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新加坡学者 董玉振 博士

　　薄熙来最后的命运如何，不在本人的判断范围之内，也超越自身的判断能力。本人曾经作为共产党员，愿意相信党中央会做出明智的处理。但不论如何，将薄熙来的政治人生简单否定或掩盖或遗忘，都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党和国家的损失。因此，不论薄的命运如何，请相信毛主席的基本判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薄熙来大连和重庆的政治遗产简单抛弃，显然是把人民的眼睛判断成盲目。 重庆“唱红打黑”是他在台上时引起喝彩，他撤职后颇能引起争议的两项政策。而他撤职后这两项都嘎然而止，似乎更说明了当局的基本态度——否定，至少不肯定。 这是个很令人匪夷所思的态度。

　　一、“唱红”的无比正确性和批判者的态度怪异性

　　首先，唱红歌何错之有？中共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掌握革命的文艺路线，始终是共产党的一大法宝。正如毛泽东所强调，要将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是共产党文艺路线的基本特征。以文艺为武器，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在人类政治史上的伟大创举，甚至在军队也甚至了专有的文艺兵。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最重视文艺工作的政治家，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成为中国文化和政治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我敢说，中国共产党是继基督教之后，最善于利用音乐等艺术工具来凝聚力量和发动群众的庞大组织。 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最拿手的文艺路线方面却乏善可陈。而薄熙来在重庆发动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唱红歌，唱经典歌曲，无疑是对过去30年共产党文艺路线的检讨和反思，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固然，在强调多元化的今天，如果共产党将唱红歌作为要求强制群众参与，无疑可被扣上“违反人权”“政党沙文主义”的大帽子。但如果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四项基本原则宣传被认可的话，那么这个大帽子也同样扣的不应该。作为党的领导人，发动党员唱歌颂自己政党，密切党群关系的红歌，不仅是责任，也是他应有的权利。如果他不去提倡唱红歌，那才是对党性的违背和作为党一方领袖的责任缺失。正如基督教牧师不提倡基督徒唱圣歌一样荒谬和无法容忍。

　　但当那些批评薄熙来的人从不对基督徒唱圣歌提出质疑的时候，却对一个党委书记在自己领导范围内提倡唱红歌大加抨击，岂不是咄咄怪事! 尤其是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很接受这种喜闻乐见的集体娱乐形式的情况下，重庆唱红的嘎然而止，就显得尤其怪异了。人民喜欢，对党有利，可就是有些人反对，那这些人不是反党分子又当如何解释？更怪异的是，就连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也对唱红歌不以为然，就难免让人难以理解，真是把失职当正常，把正常当“文革”了！！ 我不能不怀疑，这些对唱红消极的党的高级干部，是否是党的变质分子。

　　二、“打黑”是急务，“黑打”是末节

　　重庆打黑揭露出重庆积累已久社会治安毒瘤，这些毒瘤已经严重影响到市民的安定和城市的宜居性。打黑毫无疑问是急需的，必要的。

　　当然，面对那么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个人、官员等，要在短期内取得社会治安的根本改变，维护社会公义，还市民一个信心，没有雷霆手段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国过去几十年，全国范围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行动没少搞，结果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百姓更是徒呼奈何。 但重庆这样一个复杂的大都会，能在短期内取得社会治安的根本扭转，打黑的风格是必须的。

　　薄熙来下台后，李庄等人拼命叫嚣重庆是“黑打”。是，个别细节和程序上难免有瑕疵，留下“黑打”的某些迹象。但中国当今的现实下，如果一切都按照严格的程序，那么，一个贪官就要花费几百人和两年的时间；以严格的程序来治理重庆这样社会治安极其糟糕，警匪勾结的案例，重庆要增加几十倍的司法和执法人员，花费几年和大量行政费用才能取得薄熙来一两年取得的同样成绩，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不满将会长期存在下去。

　　当然，因为程序上的部分不完善，让某些大律师们失去了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另一个现象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虽然李庄等人拼命否定打黑，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以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打黑判重刑和枪毙的那些人是冤枉的  

　　三、从李庄和姜维平说起

　　文革期间，毛泽东亲自下令将戚本禹投入监狱，一关就是16年。他是完全有理由憎恨毛泽东的。当海外记者就《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内容真实性采访他时，他坚决地否定了那些对毛泽东搞女人的杜撰，并称“毛泽东每天见什么人，什么人进入毛泽东的房间都有严格的记录”。从戚本禹身上，我看到了人类可爱的一面，那就是不论自己受过多少委屈和苦痛，对加给自己痛苦的人仍然要保持一份客观。这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李庄和姜维平这两位仁兄可以说是打薄的风头人物。他们都是大律师大记者，按理说，也是有学问的人，自然明白知识分子的一些基本社会责任和正义感。但是很遗憾，李庄在重庆看到什么呢？重庆群众对社会治安明显改变后对政府和薄熙来的那份感激，你难道完全感觉不到？那些血淋淋的黑社会行为，难道你完全无动于衷？你是个律师，但首先应该是个有基本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然后才是程序。

　　我很多年前曾经和一个学法律的朋友闲扯，我这个外行评论道：美国的律师是为委托人打官司，为赢而赢；而中国律师有几千年文化的基本素养“匹夫之责”，中国律师应该为委托人争取合法权利并同时维护社会正义而打官司。也就是说，中国律师如果发现委托人的犯罪证据，应该主动向法庭呈报并要求重判委托人。

　　但这几年一些轰动的法律事件，似乎与我的期盼不一致。当律师为了赢而赢，为了钱而不择手段时，他们和婊子其实没有本质性的区别，甚至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一个妓女诱惑了一个男人背叛妻子，但一个这样的律师则在摧毁社会价值，并在伤害案件中的另一方的正当权益和感受。

　　李庄大律师，你自己评价一下（提醒：请用你正义的大脑，而不是程序的思维），重庆“打黑”能打几分？“黑打”有占几分？重庆千万市民的直接安全感觉难道比你的程序还不如吗？法律、政治等如果不以多数人的正当利益为依归，那这些法律和政治人物就见鬼去吧！薄熙来带领公检法系统为重庆人民打开一片蓝天时，你怎么就没有起劲地对其它社会治安阴云密布省市发出过半句对党委的指责？

　　再说姜维平： 当看到你被关起来的消息时，我本能地对您寄一份同情和赞赏，赞赏一个记者的职业精神和探求真相的勇气。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民众听说记者被抓，很容易本能地站在记者一侧。

　　但你的个性和修养决定了，你真的令人失望。作为记者探求真理的那份职业本能，在你这里成了不择手段在海外攻击薄熙来的报仇雪恨，甚至到了偏执和歇斯底里的地步。有段时间，我对你写的东西几乎每篇必看，但后来发现，你写的东西猜测当证据，污蔑当正义。我估计，网上关于薄熙来的谣言有不少是你的杰作。

　　以你这样的个性和胸怀，你幸亏离开了报社，否则，中共对媒体的整顿和平衡实在太有必要了。如果你在诅咒薄熙来的时候，也能梳理一下他的贡献，那丝毫无损于你的高度，相反，会让你更加光辉和专业。你的文章越来越倾向于歇斯底里的时候，你已经远离记者的职业形象和知识分子的起码社会责任。我不是说薄熙来不可以批，但你走的有点太远和太偏了。对照一下过去一年多你写的东西和薄熙来的法庭证词，就能看出你的滑稽和可笑。 读书人放弃优雅的时候，这个世界真的很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