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些特殊渠道，披露了邓小平在当年留下一一份政治遗嘱。特别是阐明了文革和改革、六四文革、和以后改革出路的问题。很多思路高瞻远瞩，而且具备当前的实际意义。

    其中提到了，对六四事件要一分为二的看，但应该留出时间，可以等2、30年后在重新评价。

    最近流出这份重要文件，也可能和中共亟待解决改革发展的阶段难题，以及极左思潮重来的大形势有关。

    邓小平的这份政治遗嘱，内容较多，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内容，有些内容被认为应该先不对外公开。

    邓：

    对于六四问题，我们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说我们派解放军部队戒严了、开枪打死打伤学生了。这个我也很痛心。

    而是我们应该痛定思痛，更多查找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会出现这次动乱？

    我说过，这次事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来的是必然会来的。这个话，是对我们党内的政治形势，各种政治思潮和路线斗争的认识。

    在当时，我们是无法避开这个问题的出现的。所以，我也比较理解赵紫阳同志，他也有他的苦衷。

    这方面，胡耀邦和赵紫阳同志，也都付出了政治代价。就是他们有些政治品格单纯。没有考虑到党内反对改革力量的强大和计谋。

    我们在结束文革后，我就经常警告全党，特别要警惕左的威胁。很多人可能认为，我是说一套说一套。先是关闭了西单民主墙，逮捕法办了魏京生。然后是前两年出现的六四动乱。

    但这个动乱，我认为，本质和文革是一样的。仍旧是一个左的问题。

    我的这些话，已经告诉了党内的一些同志，包括江泽民同志。就是对六四，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当然，这个应该等一等再公开。

    六四问题，确实是有广大学生、市民参与的，要求社会进步，要求政治民主的进步成分。但从开始就有人在其中鼓惑。

    赵紫阳同志当时单纯的以为这是一次民主运动，是温和的，是善意的，是要求党改进领导和改革的。他当时一直阻拦用戒严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是因为他认为，可以借这个运动，来推动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但他对此根本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这个事情，从纪念胡耀邦同志开始，就是有人主导的。

    这里面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很多人开始就是要利用和鼓动学生，要发动对我们的夺权行动的。赵紫阳同志主要是在这方面没有警觉，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赵紫阳同志当时没有认识到，这是两个不同的运动，一个是学生和广大市民，要求反腐，要求政治现代化。但同时是一次文革式的有组织的夺权运动。

    以后如果有机会重新评价六四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一方面是我们肯定早期的，绝大部分学生和市民的合理、进步的活动性质。

    但也要坚持我们目前的结论：有少数人在其中煽动蛊惑，试图推翻我们党的领导地位的定性。

    以后对待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棘手，很多人会利用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进步要求，而掩盖政治动乱的实质。

    这对我们党的形象是很不利的。会是一个长期的危害。

    我已经告诉江泽民同志，以后可以等待合适的机会，把这些问题向全党，全国人民解释清楚，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既要肯定六四里的民主进步和爱国运动成分。也要明确揭穿同时存在一场政治动乱的阴谋。我们以后要有这个胆魄解决掉这个问题，否则会成为有些人反对我们，抹黑我们的政治借口。

    我为什么认为，六四里的那些人的做法，和文革里的夺权造反运动一样呢？我当时在人民大会堂观察了广场的动态。根据公安部国安部的情报，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一些报告。已经很清楚了，是有一些人在其中煽动作乱。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推翻我们党的领导，他们上台掌权。

    如果我们在不当机立断派部队进城戒严，可能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

    而当时赵紫阳同志还抱着他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根本不明白问题的性质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赵紫阳当时认为，学生运动是支持改革的，但他没有注意到，这其中有不少高干子弟，为什么他们突然要对我们党夺权了？不满了？

    这就说明，实质上他们是用价格、腐败、官倒问题，矛头是对准赵紫阳本人的，赵紫阳就失误在这个地方，他这方面太简单了。

    4.26通告下达后，当时赵紫阳同志也看到了问题，是有人要准备把火烧到他和我邓小平的头上嘛。

    就是会进一步激化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嘛。但这个通告不发也是不行的，赵紫阳去劝阻学生，不听他的嘛。还是要出漏子的。赵当时已经被将军了。进退都没有空间了。

    所以我后来讲，这个问题是必然会出现的，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来的是一定会来的。我们当时只有靠强硬手腕，先挺过来。

    但当赵紫阳把一些话透露给苏联人后，局势就马上发生了变化，广场和街头一夜之间就都是要打倒我邓小平的标语口号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这不是单纯要赶共产党下台，而是主要要赶我邓小平下台，是要阻止我们的改革发展的。

    之前我和赵紫阳谈话时候讲过，如果他可以劝告学生回校复课，那我们是可以不搞戒严的，但他去了后，发现学生根本不听他的招呼嘛。

    所以，我们只有戒严这一条路了。否则后果可能更加严重。如果不戒严，不但赵紫阳要下台，我自己也要被赶下台。

    赵紫阳和胡耀邦都为我们国家的改革事业做出了很大牺牲。我也有些对不住他们。

    我也派人去和赵谈过话，希望他能承认错误，然后出来继续工作。但他转不过这个弯来啊。他这个人，有时候腰板太硬了。

    对于六四问题，我们的改革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这个主要是和陈云同志的一些看法有关。他一直对赵紫阳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满。

    特别是赵紫阳提到，要主要靠市场和民主来解决我们党的发展问题，改进和完善我们党的领导方式。

    这一点，和陈云同志的计划经济，笼子主义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陈云同志实际上是最反对赵紫阳的改革的。

    还有李先念、王震同志。我在背后也为赵紫阳引导了很多的批评。

    如果六四不戒严，可能局面就是我们改革路线彻底被阻断，先是我下台，然后是别人戒严，可能局面会走到有些人想要的进一步高压保守路线上去。

    因此，六四问题，实质上和我们的改革开放路线是有关系的。

    我从南方回来后。江泽民同志也已经主动和我做过不少沟通。我也理解他当时受到陈、李这些同志的影响。也有一定的政治压力。

    虽然我主要是敲打，警告。但实质上也是给江泽民同志鼓劲，打气的。

    我告诉江泽民同志，以后的改革发展问题，恐怕还是离不开市场和民主问题。

    我们暂时的挫败是不要紧的，关键是以后的发展，改革到底会走向什么方向？会不会脱离我们的初衷？会不会变质？

    这些都要依靠市场体制建设和民主化建设来最终保障。

    未来也决定过去。如果我们以后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被人民群众唾弃了，或者被颠覆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一切努力就前功尽弃了。我们的历史形象也就很难讲了。

    当年的戒严，是我拍板的，但不是为了对付广大市民和学生，而是防止有人浑水摸鱼，试图制造政治危机，而给党内反对势力彻底否定改革的借口。这一点，我是必须去做的。但希望以后在适当的机会，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谅解。

    这也很考验，我们以后如何面对和认识戒严问题和动乱问题的政治素养。

    陈云同志的笼子政策，国家在政治领域的计划经济，以后可能会导致特权问题进一步严重，可能会扭曲我们的改革事业，到时候人民群众可能就会有更多不满。就可能从基础上危及我们党的政治命运。以后也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这样单靠我们行政手段去维持稳定，是不能长远的 。我说过，稳定压倒一切，但稳定是为了保障我们改革发展的进步。不是为了稳定而稳定。

    如果稳定压倒发展，就等于僵持不前，就可能导致更多的问题。

    我希望江泽民同志，和以后的接任者，能认清楚这个问题。能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解决好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影响到我们党和群众关系，甚至是决定我们国家发展性质的根本性问题。

    这些话，应该等我们这批老人，当事人都离开人世以后，在选择适当的机会、适当的渠道去公开。

    对于六四和戒严，对于我们国家发展稳定问题，对于改革和文革问题、我们都需要一个清晰而坚定的认识。

    我对江泽民同志谈话时候说过，如果以后我们改革真的失败了，那么我们就都会成为历史罪人。

    而改革成功了，解决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里的那些阻碍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公平的市场经济建设，和公正透明的行政体制建设，已经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化建设，法制建设。这些问题是以后改革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也是必须真正解决掉的问题。

    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的改革才可以说真正有了阶段性成功，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群众更多的理解和拥护。

    那么，以后我们才能有这个资本，去再一次面对六四学潮和动乱问题。才能在不影响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剥离开两个方面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解决好这个问题。

    所以，我也嘱托江泽民同志，虽然他是陈云同志推荐上来的，但他已经保证他会坚持走改革开放的路线。也希望他以后能选对人，选错了人，以后在发展方向上就很难办。

    有人说我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是选错了人，其实我一直认为我是选对了人。只不过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危机下，他们做出了政治牺牲。这说明我们党内的保守思想还很严重，还有很强大的阻碍发展进步的势力。

    我一直说要注意左的问题。结果问题还是来了。六四里的政治动乱势力，就是这样的一个左的性质的问题。实质上还是要反对改革开放的，而且也有些野心家是要趁机颠覆我们的领导的。

    文革在我们国家有传统的社会文化基础，六四里的动乱势力，其实也是一种文革造反运动的再现。

    有人说我们没有做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认为六四是一次“右”的动乱。

    实质上并不是这样。思想和政治工作的一些失误，只不过给一些政治阴谋家了发动动乱的空间。

    为什么我前两年去南方视察，讲话，就是要消除这些错误的看法，否则，如果继续要反自由化，就会有人在经济体制等领域准备保守倒退了。

    他们一直用六四问题做借口，打压我们在市场化和民主化方面的尝试。试图全面否定我们的改革路线。

    六四并不单纯是学生和市民的自发运动，也有一些人煽风点火，甚至是党内某些人故意造势的产物。他们就是要趁乱而阻止我们的改革开放路线，先把胡耀邦和赵紫阳赶下台，然后把我邓小平也赶下台的。

    这些人并不是赵紫阳，也不是胡耀邦。而是另有他人。

    这些话，我现在说了，但不要公开，以后等待合适的机会，可以告诉世人。

    即使在以后的长期时间里，我们全党也要对此足够警惕，警惕有人打着各种的旗号，包括毛主席的旗号，去煽动甚至发动各种政治阴谋运动。

    这需要有足够的政治警觉性和专政手腕。

    右的问题存在，但主要的问题是在左的方面。

    文革是这样，六四里的一些势力也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这样的“左”的各种势力。无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实质上都是会和文革和六四一样，打着群众，民主的幌子，试图否定我们的改革开放路线，然后夺权上台，把社会往后拉。

    改革需要更大的智慧和能力，六四是一次巨大的教训。内外的破坏因素都存在。改革开放不是能一蹴而就完成的，但也要准备打几个硬仗，来几个大会战，重点解决一些主要问题。这个任务，我就只能留给你们后来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