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案即将开审。不论这位前中共高官面临什么样的判决，有关他的争论定将持续下去。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中，薄熙来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个“另类”：身为家世显赫的“红二代”，他在不期而止的政治生涯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张扬个性。在许多人看来，他在政坛中的“高调”让他看起来不那么本土化，更像个西方政治人物；而另一方面，他又能够娴熟地将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些典型表现形式民粹化，赢得不少支持者。在薄熙来案即将开庭之际，美国之音联系到几位曾经在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窗的同学，请他们谈谈个人的感受。应受访者要求，访谈记录中受访者姓名均以“老同学”替代。

    第一位受访者是薄熙来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就读期间的一位同届校友。该受访者目前定居海外。

    萧洵：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我们就从头谈起吧。你们最初是怎么认识的？

    老同学#1：1979年至198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就读期间，薄熙来是国际新闻报道专业的学生。我是英文新闻写作专业。有的时候外教上大课，他们国际新闻报道和我们英文新闻写作的学生坐在一起。

    萧洵：那您个人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知道这个同学，还有他的家世背景麽？

    老同学#1：我知道他是谁。薄熙来在北大是历史系，大二上完就考进了（社科院）研究生院了。在进研究院前，我已经是职业翻译了。但是他英文口语肯定不灵。所以，外教上课的时候，他就夹个本儿，跟我说：“哎，老X，老X，我坐你边儿上。”那么这不是有个免费翻译么？

    萧洵：您当初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老同学#1：我谈不上。我从心里看不起这种人，这不是凭本事考进来的，所以我没有主动去巴结他们。这三年里面我从来没有主动找他去聊过天。没有。

    萧洵：他有没有找过您聊天？

    老同学#1：没有，也没有。

    萧洵：为什么说他不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老同学#1：就是我1979年入学以后，听说过一件事，就是薄熙来考研究生的分数不够，结果是靠“落实政策” 录取的。大家都知道这事。

    萧洵：同学间传这件事时，是基于什么样一种心态？ 是不是有些不满？

    老同学#1：对呀，大家肯定不满意了。这属于特权了。实际上这个消息是老师们透露出来的。同学怎么会知道这些消息呀？

    萧洵：除了这件事，您当时对他的总体看法是什么样的？

    老同学#1：那个时候总体的看法就是：这是一个走后门进来的学生，这是其一；第二个呢，就是这走后门的也不是他一个。所以，我有我自己清高的地方，我不跟他混就完了。

    萧洵：他的个性方面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老同学#1：那就说不上了，因为我跟他之间没有什么往来。

    萧洵：那总会有耳闻吧。

    老同学#1：耳闻是有，就是这人，这小子绝对是六亲不认的主。为什么说六亲不认呢？就是说，他在大连当市长的时候，曾经带着大连的招商团去美国招商。在洛杉矶有一个记者，就是我们当年的一个同学，名字我就不说了。那个时间应该是在九十年代，也就是我们毕业顶多十年之后。当时在美国做记者的同学和薄熙来当时在学校肯定是认得的。结果呢，那时薄市长在那儿，牛X烘烘的。那个记者就问他了：“薄市长，您还记得我是谁么？”薄熙来瞥了他一眼，就说了一个字儿，No！

    第二件事儿，是2005年了。这是我亲历的事。2005年，薄熙来是商务部长，已经是中央委员了。那年商务部搞了个座谈会。那天开会的时候，薄部长去了。我是商务部请的客人，也去了。正好散会的时候我跟他就撞上了。我就说：“多年不见，薄部长可好？”结果这人就装孙子了。他踅摸了我一眼说：“哟，您是谁呀？我不认识您呀！”后来我就挺尴尬的，就把我的名片掏出来，说：“兄弟叫xxx，1979年英文新闻写作专业的。”我说你要想得起我是谁呢，你回我一电话。要想不起来呢，兄弟高攀了。”这么着我就走了。我就算知道这人了。

    萧洵：结果也就没了消息，没有下文？

    老同学#1：当然，当然！

    萧洵：您觉得他会不会真的不记得了？

    老同学#1：就是装不认得！道理很简单。他当了官，就目空一切了，以为天下就姓薄了。（他）就（是）这种人！

    根据三年同学对他的观察，和以后的发展，那么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人六亲不认，什么事都干的出来的。还有，他在大连搞个什么玩意儿，就会立个碑；另外，后来他到了重庆，他玩儿的什么唱红歌，让和尚都去唱红歌。那都是有悖于常理的，太假了。根据所有的这些征兆，我感觉这人的胃口是中国的一国之君。这是他的目标。

    萧洵：您对他如今的境况怎么看？

    老同学#1：要我说呢，中国现在的这个法制体系，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缺少一个量刑尺度，只是用什么“巨大”、“特别巨大”（这样的词），却没有一个尺度 – 比如说，（贪污受贿）1千万，或者5百万，这人就非死不可 – 现在没有这个尺度。所以说这个人判不判死刑，我真的没有多大兴趣，看看新闻也就完了。 我认为司法公正不在于判谁死判谁不死；司法公正应该有个准确的量刑尺度。

    萧洵：那么您对他个人的命运有什么样的感受？

    老同学#1：不瞒你说，其实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从中国现在混乱的局面来讲，真要是薄熙来当了一国之君，我猜想他可能会搞一个类似于第三帝国那样的模式，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不就是NAZI（纳粹）么？这条路要是走下去的话，也可能把中国现在混乱的局面，什么人心道德沦丧、各自为政这种风收一收；用强权，用铁腕把中国的乱劲儿给治一治。但是，下一步的发展就不得而知了。比方说，治完之后国内团结了，实力进一步增强了，那么下一步闹不好，会不会是第三帝国的模式？当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也是这样么？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最后呢？得！把一战以后德国人心给收拢了，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当然，这是坏事，是一种坏的形式。但是这种坏的形式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会不会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也很难说。

    萧洵：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老同学#1：你比方说，薄大人要真的主政了的话，真要当了一把手的话，他会不会采取措施收复民心。搞一些这样的事。

    萧洵：说起施政手段，那么他在重庆主政期间的做法，还有在大连时所做的事，是和他个人性格有关，还是他个人野心使然？

    老同学#1：我觉得这两个互相都有些关系。还有就是，中国有老话说乱世出英雄啊！是吧？不过也可能出的是枭雄。现在是个乱世，但很难说他会是个英雄还是个枭雄。他要是进了政治局常委的话，可能一下还当不了一把手。可能的目标是政法委书记，管政法委，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 – 天子要不听话的话，就把天子废掉，或垂帘听政。但是我心想，你是薄一波的儿子，那边儿是习仲勋的儿子。你这么瞎玩儿，肯定不行，肯定是犯了规矩的。

    以上内容根据访谈纪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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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熙来昔年在北大历史系的一位女同学，向美国之音讲述了她心目中英俊、潇洒且浪漫的薄熙来。她并表示，如果薄熙来能取代习近平，对中国来讲不失为一个更好的前途。 

1975年，薄熙来与前妻李丹宇 

    薄熙来案即将开审。不论这位前中共高官面临什么样的判决，有关他的争论定将持续下去。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中，薄熙来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个“另类”：身为家世显赫的“红二代”，他在不期而止的政治生涯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张扬个性。在许多人看来，他在政坛中的“高调”让他看起来不那么本土化，更像个西方政治人物；而另一方面，他又能够娴熟地将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些典型表现形式民粹化，赢得不少支持者。在薄熙来案即将开庭之际，美国之音联系到几位曾经在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窗的同学，请他们谈谈个人的感受。应受访者匿名要求，访谈记录中受访者姓名均以“老同学”替代。 

    萧洵：那我们就从北大谈起吧。您与他同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同窗几年？ 

    老同学#2：薄熙来是我在北大历史系的同班同学。后来因为他考了研究生，同学也就是一年多吧。以后没有直接见过面，但是通过其他同学（有所了解）；还有学校的reunion（校友重聚），虽然我没有直接去，但是他去了，所以大家还是有些来往。听说他每次和同学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把过去的同学每一个认认真真地问过来。 

    萧洵：第一次见到他的印象还记得么？ 

    老同学#2：我对薄熙来的印象真是英俊潇洒呀！很西化！觉得他今天到了这一地步真是很可惜。而且，我觉得薄熙来真的是一个政治交易、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实在是不适合在中国，甚至是在美国，搞政治的。他太缺乏一种隐忍的能力，太张扬，太跋扈。做政治就需要妥协，在美国都需要妥协，那在中国就更需要学会左右圆滑做人，才能达到目的。我今天看了看新闻，所谓贪污在中国现今政治当中真的算是小菜一碟了。 

    萧洵：您刚到提到他个性中的张扬、跋扈，那您在大学时，当时有没有看到他表现出这样的个性特点？ 

    老同学#2：没有！ 

    萧洵：那当时您感觉他的个性是怎样的？ 

    老同学#2：很阳光！很和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形容薄熙来，就是说，他看着你的时候总是笑嘻嘻的，高高兴兴的；所以大家跟他处的都很好。 

    萧洵：那么与您相熟的其他同学对他的印象是否也差不多？ 

    老同学#2：我们班出国的人很多，只有一个女生留在国内了。她是唯一一个和薄熙来有些联系，而且请薄熙来做过一些事情的。不过那些事情也说不上与权力有关，反正是国内的一些事儿吧。她去找过薄帮忙，人家薄熙来每一次都帮。 

    萧洵：我还是很好奇，您说是国内的一些事，具体是帮哪一类的忙需要动用薄而不涉及权力？ 

    老同学#2：好像是工作上的忙。实际上也是利用了薄熙来的权力。那是很多年以前，当时薄熙来还在北京，这个同学也是受人之托了，是工作上的事情，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就是说，他很念同学情谊了。 

    萧洵：我曾问过一位薄熙来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时的一位同学对他的印象，没有您对他的印象正面。这位薄的老同学说他有几次不愿意认从前的老同学。您听过类似这样的事吗？ 

    老同学#2：没有这个感觉。而且我觉得吧，我们当时是77级入学，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可能都是大家最珍惜的。他之后上了研究生，（是不是）他们之间的那种利益冲突会更大？ 

    萧洵：那您对外间报道提到他的为人时，有没有偏颇的感觉？ 

    老同学#2：就说他为人，我有一个表弟在商务部工作，就说他为人特别地厉害，总是让底下的员工加班。但是我也有知道这件事的同学，说他比员工加班加的都要多。他自己勤工勤力在工作，也对底下的人同样地要求。所以我说他不会做人就是这个意思了。 

    萧洵：他父亲在文革时候挨过整。所以他的童年经历也不是那么好。那么你们在上大学的时候知不知道他的这段背景？ 

    老同学#2：不知道。当然知道他是薄一波的孩子，但他在文革中的那段事情，就不知道了。

    萧洵：您说他很阳光，和同学的情谊也很深。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老同学#2：那都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具体的例子也说不出来了。 

    萧洵：那有什么印象？ 

    老同学#2：印象就是觉得他很漂亮！（笑） 

    萧洵：这对女孩子来说很重要吧？ 

    老同学#2：（笑）蛮重要的，最后留下的印象就是：他是个高高大大，穿着军装，很精神的人。 

    萧洵：那么在大学期间，他与同班同学接触多吗？还是他有自己的事情，没有太多机会接触？ 

    老同学#2：其实，他后来真正保持联系的呀，还真的都是这些高干子女，像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孩子，就没有什么接触。那我们呢，就是通过别的高干子女，能够间接间接地听说一些事情。他当时在北大的圈子，就是和一些当兵的，和一些比较时髦的人在一起。所以我和他真正一对一说话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 

    萧洵：当时在大学里应该有些集体活动吧？他在这些方面是不是热心？ 

    老同学#2：他不是组织者。他是参加者。但是，他也只待了一年多，所以也没有很多机会。但是，我们班以后的同学聚会，都是围着薄熙来转的。那时候好像他已经是在大连了，所以得等他到中央来开会，我们才能搞同学聚会。但是这个责任也不能算在他身上，可能是我们这些北大历史系组织同学聚会的人比较趋炎附势吧，觉得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个高级同学。其实他都算不上是北大毕业的吧。 

    萧洵：后来他一路攀升，您有没有特别关注他的官运轨迹？ 

    老同学#2：当然关注了！因为是同班同学，而且同班同学好不容易出这么一个大官儿，怎么能不关注呢？但是有的时候觉得他是那个打不死的洪常青似的。其实，他从大连到商业部，后来又到重庆，好像已经是贬了一下，放（逐）出去了。哎，没想到人家能够东山再起，又在重庆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真是觉得他的这个能力还是挺强的。 

    萧洵：为什么说他是“打不死的洪常青”？ 

    老同学#2：因为他当时到商业部，然后贬到重庆去，好像有点儿被贬过去似的。所以他能在重庆那个偏僻的地方又重新做起来，就觉得这人真的是有点儿领袖魅力的，是有点儿能力的。

    萧洵：很多人其实都认为他是有别于一般中共的领导的，不论是从外在形象气质，还是处事方式等等都不一样，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老同学#2：对！对！ 

    萧洵：但是，对于他在重庆所做的一些事情，您有什么看法？ 

    老同学#2：我觉得吧，挺惶惑的，包括这个唱红打黑。我不是特别能理解。我觉得薄熙来是个特别西化的人，据说当时弹钢琴，不知道是不是和谷开来，反正说和女朋友谈钢琴，四手联弹啊！ 

    萧洵：所以这些轶事听起来让您觉得他是个蛮浪漫的人，是吗？ 

    老同学#2：蛮浪漫，蛮西化的一个人。我觉得从他学世界史，到学新闻，都是一个蛮崇洋媚外的一个人。 

    萧洵：所以您认为他对于这些西方的东西还是比较有好感，比较认同的？ 

    老同学#2：对！ 

    萧洵：那么后来有人说他在重庆搞“唱红打黑”，是有政治上的企图和野心。您当时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老同学#2：我不觉得是。我觉得，他认为这种唱红歌之类的是在标榜一种精神吧！而中国现在这种精神实在是缺了点儿吧。不过，我离开中国时间太久，这个我觉得没办法回答。但是，薄熙来尽管崇洋媚外，如果他当了第一名的话，掌了最高权力的话，他不会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我觉得他如果能够效法一个人，或者能够效法成功的，也就是新加坡的李光耀。 

    萧洵：所以还是一个威权社会的首脑。不过您前面说过，觉得他不应该从政。 

    老同学#2：我不觉得在中国他是个理想的从政材料。 

    萧洵：您是否曾经想过，一旦他有机会坐到目前习近平的这个位置上，中国会往哪方面走？ 

    老同学#2：我觉得这对中国可能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前途。因为在美国待这么多年，看中国这么多年，我本人也是学政治的，真的觉得（中国）民主的土壤还不够肥沃，或者还根本就没有。 

    萧洵：那么您也觉得在中国现有的状况之下，还没有坚实的基础去搞西方的民主，还是您认为这个土质根本不一样？ 

    老同学#2：我觉得土质不一样。当然人家台湾出现了，也不能说将来就没有希望。但至少在薄熙来这一代，还不如出个李光耀，把国家经济搞好一些，秩序搞好一些。 

    萧洵：对他落马，还有他太太的事，整个事情，您怎么看？ 

    老同学#2：（长叹）觉得真是挺可惜的！我觉得谷开来也是挺可惜的！年轻时候那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儿。但是薄熙来如果有女人，那妻子肯定是不高兴。但是，要想做一个政治家的女人，一定要有Hilary（希拉里）的度量才行呀！ 

    萧洵：听起来是个风流倜傥的人，或者说生性风流？ 

    老同学#2：中国官位上哪一个人不是这样呀？ 

    萧洵：所以您认为他有女人不出乎您的意料，但并不代表您认可他的做法？ 

    老同学#2：对！可以这样讲。并不觉得奇怪，也不觉得作为一个干部，会是一个致死的原因。 

    萧洵：您提到希拉里的度量，是不是说，由从政的角度上来看，基于这样一个现状，既然你没有办法避免，作为夫人还是隐忍一些好？ 

    老同学#2：对！红旗不倒，彩旗飘飘嘛！反正你能够保持住大奶地位你就算了嘛！ 

    萧洵：您觉得他在钱方面是个很贪的人吗？ 

    老同学#2：我没有任何接触，没有这样的印象。但我觉得太贪财的人走不到后来他走到的那个地步。 

    萧洵：人们都说官场上难有干净，说的是为官难免作出见不得人的事，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老同学#2：对！但是在经济方面，在中国官场上，有的时候贪财，有的时候都不是自己能够控制住的了。你想，他们俩到这种地步了，得有多少人往里进贡东西呀！ 

    萧洵：除了最初他风流倜傥的外表给您留下的深刻印象，还有没有其他因素让您觉得这个人还是值得同情的？ 

    老同学#2：我看了一些报道，觉得重庆的老百姓对他的感觉很好。 

    萧洵：是，这些我们也常听到读到。重庆老百姓或许能够感觉到周遭实实在在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社会治安，市容市貌等等。但也有很多报道将焦点放在他在重庆“打黑”中无视司法正义，践踏司法程序的做法。比方说搞运动式地抓一批人，不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就下狱收拾了。那样当然会有很多人拍手称快，但对于整个社会的法治秩序而言是非常有害的。您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 

    老同学#2：这些事情，任何事情总是会招来各种各样的议论。我还是比较相信老百姓说的话。当然我也不知道所有的事情啦。但是看大连，看重庆，这两个他曾经当政的地方的老百姓对他的怀念吧，其实蛮说明问题的。 

    我这么说他，是不是也有一些趋炎附势的可能？ 

    萧洵：我听了这么多，并没有这种感觉。我尊重您能够把自己的感受真实地表露出来。我个人看，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欣赏。 

    老同学#2：是呀，如果我真的想趋炎附势，回国一定会去找他。我没有这样做过。而且，我想即便有一天薄熙来真的被“流放”到美国了，我一定会以一个老同学的身份去看看他。 

    以上访谈为美国之音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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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 — 薄熙来案即将开审。不论这位前中共高官面临什么样的判决，有关他的争论定将持续下去。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中，薄熙来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个“另类”：身为家世显赫的“红二代”，他在不期而止的政治生涯中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张扬个性。 

    在许多人看来，他在政坛中的“高调”让他看起来不那么本土化，更像个西方政治人物；而另一方面，他又能够娴熟地将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些典型表现形式民粹化，赢得不少支持者。在薄熙来案即将开庭之际，美国之音联系到几位曾经在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同窗的同学，请他们谈谈个人的感受。应受访者匿名要求，访谈记录中受访者姓名均以“老同学”替代。

    这位受访者是薄熙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生院的同届校友，在海外从事媒体研究多年。他曾在研究生院和薄熙来一起赤膊打篮球。忆及当年球场流汗岁月，看到老同学兼球友如何一步步登上闪亮的政治地位，又如何落为阶下囚，令这位学者唏嘘不已。

    萧洵：您当初与薄熙来是同届研究生。您个人和他是怎么结识的？

    老同学#3：我们是1979年进社科院的研究生，那也是中国第二届研究生。当时社科院研究生人数不太多，第一届少，我们这一届就稍微多了一些。研究生院新闻研究所分几个专业：英文采编、国际新闻、新闻业务，还有一个是新闻理论。大家不在一个专业，但在一层楼上住，一些课我们也互相听。国际新闻和英文采编学的课有些是近似的，两个专业的老师也会互相交流。同时，因为我们很多老师原来也是新华社资深的编辑、记者、社长呀。比如说，安岗，他原来是人民日报的副社长，也是新闻研究所的所长，也是导师。像刘宾雁啊，王若水啊，也都是导师。我们也共同上课，所以还是有一些交往，但交往不是太多啦。

    我们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喜欢打篮球，也打排球。排球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进行的活动。篮球呢，每个星期大概有个三、四场吧。有时候也会光着膀子一起打篮球，打半场的那种球。我去的时候年纪是比较小的那一拨人吧。薄熙来因为是从北大过来的，没有念完北大的本科，就直接考上研究生过来了。

    有一拨同学今后的计划是从事中国的新闻业。当时的处境是这样子的：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中国的研究生也比较少。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的时候，尤其是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刚对外开放，大家都希望，尤其是中国新闻界的人都希望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从过去的宣传形式的、硬性的、新华体和人民日报的调子的那种宣传能有点转变。因此，新闻研究所早期这两、三届的研究生的培养目的，就是一种新型的新闻工作者。所以我们一开始上课，主要的业务课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来上。大家谈论的基本上也是怎么能够做新型的记者。我们每天做的就是批判人民日报，批判新华社，改写它们的新闻稿呀，英文的，中文的。相当多的同学基本上还是想从事新闻事业。而且当时正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是非常开放的。有一个例子，就是当时主管社科院的邓力群到人民日报大礼堂给大家讲话，其间说你们这些红卫兵怎样怎样，结果大部分同学站起来就离场走掉了。这也显示出当时思想的开放。那么薄熙来这个时候和大家在一起谈论，进行交流，思想也都是倾向于改革、开放、真理、实践这样的话题。

    萧洵：您说当时大家思想比较开放，谈的话题也比较大胆。那您个人和薄熙来有没有谈过这些话题？

    老同学#3：我们没有具体谈过，因为跟他毕竟不在一个专业吧。就是平常因为打球啊，交往啊，随便这么接触。有时候打篮球的时候会谈到国家队、国家队改组，还有中国的体制应该要改变，就是这样比较一般的事情。

    萧洵：那么他当时有没有给你留下特别的，和他人不同的印象？

    老同学#3：没有。那个时候情况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大家都是刚从文化大革命过来，文革期间他们的父辈都被打倒了，所以他们成了黑五类、走资派的子女，要下放、坐监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比一般人还要低一等，就是一般的工农大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在相当长时间里也是比他们高的。他们后来被解放了，被平反了，恢复职务了。不过很多人恢复的职务并没有文革以前那么高，所以当时在新闻研究所里的高级领导的子女都没有显出他们的特点。而且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被打入过十八层地狱，然后又上来，他们还是很低调，很平民化的。

    萧洵：他的性格怎么样？

    老同学#3：个性方面其实还是很随和的。他和班上同学的关系也很好。因为新闻研究所里早一两届的研究生里头，领导层的子女还是有相当多的数量的。而不是领导层家庭出身的同学们，知识和刻苦程度都很高，所以基本上同学间还是相对平等的。当然有些个别的高级领导的孩子在进来的时候会有些特殊照顾，有时候上课不是象其他同学那么专注和投入。但是薄熙来学习还是非常刻苦的。

    萧洵：我之前在与您的一位同学谈起这方面的事情时，他对我说，薄熙来考研分数不够，是通过落实政策特殊照顾录取的。所以那位同学对他印象并不好。

    老同学#3：刚才我讲过，当时领导层的子女比较多。不光是他一个人。有好几个人分数卡在线上，或者是稍微低一点，然后加点分；有比他们考分高的一般的考生可能没有进来，这情况也是有的。他不是单独的一个了。

    他的英文不是他们班最好的。象我们这些是大学学完英文的。因为他也不是大学本科学完英文的，所以比不上很多大学本科学英文，而且是尖子的那些人。但是他的英文也还可以。后来看到他在一些公共场合用英文提问或者说话，可以看出他的英文在他那个年纪的干部里面应该是比较好的了。

    萧洵：再回头谈谈他当时作为您的球友的那段经历。

    老同学#3：当球友都是光着膀子，象农民似的。我们一帮研究生在人民日报大院里面打球打得满身大汗。因为我们当时学习也比较紧张，再有我们当时也比较喜欢玩，基本上每天下午三点钟下课。

    萧洵：他篮球打得怎么样？

    老同学#3：篮球还不错，因为他个子大呀。不是说技术精湛，是个子大。他1米8几吧？在我们那个年纪的人里算是比较高的。他体力也好，球打得一般啦，但是基本的技术还是具备的。

    萧洵：您觉得他打篮球时灵活度怎么样？

    老同学#3：还不错的。都基本正常，手眼配合、身体协调性，都算正常。我们打起球来也是乱撞呀，乱打的，是滚在一起的。

    萧洵：那么您现在回头看，从最初见到他到离开学校，他有没有什么变化？

    老同学#3：因为我们当时都是定向的，主要是中国中央级新闻单位需要的。本来大家去向都是定了的，但是我们毕业之后呢，薄熙来就比较特殊，就没有到人民日报或是新华社，而是进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还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那个时候，我们就感觉他已经是在往仕途上走了。我们同学中间有很多人当然也是走仕途的了，但是仕途都是从新闻机构开始走的，比如说像王晨这样的。但是他呢，就直接上了共产党的中央部门去了。

    萧洵：自打那以后，您有没有再见过他？

    老同学#3：我基本上没有见过他。我们有同学去找过他。他接待还是比较热情的。比如说我们一个同学，在我们班算是年纪比较大的，其实和他的交往算是很少的，在他任大连市长的时候去找过他。他接待还是很热情的。

    萧洵: 薄熙来在大连的时候已经表现得比较高调了，和当年打篮球时留给你们的印象有很大反差。你那时有没有觉得惊讶？

    老同学#3：没有。因为人在仕途，他必然有他在政治上的冲力。如果他要在那个地方做得最好，必定要爬到最高岗位。这是那段仕途的终点。我们看到他一路过来，并不是很顺的。他在金县当县委书记，也是熬了很多年才熬到大连；在大连市熬了很多年才熬到辽宁省。而且在他当中央委员期间，还有很多次没有被当地人选上而跑到山西去选。讲回对他的印象，他在金县的时候，有个电影是讲农民乐队的（《迷人的乐队》），就是那里的农民组成的一个管乐队。当时我们都觉得他还是很会利用宣传手段的。

    他到大连的时候，还是把大连的建设抓了一下。当然我们看到，他比一般的官吏还是有一些优势：第一，他有父辈的庇荫，可以做一般官吏做不到，或不敢做的事情；第二，他有一定的世界视野，因为我们毕竟在研究生院看了很多的美国电影 – 美国大使馆给我们免费提供电影，每周都在看。尽管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出国的人还比较少，但是他有一定的国际视野，比如说在大连的建设中，对于城市规划、城市建筑风格等等。他还是有一些不同于他那一级官吏的视野吧。

    萧洵：您当时有没有觉得他是个比较西化的人？

    老同学#3：他本来就是比较西化的。我们那伙人都是比较西化的，因为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中国人是进行自我灵魂探索的时期，灵魂探索的一个标准就是借鉴西方的文明。尽管当时也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样的运动，但是从内心里，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那一代的知识精英也觉得西方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东方文明。那个时候向西方看还比较盲目，因为你刚刚打开视野的时候，看到的西方好的东西要更多一些。

    萧洵：踏上仕途之后他有没有什么改变？

    老同学#3：仕途险恶，经常是零和游戏，只有一个职位的时候，不是你得，就是我得。我觉得他一路走到辽宁省的时候，还算是相对循规蹈矩，但是到了商务部的时候就十分高调，而且表现出个人霸道的一面，很张扬。我们关注过几次他与美国商务部门的对等官员进行谈判时候的表现。当然有些人喜欢他那样，认为终于有人可以硬起来，而且在谈判中可以拿英文对付他们。从商务部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他的政治企图不只是做一个省部级的官员。

    萧洵：从商务部长到重庆市委书记，在中国人看是被贬了。您和其他同学那个时候有没有议论过这个事？

    老同学#3：这件事情我们也跟踪了， 因为有些同学后来也在中央部委工作，大家也知道一些情况。媒体上有一些报道讲到当时吴仪不满意啦，吴仪裸退是要阻挡他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总理啦，都是媒体上讲的。他在商务部时是有上副总理那个职位的态势，因为当他在商务部的时候，“太子党”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过去的很多规管，昂首挺胸地进入中国金融、经济和政治的主要岗位。那个时候，比如说中央委员的选举已经难不倒他了，但由于他的张扬和跋扈，中国政治内部搞平衡就把他‘平衡’到了重庆。按道理讲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被贬了。当时商务部长是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中国和任何国家进行外交活动基本上都要涉及商务活动；而且中国对一些贫穷国家的援助，还有发达国家大规模的订单，都是中国政治和外交活动的砝码。因此他在这个位子上是经常见报，经常出现。那么他从这样一个重要的岗位突然就跑到了重庆，而重庆是中国直辖市中最差的一个地方。

    萧洵：他到了重庆显然是不甘寂寞，就有了“唱红打黑”这些事情。很多人认为他搞的这些事显然是政治手段，也有人认为他是个有理想化想法的人，“唱红打黑”其实是他实践理想的方式。您或许不这么看，但您是不是觉得他个性中还是有些理想化的东西？

    老同学#3：他不一定完全是理想化的。当然他做一些事情还是有些视野。比如说在大连市城市规划方面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体现出一种“国际范”。到重庆之前，他已经辛辛苦苦熬了几十年，而且已经见到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曙光。这时候他被贬到了重庆，如果没有新的更上一层楼的机会，他基本上就在重庆退休了。如果说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中国的领袖，可能说做到一定的领导岗位也就算了。但是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权贵阶层，在中国的金融、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全面地进入了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熬了这么多年，而且在中国的官吏中知识水平还算比较高，视野比较广，又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当然是不甘心看到和他同样的资历的人，或者比他能力还差的人跑到他前头去。那么他要翻身的话，必须有一定的实力。要怎么办呢？要两个方面的表现：一个是GDP的表现；一个就是说能够在政治上独树一帜，能够成为一方人称颂的政治人物。然后以这方面的业绩，或者光环，跟最高领导人进行政治上的讨价还价，才有进入最高领导层的希望。

    萧洵：那当时“唱红打黑”搞得如日中天的时候您是怎么看的？

    老同学#3：当时我是觉得那是走火入魔。我认为一个人要是做一个事情久了，就会变成是他做的事情的一个部分，或者是他做的事情的全部。而从他们太子党的角度来看，“父辈的江山”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就是“父辈的江山”由我们来继承，由我们来保卫。因此他要想回到旧有的共产主义的话语体系也不奇怪，因为那是共产党执政的法统来源。他们要是回到那个地方也是自然的。从他们的家庭教育、家庭背景，和父辈们打江山的所谓农民造反，夺取皇位的角度来讲，这是个自然的反应。第二点，他们在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利用社会主义的元素能够独树一帜。而且当时也有新左派、左派、右派之争，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以一种浪漫的情怀回顾过去的三十年，或者以浪漫的情怀回顾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而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和“均贫富”再加上“唱红打黑”。

    萧洵：您当初毕竟和薄熙来也光着膀子打过一段时间的篮球，现在他面临审判，从感性角度，您怎么想？

    老同学#3：当然我们都不希望任何人会变成这样子。作为同窗，看到他从中国政治比较闪亮的地位落为阶下囚，而且现在面临着审判的这样不可预测的命运，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