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庆梦是中国模式的载体与叙事。作为一个内陆中心城市，重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其外向型经济只占12%。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之下，重庆却以15%的速度飞奔向前。重庆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效，也证明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目的，也成为发展源泉。重庆通过“一座拥抱农民的城市”、“一座为低收入群众造房的城市”、“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一座关注市民幸福感的城市”、“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一座民生型的社会主义文明城市”六大实践破解了“中国双重人格难题”。重庆实践具体地深化了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认识，重新定义了现代性，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能力优势，终结了“历史终结论”；重庆提出的民生幸福指数再造了中国制度的合法性和优势。中国的软实力来自中国原创的思想观念与中国人编的“中国模式”在国际观念市场上的竞争力。重庆协调激发个体积极性和公共控制能力已经成为一种软实力，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超过西方模式的吸引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把重庆探索的实践带进国际思想观念市场。我们需要提出在国际观念市场上通过推销重庆梦、中国模式，向世界清晰地传达中国的理念和奋斗目标。

　　关键词：重庆梦　中国模式　科学发展观

　　95年前，16岁的邓小平怀揣中国梦从朝天门乘船驶向世界。今天，从夜上海到夜重庆，从重庆歌剧院到北京鸟巢，从朝天门到维多利亚湾，重庆正成为国强民富“中国模式”的实践范本。“重庆实践”作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作为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生动展示，既强调经济发展，也强调普惠民生；既重视物质富裕，也关注精神丰富；既改善自然生态，也优化社会环境；展现出一幅科学发展的新图景，探索出一条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路径，传递了一个清新、动人、令人神往的重庆梦。

　　一、“重庆实践”破解“中国双重人格难题”

　　重庆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它负载着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城市富翁、贫苦农民、山区穷人、库区移民，城乡二元、贫富差距。

　　“中国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中国越是发达，越是繁荣，中国领导层越有一种不安全感和受威胁感”。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苏珊·舍克出版了《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这是她在书的“序言”中写的一句话。苏珊·舍克在书中还写道，30年改革开放已经剧烈地改造了中国社会。从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的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到贫富差距加大，群体事件频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沿海地区与西部省区的贫富差距在加剧。这种二元对立将严重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在2010年出版的新著《北京共识》中写道，“除非北京政权崩溃或者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激烈变革，中国将永远保持分裂的人格。”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怀默霆在他的《社会火山之误解：当代中国对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认知》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社会最深的裂痕：城乡差距。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致力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但是在现实中，这个国家的80%的人口被拴在土地上。

　　1978年中国的改革给中国城市和乡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城里人和乡下人在生活中享有的不同权利和机会严重分裂了中国，给城乡之间带来了更加严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收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乡下人，特别是住在城里的农民工还面临着多重歧视。

　　面对这种“增长中的烦恼”，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农村的集合体，重庆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实验——在观念上、政策上、住房上彻底解决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格分裂”难题。

　　邓小平曾用非常形象的语言描述了中国发展模式——“摸着石头过河”。今天，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治国模式。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上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标志着中国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今天重庆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胆实践已经被国内外学界当成一个成功案例，一种崭新的方法论，它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和框架认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伟大实践。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就指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

　　重庆实践不仅打破了华盛顿共识，超越了日本与东亚模式，丰富了北京共识。重庆的成功经验打破了西方的定势思维：外资推动论、出口拉动论、廉价劳工论、国进民退论。一时间国际上给重庆模式贴上了各种标签：“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一个民本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社会主义3.0版本”……

　　实践1：一座拥抱农民的城市

　　夕阳西下,小客轮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毛狗狗走出船舱，登上石梯坎,战战兢兢地投进了重庆城怀抱。来自乡下的年轻力壮的毛狗狗一无所有，孑然一身，从武陵山乡来到陌生的山城重庆，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然而毛狗狗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无法融入这个城市。毛狗狗是城市歧视、蔑视、役使和榨取的对象。

　　这是作家曾宪国最近发表的小说《门朝天开》的一幕。作者透过毛狗狗进城这一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揭示了城乡二元对立这一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随着工业化发展推动人口从农村向城镇大规模流动，到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预计，“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突破苑亿，届时中国人口将达到13.9亿，人口城镇化率超过缘园豫。这意味着超过半数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里。

　　澳新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说，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为45%，与发达国家的70%以上的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在这一城镇化过程中，将新建100万公里的铁路和2.8万公里的地铁线路；将建成170个大型公共运输系统，这是目前欧洲的两倍；总体竣工面积将达400亿平方米，这相当于每年建立两个芝加哥。预计，中国今后将会出现更多新型的中小城市。但最重要的是，任何发展都是为人服务的，整体社会医疗保障落后、教育发展不协调的局面指明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以人为本。西方观察家认为，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不同于印度——没有产生贫民窟，但它面临着城市农民工日益强烈的不满，城市农民工仍是农村户口，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很多基本服务。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也给中国的农村带来了问题。体格强壮的男女劳动力都离开了农村，剩下的只有孩子和老人。

　　中国城乡差距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进城谋生，以他们的血汗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开创自己的新生活。但是他们的所得与付出却不成比例，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城里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没有保障。

　　“作为中国的缩影，今天的重庆正在为中国，也许是为世界做一项最伟大的试验——让五亿中国农民住进为他们新建的城市”，美国知识界有影响的《国家》杂志不久前在一篇报道重庆的文章中写道。据估计，每天有1200名来自农村的移民涌进重庆市。重庆市政府有一个“一小时经济圈”计划，政府将使200万农民在距离市中心一个小时车程范围的城市新区定居。

　　重庆市政府最近公布：到2012年，让300多万农民工、农村籍大学毕业生拥有城市户口，用10年时间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7%提升到60%，新增1000万城市人口。薄熙来书记说，“重庆还有800万农民工，不少人在城里已生活了十来年，还有了第二代，却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城里人同等待遇，这是个大问题。作为城乡统筹试验区，我们要在全国率先解决农民工的城市户籍问题。”黄奇帆市长说，“如果到2020年，重庆的城市常住人口到70%，户籍人口只涨到了30%，二元结构照样存在，这是我们政府无能。”

　　重庆既是大都市，又是大农村。重庆的农村面积和农村人口分别是京津沪总和的2倍和2.7倍。尤其是重庆的东南和东北两翼地区，是大农村的集中地区。那里面积占重庆的三分之二，农业人口1230万，占全市农业人口的一半以上。那里也是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区。在17个区县中，有15个是贫困区县。重庆市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都集中在“两翼”，贫困人口达113万人，占全市80%。2009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低1250元。

　　重庆的官员认为，重庆发展落后主要在“两翼”，“两翼”发展落后主要在农村，农村发展落后主要在农民收入不高。“两翼”农村和山区、库区的脱贫致富是重庆改善民生的难点。

　　重庆统筹城乡从“最不发达板块”开始着力。近3年，“两翼”农民人均一年增长300元。

　　实施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农民人均纯收入要由2009年的3903元增加到6400元，年均增长18%。按照这个计划，今后3年内95豫的农户户户增收万元，而不是户均增收万元。

　　根据重庆的计划，10年后，重庆要把农村人口减少一半，让这一半成为城市人。重庆将通过建设大城市带起一个大城市群，再带着一个农村，形成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为此，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要超过75%，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要超过60%。

　　实践2：一座为低收入群众造房的城市

　　飞机冲破云霞，即将降落在江北国际机场。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畔的重庆呈现在眼前：随处可见高耸的吊车，到处都是建筑工地。那些在建的高楼中，就有专门为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外来移民和新毕业的大学生准备的安居之所。

　　对于中国数千万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买房是他们过上现代中产生活梦想的核心环节。年轻的中国男性社会压力最大。房价一路上涨，首当其冲的就是年轻人。假如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那么他们很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住房改革中分到了房子，这让他们在住宅市场里有了立足之地。但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觉得房价太高了。在北京等城市的郊区，生活着成千上万被中国媒体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为寻找人生第一份工作而奔波之时，居无定所。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评论说，这一切并非预示着一场革命即将爆发，年轻人将发起大规模抗议。但是，“现代化释放出了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年轻人既对本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与自信，也对自己的生活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国年轻人群体的不安分迹象，使中国未来政治走向更加难以预测。”

　　“过去干革命，我们党无权无钱，靠搞‘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得到群众支持，取得胜利。今天，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问题，我们党要赢得民心，就要为老百姓盖房子。”薄熙来一语道出了重庆理念的根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重中之重是要解决老百姓住房难问题。实际上，任何社会都会有30%中低收入群众，他们既买不起商品房，也无法被廉租房覆盖。重庆的公租房模式提供了一个好的经验，目前在全国已经全面推开。

　　幸福生活，首先要住有所居。居无定所，穷困潦倒，住得没有尊严，就更谈不上幸福。

　　住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活得有尊严？曾经，一个生活在大城市、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的大学毕业生或农民工，根本无法想象在交通便捷、环境优美、配套齐备的居民社区安居乐业。

　　但重庆首创的大规模兴建公租房，让他们重新看到了希望。黄奇帆说，“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分配房，优点是公平，缺点是不够。最近20年，我们搞住房商品化改革，但是几乎完全是市场供应的模式，住房条件改善的同时，伴生了城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买不起房，老百姓有意见。”

　　重庆计划未来三年，建设3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解决50多万户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公租房不分城乡、市内外差别，没有户籍门槛，只要在重庆有稳定工作和收入，都可申请租住。公租房户型面积为35—80平方米，公租房有厨房、卫生间等生活配套，可以保证入住公租房的中低收入阶层享受到中档商品房的居住标准。公租房与商品房无差别“混建”模式，使公租房住户完全与商品房住户有机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区环境和专业物业公司的管理与服务，避免社会阶层隔离和形成“贫民窟”。而且，租金只有市场同类商品房租金的60%。如果房客是低保对象，租金只是公租房租金的10%，比如一套50平米的房子，一个月付500元，低保户只付50元，剩下的由政府补贴。

　　实际上，公租房与建设“宜居重庆”理念一脉相承，都是让老百姓住得起房、住得舒服。过去两年，重庆一直努力使城市居民6.5万年家庭收入买得起一套普通商品房。

　　实践3: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

　　12岁的刘敏是重庆贫困地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冷水镇小学六年级学生。提到爸爸妈妈的时候，小姑娘表情生疏。由于父母长年在福建打工，从出生到现在，她只见过爸爸两次、妈妈三次，更多的时间是跟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据全国妇联调查，中国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像刘敏这样的留守儿童。目前全国农民工约1.4亿，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多达5800万，占全部农村儿童的28%。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困地区农民外出打工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抽样调查的外出打工家庭子女中，有46%的学习成绩较差，42%的学习成绩中等偏下，10%的学习成绩较好，仅有2%的学习成绩优秀。在素质、品质教育和个性培养方面，留守儿童存在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由于父母长期外出打工，家庭没有称职的监护人，有些孩子变得任性、自私或性格孤僻；由于监护人的过分溺爱、娇惯和放任，部分孩子变得难以管教，有的经常逃学，光顾电子游戏室，有的喜欢打架、抽烟喝酒，有的甚至小偷小摸。

　　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预测，20世纪愿园年代以后出生的“愿园后”人口成为未来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农民工为经济高速发展付出了低福利、低工资的代价。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为社会经济发展支付了自己廉价的劳动力。未来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左右。

　　未来进城的5亿农民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今天的留守儿童。

　　但是，这样一代留守儿童不被社会所看好。如果这些儿童不能健康成长，他们若干年后，或者继续父母的廉价劳动工作，或者成为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来自农村的新一代流动人口比他们的父辈对生活和城市有了更多的期望。他们想要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比父辈所梦想的还要多，比如他们要求体面的劳动、体面的工资。这与他们的父辈继承的中国人的“吃苦”精神成为对比。中国人常常自夸他们“吃苦”的能力，这解释了他们为何能够挺过20世纪贫穷的境况。

　　然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这代新工人，是在较为普遍的繁荣中成长起来的，即使是在像重庆贫穷的山区和乡下，他们的“吃苦”精神也大大减弱了。20年前，在城里工厂打工的农民工主要目标是往贫困的农村老家寄钱。而如今，80后、90后的农民工通过上网，增长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权利意识。这一代新的农民工把到城里打工看作个人事业的一部分，是迈向城市生活的第一步。当代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判若来自两个不同世界和不同世纪的人。新工人们想在大城市定居，而且与城里人一样，期待获得快乐、体面、高薪的工作。“这个现象可能给中国的未来造成各种各样的后果。”

　　地处中国西部的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现状决定了在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据重庆市妇联2009年完成的《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状况专题调研报告》，重庆市有0—16岁农村未成年人440万，其中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235万人，占农村未成年人总数的53%，比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推算的146.47万人增加了88.53万人，增长60%。

　　这其中，双亲长期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达130万人。

　　重庆市委做出了关于照顾好留守儿童的决定：“新建和改造2000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全市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新建115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行中职免费教育。保持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全市中小学标准化达到60%，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2009年，重庆市预算安排义务教育保障经费26.7亿元，免除了360.6万学生的学杂费，对48.96万农村学校寄宿生给予生活补助，对43万贫困女童实行“零收费”入学，农村留守儿童“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得到解决。从2009年开始，市政府决定全面免除重庆籍城乡低保家庭普通高中学生的学费，惠及全市5万多名低保家庭子女；市财政还投入资金1.4亿元，免除5.7万名就读中职的留守儿童学费和住宿费，确保农村留守儿童不因贫困而失学。

　　按重庆计划将兴建和改造更多寄宿制学校，同时还逐步推广学生饮用奶、鸡蛋计划，为非寄宿贫困生提供“爱心午餐”，不断改善青少年营养状况。重庆市还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计划，按规定配齐心理健康教师和生活管理、卫生保健人员，到2012年，全市农村学校心理健康课开设率达到100%。

　　实践4：一座关注民生幸福指数的城市

　　2010年年初，尼泊尔驻华大使卡基到重庆调研后，他感慨，“一个贫困潦倒的人是没有尊严的，而重庆实践是一种体现人的尊严的增长新模式。我在重庆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重庆的增长以解决民生为着力点，依靠民生型内需消费增长模式，而不是依靠出口的外向型增长。薄熙来解释其中缘由，“民生就是内需，就是消费，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早在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就警告说，“人类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手段。”报告指出，如果对经济增长不进行正确管理的话，经济增长将会给人类带来五种不好的后果：没有就业机会的增长(jobless)、没有民主参与的增长(voiceless)、贫困没有减少的增长(ruthless)、文化没有丰富的增长(rootless)、环境不友好的增长(futureless)。为此，他们建议，经济增长只有通过两个途径对减少贫困做出贡献：解决就业以提高家庭收入的增长；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并用来降低国民在收入、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

　　在2010年中央西部工作会议上，胡锦涛说，“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践中，我们积累了重要经验，得到了宝贵启示，概括起来说，主要是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必须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走共同富裕道路。这些重要经验和宝贵启示，对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具有重大意义，一定要深刻认识和充分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重庆通过其规划的民生幸福指数——五个重庆、10件民生大事，力图彻底改变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局面。薄熙来说，“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一个城市在人均GDP和GDP总量比较低的情况下，也可能有更高的居民幸福指数。”因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量，还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市民气质、精神状态、主人翁感觉等，甚至一些很具体的指标，比如塞车不塞车，树种的好坏，都可能有所影响。所以，尽管重庆目前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比较低，远远落后于某些大都市，但只要高度重视、且工作得法，也完全可能让老百姓的幸福感大大提升，在较短时间后来居上。

　　近年来，重庆进行的系列实践，都以民生为出发点和归宿，都紧紧围绕民众的尊严和生活幸福展开。在金融危机后，人们在议论谋求经济增长和GDP突破时，重庆市委强调的却是“做到两个百分之五十”——要求领导干部投入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精力抓民生；财政支出百分之五十以上用于民生。

　　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开展的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改革，每个人都在富裕。但快速增长日渐出现副产品——危险的社会问题，如贫富不平等、穷人医疗保障的缺失、危及生存的环境问题等，正在引发群众越来越多的不满和抗议。苏珊·舍克认为，“这种抗议和不满将会导致经济发展短路。”重庆学者苏伟也提醒，应该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人作嫁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痛苦指数和卑贱指数越高的发展模式”。近年来，日益增多的群众上访和群体抗议，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令政府颇为头疼。

　　但过去两年，重庆的上访人员却逐渐减少，群众信访总件次和总人次也分别下降40%、49%。这得益于重庆党员干部“大下访”。2009年，重庆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出发，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主动大下访，组织20万名干部深入基层排查化解信访积案，走访群众89万人次，投入资金49亿元，解决了近10万个历史积案。听了重庆党员干部大下访的故事后，对中共党史深有研究的卡基大使说道，“我看到了延安时代的那种党与群众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重新捡起了群众路线这最重要的法宝。”

　　2009年以来，重庆开展打黑除恶，清除了一大批盘踞在关系百姓生活各行各业的黑恶势力，大大增加了民众的安全感。重庆还首创校警制度，改革“交巡警”。现在一对夫妇一个孩儿，如果校园安全不能保障，无数家庭会心忧牵挂。重庆采取治本之策，政府拿出12个亿，向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派遣校警和保安，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校警体制。为增加市民安全感，重庆今年还进行了“交巡合一”的重大改革，主城建立500个交巡警平台，让老百姓出门可见警，为百姓提供24小时安全保障。2008年6月以来，重庆还开展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延安时代的红色经典歌曲重新回荡在重庆城。

　　重庆党员干部大下访和打黑除恶不仅神奇地解决了过去频发的群体上访和群体抗议事件，更凸显了党是在为民执政。薄熙来引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说：“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关键就在于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原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说，“评价党的执政能力是强还是弱，由谁来认可和评判呢？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最有资格。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说明，人心向背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兴亡的根本因素。一个党的执政能力，归根结底是它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问题。”

　　实践5：一座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

　　1996年，路透社记者来到重庆采访。他在报道的开头写道：“重庆什么生意最兴旺，擦皮鞋的”，并宣称“重庆不适合人类居住”。

　　长江流经重庆境内600公里,江的两岸是云雾缭绕的大山。江水水气弥漫生雾，重庆被称为“雾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工业迅速发展，排放的大量废气和煤烟粉尘与雾气混合，生成黄褐色浓雾，常年罩在城市上空久久难散。山城一入秋，整座城便被黄褐色的浓雾包裹。

　　雨天害怕酸雨，出门一定得打伞，城市中弥漫的浮尘让市民不敢穿白色的衣服出门，穿皮鞋出去一会儿就沾满尘埃。

　　2008年8月19日重庆市拉开了“森林重庆”建设大幕。重庆相继实施城市、农村、通道水系和长江两岸五大森林工程。仿佛一夜间，主干道、背街小巷就披上了绿装。

　　雨水在重庆主城的彩云湖上溅起一圈圈的小小涟漪，空气中流动着干净清爽的花草香气。“完全没想到，桃花溪也有改头换面的一天。”居民刘珲对《重庆日报》记者说。

　　彩云湖是重庆主城第一个湿地公园。而它的前身桃花溪是出了名的臭水沟。在附近住了七年，曾被桃花溪的漫天臭气熏得无处可躲，但今天在公园里散散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成了刘晖每个周末的不变安排。

　　重庆正在进行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拆迁的区域，有一半的集体建设用地面积会变成绿地和公园，供刘晖这样的普通市民休闲和散步。预计到2012年，主城区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将达到38豫以上，绿化覆盖率达到45豫以上，人均公园绿地达到12平方米以上，城市中心区人均公园绿地达到7平方米以上。

　　重庆已建的40多个城市公园，不仅增加了城市公共绿地面积，更重要的是，它们还用花样百出的主题，让市民的休闲生活丰富多彩：在江北区，有全国最大的桂花专类园鸿恩寺公园；在江北区，有浓郁欧式园林风格的江北嘴CBD中央公园；在大渡口，有以中华美德为主题的大渡口区中华美德公园；在巴南区，有以讲述巴人的发展史为主题的巴南区文化公园。

　　从2005年起，重庆开始实施“蓝天行动”，在主城九区范围内控制扬尘污染、燃煤及粉烟尘污染、机动车污染等数千个污染源。同时，逐步淘汰一批能耗高、污染重的生产设备，对污染较重的企业实施搬迁。从2005年的256天，到2006年的260天，再到2007年的274天、2008年的290天、2009年的303天，“蓝天”目标的天数在过去的基础上，一年比一年多。

　　2008年，重庆提出建设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五个重庆”的发展愿景。

　　“森林重庆”让百姓多吸氧，过去两年，重庆造林800万亩，多释放氧气1000多万吨。去年，全国44个城市创“国家园林城市”，重庆得分第一。“畅通重庆”使主城不塞车、乡村有油路。“平安重庆”让群众的人身、财产和家庭安全有保障。“健康重庆”让孩子长得壮、老人能长寿，过去两年，重庆新建塑胶运动场359片，120多万学生改善了锻炼场所。

　　“宜居重庆”让全市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的市民都有房住，而且环境好。这正印证了薄熙来所说的，“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不求经济指标长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老百姓过得最幸福。”

　　最近重庆市委做出的用两年半时间干好10件民生大事，其中就包括，森林覆盖率达到40%，城区绿化率达到35%，建成国家森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

　　实践6：一座民生型的社会主义文明城市

　　夜幕降临，罗伯特·德里法斯望着窗外霓虹灯映照的城市夜空，看上去跟拉斯维加斯一样光彩亮丽，让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顿然失色。“我今天是在中国腹地的土地广袤的大城市重庆写稿。重庆是通向中国西部的门户，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3200万人口。”今天的重庆究竟是一个社会主义红色江山？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世界应该拥抱她？还是畏惧她？

　　罗伯特·德里法斯是美国《国家》杂志的资深记者。2009年他专程来到重庆采访。他写道，“重庆的城市化规模难以令人置信。根据计划，重庆每年要把50万人从农村迁到城市生活。这意味着，重庆必须规划、准备和建设一个亚特兰大城，并为这座城市提供相应的就业、道路、房屋、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等。”他为这篇文章起了一个特别的题目：

　　《重庆：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与此相对，去年美国发现频道播出了著名记者泰德·考帕尔摄制的纪录片《资本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该片围绕重庆发生的故事，深度报道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民。

　　考帕尔1972年曾随尼克松访华首次走进中国大门。自那以后，考帕尔总是从一个新鲜的角度报道中国发生的故事。2008年，考帕尔来到重庆时，他看到了一个令他目瞪口呆的城市。他在重庆做了大量的采访，人们给他讲的故事让他既受启发，又产生惧怕。重庆拥有3200万人口，根据规划，未来几年将有上千万农民加入城市化进程，从农村移居城市。

　　近年来的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元气大伤，失去了大量工作机会；而此时，这座拥有庞大人口、充满活力的山城重庆，却在中国西部内陆迅速腾飞，推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多数西方人没听说过重庆，但到过重庆的西方人却都在惊叹：重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

　　“中美国”命题的发明人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到重庆后感慨，“中国没有任何城市能跟重庆的飞速扩张相提并论。我最近来中国访问，看到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我早先来中国访问，看到过上海和深圳的建设奇迹。但是，重庆建设速度超出想象。云雾中的重庆上空无数的塔式大楼、盘旋在半山腰的大吊车、流光四射的高速公路、崭新的企业新区让人惊羡不止。我在目睹一场类似早年西方城市里发生的又一场工业革命。”

　　作为一个内陆中心城市，重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其外向型经济只占12%。当整个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之下为“保8”艰难奋战时，重庆却以15%的速度飞奔向前。

　　重庆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效，也证明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

　　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目的，也成为发展源泉。

　　重庆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发展民生经济所启动的内需增长模式，将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向与质量。以重庆为试点的城乡统筹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重要动力。这里面不仅包含着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更包括以满足民生需求的社会教育、医疗保障、环境生态。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自东部始。当世界都在思考中国经济大超越的奥秘，思考什么是“中国道路”时，中国正在以可持续发展的大思路，总结西部的十年开发历程，思考它的下一个十年，丰富“中国道路”的内涵。胡锦涛说，“坚持为民谋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首要目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社会建设，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体系，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发展文化事业。”

　　重庆通过看得见的手，创造了投资、消费和就业的多赢。在重庆，国有资本以解决社会民生问题为使命，同时也在服务改善民生过程中发展壮大。如公租房建设，通过国有资本运作承建，政府既不需投入太多资金，没有财政负担，同时还创造了一大笔优质国有资产，不断增值扩张。创新的举措源于创新的思维。薄熙来提出，现代经济就是智慧经济，重庆各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哲学，多掌握一些辩证法。黄奇帆强调“一定要转变一根筋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因为，房产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

　　在中国国企改革中，西方经济学家只看到国企改革能保值增值就行了，一般不会考虑国有资本在国计民生中的战略意义。一般也认为，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是对立的，但重庆开创了一些先例，使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携手并进。过去六年，重庆国有资产总值增加了6倍，同时民营经济也是西部12省中最发达的。在重庆，正是由于国资发展壮大，使得社会可以减轻税收负担。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把“国资增值和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模式称为“民本社会主义”。

　　重庆，找到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最佳共融点，创造了一个民生型的社会主义文明城市，这是一种超越东西方旧有模式的制度创新。在这样一个经济生态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当下，发展微型经济，不仅合乎经济规律，而且是破解诸多难题，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举措。”

　　二、“重庆实践”深化、丰富了“中国模式”

　　1.多元的现代性

　　2004年，美国学者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但是，究竟什么才是‘自主创新’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审视下什么是创新、什么是进步、什么是现代性。”

　　过去500年来，现代性来自西方，而今天的现代性来自北京鸟巢、上海世博园、重庆朝天门。重庆实践展现的是社会主义计划、资本主义市场、国有经济、私有经济、全球化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多元共存的现代性模式。《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现代性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技术这些可能趋同的因素，会把不同国家带到更相似的发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现代性是由历史、文化所促成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这些因素也潜在影响到社会关系、习俗和制度，不仅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同时也包括经济制度。”

　　今天，西方的学术界开始不再用简单化的政治套话和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华志健的《21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在这本书中，中国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正常化和理性化。华志健的观点是，今天在讨论中国时，更应该从赫胥黎的《勇敢的新世界》而不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来观察这个国家。

　　威尔强调通过恐惧的手段来控制人民，而赫胥黎强调的是通过创造需求、提高民生欲望和生活标准来满足人民。”

　　英国经济学家阿纳托勒·卡莱茨基在《时代》周刊写道，“我们西方人有两个选择，或者我们认输地说，中国在人类5000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是一个比美国或者西欧更成功和有生命力的文化，承认中国今天已经自然地获得了全球领袖地位。或者我们干脆承认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之间的竞争，开始严肃地思考如何改革西方资本主义，以求更好的获胜机会。”

　　从重庆实践，到中国未来的创新与变革，中国与世界进入了一个社会与思想发展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面临许多共同的课题，东西方旧的发展方式和范式需要提升、变革和创新。在承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基础上，经过跨文明的沟通，需要跳出原有的知识格局、思想框架和观念的约束，建立一个人类共享的价值体系，进入一个人类不同文明和平共处的和谐新世界。

　　以重庆实践为代表的新社会主义力量，在探索出一条本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种既扬弃旧社会主义弊端，也扬弃旧资本主义弊端的新社会形态。软实力建设不是从外界给自己找来一件意识形态的外衣，而是像重庆那样实实在在地从国情市情出发，按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确立自己的发展思路，探寻自己的发展路径。

　　西方评论家预测，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社会，其未来的行为举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学者沈大伟说，事实上，中国变得“越来越像中国”，而不是像西方。重庆实践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复制了西方模式，而是两方面的结合，不仅在经济领域创新地与世界接轨，同时在政治社会发展上试图创新西方模式，其发展模式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鸿沟，打破了旧有市场经济话语体系，展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适行为的共同叙事话语。

　　2.民生幸福指数再造制度优越性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平等是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是否会把中国推向一个社会抗议频发、进而威胁政治稳定的社会火山？这座社会火山会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挖掘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实践，是在从一个新的视角讨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实合法性和历史合理性。对于共产党执政的态度，不应成为西方流行标签和流行意识形态的囚徒。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江泽民说，“要把关注民生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基石”。胡锦涛多次强调，“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2010年两会报告上温家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说，“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

　　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发展速度可以持续增长20年，或再次遇到1989年式的政治风波，或发生1997年式的亚洲经济风暴，或发生拉美式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将严重侵蚀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合法性。

　　改革开放前，党和政府通过强化社会控制来获得社会支持，如铁饭碗制度、户籍制、住房分配制、国有企业制。但是，随着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人们自由流动加速，不再靠政府去找工作。今天，约4/5的中国人住自己的房子，约3/4的中国人在国有企业之外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就业，而党在这些领域的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潜在和半公开地出现了高举西方普世价值旗帜的反对派。党和政府需要经常面对间接或半公开的失业工人、受压的农民和学生运动引发的社会抗议和群体事件。

　　西方常常用民主和非民主简单地划分这个世界。在其政治理念中，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搞了选票民主，而并不考虑民生的幸福感。中国自古以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倡导民生大于天。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来自民生的不断改善、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社会保障的强化等，来自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不是选票民主，西方有学者认为，以德治国的政府靠的是德，执政和凝聚力的关键来自党的形象、声誉和口碑。重庆的做法是，一切为百姓着想，通过建好“五个重庆”，做好10件民生大事，搞民生财政，促进百姓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增加人民的幸福感，营造党和政府的良好声誉和口碑，实现执政的必然性和制度的优越性。如2009年重庆民生占财政支出达到51.7%，集中投入到就业、教育、养老、社保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

　　薄熙来在2010年6月举行的重庆市委全会上说，“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是土地革命，当年毛主席搞土地革命，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成功了，人民政府还要解决好群众的住房问题，这也是几千年来人民的向往，杜甫就曾说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民生四大要素‘衣、食、住、行’，现在重中之重是解决住房问题。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要给中低收入的群众盖房子”。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强调美国模式的普适性抢占道德高地。作为中国大政战略一部分，中国必须通过营造自己的发展模式，建设自己的道德高地。没有中国模式，等于中国共产党退出道德高地。井冈山、长征、延安、红岩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高地。延安、红岩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高地，不仅是中华。

　　重庆不仅要建内陆开放高地，也要建内陆道德高地，重新在群众心中点亮中共的核心价值和品牌——为人民服务。重庆“唱红打黑”高举核心价值的和公平正义的大旗。“唱红”继承延安、红岩精神，用最少的投入，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重新获取群众对党的信任，壮大拥护党和政府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不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更从思想意识根源上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唱红打黑”强调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是国泰民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最重要的保障。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和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要求，不仅是维护经济权利，还要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公民在安全、人权、福利、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这个职能和权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通过打黑，确保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促进民生改善与政治稳定。

　　重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通过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

　　当前，对共产党执政最大的不满是腐败和房价。重庆打黑是在民众的支持和舆论的推动下，以体制内的力量为主来惩治腐败，并通过内部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建立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重庆的打黑行动表明，在现行体制内治理腐败是完全可能的。这对于正被腐败困扰着的中国改革来说，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关系到中国未来改革的走向。

　　打黑除恶不仅对于百姓安居乐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进一步诠释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新实践是一幅有前瞻性的蓝图，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实践依据，为社会多元条件下如何凝聚各方力量，进行了政治探索。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3.中国国家能力的优势

　　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波波夫问：中国今天的经济模式与西方的经济模式究竟不同在哪里？中国的经济既不是中央计划的，也不是国家所有的。中国75%的GDP来自非国有和私营经济。这跟西方没有区别。中国政府占GDP的开支不足20%，比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低，也低于处于中国同样人均GDP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教育、医疗都不再是免费，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在加大。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模式真的有一种继续增长的魔力吗？

　　波波夫在他最近的文章《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独一无二的品种吗？》中写道，中西方模式最大的不同是国家行政能力的差异。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国家行政能力方面，尽管从人均GDP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从国家行政能力看，中国更像一个发达国家。如果把中国跟今天的与中国人均GDP相同的发展中国家比，或者把中国跟100年前与中国人均GDP相同的发达国家比，将彰显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来。

　　国家行政能力又称国家制度能力，指的是政府实施政策与执法的能力。有很多主观的指数，如腐败、法制、行政效率等，被用来测量国家制度能力。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些主观的指数具有偏见性，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运行状况。衡量国家制度能力的客观指标应该是凶杀案与黑社会经济。坡伯甫通过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料发现，中国在这两个指标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在2002年，中国每10万人凶杀案是3起，欧洲和日本是1—2起，美国是5起。中国更像一个发达国家。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有这样的凶杀犯罪率。今天，拉丁美洲、撒哈拉南部非洲、前苏联地区犯罪率高。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成功实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国家能力。日本新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说，虽然“共产党一党专政”长期以来被视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但实际上这一“弱势”已经转变为“优势”。“优势”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权力。通过支配土地、国民、企业、金融和市场等要素分配行使这一权力，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还投入巨资让大型建筑公司、通信公司和铁路公司承建公共项目，以迅猛之势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民主国家在决策之际必须通过议会进行磋商，而中国共产党无须经过这一程序。由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权力，可以保证政策得以迅速实施，其速度之快远非民主国家所及”。

　　波波夫认为，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中国成功了，而在苏联地区失败了？这是因为苏联地区在转型过程中破坏了国家制度能力——社会主义的宝贵遗产。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保留了这份遗产。1979年中国的市场改革带来的中国经济的高度增长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后，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政府。这个高效的政府是中国过去几百年间都不曾有过的。比如，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在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北京政府在统治中国各地的执法和行政的效率超过秦始皇或者他之后的任何中国朝代与政府。在19世纪，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仅占GDP的3%(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是12%)。

　　在国民党政府期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到了GDP的5%。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毛泽东留下的政府财政收入达到了20%。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影子经济几乎不存在。1985年透明国际估计，中国的腐败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

　　同样的是，中国不法的影子经济不到中国GDP的17%，低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

　　在发展中国家，影子经济占GDP的40%，甚至60%，比如越南、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

　　4.“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重庆按照科学发展观走出的新路，不仅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展示，而且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近年来，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中国政府沉着应对，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而在世界舆论中引起了对中国模式更加密集的关注和讨论。学者吴旭说，“这一次全球化解套的过程，也意味着‘美国模式’统领全球的地位正在走向终结。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其模式的溃败和消失，而是指其政经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创新和带动力出现了衰竭的迹象”。人类发展史本来就延续着波浪式逐级推进的过程。而中国的成功也有其历史逻辑的合理必然性。

　　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的选择，成为世界其他国家追随的发展模式。冷战结束后，西方的价值观被《历史的终结》作者称为终极的、普适的模式。

　　许多国家开始拥抱西方政治经济模式。但是2007年后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促使人们关注中国模式的崛起，发现中国的持续增长、中国的复兴之路、中国成为全球大国，不需要改变政权，不需要改变主流意识形态，依靠的是政治稳定、社会保障、民生质量持续提高。重庆的“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这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度过了经济萎缩，而且还享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30年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市场完全自由化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成功了。但是在泰国、菲律宾和印尼，虽然西方的政体在这些国家成功了，但是，经济没有上去，民生倒退了。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承认美国掌握世界的未来权力；承认西方价值的普适性；弱小国家要向西方借钱，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屈从西方，如实行经济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为西方的利益集团服务。这是一种过时的西方至上情结。华盛顿共识导致很多国家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如玻利维亚、阿根廷、墨西哥、秘鲁、苏丹、尼日利亚、赞比亚、乌干达、阿尔及利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华盛顿共识带来了食品、能源的价格飞涨，引发群众的暴力抗议。结果，军警残酷镇压。华盛顿共识失去了合法性和吸引力。而中国模式打破了这个范式，中国的成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选择。

　　从这一点上看，科学发展观的重庆实践具有全球意义。

　　世界上没有一个万能的、普适的钥匙能解决所有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其不能再保障广大人民的生活幸福，就失去了合法性。重庆的改革不是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减少公共领域的支出，如减少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权力的投入，废除政府的补贴。削减政府公共支出、减少政府赤字，这将会严重影响重庆山区、库区的脱贫和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世界银行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没有实现其设想的经济增长，而重庆实现了。今天解决世界问题不在华盛顿、布鲁塞尔，而正在移到新的经济中心，如北京、上海、重庆。

　　早期殖民时代，欧洲国家在启蒙的旗帜下，到非洲和东方国家来，推行欧洲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种经济上的掠夺，而没有给非洲带来什么好处。同样，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模式也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今天，中国不再躲在别人的模式话语后面求发展，正在开辟一条自己的道路。由于不断增长的国内资源需求的制约，中国需要的是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而中国的社会稳定又取决于民生的改善。重庆提供的经验是，国企的红利为政府提供了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投入、增加就业、建公租房的资金来源，把人民群众的物质财富提高到新的水平，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民心。民生质量指数和人民尊严指数高了，群体上访和社会抗议压力就小了。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生工程。现在中国的粮食产量已达5.2亿吨，是1949年的4倍；猪牛羊肉5300万吨，增长了6倍；水果1.9亿吨，人均达145公斤，增长了20倍；服装产量超过200亿件，化纤、布匹、尼绒均居世界第一；洗衣机、彩电等210多种消费型工业品产量也是世界第一；2009年，汽车产量1300万辆，手机用户7.8亿，都是世界第一；电脑1.8亿台，占全球一半；互联网用户3.8亿，超过美国与日本的总和。普通高校在校生已超过2800万，居世界首位。薄熙来说，“这些数据说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不仅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了，而且已经发展起来了，晚清时的屈辱早已远去。讲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有硬邦邦的民意基础和事实根据，在全国人民中，我们党的公信力实实在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足以自豪！尽管还有议论，还有负面的看法，但凡是客观、公正的人静下心来看看现实，都会认可我们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历史性的贡献”。

　　2010年6月，盖洛普公布2009年全球民生指数为，中国民众认为受到尊重对待的比例为91%，高于87%这一全球平均比例。美国2009年民众受尊重比例为89%，加拿大和墨西哥比例为93%。怀默霆最近出版了《社会火山之误解：当代中国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认知》。怀默霆2004年对中国的普通百姓展开了一个系统的全国性调查，直接问他们对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的个人感受：中国公民对当前的不平等越来越愤怒了吗？改革时代的“失败者”，比如农民们是否特别生气？民粹的愤怒会导致中国的政治不稳定吗？这项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比别国的公民，例如西方国家公民，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的发展态度更积极和乐观。

　　弗朗西斯·福山在2009年9月号《中央公论》上的一篇专访(《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说，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中国今后的民主法治建设不大可能全盘引进西方理念，而更可能采取立足民生，务实渐进的方式，围绕环境污染、土地征用、基层官员腐败等具体问题，通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磨合，逐步实现制度的进步和升级。“历史终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

　　三、在世界观念市场推销“重庆实践”

　　当前经济学家争论，如果还会发生经济奇迹，下一个经济奇迹会在哪里发生？重庆实践所承载的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复制？或者是可持续性的吗？

　　2010年6月《福布斯》杂志发表的题为《中国还不是超级大国》的文章写道，“不存在人们热烈追求的中国模式这种东西”。“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事实证明可以经历长期考验的经济模式。”

　　今天西方的主流思潮是，未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将发生在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和印度这些鼓励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里。而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将会经历增长放缓或者进入不景气。

　　西方学者相信，一个鼓励科学和创业的国家，不论有没有平等，都会繁荣起来。因此，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将会成为未来世界领袖。威权国家仅仅是在追赶阶段取得快速增长，一旦一个国家接近技术前沿，这个国家不可能以拷贝别国发明来求得增长。这个国家只有鼓励自由的创业精神，只有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拥有一个民主的政权，才能持续增长。

　　但是，波波夫说，这种基于创新的增长还有赖于实证研究论证。至少通过考量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专利发明，发现这些国家都在超过或者快速赶上美国。中国国家专利局已经取代了欧洲专利局，成为世界上批准专利数的第四大专利局(世界四大专利局依次是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早在60年代，人们在讨论未来的经济奇迹将发生在哪里。有人下赌注说，将发生在自由、民主的印度和拉美国家；另有一些人说，将发生在中央集权和政府干预严重的东亚国家；甚至还有人说，将发生在共产党国家。波波夫说，“我们无法确定未来的经济奇迹将发生在哪里。但是，如果中国的国家能力在改革中逐渐被削弱，中国转型到了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高速增长将会结束。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模式将不再那么特别了”。

　　一个大国应该是在思想与意识形态、经济体系和军事实力方面都取得支配地位的国家。

　　美国依然在竭力推行着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如果中国人自己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就很难影响世界。在苏联东欧解体后，学术界认为，中国进入一个利益多元、多样和多变的社会后，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意识形态最为淡漠和混乱的国家。

　　中国各级党和政府组织、社会各个阶层需要在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旗帜下尽快形成一种凝聚党和人民关系的新的认同和理想——建设人民幸福生活的家园。薄熙来指出，“改善民生，既是我们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始源和归宿”。民生导向的重庆发展模式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心。

　　科学发展观的重庆实践正在探索着新的发展方式，这个实践不仅适合中国，更有望通过重庆经验与浦东经验、深圳经验等各地的经验有机组合在一起，共同实践并创造“中国模式”。通过深圳、浦东和重庆的经验，人们看到，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自由民主和人权方面不是只有充当西方国家学生的角色。中国这样一个西方人眼中的古老东方国家，有能力通过自己成功的实践来科学定义价值观，也能成为世界发展新模式、新制度和新标准的制定者和领导者。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欧洲的思想观念带进了国际观念市场。美国的软实力来自美国思想观念和美国人编制的美国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的软实力来自中国原创的思想观念与中国人编的“中国模式”在国际观念市场上的竞争力。重庆协调激发个体积极性和公共控制能力已经成为一种软实力，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超过西方模式的吸引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将把重庆探索的实践带进国际思想观念市场。

　　 “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

　　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正如霍普金斯大学讲座教授吴旭所说：“作为一个有着历史责任感的大国，中国需要打造、构筑和推销自己的梦想。‘中国梦’不是自我炫耀，而是中华文明为世界发展前景提供的一个答案。”2003年，巴基斯坦总统穆萨拉夫在北京对中国商界领袖们说，“过去是属于欧洲的，现在是属于美国的，而未来是属于亚洲的。中国过去20年来的经济奇迹成为像巴基斯坦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指路灯塔”。

　　重庆城乡统筹试点，和破解中国人格分裂难题是对世界现有发展模式的挑战。思想界和学界面临着一个知识转型的创新机遇。新的知识和观念将在科学发展观重庆的实践中挺拔而出。人们将以更多样的视角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前途与命运。如果重庆的实践和奇迹真正能成为中国梦、巴基斯坦梦、尼泊尔梦、塞内加尔梦……人们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知识范式将发生扭转乾坤的巨变。科学发展观在重庆实践中产生的新经验和新观念可能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新知识。

　　无论是重庆梦，还是中国梦，还是美国梦，上海浦东开发区早期的建设者赵启正说，“一个国家的梦必须由全体民众的梦组成，脱离了多数人的梦，国家的梦就成了空中阁楼，必然是不能实现的梦”。“五个重庆”编织的美妙世界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也是全世界许多人的梦想。这样的重庆梦和中国梦等于中国的软实力，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和相仿的力量，应该在国际观念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重庆故事和重庆梦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

　　重庆是邓小平走向世界的地方，今天的重庆正处在走向世界的新起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