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薄案“審判難”的背後，是中國正遭遇最艱難的歷史轉折

　　自去年3月15日高層拿下薄熙來後，這個一度被認為可以重判至死刑的“鐵案”，拖延一年有餘之後，已陷入僵局：極右顏色黨人十二萬分焦慮，時不時發出種種信號，催促速審重判；而挺薄人士則寸步不讓，繼續深入揭露此案背後的黑幕與黑幫；高層對薄案則啞然無語，主流輿論更是絕口不談薄案。

　　薄案之“審判難”，直觀看在於背景過於黑暗複雜，但作為建國以來的第一樁從高層到社會、從理論界到普通人、從國內到國外各種力量都深度關心並介入的案件，內中有着更深層的原因。這就是：中國目前正處於前、後兩個工業社會轉變進程中，這是各國發展過程中都曾遭遇過的一個最艱難的歷史轉折，一個極其深刻的內部矛盾開始暴露：

　　——一方面，在後工業化時期，中產階級將取代無產階級成為主體勞動階級，這需要較多的教育、醫療等人力資本投入，而中產階級的成長初期，非常需要政府主導；因此，要實現好這一轉折，就必須建立一個為將成為勞動者多數的中產階級服務的“好政府”。

　　——另一方面，前工業化的過度競爭所導致的壟斷，已催生了大資產階級，其阻礙就業、豪取利潤、維護壟斷等特徵，往往會加劇社會矛盾，遏制中產化進程；而大資產階級非常需要政府的支持與保護，在現實中往往會製造出一個權資勾結、服務於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壞政府”。
在這一轉折的初期，大資產階級的力量遠遠要強於中產階級，所以會強力地阻遏這個轉折，使其難而又難。

　　2、轉折成敗與否，在於能否最終建立起一個“好政府”

　　歷史上曾先後有過三種實現上述轉折的途徑：最初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主要靠殖民主義和世界大戰完成轉折；之後是新興工業化國家，靠“冷戰紅利”和發達國家產業轉移完成之；再後是計劃經濟國家，靠先培養起中產階級後備軍——知識分子去實現。經驗證明：受制於大資產階級的政府，客觀上都會極力遏制中產化進程，導致勞動者無產階級化、貧困化，社會矛盾與衝突不斷，而這些都源自於轉折期會普遍出現“壞政府”。所以，上述三種完成轉折的途徑，幾乎都付出過沉重的代價。

　　而完成這個轉折的標誌，就是最終會建立起一個不為權貴所操控的、有利於主體階級（中產階級）的“好政府”。一些學者揚言：只要搞了“憲政民主”就可以解決中國轉折問題，但信其者不多，就是因為都看出了，目前的中國尚缺少一個龐大中產階級作為社會基礎。為什麼發達國家大多是在二戰後才建立起真正的憲政民主？亦在於這個社會基礎建立得相當漫長與艱難。

　　3、中國曾經選擇過一條“代價最不高”的“最不壞”改革路線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選擇了一條特色前工業化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先把GDP搞上去，暫時不顧政治、社會發展等問題；“堅持改革開放”——搞市場化、私有化、全球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保持社會穩定。

　　這種選擇，首先是因為中國實現前工業化有四大難點：第一是前述三類國家的歷史條件都已消失；第二是中國發展階段低，人口多、自然條件差，社會矛盾多；第三是民族問題對於國家穩定影響大；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改革起點上，不可避免地必須走政府主動扶持資產階級的路子。

　　但有利條件是，毛澤東給中國改革留下了幾筆政治紅利：第一是建立起了以核武器為標誌的強大國防力量，農業生產外部條件已有大的改善，有較好的穩定根基；第二是基本合理的民族政策，使周邊環境相對安定；第三是毛澤東打開了對西方的關係，改善了外部政治、經濟條件；第四是文革打破了思想禁錮，改革可以比較迅速地推進。

　　四大難點，預示着中國前、後工業社會的轉折，極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而四大紅利，又提供了防止出現巨大社會動盪與倒退的條件。因此，總設計師的“經濟改革+政治穩定”的改革路線，當時確實是一種“最不高代價”的“最不壞”選擇；而在當時，也確實沒有“最低代價”的“最佳”選擇。事實證明，中國多數老百姓也是基本認同這條路線的。

　　4、到前、後工業化轉折開始時，中國的改革路線已從“最不壞”走向“最壞”

　　然而，“最不壞”畢竟屬於“壞”，“最不高代價”畢竟屬於“高代價”，這種劣中擇“優”，後患往往很多很大，到了向後工業階段轉折時，就必須進行重大的再改革。考慮到後工業化時代中產階級居於主導地位的基本社會結構，因此，中國轉折期的再改革，關鍵在於如何適時推進官員中產化，造成一個既不僅只代表無產階級，也不僅只代表（大）資產階級的“中（間）立（場）政府”，這是時代所要求的。

　　然而，由於中國選擇了本質上屬於“壞”的和“高代價”的改革路線，尤其是政府扶持資產階級的做法，使腐敗速生狂長，難以遏制。最初腐敗還只是少數人的行為，到“8*9動亂”時，無論官民，上下對腐敗還是同仇敵愾的，那時本來是推進官員中產化改革的最好時機，但是蘇東劇變和第三代的改革無知，使總設計師大亂方寸，一個號召不計後果的改革的“南巡講話”，不僅中止了反腐敗，更使各級官員看透了一切，利用國家資源積累個人資本，成了所有官員的共識和追求。權力與資本相互寄生，“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迅速成為了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合理不合法”內核，中國進入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腐敗時代，中國的“壞政府”，也壞到了世人皆以為無藥可治的地步；而與之相應的是，30年來走過的“最不壞”的舊改革路線的歷史使命，也隨之結束。

　　5、薄熙來在重慶的探索證明：尋找一條建立“好政府”的新改革路線，是完全做得到的

　　中國極右顏色黨與極左派所熱衷的“左右之爭”，其實都是少數脫離大眾的知識分子的訴求，就多數老百姓而言，鮮有人相信會走什麼“文革復辟”的“老路”，也鮮有人要支持那條可能分疆裂土的“邪路”。所以，當溫家寶宣布重慶搞“文革”一時貽笑大方時，就有人看出這實際上是掩蓋顏色黨極端恐懼的新、舊改革路線之爭：在老路不存在、舊路走不動的窘困之中，顏色黨欲乘機將國家逼入邪路的期望，為薄熙來的重慶探索突然打破。這個探索證明了幾點：

　　——從打黑開始反腐，是建立一個好政府的開端。好政策不難制定，但壞政府絕不會真心去實施。在腐敗成為絕大多數官員的普遍行為時，從打黑除惡入手反腐，可以將打擊面縮到最小範圍；反過來，多數官員可以在打黑除惡中看到前途與希望，會主動脫黑入白，薄主政時的重慶官場實際上已在逐步淨化。

　　——僅僅在四年時間裡，重慶探索就迅速改變了該市政府黑化趨勢，一個改革開放30年來首次為老百姓真心稱道的好政府，正初步建立起來。由於好政策有了實施者與擔當人，長期停留在口頭上的分配關係調整、社會關係和諧等等，在重慶都開始一一落到實處，不像中國其他地方那樣口惠而實不至。更有意義的是，重慶在打黑除惡反腐中占據了政治制高點，其政治改革的新思路已經成型，比如，若不是因為倒薄，其財產公示和基層選舉可能已經全面鋪開。

　　——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重慶搞了“共富”就會影響經濟發展，相反，重慶多年想搞而搞不動的工業從“舊重化”（汽車、摩托車、冶金等）到“新輕化”（信息化）的轉變，在薄書記和黃市長的領導下正迅速推進。該市增長速度在全國領先，更是打破了經濟學家們“共富必減效”的傳言。

　　——最重要的一點是，重慶不沿海不沿邊，屬於西部條件較差的內地，薄到任時，政治、經濟、社會條件已相當惡化，其經濟社會發展居然能夠在短期內實現重大飛躍，證明了確實存在一條在中國各地都具有普適性的新改革路線。事實上，在高層倒薄前，許多地方都開始學習重慶經驗。

　　6、薄熙來的最大成功，是把中國帶到了必須在“黑路”與“新路”面前做出抉擇的歷史轉折點　

　　一些人以為，倒薄證明了重慶探索是失敗的，其實，這恰恰使薄取得了巨大成功：

　　——首先，薄熙來案件，把目前中國改革中的左、右之爭，引向了新、舊改革路線之爭，使人們對於中國該做出什麼樣的選擇，有了新的認識。

　　——其次，薄熙來探索，使一些原來並不關心重慶探索的新改革道路的人，看到了解決中國轉折難題的希望與途徑，使人們對新改革道路的認識，被實證化和明晰化了。

　　——最後，倒薄也從反面證明，高層的黑惡勢力，是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事實上，從倒薄開始，中國政治迅速公開西西里化，而18大前的搶奪軍權，表明高層的政治“黑化”正在占據統治地位。

　　所以，重慶探索的最重要意義，是預示着舊改革路線已經死亡，從而把中國推到了必須作出重大抉擇的境地：是把已經開啟的“黑路”、即西西里化走下去，還是走一條重慶那樣的新改革道路？

　　7、欲走新路線，還須依賴政治上的“兩個崛起”

　　薄熙來探索證明：體制內出現新改革派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薄亦未必全無復出或者發揮實際作用的希望；但是倒薄的殘酷現實又說明，對於體制內自新力量切不可期望過大。一些人曾寄希望於薄的人，轉而又去寄希望於習、李，這其實有點異想天開：習屬於政治紈絝，除了搞點痴人夢語之類的雕蟲小技外，一無創新；李則是弱智治國，除了重複三十年裡屢改屢敗的精簡機構改革，就是繼續朱、溫“賣光”改革路線。從習、李上台半年多的拙劣表演不難看出，他們主觀上仍然想延續代表大資產階級的舊改革路線，而客觀上也就必然繼續把中國從舊路引向黑路。據此，主張新改革道路的人們，除了不放棄支持體制內的自新力量外，更需要寄希望於、並努力去推動中國政治的“兩個崛起”：

　　——寄希望於中產階級的政治崛起。中國中產階級的興起，已遇到了權貴資產階級的“新三座大山”等等的強力阻遏；但前、後工業化轉變是已知趨勢，只要中國經濟結構繼續升級，中產階級崛起就只是時間問題。因此，中產階級將會在推動因素與阻遏因素之間的反覆較量中艱難崛起，這種狀態，在客觀上要求中國的中產階級，首先不是在數量上崛起，而是在政治上崛起，也就是要用盡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表達政治訴求，參與政治行為，以不斷推動代表自己利益的中國新改革路線的成長。

　　——寄希望於網絡民主政治的崛起。中國中產階級比早先那些國家幸運的是，其崛起與網絡時代並行，無所不在的網絡，創造出了任何邪惡力量所難以遏制的新型民主政治手段。而網絡活動的主體，又恰恰是在知識與文化上具有優勢的中產階級。倒薄事件之所以顯示出了新改革路線的強大力量，網絡政治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網絡政治是克服中產階級崛起阻遏力的一個強大力量。

　　倒薄後中國走“黑路”的可能性變得很大，但如果能較快地推進上述兩個崛起，並與體制內力量結合起來，阻止中國走黑路，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因為有了倒薄這一因素，走新改革道路的難度業已變得非常之大，一種最壞的情況是：舊路走不動，新路不准走，只能從黑路走向死路，那時的中國，很可能要重複一次歷史大倒退的歷史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