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共和中的帝制”
张鸣,袁训会、姬燮/采,共识网
嘉宾简介:张鸣,浙江上虞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该系主任。成长在北大荒的张鸣,曾做过农工、兽医。199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近期出版有新著《共和中的帝制》。
“袁世凯死了,中国也跟着输了”
袁训会:在研究“共和中的帝制”这一议题时,按理说,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应当更具有代表性,为什么您却将张勋复辟作为研究对象?
张鸣:袁世凯是个大人物,写他的人很多,相对的,写张勋复辟的人很少,而且,张勋复辟更有代表性地说明了共和制度的问题。袁世凯这个大人物搞的复辟刚失败,张勋就跟着又搞了一次复辟,这说明什么?当时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复辟是中国的出路。不是说袁世凯喜欢当皇帝,这么解释,是把历史漫画化了。
而且,在当时老百姓的眼中,民国就是不如大清。这种情况也很容易理解,人一旦有了不满的情绪,就倾向于把当下跟过去做比较。
国人受进步史观的影响太重了,老认为晚清王朝一塌糊涂,其实晚清很不错,从秩序和社会繁荣度来讲,它都比民国好,民国时期,总统和总理闹翻了,国会也搞不好,国家一团糟。
有人庸俗地说,两次帝制复辟都失败了,说明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这是扯淡的,如果民主共和真得好,怎么会出现两次复辟?这种思路是把丧事当喜事办了,因为出事了,才证明民主共和的伟大,这是中国人分析历史的一贯思路。
第二次帝制比第一次帝制力更有意义,对它的研究,更能把问题说清楚,对民国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潮有一个梳理。
袁训会:关于“共和中的帝制”的研究,听说是源于您收到一个写历史剧的邀请。
张鸣:对,这件事最早是这么挑起来的,诱惑挺大的,写张勋复辟的历史剧,听起来是挺好玩的。但我动笔之后,发现不行,掺假的事太多,其实这是一个好题材,但是没法由我写。
真正让我有兴趣去研究这个话题的原因,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些,要不然我就不用费这么大劲,很辛苦地把它写出来了。
我当时比较了两次复辟,发现袁世凯复辟不如张勋复辟典型,但研究张勋的人太少,台湾一位学者的书里有一些论述,还有一个台湾学者关于前清遗老的研究里也提过点,但他更多从思想上论述,剩下的,我就没找到像样的研究了。在大陆,多是像教科书这样的历史小读物,很扯,基本没有什么人碰张勋复辟,所以我想研究下它。
姬燮:袁世凯复辟,以及张勋复辟,国内多是以进化史观,将其定性为反动,您认为应该怎么评价两次复辟行为?
张鸣:应该抛开进步史观来看问题,不要上来就褒贬,过去的历史研究带有太多的道德评判,很多话语都有问题,比如“北洋军阀”、“封建军阀”、“83天皇帝梦”等,其实都是扯淡。先要抛开这种东西,然后再去看历史。
实际上,当时的共和制度明显有问题,运行得很勉强,虽然它推翻了帝制。革命党人跟袁世凯最早的谈判过程中,也讨论过,是不是实行君主立宪要更好,很多人对此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是找不到一个当皇帝的人而已,各省都拒绝清朝皇帝再留任。现任皇帝不能干,其他人又没机会,找谁呢?袁世凯不可能说自己当,也没有人希望他当,找姓朱的?全国有上百万人,怎么分辨谁是明王室的后裔?后来还找过孔家人,也不行,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所以只能借着实行共和制度了。
问题在于,设计共和制度的革命党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应该怎么做,而且他们对共和制也没什么诚意,孙中山、黄兴、章士钊,这帮人的权力思维要大于程序思维,这是中国人共有的毛病,袁世凯也是这样。他们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做了很多违规的事情,有很强的功利心,结果就是,本来准备效仿美国体制,最后却把权力交给总理,又不说清总理是干嘛的,内阁制还是总统制,没人说得清。对西方制度,只有说章士钊略懂,但也就是道听途说的水平,其他人就更不行了。
革命党人就把这个夹生的制度送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对共和制不信任,他还是觉得君主立宪好,但是没办法,只有共和了,因此,对待共和制,他也不认真,开始的时候,国会的选举,他没有掺和,要说操纵选举,是国民党。
其实,在共和制运行的早期,贿选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操纵选举就严重了,袁世凯至少没干过操纵选举的事。当时的国会不如资政院,因为资政院和谘议局虽然有很高的选民资格限制,但它们确实是被选出来的,国会选举的选民资格虽然降低了,可是,它被操纵的可能性也就大了。
从一开始,民国就很糟,袁世凯和革命党人一直在争权夺利,比如宋教仁被刺,本来倾向于法律解决,案件也解决得很顺利,孙中山非要打。当时,孙中山的自我感觉很良好,他觉得,清朝都被自己推翻了,一个袁世凯算什么?再打嘛!就不肯用法律解决问题,结果一败涂地,而且, 孙中山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对于辛亥革命,革命党人不过是报晓公鸡而已。
孙中山发动战争,反而给了袁世凯很大的刺激,觉得自己的政权还是要靠武力和权力控制来维持,所以,打完革命党之后,他就操纵国会,把他选为总统,然后就把国会废掉,用旧的方式来解决新的问题。
什么样的“旧方式”呢?共和制不灵,就往回走。不是权威不足吗?不是说国务会议开不了,大家都打麻将吗?他就重塑权威,重新祭孔、祭天、改官名,给自己增加权力,最后变成终身大总统,终身大总统还能提名下任总统,基本上已经算是一个皇帝了。
用这种方式,他当然解决不了新问题。他也不满意,因为自己的权威还是不够,有人劝他称帝,虽然对此他很谨慎,做了很多试探,但最后大多数人都一边倒地同意了,他就心动了,毕竟,皇帝跟总统不一样,他亲眼见识过皇帝的权威,他权倾朝野的时候,摄政王一纸诏令就把他给开了,袁世凯自己则连一个总长、督军都开不了,于是,他决定称帝。
然而,问题是,按照传统政治的逻辑,王朝初建必须打一仗立威,天下都是打出来的,打赢了随便称帝,谁敢挡?如果,袁世凯当时跟日本人打一仗,打赢了,他称帝,谁能挡住?谁都挡不住!但是他没法打,反而签了《二十一条》——虽然他没签完——彻底把他名声搞臭了。按照共和政治中进化论的逻辑,他更没资格称帝了。
所以他称帝之后,人心瞬间散了,加上袁家的老病根,活不过六十岁,到五十九就会病死,袁静雪说,她爹吃补药都是按“把”吃的,鹿茸、老山参都被当成花生米在吃,一上火就病死了。
不过,就算袁世凯活着,面对西南各省的讨伐,他也没办法,他一死,没了权威。中国更乱了。我曾经写过,“袁世凯死了,中国也跟着输了”。其实倒袁正中日本的下怀,日本当时弄《二十一条》,就是要把袁世凯搞臭,现在看来就是一场得逞的阴谋。
袁训会:涉及到具体利益的时候,袁世凯跟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还是比较强势的。
张鸣:袁世凯是个强人,日本人更喜欢孙中山,因为他光会吹牛,不干实事。袁世凯死了之后,尽管共和制又恢复了原样,国会恢复了,《临时约法》也恢复了,但问题都还在。
袁训会:袁世凯去世以后,黎元洪上台,但他完全掌控不了局面。
张鸣:黎元洪比较明智,也比较低调,他知道这个天下还是北洋系的。但是,鲁迅讲,中国是猛人包围术,猛人周围得有一帮人,很多事情都是被周围人推着在做。
中国既有内阁,也有总统,所以才有府院之争。黎元洪身边的人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是总统制,而总理段祺瑞身边的人则认为,中国是责任内阁制。所以两边打架,别的事还可以调停,但有的事就没法妥协。比如在参加一战的问题上,段祺瑞要参战,黎元洪则坚决反对。黎元洪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自己不能让,这是段祺瑞的人在瞎闹,强人打仗,中国搀和什么劲儿?顶多是中立,或者偏向协约国一点。这边认为不参战,这是为国家负责;那边认为,参战才是为国家负责。所以两人没法妥协,才闹翻了。
闹翻以后,又出问题了,《临时约法》规定,总统任免国务员,要有总理附署,当时的内阁已经没有国务员了,只有一个总理,他要免段祺瑞,必须段祺瑞附署,这不是扯淡吗?黎元洪就免段祺瑞的职,段祺瑞说没有自己的附署,这就是非法的,发了一个声明之后,段祺瑞就走了,他要不走反而好办了。
民国的政治难以运作,它没有规则,完全说不清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什么样的。最后张勋让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说,这没有依据,只字未提说,国会是不是可以解散,国会解散以后要按什么规则重选。不管权力思维有多强,只要有一个宪法,将政治规则给落定,让大家有法可依,共和制就还能走下去。当时的情况确实,有人在草拟宪法,迟迟没出台。最后把起草宪法的人解散了,重新来过,然后又解散,又招人,反复折腾了很多次,曹锟时代才把宪法给弄出来。但曹锟已经臭大街了。
为何张勋敢于出头复辟?
袁训会:现在的说法是,段祺瑞负气出走引来张勋,但实际上张勋在众多军阀里边的实力很一般,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实力并不算强的张勋能那么快掌控局面,实行复辟呢?
张鸣:对,张勋占的那块地,算是冯国璋的地盘,他是安徽督军,安徽又是倪嗣冲的,所以他没法在安徽待,只能在江苏北部,徐州、海州和连云港,都不是很富裕的地方。
但是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是巡防营出身,从清末开始,一直打仗,战斗力一点不亚于新军,为此,大家都不敢惹他。第二,这个家伙比较有钱,他很善于经营,算是农民企业家素质,别看他“旧”,却很善于投资新产业,所以不缺钱。他属是最早在属地众鸦片的。晚清以来,禁烟都很厉害,民国期间虽有放松,但军阀里公开种大烟的,他还是第一个。加上这个人比较豪放,好请客,所以他的面子大,社会关系也比较广。
而张勋现在之所以被污名化,有两点,首先他手下是辫子军,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不喜欢他,其次,他经常以守旧的姿态出现,又搞复辟。二次革命期间,他攻打南京,抢劫,但这里有夸张的成分,张勋不见得比其他军阀更坏,他的军队也不见得比其他军阀的军队更不守纪律,他就是一个军阀,并非一定要复辟不可。只是相较其他军阀,他喜欢跟遗老喝酒听曲,请他们当老师,给他们送钱,
那么张勋为什么搞复辟呢?有两个因素导致他出头:一是在袁世凯复辟末期,督军们都惴惴不安的,准备找个地方开会,发发声,张勋愿意提供场地,他这个人大方,所以就在徐州开。后来就成了机制,他俨然成了盟主。而且,在民国时代,军人干政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他们就把张勋推出来,其实张勋根本算不上北洋系的盟主,他顶多是个旁支,因为北洋系是正儿八经的新军,他属于巡防营,只是在袁世凯时期干过而已。
二是在参战问题上,他是不支持的,因为有明确的态度,所以他受到了德国的青睐,德国人也帮他。德国人不希望中国参战,中国参战,虽然不出兵,但是它提供劳力,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大家都缺劳力,不止协约国一方缺,同盟国也缺。
所以,张勋便要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在参展问题上的争执,黎元洪对此,当然愿意了,他们观点都一致,加上张勋又是盟主,便催他来,到了天津才发现他还带了五千人,觉得大事不好,但人都到门口了,也没法赶他走,结果张勋一到北京,根本就不理他了,直接复辟帝制。
这时候黎元洪才醒过味来,发觉自己是引狼入室,他逃跑之前,发了一个命令,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率兵讨逆。
姬燮:所以张勋复辟之所以顺利,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黎元洪太傻?
张鸣:黎元洪太蠢,加上张勋平时在徐州会议,跟那帮督军商量的时候,得到他们的支持,毕竟这帮人对共和并没有很强的爱憎情绪。老百姓也很欢迎复辟,为什么要纸糊龙旗?因为需求大,而不是有些人说的,这是辫子兵催的,怎么可能挨家挨户催呢?那时候根本谈不上社会控制,老百姓都是自发的,特别拥护复辟。
这两个因素一结合,张勋觉得,自己当然可以干,也不伤害民众和其他军阀的利益,原来是督军的,重新封个巡抚也就完了。
但是,在两件事上,张勋办得有问题,第一,王占元的待遇问题,王占元是湖北督军,按道理来讲,复辟之后,应该封他一个湖广总督,但是张勋怕湖南督军不满意,怎么办呢?他就给王占元一个湖北巡抚的职位,为此,王占元不太高兴,新朝了,得给自己升一级才是,而且就是一个空名头,这都舍不得。
第二,对直隶督军曹锟的待遇处理上,曹锟是直隶督军,复辟后怎么也得给个直隶总督的位子,但张勋给了他一个直隶巡抚,直隶总督张勋做。清朝哪有直隶巡抚的官衔呀!曹锟自认为是李鸿章、袁世凯的继承者,他们都做过直隶总督,所以他也要做,就是过过瘾。
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张勋没有把北洋派系之间的关系理顺,复辟第三天,段祺瑞马上誓师,各派军阀,只要参加讨伐就发钱,前后花了两百多万,这是很大一笔钱,之所以能拿出来,完全得益于日本人愿意借钱给段祺瑞,毕竟日本当时是协约国成员,它支持段祺瑞。
段祺瑞一采取动作,张勋才明白,自己这个老大原来是假的,周围的支持者都被段祺瑞买走了,北京城里有两万多驻军,都叛变了。张勋只有五千人,还被买通了三千,剩两千人根本没法打。但张勋这个人真能撑,当时大家都不想打,希望张勋见好就收,赶紧跑了,事情也就完了,张勋就不溜,拖到最后,走不了了,他留在徐州的部队也被冯国璋和倪嗣冲接收了,倪嗣冲本来是他很铁的哥们,一下翻脸了,变成了讨逆军的南方总司令。
袁训会:众所周知,袁世凯称帝时,他的身边有像“筹安六君子”等影响力很大的读书人支持他,那么,张勋周围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人支持他呢?
张鸣:张勋周围主要是一批遗老,比如沈曾植、康有为,这帮人学问是挺好,可实在太老,不懂外界的事。
这点上,梁启超看得比他们明白,对世界大势了解得很清楚,因而他主张参战要加入协约国。遗老还异想天开地认为民众怀念清朝,的确有怀念的人,但这些人说的不算,说的算的还是在媒体中能发声的人,这些人声音大,声音就是权力。
而且老百姓的想法都比较单线条,袁世凯陷入《二十一条》的漩涡,民众就觉得他不好,希望回到晚清,但事情哪里是这么简答呢?
夹生的“共和饭”要怎么煮熟?
姬燮:复辟之所以顺利,是否是因为共和制度属于早产儿,发育不良?
张鸣:当时的中国没有实行共和制的条件,英国的君主立宪道路是最合适的,问题是共和制已经实行了,不可能退回去,中国也不再是一个中国了。共和制度是个夹生饭,把它煮熟才有出路,不断的更换制度和更替政府是没有前景的。
当时也有人提出过不同的方案,希望把这锅饭煮熟,比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及乡村改造,都属于这个思路,不在政治上翻烙饼,慢慢去改变社会,哪儿的火不够,就加点柴,再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加点促熟剂,这个思路很可贵。
可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国在不断翻盘,学习不同的国家,学日本,这还比较靠谱,比如阎锡山的乡村建设,但后来学日本的军人治国就有问题了,五四以后学苏俄,国民党就是学苏俄,它背后是用一种非常急躁的方式,换煮饭的锅,结果一锅不如一锅,根本没法煮熟饭。
袁训会:正因为如此,此后中国的变革也愈来愈激进。
张鸣:发展到最后,人们每每希望摧枯拉朽式的,妄图立竿见影地改变中国,怎么可能呢?保守主义并不是一无是处,它更多着眼于社会变革中文化的延续,既要变革又要保住文化传统,否则,一直激进地前行,最后就变成禽兽了。
过去,中国的发展对文化的摧残很厉害,现在重建,有些人又重新用专制的思路来重建,这更是瞎扯淡。
我们对历史总是抱着一种翻烙饼的态度,今天,很多人还是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只要给了中国民众选票,中国马上就会变好,怎么可能呢?太天真了!这么长时间的极权统治,社会的重建,连个基础还都没有,怎么可能指望民主制度像魔棒一样,手一挥,什么都变好了。
“乱糟糟”的民国政坛
袁训会:刚才您提到民国“夹生”的共和制,我想最能说明这种“夹生”特性的应当是当时的政党。
张鸣:民初的确还有些像样子的政党,进步党和国民党是力量最大的,二者相抗衡,还有其它政党也在陆续成立,分裂组合。这时的政敌,它们至少有党部、党纲,一直在折腾。但袁世凯操纵议会选举之后,政党就逐渐消散了,等袁世凯死后,政治重回民元,政敌就没了,变成了吃饭团伙,谁也说不清自己属于哪个党。后来孙中山搞非常国会,八百人的国会,才去了一百多人,最后还宣布国会成立,这不是胡闹吗?
而且,当时的人也弄不清政党到底是什么,只有梁启超有点研究,政党政治基本上是乱的:因为临时约法没有规定好国会和内阁之间的关系,国会的讨论都是乱糟糟的。
开会、吵架、打仗、扔墨盒都不是大事,问题是操作,国家不能很好地处理不同政治机构之间的关系,议政的水平也不是很高,还不如资政院,而且议员的人品也不好,黎元洪就把他们解散了,解散之后,这帮人连集会抗议都没有,直接跑到上海,觉得安全了,才发几个不痛不痒的声明了。
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人,也没有利用国会来向国家发声,他在利用体制外的影响力。另外,大家也不习惯政党政治,段祺瑞的皖系,搞了一个团体,人称安福俱乐部,这帮人一天到晚都在吃花酒。
姬燮:当时主要是政治派系在影响政坛,比如安福系之类的。
张鸣:安福系算是皖系的政客代表,如果按段祺瑞的说法,没什么皖系,段祺瑞就是北洋系的老大,也只有一个北洋系。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就没了主心骨,段祺瑞又不能完全当家,虽然他还是老大,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开始离心,比如冯国璋,他被称为直系。
不同的政治派系之间,很难分得那么清楚,所谓的安福俱乐部,就是皖系的徐树铮为了选举,拉一批人组成的,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也说不清楚,就是一帮人找个地方吃喝玩乐,分点钱,一块打麻将、吃花酒等,虽然西方政党也不见得那么严格,但是不至于像民国政治这么闹。
所以,安福系也不是一个特别严格的团体,后来的安福国会时期,经常会出格,一个提案,总理绝对支持,有人反对,就过来弹劾总理,只是相较于直系而言,他们要稍微好点,冯国璋始终没搞出自己的名堂,就一个挂名总统。
袁训会:民国政治这么糟糕,还是跟一群缺乏现代政治意识的军阀执政有关系吧?
张鸣:不仅是军阀,政客、媒体都是如此,大家的知识都不够。虽然他们对共和没什么热情,但也不是成心要把它搞糟,只是一群人都是按着自己的本能,追逐利益而已。
段祺瑞想干点事,但是他干不了,就算他以后统一了各大势力,树立起权威,成立第二届国会,安福系在其中占优势,他还是干不成事,孙中山一捣乱,派兵讨伐,这事还是要黄。
袁训会:这点上,美国比我们幸运不少,在独立战争时,他们出现了一批有现代政治观念的“国父”式人物。
张鸣:美国国父们的思路可能比中国的这些人要清楚点,但是,也不见得他们都是好人,比如杰斐逊就是个人品很差的人,他们的好处是,不给现实政治捣乱,该妥协就妥协,不像孙中山,跑到广州另立政府,给国家捣乱去。
要把共和的“夹生饭”煮熟,需要三个条件:一是知识;二是智慧;三是时间,首先我们要系统学习西方的知识体系,然后从哲学层面去梳理他们关于宪政的思想指挥,最后,这些学习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
问题是,上面三个条件,在当时的中国都没有。五四之后,刚刚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开始留学,共和发展的脚步向前迈了,但刚开个头,就结束了,新中国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根本不用这些人,让他们的才能白费了,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好不容易出几个宪法学家,又把他们都废掉了。
现在被拿出来再讨论的问题,在民国时期都是被提过的,目前的情况是重新炒冷饭,很可笑。
姬燮:说到民国期间军阀割据的情况,刚刚结束的高考,很喜欢提这段历史,主要是把它归责于外国列强瓜分中国,扶植各自的代理人所致。
张鸣:这个提法根本不成立,教科书说,直系是英美的代理人,皖系是日本的代理人,那么皖系倒台,日本为什么不帮它?那么,直系倒台的时候,英美为什么不帮它一把?段祺瑞以前反日的,后来日本人改变态度,主动帮助他,他干嘛接受,这之间有没有什么利益输送,比如出卖主权?没有!国内军阀接受外国支持很正常,因为中国是弱国,接受别国支持,不等于说就是它的走狗和提线木偶。
中国历史研究,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极易把问题的分析简单化,很难说明历史真相。根本就是概念在打架,奉系是日本走狗,皖系也是日本走狗,日本走狗之间打起来了,后台也不协调一下?
姬燮:您怎么评价民国初期,国外势力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
张鸣:影响是很大的,从1860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了西方的世界,很多问题已经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了,有外国的因素在其中发生影响。
不能说军阀是外国的走狗,也不能把外国对中国军阀政治的影响抹掉,它肯定都是存在的。比如说张勋复辟,背后就是德国和日本、英国、法国的较劲,但这不是直接的,英、法没借过一分钱给段祺瑞,日本借钱也是因为段祺瑞想借,找曹汝霖搭线借的钱。
结果,段祺瑞借得太多,国人就有些怀疑,所以他才被扣上卖国的帽子,转折点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最大的错误是把皖系给污名化了,说段祺瑞是卖国政府。
事实证明,段祺瑞拿日本人这么多钱,不仅惹麻烦,而且没效果,其实他借的钱,很大一部分都给了吴佩孚,他以为吴佩孚打得最远,于是放心让他远征,到衡阳了,再跨一步就是广东,打下韶关也不是问题,再攻下广州,孙中山又跑了,结果到这一步,吴佩孚就不打了,两面收钱,招兵买马,反而北上,把段祺瑞干掉了。
孙中山并非真的想救民于水火之中
袁训会:从您的谈话中听得出来,您对孙中山的评价似乎并不高?
张鸣:他搞革命就是为了自己,想由自己掌权罢了,并不是真地要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当时政治人物之间的冲突,就是在争夺权力,所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党自己反而打了起来,抢资源、地位,还老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民主斗士和共和捍卫者。
所谓的非常国会、非常总统,就是拿着德国人的钱,安心捣乱,这是毫无道理的行为。国会早就已经到期了,还恢复什么?而且它是自己破产的,解散也就解散了,连抗议都没有,他们自己都不想恢复了,孙中山还恢复个什么劲儿,还在广州重树大旗分裂国家,最后被西南军阀涮了,就抱怨这些军阀是一丘之貉,他自己也是一丘之貉,也是这德性。
姬燮:但他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位置却很高,尽管他的人品可能还不如一些军阀。
张鸣:当时也没人捧孙中山,首先捧他的是蒋介石,蒋介石没成事的时候,他很注意自己的为人,一定要捧孙中山,因为孙中山在国民党中,毕竟是第一号的人物,而蒋介石则根本排不上辈,孙中山死了,汪精卫、胡汉民都是他早期的助手,是大人物,蒋介石至多是个后起之秀,他怎么压倒汪精卫、胡汉明等人?这就很麻烦,只好去拉孙中山的关系。
然后借“永丰舰事件”大做文章,让陈炯明就不得翻身。实际上,陈炯明只是名义上的意思一下,响了几个信炮,让孙中山等人快点走,没想为此被定性成十恶不赦之徒了,孙中山跑到广州批评陈炯明,陈炯明没有还击,否则早把孙中山的船打沉了。
袁训会:类似的脸谱化叙述,在段祺瑞等人的身上也有反映,其实他并没有教科书上写得那么不堪。
张鸣:就个人品质而言,大多数军阀都还可以,至少对当地老百姓,他们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糟,当然,其中也有品质恶劣的,比如张敬尧,但是吴佩孚就比较好,不花钱,阎锡山也是,他把山西当成国家来建,自己却不怎么用钱,把山西建得很棒。
这些人的道德品质参差不齐,有些人是流氓出身,品德差一点,段祺瑞就很好,不抽大烟,也不赌博、贪污,他也不需要钱,甚至不买房子、不置地、不搞产业。张勋还会置办些产业。
国人受进化史观的影响太重
袁训会:您刚才提到,现在的人受进化史观影响太重,导致了一系列问题,那么这套观念是怎么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呢?
张鸣:进步史观受很多人的青睐,这是从严复译了《天演论》之后开始的,它很合中国人的胃口,可是按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国人是垃圾,甲午战败,中国人什么都不算,就应该被淘汰,但中国人不这么认为,我们自认为是强者,只要学习了进化论就能翻身。但我们之前的优越感太强了,所以翻得太急,以至于都没有想好翻身的方向在哪。
另一个原因就是近代中国老受欺负,尤其是日本。有一天,我跟一个日本人说,你们当年确实是欺负人。这没什么可说的,当然,中国人的反抗也很无聊,整点小名堂,弄点小暴乱,把人家的妇女给轮奸一批,过过瘾,人家打击报复的时候,他又抱头鼠窜。
姬燮:现在也有一股民国热,您对这股热潮怎么看?
张鸣:第一,大家对现实不太满意,民国毕竟有点自由;第二,民国也是有成就的,比如教育成就、文化成就,这都是当年那些骂政府的人为我们留下的遗产。
怀念的过程中,我们固有的毛病实际也就又犯了,觉得民国都是好的,一提蒋公,眼泪汪汪的,其实蒋介石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蒋介石、民国要真有那么好,它们怎么会走到今天?成就的确是有的,比如蒋介石也曾经踏实地办过教育,可惜是战争年代,根本没有给民国以充分发展的时间。
除了教育以外,民国的实业也办得很好,最近王石说,他跟荣氏兄弟不能比,荣氏兄弟在民国都不算最好的,王石却是我们最好的企业家,而且民国时期的关税还不自主,那时的企业家都能做出成绩。
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为统治者提供智慧
姬燮:现在民国很让我们怀念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对政府保有很强的批判精神,有很多人借此讽刺当下犬儒盛行的局面。
张鸣:有批判,也有联合,梁启超和段祺瑞、袁世凯都有过合作,只不过,后来都掰了。胡适、蒋廷黻也同蒋介石有比较密切的合作。这主要得益于,当时的沟通渠道还比较畅通,政府至少能听这些人的话,知识分子说话好使,张季鸾就是个主笔,算个在野人士,但他说的话,蒋介石绝对听,没办法,那时候知识分子的力量大,《大公报》一篇社论就是能左右国内舆论。
现在没了,永远发育不出来一个正常的媒体,只有喉舌,知识分子怎么能成长呢?
姬燮:那您怎么评价这批人对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张鸣:《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说文人对法国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但那都是些小知识分子,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不会这样。
王朝改革过程中,也必须要有人来掺和,不掺和就没有异见的声音,那改革也就没法往前走。
而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就是提供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帮助统治者,也帮助老百姓,否则周边都是一些拍马屁的家伙,只会给国家的转型设置陷阱。
当然,民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现代知识有限,严复懂点,顾维钧懂,但是他是年轻人,没人听他的,孙中山不懂,他就在美国上过中学,懂什么?后来跑香港进一个书院,几个江湖骗子开的,于是便敢自称博士了。
袁训会:我想,张老师在研究张勋复辟的历史议题时,应当还是有自己的现实关怀,在这里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说说?
张鸣:对中国的变革要有耐心,过去中国的大折腾太多了,中国的变化需要一点匀动力,比如实业的进步、教育的改良,逐步地做,否则改良没戏,想一蹴而就搞民主,是不可能的。
现在台湾问题大,我们的问题比台湾大太多了,我们会过公共生活吗?现在广场舞大妈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没人会在乎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事情真的很难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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