卷 984頁

   〔3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234頁

   〔32〕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版 490頁

   〔33〕《王力反思錄》 下卷 711頁

   〔34〕周恩來江青在接見軍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1968年3月24日 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 2002年出版

   〔35〕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36〕張雲生、張叢坤《“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 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7月版277-278頁

   〔37〕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1966－1976）》上卷 華文出版社2002年6月版 150-151頁

   〔38〕《吳法憲回憶錄》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654頁

   〔39〕《吳法憲回憶錄》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656-657頁

   〔40〕仰天長嘯《汪東興的一部充滿謊言的書——評“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見《華夏文摘》 文革博物館增刊 第453、454期 2005年9月5-6日

    三、周恩來、林彪與“三支兩軍”的關係

    自從1967年的“上海一月革命”後，全國陷入了造反奪權的動亂之中，各省市地區、工礦企業、學校機關以及單位部門等無不分成兩派，造反奪權無日無之，常常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個個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保衛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但派性的膨脹使矛盾不斷激化，以致全國出現了更加混亂的局面。如何控制這一局面，毛澤東的策略是祭出解放軍這一法寶，對全國實行大規模的軍管，由此開始了“三支兩軍”，軍隊從此深深地介入地方的事務。所謂“三支兩軍”是“支左、支工、支農、軍管和軍訓”，而“支左和軍管”則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周恩來與林彪也都卷進這一事件之中。

    既然“三支兩軍”的主角是軍隊，按理說林彪作為當時軍隊的主管人物應擔負起主要的責任。但我們卻發現一個值得人們注意的現象，即林彪對這些具體的軍務甚少過問，而周恩來在軍隊裡沒有任何職務，可周不僅過問軍隊的部署調動、人員安排，且常常親自發號施令，具體管得很深很細，尤其是“三支兩軍”的過程中，更體現了周氏對軍隊有很強的掌控能力。

    毛澤東就1967年1月21日就南京軍區是否派軍隊支持造反派批示說“林彪同志：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41〕1月27日周恩來傳達毛澤東指示時說“軍隊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在運動開始時，是不介入的，但實際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軍隊去保管，有的幹部去軍隊。）在現在的形勢下，兩條路線的鬥爭非常尖銳的情況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須支持左派。”〔42〕這實際上是解放軍正式介入地方文革運動的開端，而始作俑者正是毛澤東本人。

    1967年1月25日周恩來就民航系統軍管一事給吳法憲的指示說“應以國務院、中央軍委的名義起草命令，宣布由軍隊接管民航系統（包括整個民航系統所有機場、港站）。接管後，業務工作仍由原領導班子來抓。”〔43〕2月17日周恩來對河南省軍區指示“（一）中央命令：迅速派部隊讓武鬥的雙方立即隔離；（二）宣布：對河南日報進行軍事接管；（三）接管後停刊幾天……以上命令，望立即執行”〔44〕同月27日，周恩來致函毛澤東：建議立即對廣東實行軍管，準備籌建三結合的革委會，並建議對雲南亦先行軍管。毛澤東批示同意。28日周與廣東省委、廣州軍區負責人談話，宣布由廣州軍區和廣東省軍區組織對廣東省實行軍管。此外周還與雲南省有關負責人及造反派代表談雲南實行軍管事宜。〔45〕

    3月13日周恩來在解放軍軍級幹部會議上專門談及軍管問題。周說“軍事管制問題，到二月中旬，全國實行軍事管制的單位六千九百多個，大都是公安、郵電、電台、報社、銀行、倉庫、監獄等單位。其中倉庫、銀行占很大數目，倉庫三千一百多，約占一半；銀行一千四百多，約占五分之一。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各級銀行都要軍事管制。將近七千個軍管單位，已經用了團的兵力。現在軍事管制從地區上看，只達三分之一。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包括天津），已經實行軍管或等於實行軍管的加上已經批准，準備實行軍事管制的有十個：陝西、新疆、青海、西藏、雲南、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已經實行“三結合”奪權，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有五個：黑龍江、山西、貴州、上海、山東。”〔46〕18日，周恩來與李富春、聶榮臻、葉劍英商討軍管問題，並致函毛澤東：已向國防工辦和國防工業部門（二機、三機、四機、五機、六機、七機）宣布，準備實行軍管。其辦法擬每一部門只派出三人的軍管代表小組，運用原有的機構領導業務，同時推動各革命群眾組織進行開門整風，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幫助需要批判的各級領導幹部檢討亮相，分別處理，以便最後實現各部門的革命三結合。……國務院工交、財貿、農林、衛生各部門正遵照毛主席指示，分別進行排隊，擬在工作癱瘓部門，亦實行軍管，其辦法如國防工業各部。定後將分別報批。這些需要派出的軍管代表，擬經由軍委、總政從軍事科學院、高等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德才兼備的老幹部中選派。毛澤東批示：退總理照辦。〔47〕3月23日周恩來要求派一個師的兵力對大慶實行軍管，毛澤東批示：照辦。4月2日周批示同意青海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由劉賢權任軍管會主任。〔48〕5月19日周恩來對四川宜賓地區的電話指示說，派軍隊保護造反派；把反動組織包圍起來，進行政治瓦解；對少數壞頭頭必須鎮壓，把幕後策劃者宜賓軍分區副司令員徐德有抓起來。7月28日周恩來給新疆軍區的指示說，立即制止烏魯木齊武鬥，有軍隊戒嚴，如果紅二司再死一人，要拿你們是問。〔49〕與此同時，周恩來還在5月27日主持中央碰頭會，討論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對國務院ＸＸ部（委）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試行草案）》，28日報毛澤東林彪審閱，毛澤東批准：此決定由中共中央發出。〔50〕周恩來如此深入介入“三支兩軍”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不勝枚舉。這些都充分說明周恩來與“三支兩軍”工作密不可分的關係，其對軍隊的掌控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擬，其作用在實際上甚至超過林彪。

    林彪作為軍委的主要領導人，但對“三支兩軍”卻極少介入，除了表態支持毛澤東指示外，亦未曾發布過什麼特殊命令。1967年3月20日的軍級幹部會上，林彪雖然到會講話，但基本上是打些官腔，實質內容不多，在談到軍隊支左問題時說：“毛主席、黨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軍，搞軍管、搞軍訓、支援工業、支援農業、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務。這種種任務，光榮是光榮，偉大是偉大，但是，是新的任務。一方面證明毛主席、黨中央相信軍隊，另一方面我們軍隊責任是很大的，任務是很新的，過去還沒有這樣子搞過。”林彪還說：“支援地方，總的方面還是抓革命，促生產。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產了，把生產停頓下來。也不要只搞生產，把革命停頓下來。我們應該同時進行，而且應該以革命來帶頭，來掛帥，來促進生產。”〔51〕林彪講話後，毛澤東與林彪接見了全體與會人員，顯示出林彪的講話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王力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林彪有極為獨到的見解，王力說“林彪的態度是：毛主席不到會他不到，毛主席不叫他主持會他不主持。……林彪雖然是接班人，他的地位跟劉少奇不一樣，劉少奇做第二把手時是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那時毛主席退居二線。林彪不是這樣，因為毛主席回到了第一線。……毛主席自己是一線，所以林彪什麼事都往後退。”〔52〕

    四、周恩來、林彪與“打倒老幹部”問題

    現在大陸官方給林彪定罪的一個重要罪名就是“瘋狂迫害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原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就說“林彪、江青一夥為了篡黨奪權，打擊、摧殘、迫害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跟隨毛主席革命多年的大批老幹部，掀起了陣陣惡風”，而周恩來則“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乾擾，堅決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和黨歷來的幹部政策，關心和保護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老幹部，同林彪、江青一夥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53〕另外一本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研究述評》中也提到國內的研究者都用“大樹參天護英華”和“殫精竭慮護英華”來形容周恩來對老幹部的保護，他們最常提及的就是周恩來在文革初期對陳毅、賀龍、彭德懷和宋慶齡等人的保護，以及文革後期對鄧小平的支持和“解放”175位將軍等事。〔54〕這樣一正一反襯托出周恩來對老幹部是真心保護的，而林彪對老幹部則是殘酷迫害的。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決接班人問題，然而，這場“革命”首先要由毛澤東自上而下發號施令，然後卻要廣大老百姓自下而上造反奪權。既然文革是一場“革命”，是造“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是一場全民的“奪權”運動，那麼它就不可避免地對廣大上層領導階層形成巨大的衝擊，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下到基層黨委的支部書記都屬或被打倒或被奪權的範疇之內，其範圍之廣，規模之大，人員之多，影響之巨都創造了歷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幹部當屬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幹部當屬被衝擊卻要“燒而不焦”之列，這些無疑都在毛澤東的考慮之中，有時也隨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要根據他們的表現加以區別對待，而周恩來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這一重要的角色。

    王力在自己的回憶里說“中央還有一個重要的機構是專案組。……專案組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地位是平行的，都是直屬中央常委，也就是對毛主席直接負責。”“專案組機構的成立開始於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成立一個處理彭、陸、楊這幾個人的機構，羅瑞卿除外，他由軍委處理。另外加一個田家英。當時毛主席同江青不在北京，根據毛主席指示，由劉少奇主持，成立一個組，分別同四個人談話，處理他們的問題。這個組少奇同志決定由周總理總負責。下面分四個分組。……一個是彭真的組，由周總理親自負責，一個組是康生負責，一個組是陳伯達負責。第四組安子文是組長，成員由王力、戚本禹，在周總理統一部署下工作”。〔55〕中央專案組的人員在後來有所增減，但大的格局基本未變。據知情人士透露，各專案組直接向周恩來負責，負責的內容包括被審者的關押、審查、外出提審、接受批判、生活起居、轉移、看病、可否家屬探視等，周恩來可說是事無巨細，面面俱到。在後來的很多老幹部回憶文革文章中都看到這樣的敘述（雖說大多數都是正面回憶）。海外著名學者高文謙先生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對此有十分中肯的評論：“周恩來當時作為中央專案審查委員會主任，同時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而且作為中共最資深的領導人之一，熟知黨內各方的歷史情況，因此對文革中搞的不少冤假錯案都逃不脫干係，有的更負有重大責任。舉其犖犖大者，像彭德懷、劉少奇、賀龍、彭真等人的專案，他都直接或間接分管過，指導專案的審查，羅織罪名，擬定結論，對當事人的含冤而死實乃難辭其咎。”高先生特別指出“文革期間，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經過中央文革碰頭會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頭會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須上報備案。這些全都經過周恩來的手。”“作者曾接觸過其中一部分專案審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簽名或批示，有的還作過多次批示，寫了大段的批語，口氣是很嚴厲的，筆下頗有紹興師爺的遺風。”〔56〕

    周恩來在文革中對黨內的老幹部的態度基本上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文革剛剛開始時，劉鄧等人尚未徹底倒台時，毛澤東只是先揪出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等人，黨內鬥爭的焦點也主要集中在“彭羅陸楊”幾個人身上。對於這些已被打倒的人，周恩來是持嚴厲批判的態度。1966年10月3日周恩來對參加國慶觀禮的全國紅衛兵代表發表講話時談到彭真，周說“他長期執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路線，更主要的是他是兩面派……從現在揭露的看，彭真是一個反黨、反毛主席的分子。”〔57〕11月28日周恩來在文藝界大會上談及文藝團體時說“我們的文藝團體，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單位之一。過去長期在彭真、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統治下……我們一定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堅決把一小撮盤踞在文藝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統統揭露出來，把他們鬥倒、斗臭、鬥垮。”1967年10月7周恩來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談到陸定一時說陸“三二年就叛變了，也是叛徒。”〔58〕陸定一隨後被關進秦城監獄。陸定一後來曾痛苦地回憶了自己的這段經歷，陸說“1967年10月9日這天，我被捕了。連續三天，有九個人審訊我。動了刑，沒有結果。就給我上手銬，刺進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他們根本不問我，也不問彭、羅、陸、楊的關係，硬給我加上叛徒、特務、階級異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們要的‘招供’！從此，我就胡說八道。說什麼假話，他們都愛聽。他們愛聽什麼，我就說什麼假話。不說怎麼辦？死不了，就得說假話。黨內有些人就愛聽假話。口子一開，堵不住了。我就按他們要的，寫了假口供。接着，他們就把我送進監獄。”〔59〕從陸定一的這段回憶，我們絲毫看不到周恩來“大樹參天護英華”的“光輝”形象。

    隨着文革按着毛澤東的思路不斷深入開展時，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人被拋了出來，周恩來也一改過去不許紅衛兵批判劉鄧的做法。1967年1月7日年周恩來、江青接見農林口造反派時說“我們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時候，一定要辨別方向，不要把方向指錯了，要把方向指向劉、鄧這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頭子，指向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陶鑄，更進一步指向反黨集團。現在正在進行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個反黨集團，以及環繞這個集團的許多人，比如計劃經濟戰線上的反黨集團是薄一波，而不應該是余秋里，在黨的工作上象安子文這些人是負有跟彭真一樣的反黨罪責的，你們這個時期在北京的許多批判大會上，已經點了不少人的名，大家都弄清楚了。所以，鬥爭的矛頭一定要指對。我們應當把批判反黨集團的罪行，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斗、批、改這個鬥爭結合起來。”〔60〕

    1967年到1968年之間全國各省市地區的領導人有不少被點名批判打倒，周恩來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67年3月3日周恩來在批判新疆軍區副政委張仲瀚的會上說：“張仲瀚今天上午低頭認罪，不管你過去十七年的影響，只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就什麼都沒有了。……今天張仲瀚既然低頭認罪，向毛主席請罪，覺得心情沉痛，這點比別的同志好象還好點，既然如此，我們確實還給你一個帶罪立功的機會，讓你改造。”張仲瀚隨後即被關押入獄。3月28日周恩來接見安徽各界代表時說：“為什麼要專門提出打擊以李葆華為首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安徽流傳中央要保李葆華的說法，這樣就影響了一部分群眾，影響了奪權鬥爭中把矛頭指向以李葆華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61〕被周恩來點名打倒的省級領導人還有廣西的賀希明、霍泛，新疆的武光，東北局的顧卓新、喻屏等人。事實上，文革期間周恩來點名打倒的人數量之多，一點不比康生、江青和陳伯達少，從周恩來文革期間的大量談話中看，周提及的西北和西南地區的原領導人幾乎全被打倒了。

    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出，在處理因奪權鬥爭而引發的各省和地區的矛盾，以及成立革命委員會，特別是“三支兩軍”後部隊系統介入地方政治工作，一些領導人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而另一些人則重新進入新的權力機構。在這個過程中周恩來都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由於造反派秉承中央文革的旨意瘋狂奪權而迫害老幹部時，一些老幹部被整得死去活來。原煤炭部長張霖之就是因為被毛澤東江青點名而被造反派活活打死的，現在不少書籍談及此事時都說周對此很悲憤，並說“這個同志死的不明不白，我怎麼向黨中央交代啊！”〔62〕由此顯示出周對老幹部的慘死悲憤異常。然而，周還有他的另一面。當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政委閻紅彥被逼自殺後，周在1967年1月14日對雲南赴京代表談話時卻將閻定性為“叛徒”，周說“是他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一個可恥的叛徒”，“我代表黨中央向你們正式聲明，這件事與兩派中的任何人也沒有關係，我向毛主席匯報時說過，任何人要想拿這樣的事來嫁禍給誰都是空想，任何人想要造謠誣衊都不行”。周恩來其他場合還不止一次說到閻紅彥之死，在1月14日的對各大區和省委書記講話時，周再次說“這麼大的事情，用這麼個態度，不單是壓制群眾，而且反抗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抗拒中央的領導，自絕於黨和人民。”“閻之死，有人要把責任嫁禍於紅衛兵，紅衛兵一定要調查真相。……閻紅彥是自己可恥地解決了。”〔63〕周恩來這種對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幹部的態度豈是用“大樹參天護英華”一詞就能加以掩蓋呢？

    文革中軍隊的一些老幹部也相應倒台，大者如賀龍、楊勇、廖漢生等人。1967年1月29日周恩來與徐向前接見北京軍區革命組織時說“廖漢生和楊勇的問題，要批深批透，由大家先揭發，不僅是軍區大院內”，“廖漢生和賀龍的關係，跟的很緊”，“為什麼揪出楊勇，他在北京多年，從不到林副主席那去匯報，這也是出乎意料之外，廖漢生封鎖林副主席，楊勇也封鎖林副主席。”“現在要集中目標，要對楊勇、廖漢生挖得深，挖得透，再作結論。”〔64〕實際上廖漢生1月8日即被抓，楊勇在一個多星期後也被關押，北京軍區成為全軍12個大軍區當中最早受到衝擊的一個軍區，也是司令員、政治委員雙雙被抓的一個軍區。1967年8月1日周恩來接見國家體委的造反派時說“主席說，賀龍的問題要背靠背……兩個結論：賀龍不是一貫正確地，（一）在湘西執行了立三路線，（二）肅反擴大化。”8月2日周又說“賀龍要背靠背斗，這是最高指示。”〔65〕不久周恩來正式向毛澤東報送審查報告，毛則在9月13日批准對賀龍立案審查。賀龍隨即被關押在國務院前指的西山象鼻子溝寓所，直至病危身亡。周在審查報告上親筆寫下了大段的批語，實為對賀的落井下石。高文謙先生說“周在賀龍後來被迫害致死的問題上，是無論如何也難辭其咎的。”〔66〕

    那麼林彪是如何對待被迫害致死的老幹部呢？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回憶說“我從內部的文電中得知閻紅彥自殺的消息。林彪聽後，身體顫抖了一下，但他什麼也沒說。此前不久，國防工辦主任趙爾陸也由於經不住造反派的折磨，服了過量的安眠藥而致死。林彪聽到那個消息後，身體也顫抖了一下。……這一期間，林彪的情緒相當壞。文件不愛聽，‘轉車’也少了，平時整天悶坐在沙發上……”〔67〕煤炭部長張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後，張的家屬也遭株連迫害。林彪得知張霖之的死訊非常震驚，當主管國防科委的七機部部長王秉璋將軍向林彪匯報工作時談及張霖之之死，林彪當場表態說：“張霖之是個好同志，他是讓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劊子手！”〔68〕林彪還托王秉璋將軍向張霖之的遺屬表示慰問，爾後又頂住江青的干擾接見了張霖之的夫人李蘊華，並與周恩來一起促成了張霖之的女兒與邱會作的兒子的婚事。林彪對李蘊華說“他被毒打致死，說明他沒有屈從造反派，沒有屈從她（指江青）”趙爾陸將軍過世後，林彪也接趙的夫人郭子瑞到毛家灣休息。王秉璋將軍因被殘酷批鬥折磨向林彪求救。林彪對此極為憤怒，大罵“法西斯！慘無人道！他們就是想把老幹部都搞死！。”林彪命令王秉璋說“你住到西山（軍委指揮所），不要出來，避避風潮。”〔69〕趙爾陸和王秉璋都曾經長期在林彪手下工作，而張霖之卻與林彪素無淵源，但林彪卻是文革中第一個明確指出中央文革那伙人是致張霖之不幸去世的元兇，並毫不隱諱地說出“張霖之是個好同志”的中央領導人。以上的這些事例都說明了林彪內心對打倒老幹部的反感和其對文革的真實態度。

    周恩來在打倒劉少奇一事上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高文謙先生在他的《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有極為詳盡的論述，〔70〕此處不再贅述。筆者這裡想談的另一件事是林彪與劉少奇一案的關係。文革期間林彪從未管過中央專案，也未直接負責過其中任何一個案子。但後來的“兩案”審理過程中，特別給林彪加上了一條蓄意迫害劉少奇的罪名，中共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起訴書中特別指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劉少奇仍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的時候，林彪就指使葉群於八月十一日、十二日兩次找中國人民解放車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把林彪、葉群捏造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口授給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寫誣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寫的誣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處告訴雷英夫，用給林彪和毛澤東主席寫信的形式，附上誣陷材料，由他批轉毛澤東主席，並說‘這樣更政治化些’。當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寫的信和誣陷劉少奇的材料批送給江青‘酌轉’毛澤東主席”〔71〕這也是當局指控林彪參與迫害劉少奇的唯一證據。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既然雷英夫早在1966年8月就積極投靠林彪集團蓄意陷害國家主席劉少奇，可是在兩案審理時，特別法庭對以上指控並未進行過專門的庭審調查，雷英夫在審判後不僅沒有因為這一罪行予以追究鋃鐺入獄，反而在後來還按原級別享受離休待遇，過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專家余汝信先生曾專文辨析雷英夫的問題，予以詳盡的分析，余先生對此特別提出疑問：“惟‘誣陷材料’為什麼會出自雷英夫之手？令人好生疑惑。以現有材料來看，雷與劉勉強可以扯得上有些關係的，僅是1940年代中期雷在北平軍調部，劉後來的夫人王光美亦在此時參加軍調部中共方面工作，與雷短期共事過，而中共建國後雷與劉、王便沒有直接的工作關係。難道真的是葉群告訴他的那一句話起了刺激作用？況且，雷不是中央委員會成員，當時尚未對外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中央高層的變動，以及毛澤東的真實意圖，他揣測得如此迅速、準確，政治嗅覺如此靈敏，真是匪夷所思！”〔72〕此外，以林彪的地位，怎麼會找上總參二級部的一個副部長來誣陷劉少奇呢？筆者見過國內一位知情人士，此人曾與雷英夫多次詳談。據雷英夫本人講，那個所謂林彪指使雷誣陷劉少奇一事根本就是子虛烏有，是“兩案”審理小組授意雷英夫如此交代承認，惟如此才能給林彪安上蓄意誣陷劉少奇的罪名。正由於這是出自“兩案”審理小組的授意，雷英夫日後不僅不會被追究“誣陷罪”，反而屬於“為黨立新功”，自然也就可以按原級別享受離休待遇，雷損失的無非就是個人的名聲而已。所以，余汝信先生前面提出的疑問也就迎刃而解了。由此可見，所謂的林彪蓄意誣陷劉少奇不過就是中共當局的無中生有栽贓陷害。林彪雖然在劉被打倒的材料上批了幾句表態聲明的話，但與周恩來在劉少奇專案上的實際表現和作用相比較，林彪差周恩來何止十萬八千里。

    整體來看，文革中周恩來在毛澤東允許的範圍內保護了一些人，特別是一些黨外人士，還有一些毛並不想徹底打倒的人，如鄧小平等，周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予以通融照顧。王力回憶說“據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澤東決定，周恩來執行。毛澤東不決定，周恩來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幹部他不能決定。”〔73〕其實反之也一樣，毛澤東堅決打倒的人，周不會伸以援手予以保護。現在大陸黨史學界有意用所謂周恩來保護了一些老幹部來掩蓋周恩來的確參與迫害老幹部之事，這無非還是為尊者諱，將迫害老幹部的罪名轉嫁到林彪的頭上，希圖掩蓋歷史事實罷了。

    注釋：

   〔4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 197頁

   〔42〕周恩來傳達毛主席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967年1月27日 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43〕周恩來就民航系統軍管一事給吳法憲的指示 1967年1月25日 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44〕周恩來對河南省軍區的指示 1967年2月17日 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45〕《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648頁

   〔46〕周恩來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1967年3月13日 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47〕《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651頁，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48〕《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653頁

   〔49〕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50〕《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657－658頁

   〔51〕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52〕《王力反思錄》 下卷 711頁

   〔53〕傅崇碧《大樹參天護英華》，見《周恩來的最後歲月》 安建設編 60頁

   〔54〕李海文《周恩來研究述評》 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7年3月版 551頁

   〔55〕《王力反思錄》 下卷 726頁

   〔5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184頁

   〔57〕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58〕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59〕紀希晨《陸定一談文革經歷》 見《炎黃春秋》2005年第7期

   〔60〕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61〕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62〕吳慶彤《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 27頁

   〔63〕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64〕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65〕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6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191頁

   〔67〕張雲生、張叢坤《“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 79-80頁

   〔68〕張光渝《拜訪王秉璋叔叔》，載《老照片》第四十四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69〕仰天長嘯《汪東興的一部充滿謊言的書——評“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見《華夏文摘》 文革博物館增刊 第453、454期 2005年9月5-6日

   〔70〕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245-252頁

   〔71〕《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查廳起訴書》，見圖們、肖思科《特別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受審實錄》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381-382頁

   〔72〕余汝信《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後》 華夏文摘 文革博物館增刊 第444期 2005年7月6日

   〔73〕《王力反思錄》 下卷 923頁

    五、文革之中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

    周恩來與林彪在文革期間是什麼樣的關係，這是文革史研究者們研究文革歷史無法迴避的課題。由於《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將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定位為“他（指周恩來——筆者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日後國內研究周恩來的文章和書籍大都遵循此說，籠統抽象地將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解釋為對立和鬥爭，但他們卻舉不出一件具體事例來說明周恩來是如何與林彪“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的。〔74〕如果我們將這句話改寫為，“周恩來在文革中與林彪關係融洽密切、互相尊重與支持，在許多重大問題上見解相同”則更加貼近符合歷史事實。

    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目的在於着手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親手將林彪的名字從常委排列的第六名提升到第二名，成為僅次於毛澤東的黨內第二號人物，而周恩來依然是第三號人物不變，林彪這位曾長期居於周恩來下屬的人一下子成為周的頂頭上司，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這項決定堅決擁護支持。一來，周恩來一向以毛澤東的意志為意志，二來，周恩來總是將自己擺在輔佐、幫手的位置，對接班人一職不做非份之想。這就註定了周恩來對林彪的基本態度。毛澤東就曾說：“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離不開總理。總理不能當第一把手，可是誰當第一把手都離不開他。”〔75〕從歷史淵源上來看，周恩來長期位居中央領導地位，而林彪則在外領兵打仗，林彪很少參與以往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鮮有參與歷次黨內整人活動，這在黨內高級領導人當中是很少有的。所以，林與周恩來沒有個人芥蒂。自1959年林彪取代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後，林彪對周恩來的國務院工作都給予大力支持，周林關係一直密切。

    林彪在文革初成為黨的第二號人物後，周恩來對林彪的態度有以下幾個特點：

   （1）周恩來對林彪的大力稱頌。1966年10月28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林彪同志，林彪同志最通毛主席著作，學得最好，最近提出了要把學習主席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要學習到老，改造到老。他提出了許多精闢語句，如活學活用，學用結合，在用字上狠下功夫”〔76〕1967年1月21日，周在人大會堂接見軍隊參加四清工作隊員同志時的講話說：“我在十一中全會上說過，林彪同志確確實實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經過了幾十年的考察，是心悅誠服的接班人，是我們的副帥，因為他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的，是把我們解放軍培養最好的一位領導同志。另一個是陳伯達同志，把毛澤東思想闡明的最好，他是傑出的理論家，用理論的文章來宣傳，我向全黨推薦這兩位同志”〔77〕1969年4月14日周恩來在中共九大全體會議上再次全面長篇稱頌林彪“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終緊跟毛主席，不愧是廣大革命群眾公認的我們偉大統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這次在新的黨章中明確寫上：‘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從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申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它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們不僅為有着我們的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78〕周恩來原本長期是林彪的頂頭上司，現在卻變成了林的下屬，但周恩來為樹立林彪的接班人形象而甘為人下的表態無疑成為全黨的表率。

   （2）周恩來對林彪極為尊重。周恩來在文革時期的講話每當提到毛澤東時，必定還要加上林彪，將毛林二人並列提及。比如1966年9月26日周恩來在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大會上說“我現在首先代表毛主席、代表黨中央、代表林彪同志、林彪副主席、代表國務院以及我個人向你們問好。”11月27日周恩來在接見外地來京學生時，開頭就說“我首先代表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向你們問好！”〔79〕周恩來在文革時期這樣的講話不勝枚舉。

    此外，周恩來的講話中還大量引用林彪的講話，以突出林彪的地位。在行動上，周恩來也自覺地將毛林二人放在首位，文革時毛林出現在公眾場合時，必然是毛第一，林第二，周第三。周恩來除了事事向毛請示匯報外，同樣也向林請示匯報。有時甚至當毛有意只向周交代的事，周也向林通氣。1967年8月毛澤東要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回京向周恩來傳達毛澤東個人的意旨，以打倒中央文革小組的“王關戚”，並對楊說此事只向周一人匯報。但周對楊說“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對主席講，說是我讓您向林副主席通報的。”楊隨後飛赴北戴河向林通報此事。〔80〕廬山會議後，毛對林已心生反感，毛在1970年11月讓李志綏醫生開展慢性支氣管炎的研治工作，李醫生說要與周恩來講，以便得到國務院的大力支持，毛同意但強調不要告訴林彪。但是周實際上還是向林作了匯報。李志綏對此心存忐忑很長時間，但周對李醫生說“這是我報告林副主席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組織和領導，林副主席是我的領導，我怎麼能不報告他呢？”〔81〕即使是在毛林明顯交惡之後，周恩來仍然嚴守分際，在1971年五一勞動節天安門城樓晚會上，周恩來為了攝影師是否拍到了毛林在一起的照片而焦慮不安。王力以自己的親身觀察說：“總理對林彪還是很尊重的。”〔82〕事實上周恩來對林彪的的表現是一貫的，不能用“周腳踩兩隻船”這樣簡單的一句話來予以解釋，這些都表明了周恩來的黨性原則和對林彪的尊重。

   （3）周恩來對林彪的保護。文革初期，林彪長女林曉霖在所在學校哈爾濱軍工學院積極參加造反派，林彪對此很不滿，曾發有一信給哈軍工聲稱林曉霖只代表她自己，後又將其轉送他處隔離保護起來。1966年11月18日周恩來與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八??八”紅旗戰鬥團談話時，周恩來為林彪作辯護說：“林副主席講話我看過了，我證實是真的”。“這個問題你們不要去研究了，最偉大的人對自己子女也處理不好，封建社會裡有句話：清官難斷家務事，你們有了孩子就知道了。他們把它（林副主席指示）到處張貼是不對的。沒有什麼了不起，你們娃娃們不懂這些事情。這是林副主席和造反團隨便的談話，家務事也講了”。〔83〕九屆二中全會上周為林彪修改講話稿，並致信康生稱：“為使林副主席講話不發生任何副作用，請你起來後認真讀兩遍，又需要改動處，請用鉛筆改上於午前退我親收。此事純屬愛護副帥，忠黨、忠於領袖，以此共勉，暫勿告人為懇。”〔84〕周恩來這麼做的目的很明顯，就是為了保護林彪，不希望黨內矛盾激化，周恩來用心良苦。

   （4）周恩來對林彪領導下的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大力支持，其中涉及到軍隊的戰備工作、國防建設、對外軍援等諸多方面，這樣的事例有很多。中共九大後，經毛澤東、林彪批准，國防工業各口劃歸軍隊管理，生產和基建項目由軍委辦事組計劃平衡，再由整個國家計劃平衡。1968年9月周恩來就強調一定要把國防工業趕上去，我們已經耽誤了兩年，再不允許耽誤了。1969年2月，周恩來召集國防工業軍管小組、國防科委、國防工辦等部委軍管會及部負責人會議，談及國防工業的生產問題，強調抓緊常規武器的生產，尖端武器和常規武器互相配合。3月份針對蘇聯可能對珍寶島的進攻，周恩來與軍隊領導商量加強中方岸基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勞，準備後發制人的作戰部署。1969年9月周恩來還親自指導了中國首次地下核試驗。11月下旬周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國防工業問題，並接見國防工業系統幾個專業會議的代表，並指出：要把革命和備戰結合起來，努力抓革命、促生產，用備戰影響革命，以革命支持備戰。〔85〕中國的經濟建設在那個時期開始逐步步入正軌，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如氫彈爆炸成功，人造衛星上天，核潛艇研製成功等等。正是由於周恩來對軍委辦事組工作的大力支持，軍隊投入“三支兩軍”的工作順利展開，不僅起到了穩定全國局勢的作用，且迅速恢復了由於文革運動造成停滯的生產，使國民經濟得以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得到較快的發展。

    林彪在文革中與周恩來的關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林彪與周恩來有長達四十年的深厚友情，彼此尊重和信任。從黃埔軍校到北伐戰爭，從井岡山的鬥爭到二萬五千里長征，從抗日戰爭到全國解放，林彪一直是周恩來的學生和戰友，他們都經歷了槍林彈雨的考驗，一同走過了那如火如荼的歲月，用“生死之交”來形容周林二人的關係並不為過。文革期間周林的關係更顯密切。在中共九大的全體會議上，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稱頌林彪，林彪聽後極為感動和不安，當場即席發言說“聽了總理剛才的講話，事先我不知道他講話的內容，……我僅僅只有這麼一點覺悟，並不是像總理說的那麼高瞻遠矚，全面地看問題，沒有達到那個水平，說老實話，我幾十年來確實擁護毛主席的，我整個思想水平可以說很低很低的，不象總理說的那麼高，後來在工作中略為有些成績，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86〕面對周恩來的讚頌，林彪可說是誠惶誠恐的，林彪的臨時講話顯示出林的真實的心態和對周恩來的敬重。

   （2）林彪領導下的軍隊系統堅決支持周恩來在中央碰頭會和九大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無論是葉劍英、楊成武主軍之時，還是後來的黃永勝、吳法憲等人的軍委辦事組當權之際，軍隊系統不僅從未參與過中央文革倒周的活動，而且大力支持周恩來在中央的工作，這與林彪對周恩來的態度有必然地聯繫。林彪曾對周表示：你要大膽主持這個會，放手處理問題，我現在情況不熟，身體不好，全靠你了。林彪還向軍隊方面的人打了招呼，要他們全力支持周的工作。〔87〕以江青為首的“上海幫”故意為難周恩來時，林彪都會通過軍委辦事組及時施以援手。1970年5月17日，江青私自召集姚文元、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謝富治等人開會，誣稱周恩來“在亂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決策”，江青還說黃永勝等人在搞軍黨論。〔88〕面對江青對周恩來的攻擊，黃永勝等人當場與江青頂了起來，隨即宣布退場。事後黃永勝、吳法憲在林彪的指示下向毛澤東匯報了江青的言論，邱會作則去中南海西花廳向周恩來通報有關情況。周含着淚握着邱的手說：“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就是老同志！”〔89〕林彪十分了解周恩來的困難處境，所以林經常告誡軍委辦事組幾位將軍尊重周恩來，因為無論是毛還是林，無人可以像周恩來那樣處理好全國的事務，林甚至警告吳法憲不要聽江青和康生那些攻擊周恩來的話，林相信康生有意取周而代之。〔90〕林彪在文革中對周恩來的大力支持與維護恰恰是當今國內史學研究者有意忽略的。

   （3）林彪與周恩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較為一致。在解放幹部問題上，周林的看法基本一致。1971年萬里和趙紫陽就是在周恩來與軍委辦事組大力支持下得到解放，萬里被任命為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趙紫陽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與此同時，還有一批軍隊幹部如楊勇、張宗遜、梁必業、張震等人也都榜上有名要被相繼解放。〔91〕在九大前後，周林對中國政治走向的看法也較為一致，也就是文革已告一段落，應該開始抓緊國民經濟的建設。正是由於陳伯達受林彪的委託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林彪的這一想法自然就體現在陳伯達的筆下。陳伯達起草的報告題目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以陳伯達在中共中央里的地位，不過就是中央的筆桿子，號稱“老夫子”，如果沒有林彪的首肯和支持，陳伯達不可能自己憑空想出這麼一個報告題目。林彪的這一想法實際上與周恩來也是不謀而合的。

    正由於周恩來與林彪相互尊重與支持，且政治理念一致，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處於最佳時期。特別是中共九大之後，全國的混亂局面逐漸趨於平穩，國計民生也開始步入正軌。但毛澤東對此卻產生了不滿，隨後“上海幫”與軍委辦事組之間的矛盾日趨激烈，從而導致林彪在廬山會議上帶頭批判張春橋，而後遭到毛澤東的全面反擊，最終引發了震驚中外的“913事件”。在廬山會議過程中，由於毛澤東不滿林彪將鬥爭矛頭指向張春橋，想要將吳法憲與陳伯達一起批判，而周恩來則向毛進言，請毛澤東去掉《我的一點意見》之中對吳法憲的批判。毛澤東在廬山上權衡輕重後毅然將陳伯達拿來祭刀，拿掉這個越來越不聽使喚的文人，作為打開批林的一個突破口。這之後周恩來一直暗中幫助吳法憲和軍委辦事組其他人檢討過關，並設法緩和毛林之間的矛盾。周恩來為了保護林彪，不僅在廬山上懇請康生連夜修改林彪的講話稿，還給吳法憲出主意，讓吳主動寫檢討過關。〔92〕周恩來很清楚，保護了吳法憲實際上也就是保護了吳背後的林彪。周恩來與林彪的這層關係實際上一直持續倒“913事件”的前夜。當周恩來最終得到林彪確實死於蒙古溫都爾汗的飛機墜毀消息後，周曾為此失聲痛哭。這裡包含了周內心深處對林彪的悲痛和惋惜，顯示出周恩來對林彪的真實情感。

    事實證明，周恩來與林彪在文革期間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互相尊重與支持，且持有基本一致的治國理念。現在中共將周恩來與林彪關係解釋為周恩來與林彪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這一說法根本是站不住腳的，是無視事實和有意誤導視聽，無非就是想人為地區分周恩來與林彪的關係，一方面拔高周恩來的偉人形象，另一方面則繼續抹黑林彪，讓林彪充當毛澤東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六、如何評價周恩來與林彪在文革中的作用？

    毛澤東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三個人，江青指揮造反派在前台的衝鋒陷陣，周恩來不僅負責執行毛澤東的各項戰略部署，且負責保障文革得以順利進行的經濟基礎，一身兼了毛澤東的“總參謀長”和“總後勤部長”的角色，而林彪指揮軍隊為毛澤東的文革運動保駕護航。周恩來和林彪都是毛澤東文革當中必須利用的力量。但如果仔細分析，我們則看出林彪的作用還主要局限在軍隊內部，可周恩來的作用不僅涉及到全中國的各行各業，周對軍隊同樣有極大的影響，軍委高層的幾位老帥老將軍們，如葉劍英、楊成武、黃永勝等人都聽周恩來的，與周合作密切。整體而言，毛澤東是文革一切政治決策的決定者，而周恩來則是其執行者。文革當中沒有毛澤東的決定什麼事都不能辦，而毛澤東的決策又離不開周恩來的具體執行。正是由於周恩來是毛澤東文革運動中堅定的擁護者和具體執行者，再加上林彪為首的軍隊系統的大力支持，周恩來成為中共高層一個無可輕易代替的力量，周在文革前期雖偶遇危難但卻總能化險為夷，這與毛澤東的使用與林彪的支持是分不開的。

    周恩來與林彪同屬中共的老幹部，他們都具有其他老幹部相同的特點，也有與他們相同的弱點。那就是對毛澤東君臣般的關係。周恩來與林彪都不可能違逆毛澤東的意圖，更不可能改變文革的大方向，他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些小小的調整，所以周林二人本質上殊無二致。文革期間他們都秉持了“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忠君式思維，“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句話周恩來與林彪在文革中都曾說過多次。周恩來“保持晚節”的心態更加嚴重，生怕一個不小心就步上了劉少奇的後塵，一個“伍豪啟示”一直壓在周的心上，成為周的一塊心病，以致1975年9月周臨進手術室做手術之前還要再次對其訂正處理，免得有朝一日成為自己倒台的一大罪狀。在林彪倒台前，周恩來與林彪互為依靠，小心謹慎地與毛澤東一手扶持的江青為首的“上海幫”周旋，試圖“抓革命促生產”維持全國的穩定，為毛澤東收拾文革以來造成的爛攤子。可是林彪由於對“上海幫”的打擊出手過早成為毛澤東清洗的對象，從此周林之間的密切關係解體，周一人孤立無援，成為日後“四人幫”集中攻擊的目標。

    周恩來在文革中與林彪相比有以下幾個特點：

   （1）周恩來比林彪更早一些介入了毛澤東的文革運動，且周恩來在文革時期一系列重大事件上發揮了比林彪更重要的作用。

   （2）周恩來介入文革的時間比林彪更長，林彪只趟了5年文革渾水，可周卻趟了幾近10年。

   （3）林彪文革中的作用基本上局限在軍隊內部，“三支兩軍”後軍隊開始介入地方的文化革命運動，但林彪涉及並不多，而周恩來在文革的作用則更廣泛、更深入、更持久。

   （4）周恩來在文革中從未提出過任何大政方針，也不敢公開抵制江青為首的“上海幫”，而林彪則敢於反“上海幫”，堅決有效地抵制了江青試圖插手軍權的企圖。

    關於周恩來在文革中所起的積極作用，國內不少學者多有論述。筆者只想強調，周恩來最亮眼的表現是，在文革亂局中仍不忘國計民生，在緊跟毛澤東搞文革“抓革命”的同時，還盡力設法維護全國的生產，不使經濟全面倒退。特別是周曾利用九大後政局的短暫平穩時期，大力恢復因文革運動造成的生產停滯，使國民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周在四屆人大上提出要在二十世紀末將中國建成“四個現代化”的強國這一符合民心的宏偉藍圖，使得周在自己生命的最後關頭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方。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周去世後仍能得到廣大人民的懷念和敬仰。

    林彪在文革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有下列幾點：

   （1）在文革混亂的局面中保持了軍隊的穩定。林彪極為重視軍隊的穩定狀態，不許地方式武鬥奪權之事在軍內發生，“軍委八條命令”就是最好的一例。而軍隊的相對穩定使後來的“三支兩軍”能夠順利進行，對保證地方的穩定作出了貢獻。

   （2）林彪嚴防江青一夥染指軍隊事務，諸如搞掉“全軍文革小組”使江青無法插手軍隊事務。即使後來林彪倒台，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也無法迅速有效地填補軍中出現的空白，更無法找到自己在軍中的代理人，這實際上為日後華國鋒、葉劍英等人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文革期間，既使地方再亂，生產停滯，但林彪領導下的軍委辦事組從未放鬆國防安全和建設，文革前國防和“三線建設”在文革中是延續的，沒有中斷，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和運載火箭的研製開發有了快速的發展。不僅鞏固了國防，還頂住了前蘇聯的試探性進攻。

   （4）林彪存在的本身就是對江青“上海幫”的遏制，換句話說，就是要對江青等人的行為有所約束，包括林讓黃永勝、吳法憲向毛反映江青對周恩來的惡意攻擊等。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打擊張春橋更是明顯的一例，只是廬山會議的鬥爭觸及了毛澤東的“文革底線”才招致林的失敗。廬山會議前，江青等人雖有毛澤東的扶植，但畢竟還只是文革中的暴發戶，在中央高層相對處於劣勢，其政壇勢力與軍方相比還相去甚遠。但林彪倒台後，“四人幫”在黨內的勢力大增，在中央高層也占了優勢，中共十大上王洪文當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張春橋不僅榮升政治局常委，還當上了解放軍總政主任，“四人幫”開始染指軍權。這在林彪在世時是不可能發生的。

    周恩來與林彪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周恩來更能忍隱，更會小心處理好與毛澤東、江青的關係，對於來自毛澤東和江青的批評、指責甚至謾罵不會公開說“不”，周時時處處檢討自己以往的過錯，向毛江輸誠表忠，甘於作毛江的工具。王力回憶說“至於對周恩來在歷史上的路線錯誤，周恩來自己從來不迴避，從來是到處講，講得別人都不愛聽了。毛澤東也不避諱，當着周恩來的面，不但對中國人，也對外國人公開講。”〔93〕與周恩來相比，林彪則更有自己的主見，且林彪從來不作自我作踐式的檢討，特別是“913事件”前夕，林彪面對毛澤東的淫威和打壓，敢於對毛硬頂，敢於對毛澤東說“不”，其不甘於作毛澤東的工具顯示出林彪獨有的性格。無論林彪最後是主動出走還是被動出走，事實上林都是被毛澤東逼走的。林彪雖然身死大漠，但其對毛澤東的一擊卻起到了喚醒國人的作用，使毛澤東的神話徹底破產，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敗亡。華飛先生說得好“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清醒就是從林彪的死開始。林彪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和副統帥身份與‘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澤東決裂並在此之後非正常死亡是他對中國做出的最大貢獻。”〔94〕

    周恩來與林彪不同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哲學對當今社會亦有很大的影響。中國幾千年來封建皇權統治下，人民大眾對正統當權者的倒行逆施習以為常，且逆來順受，如非走投無路絕不會鋌而走險，這種慣於作“奴才”的成王敗寇心態潛移默化，深入到人們的骨髓之中。所以，不少人將林彪敢於對毛說“不”與毛決裂視為大逆不道，而對周恩來的忠心侍主、委屈求全和鞠躬盡瘁津津樂道。時至今日，我們也應有一個新的視角重新審視周林二人文革中的所作所為。

    林彪在文革中應該負什麼樣的責任？

   （1）中共自七大起就將毛澤東定位於一尊，具有最高的權力，只是個人崇拜在戰爭年代還不那麼顯著突出。中共建國後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主要領導人都曾大力製造了對毛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1959年9月9日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表態說：“我這個人歷來是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提高毛主席的領導威信。我在很長時期就搞這個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七大的修改黨章報告我也宣傳，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你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這麼搞。”〔95〕鄧小平直接負責的與“蘇修”論戰的“九評”中，更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頻頻肯定個人迷信，將個人迷信上升到理論高度，成為中共中央的集體表態。周恩來導演的大型音樂舞蹈詩史《東方紅》，更是大吹特吹毛澤東，此後又將其拍成電影全國放映，其影響至深且巨。在這個整體環境下，林彪也參與其中，大力鼓吹“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等等。與此同時，林彪大搞“突出政治”運動，諸如在軍隊創造出“三八作風”，“四好連隊、五好戰士”，“四個第一”以及“學毛著”，“學老三篇”等等。中共全黨這種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運動深入到各行各業，滲透進千家萬戶，其影響之廣、範圍之大、效果之強使得中國大地的精神面貌為之改變，使毛澤東成為凌駕於全黨全國的最高“神祗”，成為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的重要籌碼和依據。

   （2）文革前夕和初期，毛澤東為了將林彪拉上文革的戰車，1966年3月毛和江青一手操縱出籠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5月7日毛給林的《五七指示》以及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公開讚揚“林彪同志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開展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這些都是毛澤東主動樹立並利用林彪在軍隊中的威信，實際上是毛為文革大業所作的必要準備。而林彪也大樹毛澤東的威信，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中，林彪稱頌毛為“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等。毛澤東還發出號召“全國學解放軍”。毛林這種“互樹權威”“互樹威信”的做法，使毛林二人的聲望和地位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時期空前高漲和鞏固，而毛澤東對周恩來，周恩來對毛澤東卻沒有形成這樣的關係，因此，林彪在樹立毛澤東的威信和個人崇拜方面比周恩來走得更遠。因此，林彪在這一點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3）文革前期，林彪支持了毛澤東所發動的文革運動。文革運動實際上是一場中華民族的浩劫，其中的代價極為慘重其教訓亦極為深刻，特別是運動中相當一批幹部和普羅大眾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和迫害，甚至死於非命。雖然毛澤東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和決策人，但其中或多或少都會涉及到林彪，在當時的那種體制和政治環境下，林彪不可能事事置身事外，一點責任沒有，諸如羅瑞卿事件、賀龍事件和“楊余傅事件”等。林彪當然要負他的那份責任。然而由於大陸官方刻意掩蓋那些不利於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資料，將一切罪責歸結於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乃至許多歷史事實被歪曲被篡改，全面釐清這段歷史還需更多的材料和知情人士的披露。所以，我們在研究文革這段歷史時，要盡力追求事實真相，澄清史實，這樣才能分清歷史責任，而不是根據政治需要將所有責任推到某個人的頭上。換句話說，既不要搞“為尊者諱”，也不要搞“妖魔化”。

    結論

    1980年8月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提問時，針對周恩來在文革中的作用說過一番話：“‘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了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然而，鄧小平在談及林彪時卻將林彪歸結為“反革命集團”，聲稱“他們的目的就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96〕

    通過上文對周恩來與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較研究，周恩來在文革當中絕不是如鄧小平所說的那樣僅僅是“說了違心的話”和“做了違心的事”這麼簡單，林彪更不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團”要“陰謀奪權”。周恩來與林彪都是毛澤東發起和推動文革的重要力量，周林二人又是步步緊跟毛澤東的各項“戰略部署”的，而周恩來更是一心一意地積極參與和支持了文革的深入進行，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工具之一。認真比較周恩來與林彪在文革中所發揮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出周氏在文革中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保障了文革得以順利進行，正是由於有了周恩來的任勞任怨和兢兢業業，周恩來成為毛澤東文革運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鄧小平後來對毛澤東文革運動的否定實際上就意味着對周恩來所作所為的否定。但是鄧小平出於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心將周恩來送上新的“聖壇”，將林彪打進“十八層地獄”，罔顧事實地將周恩來與林彪和“四人幫”區分開來，力圖證明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言行都是“違心的”，鄧小平此舉不僅不能“洗清”周恩來文革中的責任，反而使周恩來得形象墮落成一個沒有人格的軟骨頭和偽君子，這同樣也是對歷史事實的歪曲和篡改。

    鄧小平這種人為的二分法，以兩種不同的標準評判歷史人物的是非與功過，將毛澤東、周恩來與林彪分成所謂“好人犯錯”和“壞人犯罪”的關係，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為毛澤東的禍國殃民作開脫。假使鄧小平這段解釋周恩來的話能說得通的話，那麼它用在林彪身上也同樣合適。林彪在文革中不也說了些違心的話，做了些違心的事嗎？且林彪說的違心話比周恩來要少得多，違心事做的更比周恩來少得多。憑什麼林彪就是“成立了反革命集團，妄圖推翻人民民主專政”？而周恩來就是“忍辱負重，鞠躬盡瘁”呢？更何況林彪最後敢於挺身而出打擊毛澤東賴以發動文革的“功臣”－－張春橋，林彪以自己的行動顯示出自己對文革的實際態度，可周恩來卻只有相忍為“黨”（實是為毛），俯首貼耳，逆來順受。所以，林彪的倒台與文革中其他老幹部的倒台是一樣的，林彪事實上從毛澤東文革運動的助力變為阻力而被毛澤東所不容所打倒。仰天長嘯先生分析得好：“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這段慘痛的歷史證明，只要毛澤東堅持文革中錯誤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僅是林彪最終要與毛決裂，所有有正氣的老幹部最終都會與毛分道揚鑣的。毛澤東去世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以他老婆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一網打盡，就是有力的證明。”〔97〕華國鋒、葉劍英等粉碎”四人幫“實乃完成了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未竟之業。

    然而，正是由於鄧小平在1980年的這番似是而非的談話將周恩來文革作用定性為“說了違心的話，做了違心的事”，而將林彪定位於“反革命集團”，一年後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照搬了鄧的這一講話精神，將周恩來與林彪之間的關係定位於“對立”與“鬥爭”，以後國內的黨史研究者只能在這個圈子裡打轉，難得突破難得進展。事實上，鄧小平的這番講話不過就是一個新版的“兩個凡是”，它不僅不是衝破了文革史研究的禁區為文革史研究開闢了新的航道，反而是為文革史的研究設置了新的禁區和障礙，成為日後官方研究周恩來的定版模式，周恩來的形象也被臉譜化，變成“文革正確路線”的代表，成為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堅決鬥爭的“中流砥柱”，這無疑與歷史的真實相差太遠。所以我們對周恩來與林彪的研究必須徹底拋棄《決議》給周林二人的臉譜型定位，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全面、客觀地梳理周恩來與林彪在文革當中的歷史作用和地位，這才是海內外史學研究者應該共同秉持的原則和立場。

    注釋：

   〔74〕葉劍英對文革中周恩來的評價，見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3頁

   〔75〕《王力反思錄》 下卷 724頁

   〔76〕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77〕見北京玻璃總廠紅衛兵聯絡站編《中央首長講話》，第一輯，1967年3月，181頁

   〔78〕原文戴《周恩來等九位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大會上的發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員會翻印，1969年5月7日

   〔79〕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服務中心 2002年出版

   〔80〕《楊成武將軍自述》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7年8月版 303－305頁

   〔81〕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516頁

   〔82〕《王力反思錄》 下卷 725頁

   〔83〕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8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第298頁

   〔85〕《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下卷 684－712頁

   〔86〕林彪在九大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69．4．14） 見宋永毅《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87〕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278頁

   〔88〕《周恩來年譜》 下卷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7年5月版 367頁

   〔89〕仰天長嘯《汪東興的一部充滿謊言的書——評“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見《華夏文摘》 文革博物館增刊 第453、454期 2005年9月5－6日

   〔90〕《吳法憲手稿》，轉引自金秋《權力的文化——文化革命中的林彪事件》 斯坦福大學出版社 1999年版， 119頁 (Jin Qiu：The Culture of Power，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ge 199)

   〔91〕仰天長嘯《汪東興的一部充滿謊言的書——評“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見《華夏文摘》 文革博物館增刊 第453、454期 2005年9月5-6日

   〔92〕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298-299頁

   〔93〕《王力反思錄》 下卷 1108頁

   〔94〕華飛《“軍事林彪”和“政治林彪”》 華夏文摘增刊 第314期，2002年11月18日

   〔95〕《批判資料 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6-1967．7》，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103頁。

   〔96〕《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4年10月第二版 346-348頁

   〔97〕仰天長嘯《汪東興的一部充滿謊言的書——評“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見《華夏文摘》 文革博物館增刊 第453、454期 2005年9月5-6日原載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冊，2007年3月版 田園書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