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一三”到9月23日十天的時間，對林的問題怎樣處理，毛主席、周總理、葉劍英等人是費了腦筋的，因為在黨的歷史上，林的把柄是很少的。我考慮當時處理的辦法只有兩條：一是“暫緩“處理；二是以“反革命”處理。結果是採取了後一種辦法，這種辦法就是抓住林彪“外逃”二字做文章。這在當時是最簡單、最順手的辦法，但又是極端錯誤的辦法，我說的錯誤並不是完全針對我們幾個人，而是說主席為了他的文革，為了江青一夥，政治上完全失去平衡。從而為他自己變成孤家寡人創造了條件。雖然，抓我們的時候，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沒有來，可是中央文件發布的“林彪反革命罪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等等，有大量的謠言都是出自這幾個傢伙之手。

    林彪決不可能是反革命，但又“外逃”了，怎樣解釋？這不僅是後來，就是現在很難說清楚的。林彪為什麼會“外逃”？我認為是葉群、林立果不惜犧牲林彪的一切，為了自己的私利造成的。一是，對林彪封鎖一切消息，林彪本人什麼也不知道；二是，葉群把林彪控制起來了，他的女兒和工作人員都不能接近林彪；三是，葉群採取惡劣手段把林彪作政治“禮品”送給蘇聯。與其說林彪是外逃的，還不如說林彪是葉群的玩偶，被她架走的。我的看法以後會得到證明。

    1971年9月13日到9月24日，整整十天的時間了。在這十幾天時間，我的腦子整天都是嗡嗡響的，像做夢一樣。但不管怎麼想，把我關起來是萬萬沒有想到的。待到24日約8時半進了人民大會堂的北門，我的謎夢才醒過來。

    23日晚上，我還在給主席寫檢討報告，劉秘書就來向我報告了第二天的外事和內事活動。笫一件是：早6時去東郊機場送李先念出訪越南；第二件是：下午有外事活動，主要是談軍事援助問題；第三件是：早8點福建廳政治局會議。對早8時福建廳的會議，我倒稍微愣了一下，按慣例政治局會議都是晚上開，為什麼改在早上開？但我又想，這是非常時期，可能有緊急事要處理，也就沒有多去想了。

    對周總理安排的活動，我向來是一不請假，二不誤時，24日我早早就起來了。我如同過去一樣，帶上警衛員小朱坐車按時向東郊機場去了。雖然沒有睡好覺還有困意，但在北京秋高氣爽、涼風宜人的季節，很快也就精神了。

    我到東郊機場貴賓廳之後，來的人還不多。因為今天有外賓，我還是選擇了一個適當的位置坐下。為什麼要坐在適當的地方呢？這是吃過苦頭的。大約是1968年的什麼時候，也是在東郊機場貴賓廳的外事活動。那天我去得稍晚了一點，除了挨着主賓席還有兩個空座位之外，其餘都坐滿了。我看着主賓席就不敢去坐，另外找了一張凳子坐在別人的後面。周總理來了，他看到還有一個空位子，兩眼一掃看見了我。他走到我跟前，二話不說，把我拉去同他坐在一起，並且還說：“我又不是老虎！”我只好推託說：“我是抽煙的。”總理說：“你儘管抽就是了。”此時，全廳的人都笑起來了，我真難為情。

    我坐下之後，服務員照樣送茶來，煙就在茶几上可以隨便抽。我一邊喝茶，一邊抽煙，所看到的一切，都同過去是一樣的。不久，李德生來了，他挨着我坐下了。李德生是一個開始紅得發紫的人，我當然不會主動問他任何問題。但他還是主動問起我來了。

    “你們總後的常委會開得很好嘛，中央的第一號簡報就登的你們的會議情況。”李德生首先這樣說。

   “第一號，第幾號還不一樣，號數不起任何作用！”我的回答，其中略有意思。

    李又說：“這也可以看出你對毛主席、中央的態度嘛！”

    我只“嗯”了一聲。沒有同他細說下去。接着，我補了一句：“我準備發動總後的常委對我搞揭發。”李德生對我說的“揭發”一詞沒有做正面回答，他只說：“能搞起來嗎？”又說：“即使搞起來了，也只能說些柴米油鹽的事，這有什麼用？”談話稍停片刻，李又問：“你們總後常委是怎樣分工的？你哪有多少時間管總後的事，日常工作是誰管？”

   “家裡的工作由張池明政委抓總。”

    此時，周總理來到了。我們的談話也就沒有系統談下去。從事後來看，李德生同我談話是有目的的，他在做調查工作，我是一點也沒有在意。

    總理來了之後，不久起飛時間就到了。臨去機坪時，李先念憂慮地跟總理說：“我很擔心主席和總理的安全。”因為我坐在旁邊，總理聽到這個話，有些尷尬，他順手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一邊拍着我的手，一邊對李說：“你放心去，一會政治局要開會，研究今後的工作。”

    在停機坪上，我和總理並排站在一起，記者拍了不少的鏡頭。送走李先念後，總理主動對我說：“8點鐘福建廳有會，知道嗎？傳達主席的指示。”我回答說：“知道。”

    總理又說：“我就直接去大會堂了，你還回家不回家？”

    我回答說：“那我也不回家了。”

    總理說：“你不回家，還不給胡敏打個電話。”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要把我們抓起來，隨即笑着對總理說：“給她打電話幹什麼，不用。”

    總理說：“那好吧，到大會堂，我們先談一談。”

    上了汽車之後，我又抽起了煙。小朱勸我不要再抽了。車開出機場不遠的地方，司機告訴我說：“後面有隨車。”我說：“讓開，讓他先走。”過了一會，司機又說：“停了，不走。”我們邊走邊停了三次，隨車都跟着走。中央辦公廳規定，政治局委員都要有隨車，我也沒有起懷疑，其實，大禍巳經臨頭，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相反，我還想過總理說的“向你們傳達主席指示”，很可能是福音，給我們卸包袱的！

    人民大會堂北門有內外兩重門，門與門之間有個短過道(其他門也一樣)。我一進外面的一道門，在過道上就有警衛幹部一把把我拉到旁邊的小房子裡去了。我以為是有緊急電話呢，一進小房子就搜摸我全身，我來不及說話，搜摸我身上的人就說，今天要檢查一下。我進到裡面的二道門時，看到警衛員小朱的後影，有兩個人把他連拉帶拽地向西走去。至此，我一切都明白了，解謎了！然後兩個人把我押進了福建廳（我1992年從西安到北京，跟隨我多年的老司機張自貴來看我。在回憶往事時，他說：“當時也把我扣押在人大會堂地下室，我又氣又納悶地對小朱說：‘還敢扣押我們，準是反革命政變了！’”我看着忠厚、老實的張自貴，笑得肚皮都痛了）。

    一踏進福建廳，—眼就可以看出一切都變了。

    福建廳是昔日的中央政治局辦公地，今天可成了法場了。廳內過去的布置是東西一圈橢圓形布置的沙發，對着門是敞口，離門不遠的地方還有一扇屏風。今天的布置是：東邊只有兩張單人的沙發，南邊四張沙發，北邊還有兩排若干張沙發。廳內沙發後面有若幹警衛人員像西安臨潼兵馬俑的泥人一樣，面無表情地站立在那裡，每個人手扶着腰上的手槍。葉劍英、李德生、紀登奎、張才千、劉賢權在北面的沙發外站着。他們對我視而不見，我也沒有同他們打招呼。還有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王良恩走來走去。這種場面我有生以來還是笫一次看到，我是一個沒有被敵人俘虜過的人，今天倒被自己的人“俘虜”了，這種場面就是讓我們“見識見識”。

    我被押進福建廳被指定坐在南面的四張沙發靠東面的最後一個位置上。剛坐下，總理的警衛員小高進來對我說：“總理叫邱副總長到河北廳去談話。” 我剛起身，楊德中立即對小高說：“現在不談了，等會一起談。我給總理解釋。”過了一會，小高又來喊我。楊德中有些不高興地說：“告訴你不談了，怎麼又來喊？一會我跟總理解釋！”小高邊走邊嘟囔說：“是總理叫我來的。”

    我是第一個到福建廳的，不久，吳、黃、李先後到了，他們進來時，同我的神情幾乎一樣。

    大約9時，總理在楊德中的陪同下，步入福建廳。看上去，總理心情沉重，很疲勞，步伐也不十分穩健。楊德中有意坐在總理和我們之間，這種坐法就是為了“安全”，把總理和我們分開。他是中央警衛團的副政委，專門負責總理安全保衛工作的。楊德中這種做法，在我們來看是多餘的，在他來看是必要的。

    總理坐下之後，首先喝了一口茶，並掃了我們（黃、吳、李、邱）一眼，即開口說：“主席對你們的問題有決定。這幾天各省市和各大軍區的電報，你們都看了。上海、陝西、天津的意見很尖銳，政治局內部的意見也很尖銳（指江青一夥），這樣就只好先對你們採取一些措施了。黨內發生過許多重大問題，偉大領袖毛主席都處理得很好。這次對你們的問題會處理得更好。”總理的講話很平靜、很客氣。

    總理說到這裡又喝了一口茶，並略微思考了一下，說話時前後並不很連貫。總理主要指責我們不該跟着林彪反對江青和中央文革，“九一三”之後，又久久不表態。總理說：“出事都十天了，你們幾個人一言不發，一字不寫，不知是什麼原因？這樣，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你們暫時離開工作的崗位，認真考慮自己的問題，時間不會太長。林彪叛國，造成很大的被動，上了黨章嘛，幾乎要毀掉我們的黨。”此時，吳法憲支吾地說：“我昨天晚上向主席、總理寫了一個報告，凌晨5時送出去的。”總理對吳法憲的話沒有做任何表示。

    總理接着說：“不知你們在想什麼？九大時該照顧的都照顧到了（指都是政治局委員了），還有什麼想法嘛！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新力量（指江青一夥），是好事，這有什麼不好嘛！？”接着，總理又補充了一句：“政治局的產生，你黃永勝是參與其事的。”

    總理歇了一會又說：“過去有人（指江青）在病中說了幾句話，（你們）就懷恨在心，那些問題都可以說清楚嘛！”總理的話是指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九大之前，江青有一次對林彪發脾氣說：“蔣介石搞了一個黨國，我們現在搞了一個軍黨、軍國。”這是江青反林彪的核心問題。江青的意思就是文化大革命勝利之後，林彪不能獨吞果實，中央文革是出了力的。總理在廬山會議之前和以後都不同意江青這樣提問題。因為主席沒有批評過江青這個問題，江青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很傲慢。但不知為什麼，在廬山會議之後，在我們走背字的時候，江青反而自己在政治局會議上主動說：“我在患病的時候，說過一些話，可能欠妥，但那是病人說的話呀。”總理當時就批評她：“話不能這樣說，不能把說了不適當的話都推到病的問題上去。”現在總理對這個問題的說法又變了，有些袒護江青，這完全可以想得通。

    總理說：“主席說過，出事之前，什麼都聽不到，現在情況像雪片一樣飛來了。有的雪片可以打死人。你不信吧，人家又說得出來；完全聽吧，又實在觸目驚心。偉大領袖毛主席決定，讓你們幾個離開工作崗位一段時間，專門反省自己的問題，時間不會太長，你們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總理接着又重複說：“主席說等了你們十天，不能再等了。十天的時間，你們怎麼一個字都沒有給主席寫？”

    我們都默默無語。寫什麼呢？難啊。關於廬山會議的檢討，在主席那裡已經過關了，主席還跟我們開玩笑。在主席那裡檢討過關以後，我們沒有犯新的錯誤，“九一三”的事，的確一無所知。寫什麼呢？總不能說我們也搞“政變”吧！？實際上，我們被關起來以後，主要挖我們的就是“政變”問題。

    至此，總理停了好久沒有說話。他至少三次拿起茶缸子喝水，一邊喝水，一邊在想什麼。他對着葉帥和其他在座的軍委辦事組的人說：“大家都說說嘛，只我一個人說？”葉劍英張了一下嘴，但一句話也沒有說。紀登奎即說：“今天總理多說一點，我們以後同他們談話的機會還有呢！”

    然後，總理先問了黃永勝幾件事，主要問的還是前幾天辯認的那封林彪給黃的信，黃完全否認，態度很強硬。總理又問起李必達的事，黃此時有些激動，黃氣憤地大聲說：“總理啊，我們對江青同志是有自由主義，但是你清楚，在座的也清楚，這是因工作中和江青同志有矛盾給逼出來的。如果是主席批評我，我接受批評。總理您想想，一個秘書有意偷聽首長的電話，這樣的人能要嗎？你們在座的能容忍身邊有這樣的人嗎？！”

    總理不好再往下說，從座位上起來，一邊說：“你先走吧。”一邊走上來和黃握手，並叫吳忠跟黃走。黃快走到門口時，總理又說：“你們聽好，你們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們回來的時候，他們有什麼閃失，找我姓周的是問！”說完用手在自己的胸脯拍了一下。其實，沒過幾天我們幾個人的老婆、孩子、親屬和秘書、司機、警衛員都抓起來了。總理已經不能控制局面了。

    接下來，總理問吳法憲：“林立果大學沒有畢業，就當了什麼副部長，林彪的子女都在你們空軍工作。空軍搞得很亂，你吳法憲是有責任的。你把空軍搞得一塌糊塗！”

    總理剛問完，吳就站起來說：“我向毛主席請罪，我對不起毛主席！我們軍委辦事組反對江青同志，我向毛主席請罪，我對不起毛主席！”

    因為吳提到了軍委辦事組反江青的事，李作鵬突然大聲說：“吳法憲胡說八道！是他自己討好林彪、葉群。”李心裡認為，反江青算什麼錯！事情發展到今天，可以說與反江青有很長的歷史淵源，今天，不但有一肚子苦水和冤屈倒不出來，反而馬上就要被抓了，李激動得不能自己。

    總理沒有顧及李，馬上對吳說：“你也走吧。”並與吳握手。由楊俊生跟吳走了。

    總理又坐下來對李說：“不要急，有充分的時間讓你們考慮問題。”

    總理接着說：“張學思是怎麼死的呀？”

    李是一個頭腦很清醒的人，他有板有眼地講了張學思的情況，說是中央專案組直接搞的，辦案子和海軍沒有關係，也沒有插手。一聽中央專案組，總理就沒有往下問了。總理又問李：“聽說海軍層層站隊搞得很厲害？”

    李說：“總理的批評是正確的。海軍不團結，基本上就是—個派性問題，是有些擴大化，沒有控制住。我有責任，我檢討。”

    我同李作鵬的關係，可以說是非常好的，相當真誠。但我聽到他自我批評還是第一次，可見我們是多背吧。

    總理先後問他們三個人的話，問到的都是一些工作上的問題和“雞毛蒜皮”的亊，我聽着聽着突然腦子裡“嗡”的一響，好像開了殼似的。我這時才想到主席早就決定抓我們了，所謂等了十天，不是胸懷大度，而是在收集我們的“罪狀”，以此來降服我們。

    李作鵬走時，總理也上去與李握手。

    總理有些生氣地問我：“你怎麼也搞進去了？”我沒有吭聲，也沒有正視總理。接着，我有些醒悟似的，把胡敏給豆豆、林立果找對象的事講了一下。

    總理又問：“盛玉華怎麼搞到總後去了？什麼忙都亂幫一氣。”

    我向總理做了檢討。

    總理接着說：“你們抓了李必達，連李必達的未婚妻都搞得不知下落了。王瑞華同志搞到哪裡去了嘛？”

    王瑞華是301醫院高幹病房的護士長，工作表現很好，她是李必達的未婚妻。李必達事件發生後，我沒有叫301醫院處理她，因為她是九大代表，要慎重一點，就把她送到四醫大學習去了。總理幾次都問李必達的事，我知道我們要倒大霉了，因為李必達的事是和反江青直接有關的。

    我走前總理和我握手，我含着淚對總理說：“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總理那雙很有神的眼睛看了我很久說：“好。”我就要離開福建廳了， 我的心情十分激動，我雙手握住總理的手，從肺腑里吐出一句話：“希望再見到總理！”總理又盯住我看了一眼，用很低沉的口氣說；“到那裡去，好好住下！”

    我從16歲就認識總理，黨把我從一個紅小鬼培養成一個高級幹部，轉眼40年過去了。在文革中，我被造反派多次打得死去活來、遍體鱗傷；傷還沒有好又投入到夜以繼日的工作中去了，忙得有時身體都難以支撐，但還是咬着牙干。真沒有想到最後反而成了反革命。不過，我向來都有這樣的思想：不管在什麼情況下，相信黨是不變的，今天同樣不變！一個老共產黨員，如果連黨都不相信，也就不是具有革命意義的人了。而相信黨不只在一般情況下要這樣，特別是自己處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嚴重受冤屈的情況下，在黨不相信你的時候，更是要相信黨。只有這樣，自己活着才有信念。

    10時多一點，也是由中央警衛局的人把我押走，由福建廳到地下室，在地下室有預備好的汽車，車門對着電梯口，下了電梯就上車了。

    與我同車的有中央警衛團的大隊長，我不認識，他坐在前面駕駛室里。我坐在後面，兩旁各一個警衛人員把我的手壓在坐墊上。車出正陽門往東走，拐向北，再向東，走在去東郊機場的路上。因為警衛戰士對我的手越壓越緊，我向大隊長提出：“應該壓得松一點。”大隊長即下命令：“放鬆一些。”我們一共三部汽車，徐徐進了部隊的營房，把我關起來了，我的政治生命，從此宣告完結。

    這裡是北京的順義縣衛戍區警衛3師師部，我被安置在二連營房中間的一間房子裡。房子裡有單人木板床一張，小木凳子一張，小桌子一張，舊搪磁臉盆一個，一個飯盒子和一雙筷子，一隻搪磁飯碗，這就是房間的全部設備了。

    進了房間之後，因為太疲勞了，便躺在床上。我眼睛一閉，過去的事活生生地一幕一幕地出現在我的腦子裡。我使勁不想那些，但怎麼樣也攆不出去。

    不久，看管的人給我打來了飯。一個三層的飯盒子，一層是大米飯，一層是白菜，再一層就是湯了。一菜一湯。可是大米飯里，稗子和砂子很多。我的牙不好，我最忌諱飯里有砂子，只要吃上一粒砂子，整個牙都酸了，根本不能嚼東西。於是，我就把開水倒進飯里，用筷子一攪，砂子沉底，吃上面的就是了。這是我在衛戍區的笫—頓飯。

    可能是下午5時多一點，又打來了晚飯。除了米飯換成饅頭之外，菜同上頓是一樣的，打飯的人對我說：“這是招待所打的飯。伙食不很好，你忍着吧。”我只看了一下盒子裡的飯，一點也沒有吃，就放到桌子上去了。—天沒有進幾粒米，看管的幾個人有些着急了。站在我旁邊的人說：“你不要過於焦急，有什麼問題，組織上會解決的，還是要吃飯，要注意身體。”我抬頭一看，同我說這番話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送我來的中央警衛團的大隊長。接着，他這乘機又悄悄說：“我們快要回去了。總理都把話給你說清楚了，你不要忘記總理說的話，時間不會長。你還是要吃飯，不然總理是不會放心的。你還有什麼話要我帶回去？”我向那位大隊長表示感謝之後，請他回去後向總理轉報三點。第一點，請總理放心，我不會胡想，也不會胡為。我決不會做那種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周總理的事（指自殺）。第二點，我對自己的問題心中有數。第三點，我很惦念我的妻子、兒女。我永遠不會忘記總理在福建廳對我們的家屬問題所說的肺腑之言。在我剛參加革命的時候就認識了總理，以後又多次長期在總理直接領導下工作，能夠經常得到總理的教導，真是三生有幸。我在大會堂對總理說過：“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我堅信到底，也請總理記住我的話。

    押送我到順義的那位中央警衛團的大隊長走了之後，我就上床躺下了。大約到了7時多一點，我就向看管的人要了安眠藥。過去，服“速可眠”很管用，吃了之後至少可以睡六小時，可是今天服了安眠藥一點作用也沒有，翻來復去總是不能入睡。

    由於睡不着，我就要來紙和筆，向總理寫了一封長達十幾頁的信。其中主要內容就是回憶我同總理的關係。我同總理的關係確實是不尋常的。信寫好之後，我看表巳經早上6時了，我第二次要來了安眠藥，這次睡了五小時以上才醒來。我腦子比較清醒之後，把寫好的信又看了一遍，我立即醒悟到，目前寫這樣的信完全沒有必要，有可能給周總理造成困難，便立即把信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