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彭德怀正在四川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1966年6月16日，戚本禹、关峰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指责彭德怀在”三线”工作时，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说从揭发的一些情况看，彭德怀“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建议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四个月以后，毛泽东在10月24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对彭德怀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讲话：“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的。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都不和我打招呼。”

    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戚本禹就亲自布置，要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去四川把彭德怀揪回北京。周恩来闻讯后，派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赶去，将彭德怀接到卫戍区监护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1967年底，身在狱中的彭德怀曾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大意是：主席命令我去“三线”，除了任副主任以外，没有担任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去年12月22日晚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抓到了成都，23日转到北京，现在被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彭德怀当时对毛泽东还寄托着一线希望，但毛泽东根本没有去解救他的意思。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北京狱中含冤逝世。

    贺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并被折磨至死的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966年，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在中央军委碰头会议上打招呼，指出：“贺龙有问题。”10月，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12月，江青在清华、北大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她还对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了。”

    关于贺龙的问题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据我所知，1967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在中南海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告诉我，那天，毛主席决定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他亲自去落实。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区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卫戍区预先作了安排。然后，他把贺龙找到中南海，先是问贺龙：“听说你身上带了手枪？”贺龙说：“有一支。”于是，他要贺龙立即交出身上携带的手枪。待贺龙交出手枪后，他便要警卫部队把贺龙夫妇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区。从此，贺龙夫妇便失去了自由。1969年8月9日，饱受折磨的贺龙在北京301医院逝世。

    至于毛泽东等人为什么要打倒贺龙，我不得而知，但当时我曾听说过几件与贺龙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二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反对莫文骅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海军苏振华反对李作鹏的事情。再有，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这几件事情，一下子都追查到了贺龙那里。在这几件事情上，前三件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关于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那完全都是属实的。

    除了以上提到的和其他没有提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外，一些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也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至死，如被迫自杀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1967年1月8日，阎红彦白天被揪斗七、八个小时后，晚上打电话给中央，请求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保护。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回电话说：“你还是出来见群众，不要怕。”结果，阎红彦第二天一出来，就被群众揪住不放。当天深夜，感到没有出路阎红彦就自杀了。得知这一消息，大家都纷纷议论说，陈伯达的一个电话，就送了阎红彦的命。

    事实上，在当时那种十分混乱、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单纯向群众检讨认错，没有一个是能够过关的。那个时候，群众组织多如牛毛，各自为政，大家都以多抓“走资派”为荣，乱抓、乱揪、乱斗现象极为普遍。除非你不出来，只要你一出来，立刻就被批斗，而且被他们一抓走就很难回来，甚至连生命保障都没有了。一些老干部或是被随意绑架关押，或是自杀，或是被折磨至死。如山西省委书记卫桓、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等，就都这样惨死了。最惨的要数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他是被造反派毒打至死的。

    总之，毛泽东号召的“全面夺权”，必然导致全面打倒一大批原来的领导干部，造成很多冤、假、错案，甚至使不少领导干部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些被打倒的干部，后来虽然基本上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也有不少的人没能活着见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