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总支和支部都有召开党内生活会议的惯例。生活会议也称“组织生活会”或“民主生活会”，是党员组织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一般认为，召开党内民主生活会，能促进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增加了解，沟通思想，消除隔阂，团结一致。按照规定，参加会议的成员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要坦诚相见，分清是非，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热忱帮助同志，不断增进团结，提高班子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这样一个党内生活会，对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的错误进行讨论。根据这次生活会的情况，1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由此可见，此次生活会对中国基本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方向的影响持续了3至20年，不可不谓关键和重要。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笔者检索了一些相关文献材料并阅读了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录，然后乘休假草草写来，也算是整理了一份粗糙的党史学习笔记。如果有什么舛误或疏漏，请同学们指正和补充。

    一、缘起

    1986年春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同志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他们认为，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会造成一种紧张的政治局势，于是在思想领域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

    是年夏天，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并于9月28日上午将该决议草案提交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讨论。草案的第5章中有如下文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是决议草案中唯一提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地方。曾经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陆定一对此段文字表示反对，并重申了他曾3次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相关意见：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9个字删掉，并结合1950年代的中苏论战和中共党史陈述了理由。胡耀邦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赞同陆定一同志的提议。陆定一和万里的发言，引起全场热烈掌声，尤以右侧中纪委席的掌声最为持久。

    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余秋里和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并代表因病请假的宋任穷同志）则主张维持文件原来提法。接着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认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并指出“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然后，其余的3位政治局常委陈云、李先念等同志都认为应当保留这个提法。接着胡耀邦也说保留对当前的局势有利，如果以后实践证明这个名词不恰当，再重新考虑。最后，他提请全会进行表决。草案一致通过，决议作为文件下发。会后胡耀邦为此事向中央作了深刻检讨。

    二、前因

    至今仍有部分老同志认为：上述“三宽”方针和仍然充斥着“三宽”精神的《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出台，直接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1986年12月中旬，合肥、北京等地的一些高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甚至有个别知识分子从中煽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后经各地有关部门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但是这次学潮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召集胡耀邦、万里、胡启立、李鹏等同志进行桥牌比赛，一边和他们谈话。邓小平对当前局势找出了症结所在：“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然后他指出了这个“保护层”的具体错误：“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最后邓小平指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

    对于邓小平的不点名批评，胡耀邦立即作出了反应。1987年1月2日，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题为《向小平同志交心》的函件，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请求免去自己的中央总书记职务。收到信后，邓小平在1月6日与胡耀邦单独进行了深谈。随后由邓小平提出，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他的错误作出批评，也要他在会上开展自我批评。邓小平还为会议规定了4个注意事项：

    1、只是工作中的失误，不要说这是路线斗争；
    2、对胡耀邦的个人品格不要涉及，不能人身攻击；
    3、不要将批评胡耀邦和批评“团派”联系起来；
    4、不要划圈子，属于宗派性质的问题不要提。

    这些原则很好地为会议拟订了方法、划定了尺度，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开了个实事求是的良好先例。

    三、经过

    政治局常委会委托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等5位同志召集这次生活会议，指定由薄一波负责全面安排。1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就此发出《通知》，还规定了到会名单。但是会议的规格、议题和目的事先通知得很含糊，以致一些参加者（比如习仲勋同志）在日后的口述回忆中对具体安排会议的同志多有抱怨。1月10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对自己的政治错误作出了全面而严厉的反省，为同志们提供了批评依据，然后正式召开生活会议。会议举行时间用了5个半天，即1月12日-16日的每天上午，但是1月16日上午的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变更的决定，所以日后被正式化地称为 “政治局扩大会议”。因此基本确定这次生活会议是用了4个半天对胡耀邦的错误进行了讨论和批评。

    会议筹办期间，杨尚昆和薄一波同志找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个别谈话，要求他准备一个批评胡耀邦的发言，邓力群根据此布置草拟了一个两万字的稿子，用了近4个小时宣读，占用了整个生活会议程的1/3时间，是此次会议最重要的发言。1月12日上午，会议开始，紧接着余秋里，邓力群是第二个发言人。他首先表示拥护邓小平1986年12月30日的重要讲话，然后作了自我批评，接着从6个方面对胡耀邦展开批评：

    1、关于统一思想，胡耀邦“只讲物质文明建设，不讲精神文明建设”；
    2、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耀邦同志的讲话，常常同中央集体打架……这时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3、关于四项政治保证和“四有”问题，“很少听到耀邦同志作出什么反应”；
    4、关于“左”和右的问题，“急躁冒进和僵化保守是对立的，不知怎么搞的，他们把‘左’和保守划了等号”；
    5、关于对干部的任用问题，“许多重要干部的任免……都没有向小平、陈云同志请示报告”；
     6、关于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的问题，“集体决定作出以后，他到地方、部门讲话……往往讲他个人同集体不一致的意见”。

    发言最后，邓力群提倡“高级干部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并号召“同耀邦同志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同样观点的同志，在帮助耀邦同志的同时，也帮助帮助一下自己吧。”

    1月14日和15日上午，乔石、胡启立等同志在会议发言的时候分别反映了一些情况，主要是1984年、1985年邓小平找他们单独谈话时委托他们向胡耀邦指出几个问题，“最主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但是“耀邦同志听了之后没有向书记处其他同志谈一谈，征求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15日上午的发言还指出，胡耀邦“现在还不能完全自由行动，邓小平、陈云同志主要是小平同志这里不能不有所考虑，一旦情况变了，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约束。”

    会议还由姚依林和宋平讨论了胡耀邦经济工作，由陈丕显讨论了胡耀邦的政法工作、由吴学谦讨论了胡耀邦的外事工作。会议最后，胡耀邦宣读了自己的检讨书《我的表态》。总之，4个半天的生活会议的气氛是正常的，邓小平提出的四条会议原则起了很好的作用，大家都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与人为善，没什么压力（当然胡耀邦可能例外，据说他一离开会场就放声痛哭）。即使与“文革”前党内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相比，这次会议也是开得善意而成功的。

    四、结局

    根据胡乔木同志帮助整理的口头发言，薄一波向1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生活会议的情况，这次由邓小平亲自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邓力群根据薄一波的要求起草生活会议《通报》，列出了10个问题。《通报》基本以会议上的发言为依据，其底稿是根据邓力群自己的发言稿整理的，还结合了姚依林、宋平、陈丕显、吴学谦等同志关于具体工作方面的事务性观点，最后给胡耀邦提出4个问题，希望他认真考虑，作出说明。这个《通报》后来作为中共中央1987年第3号文件下发。

   “三号文件”（即生活会议《通报》）尽管已经说明了问题，但还是过于扼要，下发后引起党内的广泛意见，认为中央变更领导人的决定可能过于仓促，希望多了解些情况。因此，中央办公厅从3月到5月增发了由中央书记处编辑起草的5个补充材料，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将这次人事变动的原委作了更加清晰地说明。在将胡耀邦《我的表态》作为补充材料之五以中央19号文件的名义下发时，邓力群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对文字作了一些细节处理，遭到了中央办公厅的置疑。后经薄一波等同志的调查，发现仅仅是校对胡耀邦发言稿几个不同版本时产生的技术问题，但此事已经引起了党内外甚至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影响了中央领导人和海外部分媒体对邓力群的正面评价。据说邓力群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落选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皆肇因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