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5日，纪登奎（右二）出席周恩来追悼会

    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我拜访了纪登奎。

    他依旧戴着眼镜。只是头发比过去更白、更少。下身穿一条很肥的裤子，上身套一件棉背心。他热情地招呼我这陌生客人坐下，又请人端来一碟切好的广柑放在我面前。

    我是一位悲剧人物

    “我到您这里没什么事，主要是想看看您。”

    “谢谢，谢谢。”

    “您还是我们的老政委呢。”

    “你当过兵，是北京军区的？”我点点头，接着说：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党犯了错误。您的过去也应该用一切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的观点来观察、评估。”

    听了我的话，纪登奎站了起来，两只手抱在胸前，走到我面前说：“小伙子，你来看我，我很高兴。但我不需要安慰。我不能原谅自己，完全不能。有人说，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那样做可以原谅。在你们看来，这话也许是对的。但我必须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些人就没有像我这样做呢？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释呀？

    他接着说：“当时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跟毛泽东走，另一条是不听他的。只有这两条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我选择了第一条，因为我大相信他了。跟他走难道还会有错？我从来也不敢这样想，也就是说，太迷信了。但有人就不这样。”

    “谁呢？”我问，

    “陈云、邓小平。”

    “邓小平不听他的？”

    “有时候不听，因此他才有几起几落啊！”

    纪登奎回到了原来的沙发上坐下，接着说：“所以，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里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历史就是这样做出结论的。历史是最无情的，对任何人都是公正的。”

    “我非常敬佩您的气度和磊落。”我脱口而出，“您要不要把这些写出来留给后人？”

    “我会留下的，留给后人为的是告诉他们：不要像我这样做。”

    现在的职业

    我特别想知道他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大摞文件，这说明他的主要工作肯定不是抱孙子。“纪老（我觉得这个称呼合适），您现在干什么工作？”“我现在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他爽快地回答。

    “在杜润生那里？”

    “对，我在杜润生手下干了。”他幽默地说。

    “近年来，我走遍了除西藏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富的地方去，穷的地方也看，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搞调查研究。收获真不小。”

    他边说边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从大信封袋里抽出了―份科研材料，指给我看：“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送来的，让我提意见。”我看见了他写的意见，有整整一页，后边署名：“老纪”。“这也是我工作的一个组成部份。”他补充说。

    “除此之外，还看参考资料，每天必看。毛主席当年主要也看这个东西。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大事。我还看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等。”

    接着，他主动向我谈起了国际形势。

    “戈尔巴乔夫是个改革家。他现在重新评价苏联党的历史人物。对布哈林、托洛茨基，肯定了应该肯定的东西。戈尔巴乔夫还为赫鲁晓夫翻案，说他是个改革家，喜欢搞建设。我看这也有道理。”

    他又接着说到了阿富汗和越南。

    “看来苏联这回要解决阿富汗问题了而越南领导人也开始批评前越共领导人黎笋，说他不抓经济，也没有必要同中国这个多年的友好邻邦搞得这么紧张……”

    他知道的真多，仍然是胸怀天下。

    我与毛泽东

    “纪老，毛泽东为什么称您为‘老朋友’？”我终于有机会端出了这个最感兴趣的问题。

    “说起来话长。”他缓缓地讲起了他与毛泽东交往的经历。

    “那是在50年代韧，那时我不到30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他又让我去搞搞工厂。说搞搞工厂有好处。派我组建洛阳矿山机械厂，让我到苏联去学习。在建厂过程中，他又一次来河南时，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缺少文化技术知识，村办工业也缺乏经验。他问我知不知道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关于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段很有名的论述。我说了。他又问我记不记得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的一段话，我把关于我们要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的话复述了一遍。他高兴地点点头。然后指示我要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学点文化知识，同时还说，回京后，建议中宣部发这样一个通知，让全党干部都补习文化。

    “毛泽东回北京不久，这个通知就发下来了。我则从工厂请了大学生给我上课，学初、高中的课程，还有机械制图以及管理工厂的有关技术知识。那段时间，我可学了不少东西，对日后工作帮助很大。可惜后来大跃进开始，中断了，要不，大学课程里的微积分都要学的。

    “再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批斗。1967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他们没敢说我被关着还没有人身自由呢。省军区领导人匆匆赶来告诉我，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话’。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说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这样一宣传，我的作用就不那么好了。老干部们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都有怨气，都让向我学习，我们吃苦更多了。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所以，他老人家犯错误，我也跟着犯。”

    “九·一三”事件中的毛泽东

    “关于‘九·一三’事件，国内出的书刊也报导过不少。有一套书《历史在这里沉思》，里面叙述的‘九·一三’事件基本上是真实的。我看过。”纪登奎说。

    “林彪的飞机真的不是被打下来的吗？”我向这位权威人士提出了国外迄今仍在喋喋不休争论的重大问题。

    “不是，这我知道。当林彪的飞机出境后，周思来总理请示毛泽东：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毛泽东说，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就这样，眼看着飞机出去了。毛泽东当时就坐在沙发上，头向后躺在靠背上。”他边说边在沙发上比划了一下。

    “他老人家闭着眼睛说，有什么消息，速报告我。意思是等苏联方面发表什么声明。毛泽东处理这些问题是得心应手的，他随时都会作出最权威、最有力、最准确的问答。”

    “谁知后来我们接到的是我国驻蒙古人使馆的报告。说我国有架军用飞机侵犯了蒙古的凌空。在温都尔汗坠毁，蒙向我提出强烈抗议。”

    “我们即通知驻蒙大使馆，不要否认，到现场看看。大使到现场后，将失事飞机的机号、失事现场情况报告中央。后来，又将尸体的照片也送来了。这时可以断定这就是林彪乘坐的那架216号三叉戟外逃飞机。毛泽东当时高兴地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了。”

    “那么，飞机到底是怎么掉下来的呢？”

    “分析过多种可能，但都是‘可能’，准确的原因谁也说不清了。”

    他接着又给我讲起了九·一三事件的另外一些情况。

    “那架直升飞机，倒是毛泽东亲自命令拦截下来的。那上面有林彪反党集团的全部罪证。‘五七一’工程纪要、大小舰队名单。这对后来处理林彪反党集团提供了极大方便。

    这些罪证拿来后，送给毛泽东看。他指着舰队名单等材料问：究竟哪个是（其骨干名单）？经过研究，才确定‘舰队名单’是他们的骨干分子。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将‘舰队名单’上的93个人全部抓起来。这个任务是我接受的。没几天，93个人全部抓到。”

    毛泽东的功劳和错误

    谈到对毛泽东同志的总体评价，他说：

    “毛泽东是中国历文上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的主要功劳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创建了一个真正独立统一的新中国。

    “毛泽东博学多才，魄力过人，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从遵义会议到1957年反右前，这20多年是他老人家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他带领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个的胜利。”

    “在维护祖国的独立和统一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50年代末，赫鲁晓夫来中国，提出同我们共同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毛泽东一听就火了，拍了桌子，对赫鲁晓夫说：‘你把整个中国都拿去算了’跟赫鲁晓夫翻了脸。后来，才有苏联撤走专家以及中苏大论战。”

    “毛泽东不搞对外开放，是不是同他没有到国际上别处走走有关呢？”我又问。

    “这当然。他是一把手，要是能出去多访问一些国家，长长见识就好了。”

    我又接着说：“毛主席只去过苏联。要是能到欧洲、北美那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看看就好了。当时，别的国家去不了。到法国去还是可以的。1964年中法就建交了，毛泽东同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关系不错。世界变了，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而我们还关起门来，总觉得中国是天下第一。”

    他也说：“是这样的，那时，我们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搞点对外开放就好了。

    “毛泽东在国内问题上的错误是一个又―个地搞政治运动，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毛泽东文章写得不错。话也说得很好，但他自己往往出尔反尔，违背自己的思想，到了晚年，更是几乎谁也不相信了。我们见他也不那么容易。让毛远新当联络员。另外，见他时，说话也不随便，只怕哪句话错了，跟五十年代见他不一样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这是党的悲剧，也是毛洋东个人的悲剧。”

    “九评”和毛泽东晚年状况