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薄案“审判难”的背后,是中国正遭遇最艰难的历史转折
自去年3月15日高层拿下薄熙来后,这个一度被认为可以重判至死刑的“铁案”,拖延一年有余之后,已陷入僵局:极右颜色党人十二万分焦虑,时不时发出种种信号,催促速审重判;而挺薄人士则寸步不让,继续深入揭露此案背后的黑幕与黑帮;高层对薄案则哑然无语,主流舆论更是绝口不谈薄案。
薄案之“审判难”,直观看在于背景过于黑暗复杂,但作为建国以来的第一桩从高层到社会、从理论界到普通人、从国内到国外各种力量都深度关心并介入的案件,内中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目前正处于前、后两个工业社会转变进程中,这是各国发展过程中都曾遭遇过的一个最艰难的历史转折,一个极其深刻的内部矛盾开始暴露:
——一方面,在后工业化时期,中产阶级将取代无产阶级成为主体劳动阶级,这需要较多的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投入,而中产阶级的成长初期,非常需要政府主导;因此,要实现好这一转折,就必须建立一个为将成为劳动者多数的中产阶级服务的“好政府”。
——另一方面,前工业化的过度竞争所导致的垄断,已催生了大资产阶级,其阻碍就业、豪取利润、维护垄断等特征,往往会加剧社会矛盾,遏制中产化进程;而大资产阶级非常需要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在现实中往往会制造出一个权资勾结、服务于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坏政府”。
在这一转折的初期,大资产阶级的力量远远要强于中产阶级,所以会强力地阻遏这个转折,使其难而又难。
2、转折成败与否,在于能否最终建立起一个“好政府”
历史上曾先后有过三种实现上述转折的途径:最初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靠殖民主义和世界大战完成转折;之后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靠“冷战红利”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完成之;再后是计划经济国家,靠先培养起中产阶级后备军——知识分子去实现。经验证明:受制于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客观上都会极力遏制中产化进程,导致劳动者无产阶级化、贫困化,社会矛盾与冲突不断,而这些都源自于转折期会普遍出现“坏政府”。所以,上述三种完成转折的途径,几乎都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而完成这个转折的标志,就是最终会建立起一个不为权贵所操控的、有利于主体阶级(中产阶级)的“好政府”。一些学者扬言:只要搞了“宪政民主”就可以解决中国转折问题,但信其者不多,就是因为都看出了,目前的中国尚缺少一个庞大中产阶级作为社会基础。为什么发达国家大多是在二战后才建立起真正的宪政民主?亦在于这个社会基础建立得相当漫长与艰难。
3、中国曾经选择过一条“代价最不高”的“最不坏”改革路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选择了一条特色前工业化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把GDP搞上去,暂时不顾政治、社会发展等问题;“坚持改革开放”——搞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社会稳定。
这种选择,首先是因为中国实现前工业化有四大难点:第一是前述三类国家的历史条件都已消失;第二是中国发展阶段低,人口多、自然条件差,社会矛盾多;第三是民族问题对于国家稳定影响大;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改革起点上,不可避免地必须走政府主动扶持资产阶级的路子。
但有利条件是,毛泽东给中国改革留下了几笔政治红利:第一是建立起了以核武器为标志的强大国防力量,农业生产外部条件已有大的改善,有较好的稳定根基;第二是基本合理的民族政策,使周边环境相对安定;第三是毛泽东打开了对西方的关系,改善了外部政治、经济条件;第四是文革打破了思想禁锢,改革可以比较迅速地推进。
四大难点,预示着中国前、后工业社会的转折,极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四大红利,又提供了防止出现巨大社会动荡与倒退的条件。因此,总设计师的“经济改革+政治稳定”的改革路线,当时确实是一种“最不高代价”的“最不坏”选择;而在当时,也确实没有“最低代价”的“最佳”选择。事实证明,中国多数老百姓也是基本认同这条路线的。
4、到前、后工业化转折开始时,中国的改革路线已从“最不坏”走向“最坏”
然而,“最不坏”毕竟属于“坏”,“最不高代价”毕竟属于“高代价”,这种劣中择“优”,后患往往很多很大,到了向后工业阶段转折时,就必须进行重大的再改革。考虑到后工业化时代中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基本社会结构,因此,中国转折期的再改革,关键在于如何适时推进官员中产化,造成一个既不仅只代表无产阶级,也不仅只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中(间)立(场)政府”,这是时代所要求的。
然而,由于中国选择了本质上属于“坏”的和“高代价”的改革路线,尤其是政府扶持资产阶级的做法,使腐败速生狂长,难以遏制。最初腐败还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到“8*9动乱”时,无论官民,上下对腐败还是同仇敌忾的,那时本来是推进官员中产化改革的最好时机,但是苏东剧变和第三代的改革无知,使总设计师大乱方寸,一个号召不计后果的改革的“南巡讲话”,不仅中止了反腐败,更使各级官员看透了一切,利用国家资源积累个人资本,成了所有官员的共识和追求。权力与资本相互寄生,“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迅速成为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合理不合法”内核,中国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腐败时代,中国的“坏政府”,也坏到了世人皆以为无药可治的地步;而与之相应的是,30年来走过的“最不坏”的旧改革路线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
5、薄熙来在重庆的探索证明:寻找一条建立“好政府”的新改革路线,是完全做得到的
中国极右颜色党与极左派所热衷的“左右之争”,其实都是少数脱离大众的知识分子的诉求,就多数老百姓而言,鲜有人相信会走什么“文革复辟”的“老路”,也鲜有人要支持那条可能分疆裂土的“邪路”。所以,当温家宝宣布重庆搞“文革”一时贻笑大方时,就有人看出这实际上是掩盖颜色党极端恐惧的新、旧改革路线之争:在老路不存在、旧路走不动的窘困之中,颜色党欲乘机将国家逼入邪路的期望,为薄熙来的重庆探索突然打破。这个探索证明了几点:
——从打黑开始反腐,是建立一个好政府的开端。好政策不难制定,但坏政府绝不会真心去实施。在腐败成为绝大多数官员的普遍行为时,从打黑除恶入手反腐,可以将打击面缩到最小范围;反过来,多数官员可以在打黑除恶中看到前途与希望,会主动脱黑入白,薄主政时的重庆官场实际上已在逐步净化。
——仅仅在四年时间里,重庆探索就迅速改变了该市政府黑化趋势,一个改革开放30年来首次为老百姓真心称道的好政府,正初步建立起来。由于好政策有了实施者与担当人,长期停留在口头上的分配关系调整、社会关系和谐等等,在重庆都开始一一落到实处,不像中国其他地方那样口惠而实不至。更有意义的是,重庆在打黑除恶反腐中占据了政治制高点,其政治改革的新思路已经成型,比如,若不是因为倒薄,其财产公示和基层选举可能已经全面铺开。
——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重庆搞了“共富”就会影响经济发展,相反,重庆多年想搞而搞不动的工业从“旧重化”(汽车、摩托车、冶金等)到“新轻化”(信息化)的转变,在薄书记和黄市长的领导下正迅速推进。该市增长速度在全国领先,更是打破了经济学家们“共富必减效”的传言。
——最重要的一点是,重庆不沿海不沿边,属于西部条件较差的内地,薄到任时,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已相当恶化,其经济社会发展居然能够在短期内实现重大飞跃,证明了确实存在一条在中国各地都具有普适性的新改革路线。事实上,在高层倒薄前,许多地方都开始学习重庆经验。
6、薄熙来的最大成功,是把中国带到了必须在“黑路”与“新路”面前做出抉择的历史转折点
一些人以为,倒薄证明了重庆探索是失败的,其实,这恰恰使薄取得了巨大成功:
——首先,薄熙来案件,把目前中国改革中的左、右之争,引向了新、旧改革路线之争,使人们对于中国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有了新的认识。
——其次,薄熙来探索,使一些原来并不关心重庆探索的新改革道路的人,看到了解决中国转折难题的希望与途径,使人们对新改革道路的认识,被实证化和明晰化了。
——最后,倒薄也从反面证明,高层的黑恶势力,是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事实上,从倒薄开始,中国政治迅速公开西西里化,而18大前的抢夺军权,表明高层的政治“黑化”正在占据统治地位。
所以,重庆探索的最重要意义,是预示着旧改革路线已经死亡,从而把中国推到了必须作出重大抉择的境地:是把已经开启的“黑路”、即西西里化走下去,还是走一条重庆那样的新改革道路?
7、欲走新路线,还须依赖政治上的“两个崛起”
薄熙来探索证明:体制内出现新改革派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薄亦未必全无复出或者发挥实际作用的希望;但是倒薄的残酷现实又说明,对于体制内自新力量切不可期望过大。一些人曾寄希望于薄的人,转而又去寄希望于习、李,这其实有点异想天开:习属于政治纨绔,除了搞点痴人梦语之类的雕虫小技外,一无创新;李则是弱智治国,除了重复三十年里屡改屡败的精简机构改革,就是继续朱、温“卖光”改革路线。从习、李上台半年多的拙劣表演不难看出,他们主观上仍然想延续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旧改革路线,而客观上也就必然继续把中国从旧路引向黑路。据此,主张新改革道路的人们,除了不放弃支持体制内的自新力量外,更需要寄希望于、并努力去推动中国政治的“两个崛起”:
——寄希望于中产阶级的政治崛起。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已遇到了权贵资产阶级的“新三座大山”等等的强力阻遏;但前、后工业化转变是已知趋势,只要中国经济结构继续升级,中产阶级崛起就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中产阶级将会在推动因素与阻遏因素之间的反复较量中艰难崛起,这种状态,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的中产阶级,首先不是在数量上崛起,而是在政治上崛起,也就是要用尽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表达政治诉求,参与政治行为,以不断推动代表自己利益的中国新改革路线的成长。
——寄希望于网络民主政治的崛起。中国中产阶级比早先那些国家幸运的是,其崛起与网络时代并行,无所不在的网络,创造出了任何邪恶力量所难以遏制的新型民主政治手段。而网络活动的主体,又恰恰是在知识与文化上具有优势的中产阶级。倒薄事件之所以显示出了新改革路线的强大力量,网络政治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网络政治是克服中产阶级崛起阻遏力的一个强大力量。
倒薄后中国走“黑路”的可能性变得很大,但如果能较快地推进上述两个崛起,并与体制内力量结合起来,阻止中国走黑路,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因为有了倒薄这一因素,走新改革道路的难度业已变得非常之大,一种最坏的情况是:旧路走不动,新路不准走,只能从黑路走向死路,那时的中国,很可能要重复一次历史大倒退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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