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周恩来是神？是鬼？还是人？无论如何，周恩来作为中共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人物，对于中共的创建、政权的夺取以及执政，所起到的作用和地位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周恩来的兢兢业业的形象，非常符合世俗的道德传统。特别是去世后的周恩来，又被中共树立为道德楷模，被请上「神坛」。而在当今互联网上，又有人把周恩来打入「地狱」。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是非功过」。本书用大量的史实来论证周恩来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周恩来是否真的是「参天大树护精华」？周恩来的检讨到底是为谁而作？周恩来在建国后什么时候成为真正的大管家？在打倒彭德怀、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少奇、逼走林彪等中国建政以后诸多重大事件里，周恩来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至于令人「谈虎色变」的中共中央项目组，周恩来在其中的角色到底如何？「批林批孔」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真实关系如何？
本书依据众多知情人的口述和档案材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并对诸多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在大量的史实考证的基础上，提出许多新的看法与思路。诸如建国伊始，毛泽东就想拿掉周恩来，而取代周恩来的人选一直以来则是邓小平等等。
周恩来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而是作为一个无法超越历史条件限制的人－「政治家」存在。而这个存在，是有代价的……由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立体的、完整的、真实的周恩来形像。
作者简介
司马清扬: 曾用名蓑笠翁，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在网络和电子杂志诸如《记忆》等上发表多篇文章，计有四十多万字，曾经被一些颇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书籍引用，专长于中共党史，特别文革时期的研究，被《亚洲周刊》评价为对「林彪一案」做出突出贡献的研究者之一，参与过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林彪》的编写。
欧阳龙门：在美国从事信息技术工作。业余爱好中共党史，尤乐于为中共官方党史拾遗补缺，纠错澄清，使之更加完善、全面。偶有帖子发于网上，也参与过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林彪》的编写。
千秋功罪任评说－－解析“文革”中的周恩来
丁凯文
友人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新近撰写了《新发现的周恩来》，这是海外研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一部新的力作。承蒙作者的信任，笔者有幸先睹为快，愿就周恩来“文革”作用谈一些自己粗浅的看法，行文仓促，草成此序，还望不负作者和读者们的期望。
对于周恩来的评价，国内与海外本来就有很大的争议。国内党史学界自然是秉持官方一贯的说法，将周恩来美化为“圣人”，是上个世纪的“伟人”，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正面人物”，是“苦撑危局”的中流砥柱，是“文革”正确路线的代表。本人手头就有几部代表官方观点的专著，一部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周恩来传》，一部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武生撰写的《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还有一部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石仲泉撰写的《我观周恩来》，国内类似颂扬周恩来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不知凡几。不同于国内官方观点的海外著述，当推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其价值有目共睹。海外因《晚年周恩来》一书的出版曾掀起了一股重新评论周恩来的热潮，一些文章亦不乏真知灼见，但也难免有些粗制滥造的坊间读物充斥其间，为学术界所不取。总体而言，这几年间海外有关周恩来的研究并未有更为深入的进展，究其原因，不外缺少相关的内部档案数据，而所披露者又多为歌功颂德，不少“文革”中的当事人按官方的口径对周恩来隐恶扬善，鲜少触及那些敏感话题；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难于对周恩来其人有准确和全面的把握。然而，司马清扬与欧阳龙门广泛地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文革”中周恩来的言行、作用作了极为深刻的剖析，将周恩来许多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人们对“文革”中的周恩来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笔者对此深表赞赏。
笔者曾经撰写过有关周恩来“文革”作用的文章，深知重新评论周恩来的难处。海外著名政论家胡平先生在论述周恩来时言：“评周最难。评周之难，不仅在于我们对其行为难有全面的了解；评周之难，尤其在于我们对其处境难有准确的把握。”胡平先生进一步阐述说：“邓小平也说，周在文革中‘经常要说一些他不愿意说的话，做些不愿意做的事’。问题是，周的言行哪些是违心，哪些是本意呢？我们总不能说，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坏的都是违心是无奈。……关键在于，周在中共体制中究竟处于何种境地？周顺从毛，有几分是主动，几分是被动？主动意味着什么，被动意味着什么？考虑到周本人正是该体制的缔造者之一，上述问题就变得更复杂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评周确实相当困难。尽管说人们对毛的评价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评毛的分歧多半源于不同的价值标准；而在评周的问题上，即便是持有相同价值标准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1）笔者对此论述深表赞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全面认识、理解“文革”中的周恩来呢？
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层关系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和探讨：
（一）“文革”中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
在“文革”当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态度是周恩来从事及处理一切其它要务的首则，是所有相关线索中的最为关键的主线，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其它问题也就不难搞清了。
从历史上来看，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有过一段曲折的变化过程。在北伐战争和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周恩来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都曾高于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前后排斥过毛泽东，以致毛泽东被罢黜了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开始大转移－－“长征”，周恩来对此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周恩来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重返红军的领导岗位，后来在延安亦支持毛泽东斗垮了张国焘。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整垮了王明，成为中共党的实际领袖，周恩来更是洗心革面，努力、深刻地检讨自己以往的错误，最终得到毛泽东的宽容而留在中央高层，但是其党内地位则降到刘少奇之后。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一直从旁协助毛泽东，仅仅扮演了幕僚的角色，未曾单独主导过全党或某一个大区的工作，这一点远不如同一时期的刘少奇和林彪等人。事实上自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在党内就一直是个辅佐最高领导人的角色，终其一生没有变化。中共建国后发生的几次党内斗争，周恩来都毫无保留的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维护毛泽东的权力和地位，并与其它中共领导人一起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了解这段历史在于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这段曲折变化的关系是周恩来日后的一块心病，周当年在苏区执行了所谓的王明路线，排斥过毛泽东，这就成为周恩来一生当中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也是周恩来后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政治上异常小心谨慎的最重要的原因。了解这段历史即可了解周恩来在“文革”当中对毛泽东的态度。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可以用“两个坚决”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坚决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从未就“文革”的发动、发展提出过任何重大的方针、政策，一切均唯毛泽东马首是瞻，举凡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政策，周恩来无不立即表态支持和拥护，从无异议，更不用说反对了。举例来说，早在1965年夏季毛泽东就已开始着手军队内部的部署，开始作所谓“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工作。在1966年5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发表了一篇“防政变”的讲话，周恩来对此心领神会，随即予以支持和响应，在5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与林彪讲话内容完全一致的讲话，不仅称赞林彪讲话讲得好，还提出“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2）还如，1966年10月1日，王力等中央文革笔杆子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社论中首次提出毛泽东自己审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提法，周恩来由于没有参与其间，故似乎并未进入状况，遂询问王力：党内涉及路线问题时过去都是提左倾或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和“反动路线”的提法。周对此感到心里没底，随后以小学生的姿态向毛请教，得到毛的答复后，周最后心悦诚服地对毛说“我懂了”。（3）再如，毛泽东在1967年初号召各地造反派造反夺权，特别是“上海一月革命”后夺权之风日盛，周恩来在1月14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的讲话中说：“主席大方向抓得很紧，大家跟不上，要紧跟，……这个路线的名称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说是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总之，性质是一样的。”（4）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这些情况在在说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持的是坚决拥护和支持的态度。至于“文革”期间周恩来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各项战略部署更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唯恐不合毛泽东的旨意。王力回忆说：“对周总理，毛主席不满意……但毛主席对周总理还能合作，因为周总理向来是主席一讲他就马上拥护。总理自己讲他是管策略的，搞战术性工作。”（5）“文革”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具体处理，从“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到中共“九大”之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九一三事件”到中美外交关系的和解等等，周恩来可以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在具体的工作中，大到“三支两军”的部署、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以及国防、外交，党内斗争人员的处理等，小到革命样版戏里的台词、唱腔、身段、服装造型等等，无一没有留下周恩来的身影和辛劳。这已经有太多的回忆和文字予以记载。可以说，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大管家，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都由周恩来具体操办予以实现。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毛泽东自己甚至说过：“不管是我、少奇、林彪、小平，都离不开总理。总理不能当第一把手，可是谁当第一把手都离不开他。”（6）换句话说，这些能当一把手的人都离不开周恩来在具体事务上的操办，“文革”当中的周恩来将这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周恩来是坚定的毛派、左派、革命派，是属于“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周恩来“文革”当中的所做所为实为真心实意，不能简单地以所谓“违心”一词予以解释。邓小平日后用所谓“违心”一词为周恩来作开脱，根本就是罔顾事实的一个遁词，与真实的历史完全不符。搞清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厘清了所有复杂政治关系当中的这条主线，也就不难理解周恩来“文革”当中的所做所为了。
（二）周恩来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关系
周恩来“文革”期间对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态度，实际就是周恩来对毛泽东态度的延续。虽然“文革”当中江青有过数次想整倒周恩来，但是周恩来对江青却是一如既往地尊重、关怀、照顾、忍让，乃至迁就、纵容。在“文革”初期，毛泽东通过非正常的手段突出江青的政治地位，使江青一鸣惊人，周恩来揣摸毛意坚持提名陈伯达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陈伯达顺势提名江青出任副组长（7），江青由此一跃而成为领导“文革”运动的中央领导人。
周恩来在1966年10月18日接见北京各院校师生员工时颂扬江青说：“这俩年来她搞文化大革命是很辛苦的，取得了很大成绩”，同年11月28日在文艺界大会上，周恩来再次说：“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8）据列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邱会作回忆说：“过去的中央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在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在主持……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过去碰头会开会之前，周恩来总要谦恭地问江青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不点头不搭话，周恩来一般不会马上宣布开会。……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是江青这个‘霸王’呈威风的地方。凡是要经过碰头会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江青不点头不能算数。”（9）参与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回忆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对江青、康生都十分尊重，几乎从来不否定他们的意见。”而江青却蛮横地指责周恩来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吴法宪最后说：“以后江青越来越嚣张，而周恩来对江青，维维诺诺不敢犯颜。”（10）这一时期的周恩来沦为中央文革的走卒。此时的周恩来还为江青办了不少私事，包括江青一些无理要求，如江青要求派人到上海抓捕当地的公安干部，周恩来随即布置派人把所谓搞江青材料的人统统抓起来，并把这些材料统统收到北京。（11）中共“九大”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林彪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于有了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的大力支持，周恩来在政治局内部有了较为坚实的组织基础，不必事事都看江青的脸色行事了，但依然不敢真的触动江青，对于来自江青的指责和攻击，周恩来也只能私下叹气，惶论与之斗争。1969年底到1970年5月，江青曾四次背着周恩来私下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发泄自“九大”后对中央工作的不满，后两次专门诽谤和攻击周恩来。邱会作回忆说：“这一次我把下午江青讲的详细地说了一遍，周恩来一听就觉得有份量，一边听一边作笔记。他非常难过地说：‘唉，这个人呵，几十年我对她是仁至义尽，能做的都为她做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坚持照顾她几十年呵，人不能不讲良心呀。’”（12）林彪倒台后，“文革”极左派们在毛泽东的扶植下开始把持中央，而周恩来则缺少了来自军队老干部的支持，政治势力大不如前。中共“十大”召开前，周甚至只能作“造反派新秀”王洪文的辅佐人。1974年毛泽东导演，江青亲自上阵的评法批儒事件，更使周恩来陷入空前的危难之中，若非检讨及时，自我作践，以及身患不治之症，周恩来还真有可能过不去这个坎，周恩来怎么可能会如后来邓小平所拔高的“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二月逆流”中的叶剑英、谭震林和陈毅，庐山会议上的林彪以及后来搞了整顿的邓小平，都曾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作过斗争，但是很快就被毛泽东毫不留情地赶下了台，林彪甚至还命丧异域，唯独周恩来却总能全身而退，因为周恩来心里十分清楚，江青这伙人是不能随便触动的，一旦触动了红朝女老板江青这个“文革”图腾，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那么在毛泽东眼皮底下一天都混不下去，只能招致自己的迅速毁灭，周恩来当然明晰这层利害关系，这也就是周恩来极尽“保持晚节”和顺守之道的根本原因。
在政治上，周恩来决不敢与江青作对，生活上则对江青呵护备至。这样的事例有很多，如处理江青身边医疗事务，委派医生、护士，解决江青的私人纠纷等。可以说，周恩来对江青的照顾、关怀无微不至。如果让江青自己也写一份回忆周恩来的记述，其内容绝不亚于周恩来对其他老干部的关怀和爱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邱会作回忆说：“周恩来对江青的认识与众不同，认为‘江青问题’是关系到全党的‘政治大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会影响全党全国的大局。因此周恩来对江青处处关照、爱护、帮助、忍让，甚至有时有些放任，只要她不闹事就好。”（13）邱会作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列席者和后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成员，他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非常具有史料价值。周恩来不仅对中央里的老干部多有关照，对于那些在地方造反起家的“文革”新秀亦是如此。张春桥在上海的亲信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多年后也曾深情地回忆说：“我对周恩来怀着一种对待自己父辈一样的感情，是有着特殊原因的，我觉得他待人十分平等，而且对年轻干部特别关心和爱护。”徐景贤通过几件小事描述了周恩来对他的关爱，徐最后说：“我从心底里尊敬周恩来，也牢记他对我的厚爱。（14）周恩来在1971年还提名徐景贤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对于远在上海的徐景贤，周恩来尚且关爱有加，相信近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更能得到周恩来的关怀与照顾了。至于周恩来与康生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内战之时共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工作，那时他们就形成了密切的友谊，“文革”期间周恩来与康生的关系更加密切，“文革”期间江青确曾多次向周恩来发难，但我们从未见到康生予以响应。有数据说康生病逝之前曾强拖病体单独与周密谈，如非关系密切是绝不会有此现象的。
总的来说，周恩来对江青和“文革”极左派们的态度是以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为前提的。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必然要信任和重用这批人，周恩来也自觉自愿地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不仅在政治上步步紧跟，同时也在生活上处处加以关照，对这批人的态度其实也就是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的延伸。显然，周恩来做到了面面俱到，得到大多数人的称道和爱戴。
（三）“文革”中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
“文革”期间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同样也是以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为态度的。但是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又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之间的关系大有不同。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加以论述（15）。概括而言，从历史上来看，林彪长期以来就是周恩来的学生和战友，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从第一次国共内战到红军长征，从抗日战争到第二次国共内战，周恩来与林彪都经历了那段出生入死、如火如荼的岁月。林彪自1959年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就一直大力支持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和林彪的关系更形密切，在中央内部的军队一方和江青“文革”极左派等人的矛盾中，在“文化大革命”的很多具体问题上，周恩来都是靠向军队一边，也就是靠向林彪一边。
周恩来对林彪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周恩来对林彪的大力称颂。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在各种场合都坚决拥护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革”中周恩来发表的讲话里就曾反复称颂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副帅”，甚至在中共“九大”上周恩来还发表长篇讲话，从历史讲到现实，大力歌颂林彪。周在党内地位原本一直都高于林，但是为了树立林彪接班人的形象，周恩来甘为人下，以此成为全党的表率。第二，周恩来对林彪极为尊重。周恩来不仅在公开场合注意突出林彪的地位，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也同样向林彪作汇报，有时甚至毛只交代周办的事情，周也向林彪通报，表现出周恩来很强的组织观念。王力以自己的亲身观察说：“总理对林彪还是很尊重的。”第三，周恩来对林彪的保护。庐山会议上由于林彪发起的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批判，引发了毛泽东的不满。周恩来连夜为林彪修改讲话稿，甚至致信康生帮助修改，并说“此事纯属爱护副帅，忠党，忠于领袖。”（16）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庐山上向毛进言，请毛在《我的一点意见》上去掉吴法宪的名字，同时周也帮助吴法宪写检讨，保护了吴法宪暂时没被打倒。下山后周更设法帮助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诸人检讨过关。周恩来明白，保护了军委办事组也就保护了他们背后的林彪。第四，周恩来对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大力支持，其中涉及军队的战备工作、国防工业建设、对外军事援助等。“九大”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始逐步步入正轨，取得了许多傲人的成绩，如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研制成功等。军队投入“三支两军”的工作也顺利展开，不仅稳定了全国的局势，且迅速恢复了由于“文革”运动造成的生产停滞，使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第五，周恩来与林彪之间有着长达四十年的深厚友情，用“生死之交”来形容亦不为过，两家关系也十分密切，高层人士之间对此也是十分了解的。
反过来我们再看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林彪长期以来就支持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工作，“文革”期间亦然。林彪领导下的军队系统坚决支持了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和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工作，无论是叶剑英、杨成武主军之时，还是黄永胜、吴法宪的军委办事组当权之际，军队不仅从未参与过中央文革的倒周活动，而且大力维护周恩来的执政地位，这与林彪对周恩来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林彪明示军委办事组诸人要尊重、支持周恩来的工作，甚至在江青恶意攻击周恩来时，林彪不怕得罪江青，要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并向周恩来及时通报。正是由于周恩来与林彪相互尊重与支持，且政治理念一致，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在“文革”期间处于最佳时期，而这恰恰是现在官方所刻意回避和掩饰的。
（四）周恩来与其它中共老干部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周恩来与其它中共老干部之间的关系也是以毛泽东的态度为态度。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解决接班人的问题。然而，这场运动却是要由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再由下层普罗大众自下而上完成所谓的“夺权”斗争。这里首当其冲的就是党的各级干部，上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下到基层党支部书记都属或被批判、靠边站或被打倒被夺权之列，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影响之巨都创造了历史之最。但是，哪些老干部当属被打倒之列，哪些老干部当属被冲击却要“烧而不焦”之列，这些无疑都在毛泽东的全盘考虑之内，有时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调整，更要根据他们在“文革”中的具体表现加以区别对待，而周恩来就恰如其分地扮演了这一重要的角色。
“文革”结束后，不少中共老干部都曾深情地回忆周恩来对他们是如何保护的。笔者不否认周恩来的确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保护过、关照过一批老干部。但是保护和关照的前提却是要看毛泽东、江青的脸色行事，绝非周恩来自己能擅自作主。比如邓小平这位刘少奇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毛泽东并不想将其彻底打倒，而是区别对待，将邓小平与刘少奇分割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当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适当的关照。刘少奇、邓小平虽属同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只有打倒了刘少奇才能证明“文革”运动的及时、正确，但是邓小平原本就是毛泽东的自己人，是毛泽东曾经属意的接班人之一，“文革”前邓走到刘的一边，引发毛的不满，需要整一下，但是毛并不想彻底整死邓小平。外边大批、特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邓小平本人却还住在中南海，安然无事，并未遭受刘少奇那般摧残和折磨，后来因为对苏战备，邓被“疏散”到江西，但却住进了将军楼，还有夫人、子女、秘书等生活在一起，并未遭什么罪。这些当然是出自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负责实施而已。王力回忆说：“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重要干部他不能决定。”（17）
这里我们还必须论及周恩来与中央项目组的关系。据王力回忆，大约在1966年的5月中央成立了项目组，这是与中央文革小组并列的机构，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项目组下设四个分组，分别有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安子文负责，而周恩来就是这些项目组的总负责人。以后这些项目分组的负责人有所变化，但是周恩来却一直担任这个总负责人，直到去世。中央项目组在其成立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也搞了不少类似的项目组，其存在期间搞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案子，这些案子可以说，毫无例外都是冤假错案，这实际是中共极左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周恩来作为这些项目组首要负责人当然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具体而言，对于那些被打倒的高层人士，都必须有毛泽东、周恩来的签字、批准。何人应被软禁在家、划地为牢，何人要被软禁在北京卫戍区或送到外地隔离看管，以及何人要被关进秦城监狱等，这些都要由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刘少奇是毛泽东“文革”运动当中首要被打倒之人，周恩来对此心知肚明。在对刘少奇的处理方面，周恩来是很严厉的。刘少奇先被在自己家中隔离起来，划地为牢，再交由“群众”批斗，随后受到中央项目组的审查，以至后来刘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以及转移到河南开封而死于当地，周恩来对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贺龙是毛泽东“文革”开始时一直防范的人物，随着刘邓倒台，贺龙也被毛泽东批准隔离审查。据知情人透露，对贺龙，周恩来则是自己直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贺龙被软禁在国务院西山象鼻子沟的战时指挥所，由周恩来的卫士长杨德中直接管理。贺龙因病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死，周恩来要负最主要的责任。另据知情人士披露，罗瑞卿是“文革”爆发前即被毛泽东打倒的军队领导人，罗瑞卿“文革”中的医疗管理也由周恩来直接负责，解放军总医院就罗的治疗事宜只向周恩来一人报告，其它人均无权过问。解放军总医院只能提出医疗方案，但无权决定，所有治疗均需经过周恩来的批准方可执行。如果说罗瑞卿因为不能得到及时的医疗而导致腿部残疾，这不是正说明了周恩来应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吗？“文革”中军内造反派曾经对罗瑞卿进行过残酷的武斗，甚至用箩筐将罗抬致批斗会场。罗瑞卿当时由中央警卫团负责看管，若无毛泽东、周恩来的许可，罗瑞卿不可能被拉出去批斗惨遭迫害。其它中共高干则根据情况被分别关押在秦城监狱，如安子文、陆定一等，他们在狱中都受到非人的折磨和迫害。此外黄吴李邱这几位林系大将，在“913事件”后被送到北京市卫戍区隔离关押起来，这也是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所办。这里我们只举这几个最典型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毛泽东是全盘政策的决策人物，周恩来则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具体执行之。
整体而言，周恩来在毛泽东允许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人，其中包括不少党外人士，还有一些毛泽东并不想真正打倒的人。当然在处理过程中，周恩来也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适当的关照，但是总体的政治格局是不可能改变的。然而往往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关照”却颇能打动人心，不少曾经惨遭迫害的中共高干“文革”后都曾深情地回忆起周恩来是如何“保护”他们的，但是却从不具体追究这些冤案是什么人主持制造出来的，而那个时候的周恩来又在哪里，他们只是笼统地把一切罪责归结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罗瑞卿至死都不忘周恩来的一句“珍言”：“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18）。对照罗瑞卿一案的整体过程和周恩来在其中的所做所为，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画面啊！
通过上述几个部分对周恩来“文革”中几个最主要的关系的论述，周恩来“文革”中的整体轮廓和脉络也就十分清晰了。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主要依靠的就是三个人：江青在前台指挥造反派为毛泽东打倒自己的政敌而冲锋陷阵，林彪指挥解放军为毛泽东的“文革”保驾护航，而周恩来不仅负责贯彻、执行毛泽东“文革”的各项战略部署，且负责保障“文革”运动顺利进行的经济基础，一身兼任了毛泽东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周恩来在军队事务上的发言权有时甚至大过林彪，如“三支两军”一事上，周恩来所起的作用就远远大于林彪。正因为周恩来是毛泽东“文革”运动最坚定的支持者、拥护者，同时又是最得力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再加上林彪为首的军队系统的大力支持，周恩来成为中共高层中一个无可轻易取代的人物。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善于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及时杜绝任何可能形成的危险，把不利因素降低到最低点，有时甚至不惜牺牲他人而保存自己。虽然，周恩来在“文革”中也偶遇危难，但却总能及时地化险为夷。最关键的一点是，周恩来更善于隐忍，机巧地把握好与毛泽东、江青的政治关系，永远把自己摆在臣子、属下的地位，对于来自毛泽东、江青的批评、指责甚至诋毁、谩骂，从不会公开说“不”，且时时处处地检讨自己以往的错误，唾面自干，向毛、江输诚表忠，甘于作毛、江的奴才和工具。这正是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在那波诡云谲、险象环生的条件下生存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笔者认为，国内官方的御用史学家们对周恩来的那些正面论述和评价有些并非全无道理。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邓小平的是非为是非来论述历史，以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准，按照党的意志来解释历史。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曲解、篡改历史的处境当中。以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为例，当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邓小平将周恩来定性为“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而将林彪定性为“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1981年6月中共中央按照邓小平定下的调子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提及周恩来时该决议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这显然不是真实的历史。历史证明，周恩来在“文革”中顾全的并非国家的大局和人民利益的大局，而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大局，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局；周恩来为了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同时也是为了自保，周恩来在“文革”初期点名打倒了很多老干部，其数量之多丝毫不亚于江青、康生等人；所谓“周恩来与林彪、江青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一说，更是一个天方夜潭。对于邓小平的“违心”之说，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显然是不认同的，陈伯达说；“人的认识需要有个过程。周总理有时也说了些错话，现在说他说了违心的话，违心的话是有的，我也有过。可是人不可能经常说违心的话，主要还是认识上的原因，当时就是那样一种认识。”（19）“违心说”不仅不能减轻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责任，反而使周恩来堕落成一个没有人格的软骨头和伪君子。通过前文的论析，我们对周恩来“文革”中的作用就会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可喜可贺的是，司马清扬和欧阳龙门的这部新书，将周恩来“文革”当中那些鲜为人知的一面，特别是官方史学家刻意掩盖的周恩来的面目作了细致、深入的剖析，诸如周恩来与中央项目组、周恩来与“清查‘五?一六’”的关系等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弥补了这些方面过去研究周恩来的不足。《新发现的周恩来》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这些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追寻历史的真实，亦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在文革史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笔者期盼此书的出版为世人深入研究、探讨周恩来另辟蹊径，同时也进一步推进文革史的研究。
注释：
（1）胡平《解读晚年周恩来》，载《北京之春》2003年第9期。
（2）《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21日 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
（3）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年10月版 第948页
（4）《周恩来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1967年1月14日），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
（5）同注（3）第711页。
（6）同注（3）第724页。
（7）陈晓农编注《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 第81页。
（8）《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8日，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
（9）邱会作回忆稿、谈话稿，转引自程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田园书屋，2007年3月版 第613页。
（10）《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680－681页。
（11）《吴法宪回忆录》下卷，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706页。
（12）同注（9）第632页。
（13）同注（9）第618页。
（14）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5年1月版 第310－311页。
（15）丁凯文《周恩来与林彪文革作用之比较研究》，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2007年3月版。
（1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明镜出版社 2003年4月版 第298－299页
（17）同注（3）第922页。
（18）罗瑞卿《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回忆周总理》，见刘武生、徐晓红编《评说晚年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第44页。
（19）同注（7）第267页。
导言
作者将从历史的角度来描述和分析周恩来的另一面。这个另一面是为中共官方的政治宣传有意掩盖、有意忽视的一面；这个另一面也是为一些崇敬周恩来的人所不了解、或者即使了解了也不愿意面对的一面。（本书作者之一也曾经是这样的人）
如果说中共官方以及一些虽非官方但是有着和官方相同看法的人描述的都是周恩来的光辉的一面的话，那么他们会认为作者描述的都是周恩来的「阴暗」的一面。但是，作者并不这么认为，作者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地描述和分析那些「光辉的一面」所遗漏的史实。
作者不否认，有关「光辉的一面」的描述中有一些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作者不再去重复这些事实。因为已经有大量的、连篇累牍的书籍、文章对此加以描述、渲染、甚至夸大。而对于「光辉的一面」的描述中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加以夸大和歪曲的说法，作者会根据史实予以指出。所以作者所描述的另一面也可以看作是对「光辉的一面」的一个补遗。
作者所采取的历史的角度不同于政治的角度，尤其不同于政治宣传的角度。历史的角度首先考虑的是事件的真相：事件是「有」还是「没有」，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发生的环境，什么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政治的、宣传的角度首先考虑的是在政治斗争中取胜，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是拥护或反对现政权。有时仅仅是为了某一集团在某一时刻的利益、有时甚至在眼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之间做出错误的判断。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就要对历史事实加以剪裁、拼凑、甚至歪曲以便说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确性。但是，为了利益集团的政治路线服务而描述历史也有它的的尴尬：每当利益集团的政治路线变化的时候，对历史的描述就只好重新改写。而在周恩来的一生当中，党的政治路线是经常而剧烈地变动。对此我们都能表示理解，我们不去和他们争论他们的目标，我们只是要指出历史事实和他们的某些说法不同。
作者所采取的历史的角度不同于道德的角度。道德的角度常常要区分「好人」和「坏人」，而一旦区分了「好人」和「坏人」之后便有「好人干好事，坏人干坏事，好人不会干坏事，坏人不会干好事」之类的推论。他们尤其需要树立一个道德上的「楷模」、「圣人」，为此就要「为尊者讳」。例如有人认为：不管你怎么说，周恩来就是我心目中的好人。对此我们也表示理解，我们也不去和他们争论。我们只是指明周恩来说过哪些话、做过哪些事，而有些话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好人」应该说的，有些事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好人」应该做的。而且随着人们知道的史实越多，要「讳」的东西也就越多、越难。刘少奇有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那么套用一下，我们说：「林彪、江青有好就说好，周恩来有不好照样说不好」。至于说周恩来他是「违心」还是「有意」，是「迫不得已」还是「助纣为虐」，则各人可以有不同的结论。
作者还要指出的是：以政治人物作为道德楷模是十分靠不住的，也是十分不可取的。
本书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以编年的形式，从时间的发展看周恩来的另一面；第二部分是以专题的形式，从具体的个案看周恩来的另一面。
本书第一部分首先在第一章「七千人大会以前：在权力斗争中挣扎」里描述了在「高、饶事件」之后周恩来和刘少奇、陈云等人一起「反冒进」，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反『反冒进』」，而且毛泽东对他们三人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高饶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在此次斗争中，周恩来和刘少奇连手「逼宫」成功。 周恩来在1956年的「反冒进」过程中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勇气，同此密不可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冒进」的文章实际上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起草的。 甚至周恩来可以在会后对毛泽东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但是自1958年初，毛泽东就对周恩来开始轮起大棒，周恩来不得不多次检讨。此等状况不同于周恩来在延安时期的检讨。此时周恩来明白无误的知道自己是对的。此举开创了自己正确还要检讨的恶劣之先河。周恩来如此的地位在正确的前提下还要检讨，那其它人又有什么选择呢？如果说在延安是要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做检讨，那么此时的周恩来做检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1959年的庐山会议，周恩来再次劝说意见正确的彭德怀做检讨。至少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在政治上做出了选择：跟从毛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周恩来在其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远远比不上他在政治上跟从强者的选择。此时的周恩来彻底完成了自延安以来的自我异化。毛泽东是不能怀疑的，是只能顺从的，做一个永远忠于毛个人的战士。 柯庆施曾经说过：「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当时中共党内高层，自「反『反冒进』」之后，真正始终如一地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位。由此作者要强调的是自「反『反冒进』」以后，毛和周的关系在双方的心目中、在实际上明确地形成了「君臣关系」。从此以后周恩来完全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许多中共高层人士如彭德怀等遭到整肃，下场如此悲惨，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像周恩来那样完成从过去的同志关系、战友关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向「君臣关系」的转变。
彭德怀在庐山被整肃，周恩来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周明明都同意彭德怀的观点，也明明知道彭德怀挑战的是毛泽东的权威而不是权位，却硬要站在毛的错误立场上，同其它人合力将彭德怀等人屈打成反党集团，维护和强化了毛的神圣地位。周由此被彭德怀当面斥责为「老奸巨滑」。周恩来丧失原则，换来了自身地位「稳固」的好处，但是由此周恩来同毛泽东的君臣关系完全得到确定。周因为「反冒进」遭到批判以后，其主持的国务院各部带头抛出大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周面对背离基本常识的天文数字般虚假生产业绩报告，不质疑，不追究。事实上周从未为自己在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上弄虚作假、严重失职及其恶果实质性承担责任或扪心自责。这也是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再次不同意给彭德怀翻案、充当「反右倾」和继续「高举三面红旗」的吹鼓手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章「文革前的四年：在『君臣关系』中揣摩」。毛泽东为了证明其打倒彭德怀的正确性，不得不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先前所犯的错误。其结果则是三年的大饥荒和几千万人的死亡。这种结果加剧了毛泽东对其死后被别人作「秘密报告」、被「鞭尸」的担心。这个人到底是刘少奇还是周恩来？毛泽东的策略则是要先联合其中之一打倒另一个。毛泽东一面在七千人大会之后重新开始对刘少奇是否是叛徒的调查，另一方面则向刘少奇透风，要求其配合打倒周恩来。但是刘少奇对此的反应是不同意。此种情况下，毛泽东采取联合周打倒刘少奇的策略。而周恩来当时在政治、权力上受到中央书记处的排挤、压制的局面，则提供了周恩来积极配合毛泽东的动力。毛泽东在1965年底对周恩来的态度完全可以一件事来表明：毛泽东曾经属意要把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预先透露给周，但是在江青的建议下，毛泽东放弃了这种做法。
第三章「文革初期：积极配合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周恩来积极参与了整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参与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例如，在毛、林整肃罗瑞卿的突然袭击之中，他是事前就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在斗倒彭真的过程中，他起到了决定性的支持作用。在1966年3月28日，周恩来同康生的谈话是同毛泽东在文革当中建立政治同盟的开始，由此决定了彭真甚至是刘少奇的命运。在打倒彭真的过程中，周恩来充分向毛泽东表明：周恩来是忠诚于其本人而非其它。周恩来的这种观点，在其1966年5月2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周恩来公开在全党内宣称，要忠诚于毛本人。对毛本人的忠诚大于对其政策的忠诚是周恩来得以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周恩来在1958年做检讨之后最大的心得。他甚至别出心裁地将彭、罗、陆、杨称之为「四大家族」。如果说林彪有一本「政变经」（准确的说法应该说是「『反政变』经」）的话，周恩来不仅跟着念了这本经，而且还在毛的授权之下主持了「反政变」的具体工作。周恩来付出的这一切，得倒了丰厚的回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是毛泽东唯一一个与之商量改变全会会议议程、商定调整后中央领导成员名单和排列次序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第四章「天下大乱：成为真正的『总管家』」：从1966年10月毛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1967年1月出现全面的「夺权」，毛终于达到了「天下大乱」的目的。而周也在这个过程中成了中共的「总管家」。一般人都说周恩来是毛时代的中共的「总管家」，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周并非「总管家」，他头上的婆婆除了毛、刘之外，甚至连邓小平、彭真也曾对他发号施令。「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和林彪成了他的「婆婆」，而陶铸也有取代他的趋势。直到陶铸倒台以后，周才成为真正的「总管家」。
文革一旦发动起来，周恩来出色的组织能力和个人运作能力成为毛泽东不可或缺的人选。周恩来总是主动接受和完全服从毛的个人意志，毛泽东也需要周恩来的政治服从和政治支持。特别是在「林、邓、陶三架马车」代替「刘、周」政治格局失败之后，随之天下大乱的局势，周恩来更是如鱼得水。此时的周恩来大权在握，实际上主持党、政、军的工作。特别是虽然名义上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实际上是一直是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掌控中央军委。周恩来的权力完全可以用一件事表明：「九大」的中央委员名单仅是由周和毛之间商定而非其它人。周恩来是实际上的二把手、第二号决策人。虽然江青作为毛泽东的代言人，周恩来不得不有时要忍耐江青的指责与狂妄。但是究其本质来言，二者都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革进而深化文革的得力人选，堪称是毛的左膀右臂。周恩来对于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遗余力，而且有时要走的更远。
第五章「二月逆流：协助毛成功地反击」：作者只讨论了狭义的「二月逆流」即「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现。限于篇幅，作者没有讨论广义的「二月逆流」即「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的表现，有些地方体现为「二月镇反」。「二月逆流」的实质是一些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不满的「当权派」对文革的反弹。对此毛成功地进行了反击，而周恩来的协助是毛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六章「全面内战：随着毛的意志左右急转」：对「二月逆流」的反击在中央取得了胜利，在各地却遭到军方和保守派群众组织的反弹，因而导致了武汉「七·二0事件」以及全国全面大武斗，即毛所说的「七月、八月」的「全面内战」，亦即林彪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
「七·二0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转折点，有的人认为此后毛的政策转向和缓、文化大革命转向「收场」。而事实上毛在「七·二0事件」后的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转向了更为激烈、更为极左的方向，其中包括提出「武装左派」、「群众专政」，甚至怀疑整个解放军、试图建立第二武装。然后才有急剧右转，开始制止武斗、提倡大联合，开始给「文化大革命」收场。
中共官方的说法是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煽动起了「全面内战」，而周恩来是反对武斗的，周促使毛向右的方面偏转。事实上武斗的根源是毛提出的「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周恩来既有制止武斗、促使毛向右的方面偏转的言行，也有鼓吹「武装造反派」、帮助毛具体落实「武装左派」的言行。在这样一个剧烈的左右震荡的过程中，周恩来基本上是随着毛的思路行动的。
第七章「艰难的收场：为毛收拾烂摊子」。1967年7、8月的「全面内战」使「文化大革命」再也无法像原来那样继续搞下去了。1967年秋毛泽东南巡归来，不久就提出要开「九大」，实际上就是要收场、要结束「天下大乱」。但是，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相互的仇恨一旦被煽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平息下去，更加上历史上形成的中共干部的派系、山头的矛盾也纠缠其中，使得由乱到治的过程格外地艰难，其中甚至包含着镇压的血腥。再加上毛泽东又不甘心让「文化大革命」完全偃旗息鼓，于是出现了多次的反复。
从1967年秋到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山河一片红，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共「总管家」的周恩来反反复覆地和各地造反派、军方打交道、一个省一个省地组建革命委员会、处理「杨、余、傅事件」，整个过程是曲折而又艰难。
第八章「九大前后：为毛巩固文革的胜利」。经历了艰难曲折过程，「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终于收场了，全国的政权机构实现了重组，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而永远开除出党，可以认为毛泽东个人取得了胜利，而周恩来为巩固毛的胜利、为给刘少奇定下罪案贡献甚巨。不过，权力斗争并未就此罢休，「九大」过后才一年多一点，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爆发了。
尽管周恩来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毛泽东对周恩来是「用而不信」。当「九大」召开过后，毛泽东开始打算重新启用邓小平。此时后院失火，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攻击了「极左派」的代表之一张春桥。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派的攻击，认为这实际上是攻击文革甚至是毛本人。毛泽东的当务之急是要优先解决林彪的问题。解决林彪问题，周恩来可以说是毛泽东唯一依靠的人物。「庐山会议」其实质并非是中共官方所说的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而是朝臣派别之间的权力之争，至于「设国家主席」、「称天才」等等都只不过是把朝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当时的话语表述出来。
第九章「『林彪事件』：进入新一轮的斗争和整肃」。在毛、林之间的裂痕逐渐公开和扩大的时候，周恩来不断揣摩毛意图，开头还试图调和毛、林的关系，但是随着毛搞掉林彪的意图明显起来，周也就根据毛泽东的调子而变。在处理「林彪事件」前后，周恩来再一次充当了毛的前台经理。事后，周恩来又对划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加以整肃。解决所谓「四大金刚」的模式，正是周恩来同毛泽东关系的一个典型个例。毛泽东下决心要抓黄、吴、李、邱，但是并没有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周恩来则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把黄、吴、李、邱用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调到人民大会堂，然后在会上宣布他们的罪行，当场逮捕。
第十章「起伏的两年：从最高点跌落到受批判」。「林彪事件」之后，局势把周恩来推上了「二把手」的位置，这时候的毛如果出现意外，周便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接班人。遭受重大打击的毛泽东，在病急当中无奈把大权委托给周恩来。所以作者认为1972年，周恩来的位置达到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点。但是毛泽东事后很快就后悔交权，于是责令周恩来对全党说明自己不是接班人。同时毛泽东开始培养王洪文，并且指定是周恩来「传、帮、带」。周恩来几乎与每一个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关系都十分良好。周恩来也心甘情愿充当王洪文的副手。但是历届接班人遭到毛泽东的厌弃，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时，周恩来即坚决予以打击，毫不手下留情。就是邓小平在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周也是帮着很很地踩了一脚的。
在1972、73这两年里，毛泽东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具体错误，同时也意识到党内外日益增长的利用这些错误来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倾向。因此，毛泽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那些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而在具体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执行调整后的外交政策方面，周恩来取了得巨大的成就。外交上的突破，一个是给周恩来带来了个人的荣誉，另一方面并没满足毛泽东个人的期望。这两点都给周恩来带来了个人的灾难，导致了1973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判。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开始明确地警告周，在批示中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到1973年底毛对周恩来的不满到达了最高点，对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打击。毛再次批评到：「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这两项批评实际都是批评周恩来的，因为军委也是周恩来实际主持的。毛泽东指责周恩来在大事上独断专行，向毛封锁消息，搞「独立王国」，也就是后来批《水浒》时说的「架空晁盖」。
从1973年底，周恩来遭到批判、从最高点跌落下来以后便一直下滑，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元气。
第十一章「批林批孔批周公：在身受其害的同时推波助澜」。文革开始，毛是依靠军队整肃政府地方干部。现在是反过来搞军队。进入1974年，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批林批孔」运动的实质是「批周」、整军队以及树立文革派在军队中的威望，而周恩来既是运动的批判对象，也是运动的推动者、领导者。因此周恩来此时的身份是双重的，即领导批判自己的运动。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的崛起完全是毛泽东一手促成，周恩来并不是官史中所认定的主动积极，而是被动、消极的。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关系在1973－74这段时间里是非常淡漠的。
然而，毛泽东整军队的意图并没有达到，王洪文和张春桥在军队里的地位并没有建立起来。周恩来的病情发展以及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乱状态，使毛泽东只好停止「批林批孔」运动。四届人大以及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提到日程上来，为邓小平在1975年的整顿打下了基础。
第十二章「四届人大以及最后的日子：终于没有被『打叉叉』」。毛泽东本意是期望王洪文等人和邓小平合作准备四届人大。不料江青等人多次对邓小平加以指责，毛泽东不得不仍然启用周恩来准备四届人大。作者描述了四届人大的前后过程，作者认为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周恩来、邓小平一方与「四人帮」一方「并无两条路线的斗争」。
而在批判周恩来和批林批孔中表现优异的邓小平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1975年的1月份，随着邓小平的真正掌握大权，也就标志着周恩来在政治生命上的结束。虽然随后有批经验主义和评水浒的运动，但是此时的毛已经无力再折腾了。在重病中的周恩来还是对于江青、张春桥以及邓小平之间的矛盾加以调和。虽然邓的崛起意味着周恩来的没落，周恩来对邓还是抱有一丝期望。毛泽东希望邓对文革做一总结，但是被邓拒绝。此举的客观效果则是周恩来避免了在离世之前被打上叉叉的可能性。
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林彪葬身异国。无数老革命干部死后还打入九层地狱的现实让周恩来确实感到恐惧。特别是周恩来对于身后是否被「打叉叉」感到极度的恐惧。周恩来参与迫害的人如此之众多，造成的刺激是无以复加。一方面这是由于党内斗争的结果注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周恩来自己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结果。还有就是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作风。因此周恩来费了极大的心思保住自己的「晚节」，乃至在身患绝症、弥留人世之际还念念不忘。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保全，完全得益于毛泽东所重点培养的王洪文包括江青等人不能够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毛泽东的本意完全是要他们同邓小平合作，批判周恩来。但是王洪文和周恩来走的过近，江青等又多次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邓小平，这完全偏离了毛泽东的预定战略方向。以至被毛泽东多次斥责，直至怒骂江青的讲话为「文不对题，放屁。」 但是周恩来任劳任怨的形象却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评判标准，再加上当时周恩来在中央项目组的诸多行为广大百姓并不知情（至今也是如此），周恩来有幸成了广大百姓群众对文革发泄不满的「大旗」在文革结束之后更是成了打「鬼」的「钟馗」。
第二部分一共有以下几个具体的个案。
一、周在对毛的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人们都知道林彪在这个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作者则指出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远远比林彪起步的早，而且起到的作用更是是远远地超越其它许多人。长期以来对于周恩来在个人崇拜中的行为被忽视。周恩来在制造个人崇拜的过程中，充满了个人特色。特别是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出台，是在刚刚走出大饥荒的阴影之后，几千万的冤魂尚未散去之时。相比于刘少奇在制造个人崇拜上的落伍，周恩来此举更是大获毛泽东的赏识。共产党统治下的文艺向来是造神的工具，在周恩来手里更是发挥到极致。
二、周与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的关系。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当家人，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文革战略决策。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在文革前、中期基本上是同盟关系，虽然也有分歧，但是这种分歧却被官方演绎成是路线不同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历史的真实。
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在「怀疑一切」的口号鼓舞下，「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的人也多次受到炮轰。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被贴过大字报。中央文革内部虽有矛盾，但在镇压外敌方面倒是步调一致、齐心协力、毫无商量的余地。无论是在镇压「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还是镇压被通令禁止的造反派组织，周恩来同中央文革都是并肩战斗。
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中央项目组工作，执行毛泽东所有关于文革的战略决策。周恩来是无可置疑的的文革派。周恩来对于文革派的重要成员也是多次加以褒扬，无论是江青还是陈伯达。周恩来在1967年1月21日专门对诽谤陈伯达的大字报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这并不妨碍陈伯达被毛泽东踢开之后，周恩来对其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
江青在整个文革中同周恩来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既有开初的分歧、发展到后来江青为毛整肃周而奔忙的一面，也有相互合作、利用的一面，在「伍豪脱党」、「清查『五?一六』」等事件上江青甚至向周恩来示好。所以历史事件的描述绝不能简单地「脸谱化」。
三、「伍豪启事」风波。被江青点了名的周荣鑫被周恩来下令烧锅炉。其女周少华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发现了「伍豪启示」之后，周少华通过其父把此材料转交给戚本禹。但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并没有在此事上为难自己。事实证明「伍豪事件」是周恩来自己一手造成的自己的心病！毛泽东则利用此事，不时的敲打周恩来，直到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段。
四、周在中央项目组中的作用。中央项目组的结构和运作迄今还很少见诸公开出版物。实际上，整个中央项目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项目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毛泽东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真假不是关键问题，关键是能否迎合毛的要求。无论早期的彭德怀项目还是文革期间的的刘少奇、贺龙等项目，都是依据中央项目组所提供的材料定性的。所有的重要项目的最后仲裁完全取决于毛泽东，都是毛作出决定，周恩来负责具体执行的模式。
中央项目组作为中共迫害干部、群众的法西斯组织，周恩来作为中央项目组的总负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共官方对此百般为周恩来解释，却总是显得苍白无力。对于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无论是刘少奇一案还是贺龙一案，其定性都是依据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项目组所提供的最后材料。显然不是一句「周恩来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做是维护大局」就解释得了的。
五、作者专门讨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保人」－－保护干部、保护民主人士、保护知识分子和其它人－－的问题，即所谓的「大树参天护英华」。作者认为周恩来为保护文革受害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实施毛的意图。基本上来周恩来是唯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毛泽东要打倒的，他不会保护，而且还会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毛泽东要保的，或者要手下留情的，周恩来便会积极保护。
以后的几章分别针对刘少奇、陈毅、彭德怀、及贺龙的案例作了具体的分析。
六、当毛没有表示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并作出种种承诺时，周恩来也是跟着表态，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在毛泽东最后决定要将刘少奇置于死地之后，周恩来明明清楚刘少奇的历史、明明知道刘少奇一案是冤案、假案，仍然秉承毛的意图参与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
七、周恩来在文革期间力保陈毅一事，是中共官方津津乐道的。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毛对陈毅采取了「一批二保」的政策，并没有要马上打倒陈毅；二是因为文革初期周恩来与陈毅有着荣辱与共的利害关系，周恩来清楚保陈毅是为了保自己。所以周有保陈毅的需要。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周恩来不再有这个需要了，便参与了对陈毅的严厉批判。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在庐山甚至当众指斥陈毅和陈伯达为「二陈合流」。
八、作者讨论了「彭德怀的冤案与周恩来的责任」。无论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还是之后，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批判丝毫不手软。而在文革中彭德怀所受到惨无人道的的迫害，周恩来更是负有一定的责任。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共同的敌人，周恩来也没有手软的理由。
九、作者较详细地介绍了「贺龙被整与周恩来在其中的作用」。贺龙因为未能配合毛泽东的文革战略而遭到毛泽东抛弃。贺龙在被项目组审查和迫害的过程中，周恩来则是罪魁祸首。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贺龙平反的过程中周恩来有意拖延和阻挠，最终导致了贺龙在1974年并没有完全被平反，而是留下了「尾巴」。周恩来本来没有准备去参加贺龙的追悼会。在毛泽东批示后，周在追悼会上的表演让贺家和无数不知真相的人感动不已。但是经过多年以后，贺家终于知道真相。
十、清查「五·一六」详尽的介绍了周恩来如何利用清查「五·一六」来整肃对立面、并通力同文革小组成员合作的事实。周恩来从来不主动迫害人的神话由此被打破。而千千万万因为「五·一六」而受迫害的人仅仅因为「五·一六」的要害是反对周恩来而至今未得到来自官方的正式平反，甚至在《历史决议》中丝毫未提。
从以上两个部分的介绍可以看出作者描述和分析的篇幅主要集中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就是周恩来生命中的最后十年。这一时期是中共历史上一个异常复杂的时期，周恩来又是中共历史上一个异常复杂的人物，于是文革中的周恩来就是更加地复杂。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文革中的周恩来，会得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而作者所取的是「历史的」角度、「客观的」角度。作者并不认为自己的结论是唯一正确的结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作者的观点和结论也许会改变。但是，这种改变的条件只会因为作者引用的史料被证伪、新的史料被发现，而不会因为政治路线被改变、宣传纲领被涂改、某个个人被打倒、被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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